为牵制国民党白崇禧⑴集团，策应我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保障我淮海战役侧后安全，根据毛主席指示，我第四野战军由第40军、43军组成南下先遣兵团，奉命于1949年2月25日南下。部队在热火朝天的争取南下立功、争取“两模”（巩固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模范）连队的气氛中，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下行军。部队沿津浦、平汉之间的老解放区，浩浩荡荡胜利前进。在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欢迎、欢送、慰问、慰劳等热情关怀下，走向祖国的南方。部队在前进中，根据四野总部的指示，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忆苦、诉苦、访苦、比苦、忆光荣、查思想、查忘本、查决心等教育，使部队始终洋溢着高昂的进军情绪。
3月21日，在细雨迷朦中，我部渡过了中国第二大川—黄河。3月26日，随师到达河南省周口市附近，进一步进行加强群众纪律教育。4月1日，进入大别山区。4月7日，随师由经扶出发，奔袭黄安之敌。4月5 日解放黄安地区，并与鄂豫军区部队胜利会师。5月14日，我129师攻取蕲春、兰溪、田家镇，为夺取渡江的渡口和船只，我385团在湖北省田家镇与白崇禧部发生战斗，在我猛烈的攻击下，敌弃长江天险阵地南逃。15日，部队冒着大雨从田家镇胜利渡过中国第一大川—长江。渡过长江后，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奋勇前进。7月10日，我团与友邻第380团在江西省高县杨公圩与逃敌第176师526团遭遇，在夹击中歼敌团部与两个营的全部。7月13日，我部奉命攻击位于江西上高地区的敌军第48军的175师、176师约五个团，但我军于15日到达上高地区后，发现敌军已撤离。针对白崇禧作战的特点，毛主席于7月16日给四野电文中对我军与白部作战行动部属做出明确指示：对白部“均不要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方能掌握主动。”为了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四野首长考虑到部队在南下行军中，部队历时四十余天跋山涉水、横渡黄河、长江，行军作战达两千五百余里，平均每天要赶六十多里的路，异常疲惫，加之眼下正是三伏天，天气炎热，官兵又缺乏南方生活常识，发生了大量疾病，非战斗减员明显增加。若不进行休整，很难完成大迂回、大包围的任务。于是报军委批准，野司命令，我部集结于江西宜春地区休整。到达宜春不久，我被任命为第129师第385团副团长。第129师政委孙正同志找我谈话时告之于我，副团长的任命早在天津外围已研究确定下来，由于部队编成南下先遣兵团，各级人员暂不调整。我当时又被抽调东北军政大学改编国民党起义的青年军205师部队，所以到这时才公布。
1949年7月17日至9月10日，我团奉命在江西省宜春地区休整53天。主要原因有：其一、人员患病太多，许多连、营都失去了战斗力。我团进入湖北、江西时，正值雨季和酷暑季节，北方部队缺乏防暑防病的生活常识，没有雨具，行军常挨雨淋；没有蚊帐，夜间常挨蚊咬；没有水壶，到处喝生水；有时米面供给不上，只能把麦粒煮熟充饥。因而，部队大批人员发生疟疾、痢疾、腹泻、中暑、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再加上缺医少药，有的营、连病号达70%以上，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能力和战斗能力。其二、马匹损失严重。在行军中摔死、淹死、病死的及患软骨病、打背、拐腿等不能使用的马匹达50%以上，部队行动十分困难。其三、士兵思想波动。因为发病的太多，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粮食供应困难等因素，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普遍产生想家、消沉和“厌南思北”情绪。其四、干部产生急躁情绪。北方部队到南方后，因为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部分干部产生急躁情绪，管理方式生硬，个别单位官兵关系一度出现紧张。针对上述情况，第43军党委决定：在部队休整中，大力推行“兵强马壮”运动，号召全军指战员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厌南思北”情绪。部队休整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两周时间大力开展“人强马壮”运动。突击治病，恢复体力，普遍进行南方卫生知识教育。军、师、团三级分别组织休养所，实行分类突击治病，根据部队现有可能条件，努力改善生活。每日出操上课减至四个小时，保证干部、战士吃好、睡好，尽快恢复体力。同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思想教育，继续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号召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二阶段，采取多种形式集训干部。学习和推广管理教育先进连队的具体经验和做法，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号召战胜困难，增强爱兵观念，严肃批评军阀主义倾向，克服“厌南思北”情绪。在休整同时，对部队的装备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改善。在个人用品方面：购置了雨具和斗笠，蚊帐全部发齐，还发了部分水壶。在装备方面，大车、马车大大减少。步兵营的机炮连，重机枪由原六挺改为四挺，六○炮由九门减为六门。团的战防炮连取消，以九二步兵炮一个排（2门）、迫击炮两个排（4门）合为一个连。连队火器均以人扛为主，大大增强了运动的灵活性。经过五十多天的宜春休整，部队逐步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并将90%以上的病号治愈。部队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广大指战员也逐步习惯了南方的生活，一度不正常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得到改善，连队又开始活跃起来，为继续向南进军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我军在江西宜春休整之际，长沙国民党军队在程潜⑵、陈明仁领导下于8月5日率部起义，而华南蒋军仍部署于宝庆、衡阳、曲江、广州地域，构成了弧形防线，企图阻我前进，以便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军用物资由广州运往广西，以达其盘踞大西南之目的。广东之敌共有三个兵团、十个军、三十一个正规师及五个保安师十二万五千人，均部署于曲江、广州一带。上级命令发起广东战役，将第15兵团、二野第4兵团、两广纵队、湘赣纵队和粤中纵队统归第4兵团统一指挥，司令员陈赓⑶，要求务必全歼广东境内敌人。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被抽调到东北军政大学第6团执行改编和训练国民党起义的青年军第205师的任务。因此，我有幸带着第6团学员参加1949年国庆大典，当时我从内心里感到幸运和喜悦。国庆大典的前一晚，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我苦难的童年，想起艰苦奋战的冀鲁边区，想起漫天风雪的白山黑水，想起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石景芳同志，想起了许许多多为新中国建立英勇献身的战友．．．．．．。跟着党我走过了万水千山，冲过了枪林弹雨，是党培养了我，又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现在华南等地还没有解放，部队还在向南进军的途中，我决心参加完开国大典后，立即返回前线，率领部队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南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军队观礼人员安排在天安门东侧。15时，鼓乐齐鸣，人声沸腾，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用他特有的坚定豪迈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天成立了！”毛主席亲手按下电动按纽，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我当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是我至从1938年参加八路军以后，第一次流泪。不管战场上多么残酷，还是一起战斗的战友牺牲，我心中只是难过和强烈的复仇欲望。而今天，我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为新中国的成立流下了幸福热泪。
在我进京期间，我团在第129师编成内，于9月中旬由宜春出发，一路急行军，经安福、吉安、泰和、遂川、塘江等地，于9月28日到达南康。受领的任务是：完成对翁源新江圩敌第39师的包围，歼灭该敌后向英德、大镇方向发展。我团于9月30日从南康继续南下，强行军经大庾进入广东之梅岭关、南雄向始兴前进。当部队到达始兴时，曲江、翁源、新江圩之敌，已先撤退南逃。这时我团作为师的预备队向广州方向攻击前进，沿始兴、翁源、英德、花县一直到广州北侧的江村圩。由于我军进军神速，使广州免受了蒋军更大破坏。1949年10月14日在广大市民的载歌载舞锣鼓声中，我部指战员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了广州城。广州解放后，我团进驻广州近郊江村墟地区，我率第3营前去广州流花地区接管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军区总医院。经二十余天休整后，又奉命剿灭流散于广东境内之残匪，11月5日前出至广东西南方向的江门、新会、台山、恩平一带追击敌人。
注释：
⑴白崇禧（1893～1966）中国国民党军事家。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字健生。广西桂林人。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3～1925年任广西讨贼军参谋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3月任淞沪卫戍司令，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29年蒋桂战争桂军失败后，潜往香港。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民团总司令。抗日战争中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参与指挥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保卫战。1939年率部在广西昆仑关予日军以重大打击。1946年5月任国防部长，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任华中军政长官，率部顽抗，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次年，所部在湖南、广西被歼后去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等职。卒于1966年12月2日。
⑵程潜(1882年—1968年)，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同盟会会员，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北伐时第6军军长，抗战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领导国民党驻湘部队与省政府在长沙起义，使湖南和平解放。同年出席北京政协。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5日病逝北京。
⑶陈赓（1903～1961）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陈庶康，化名王庸。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12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13大队队长，红1军团第1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