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快要毕业时，我对村里的封建宗族势力产生了非常憎恨的情绪，因为我们王姓在冯家庄是单门独户，当时村里的宗族势力十分严重，我家经常受到欺负。父亲性情刚强，而祖父怕弄出乱子，硬压着不让父亲反抗，父亲只有忍气吞声，久而久之得了心口疼，生气时倒在地上疼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那时虽小，也常吃些恶势力的亏，加上耳闻目睹和父亲的教育，使我意识到不推翻反动地主恶霸势力，我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小学毕业后，我一心想读高小，但我祖父不允许我再升学。多次要求遭拒后，我就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办法，甚至离家出走，后来祖父只得让我继续上学。高小毕业后，我到济南院西大街第一乡师范去补习功课，准备报考第一中学。在济南求学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疯狂轰炸卢沟桥，时局顿时紧张起来，省府济南铁路交通拥挤不堪，非常混乱，好不容易托同乡人帮忙才回到家乡。这样无奈地过了一年多，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苦恼的一段时光，民族仇恨在我心中扎了根，一心想打鬼子。祖父怕我逃走就给我娶了一房媳妇，她过门后不到二年就死了。这时我投靠八路军的志向已形成了。
1938年开始，日军猖狂进攻山东，迅速侵占我胶济铁路沿线。我更想尽快加入到八路军这支队伍中去。有一次偶然听到老百姓私下议论说冯家庄南庙里住了四、五十个八路军，武器装备不算好，吃的是高梁饼，寒冬腊月睡在冰冷的地上，纪律非常好，士气很高涨。第二天在集上我听到了八路军宣传队讲的救国道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廖容标司令员的部队。我想马上去报名，家里不同意，第二天队伍就开走了，真是痛心疾首。从此这支队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年底，有人对我说村西十里处有八路军队伍，我就以走亲戚的名义到高庄去打听消息。到姨家后，姨父的弟弟（共产党员）把我介绍给贾盛元和田明珍。1939年4月，我在高庄一家小房子内宣誓入党，贾盛元和田明珍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贾后来叛变投敌，后来又投降我军，因反复无常被枪决）。入党后组织上派我到驻淄办事处任便衣小组长，负责在金山前后一带区域开展革命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大户募捐钱粮，以备需要，另一项任务是传送情报，负责护送我方人员过往铁路等。我丝毫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任务，回本区后积极开展工作，成绩突出。但由于是在家乡开展工作，年轻气盛，经验少，有时会暴露身份，屡次遭到通缉。记得在1939年11月的一天，汉奸区长带领人马将我家团团围住，幸亏我有所警惕，从邻居家后门出去了。
敌人没抓到我，将我母亲打的头破血流，又绑走我家邻居，经过中人交涉，花了些钱才基本了事。1939年开始到日本鬼子投降这几年中，我家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曾派内奸来暗杀我，后来我到了部队，才脱离危险。我离家参加革命，敌人又开始报复打击我的家人，整个家庭陷入绝境。敌人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抓去逼着要人，交不出就摆上铡刀要铡头，经村上中人求饶才答应交钱放人，结果卖一亩好地交上钱才算保住命。为了活命，1941年我父母决定留下祖母、二弟及大妹3人在家，带领三弟、四弟、二妹、三妹及四妹共7口人上东北逃难。他们在山海关换车时被挤散，父亲一人带全家人的车票去了哈尔滨，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被赶下车，因身无分文，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铁路边讨饭边走，鞋里的水结了冰都不知道，晚上就在场园屋或麦秸垛内过夜。有一天晚间突然觉得有一个黑影来到垛前，吓的大家直哆嗦不敢动，等到第二天凌晨才发现少了四弟，慌忙找人，当地百姓也帮着找，到天黑也没找到。结果他却自己回来了，身上棉袄被撕破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问他去哪了，他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是个迷。经过了千辛万苦，母亲他们终于走到沈阳附近，讨饭时碰上老乡，寄住在老乡家。后又留下二妹在沈阳给一孙姓人家干活做抵押，由孙家给买票坐火车终于到了延寿县舅舅家。在延寿的日子，头半年是靠讨饭为生，直到开种的地打下粮食来才结束乞讨生活。东北的四弟四妹都相继死去，父亲又被抓去做劳工，直到重病才被放回，结果没治好就死在那里。二妹仍留在沈阳，原想有钱便去赎她，因经济困难始终没有去。上东北使我家损失一老两小共三口人。留在家中的二弟，大妹也遭难，敌人说我有一支枪留在家中，硬逼二弟交出来，交不出便把二弟绑到小树上暴打，灌辣椒水，他被打至昏死，幸亏我党设法营救，治疗后才活了命，五年后就去世了。大妹整天吓的东躲西藏，直至解放，大家才获彻底翻身。
1938年后，我带领的武工队在金山前后进行革命活动，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在金山西探口的路上引起敌人注意，幸亏路上赶集的乡亲保护才脱离险境。家乡不能再待下去，从此我离开家乡一直在沂蒙山区工作。当时在临朐找到二地委武装部长崔杰千，他留我在宣传部工作，接着我参加了1940年的整风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日，也有磨擦，但总的形势比较安定。通过整风运动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政府，广大群众加强了抗日决心，我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锻炼。随后我随部队地委机关由临朐三岔店出发，边打边走，于1940年秋到达沂蒙山区的岱庄、垛庄、安地一带，这是沂蒙山最好的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得到了扩大与发展，鲁中行政公署、军区高级机关都设在这里，其领导人高克亭、霍士濂、王子文都住在这一带，这个时期是共产党八路军发展最快的阶段。后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分局成立，我在鲁中民政处当科员。1940年某月的一天，组织上派我到延安抗大山东分校学习，编入建国队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党支部是秘密的，我负责联系，用单线方式进行联络。学习中我参加过一次攻打莒县大殿镇伪县长许黑子的战斗，因经验不足战斗失利，班长牺牲。1941年抗大学员分配工作，我被派到省民政处（厅级）举办乡村干部训练班任指导员。同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我又被派到费东县汪沟区任区长，领导反扫荡，组织农民分散活动。组织民兵打击汉奸，监视日本鬼子活动情况，还时常向肖华领导的一一五师部队送情报，一直坚持到1941年底反扫荡胜利。以后我被分配到鲁中行署（地区级）民政处当科员，不久被派往沂北行署（县级）民政科任副科长（主持工作）。1942年到1945年调到沂水城关任区长。三年中我大胆放手工作，锻炼了自己，思想觉悟性有很大的提高，工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有几方面：一是动员大参军，我区一次扩兵650人，为全县第一名，受表扬；二是敌人三万余人在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我区基本上没有叛变投敌的，有的共产党员抱着鬼子跳下山崖,轰轰烈烈地打敌人；三是带领群众掩埋尸体，优待烈属，受到上级表扬。
三万鬼子对沂蒙山根据地大扫荡，老百姓损失极大，房屋被毁无数，拉走民工无数。在沂水北大崮山，敌人动用鬼子2000余人包围了山东军区胶东部队和山东纵队，天上飞机来回轰炸，整整打了一整天，敌人死伤无数，用汽车向沂水城运了一整天尸体，我军伤亡也很大。山东纵队的江华（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等职）也被困在山上，当晚突围时江华手指被敌打伤。战斗结束后不久，我组织民工上山把牺牲的同志就地掩埋了。在战斗中还牺牲了潘维舟等几位领导干部。看到这些惨状，心中不知有多难受。
在1940年至1943年间，日本鬼子对我们临沂山区每年春秋两季反复大扫荡。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深刻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我们军队伟大，人民伟大，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我在抗日战争中曾受过两次伤。第一次是1939年11月，我从家乡跑到益都上樟下樟人民县政府驻地，参加冯毅之任县长的选举，冯县长让我负责共青团的工作兼任武装部宣传委员，驻地在朱崖附近。住过几天后就到了槽上村，我们一伙人住在一个场园屋子内，一天夜里鸡叫后，听到村民喊皇军进村了，通讯员一步还未跨出门枪就响了，外边人就喊“我们是皇军，快交枪，交枪！”屋里孙同山武装部长讲“不交枪”，敌人便向屋内开枪射击。孙在床上被打伤，因天黑看不见，光听到枪声，当时想这下完了。屋内有人向外喊话，外面又叫里边的人快出来，屋里的人不吭声，待了好大一会听不到动静了，我和通讯员讲“看看外边还有没有人？”他讲“没人了”，我讲“我们快冲出去”，于是大家纷纷向外冲，冲时就知道自己腿部受伤了，跑到人家饭屋内摸到棉裤内湿了一片，粘糊糊的，知道左腿膝盖内侧被子弹打中了。天亮后，老百姓与钱钧的部队将我拉到后方医院，从伤口内取出一颗子弹。此次遭遇我们死2人，受伤4人。第二次受伤是在费东行署（县级），我从省下放费东，找到宋竹亭主任，他让我上汪沟区代理区长。由民政科长红石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汪沟，宣布对我的任命，一路需过两条封锁线。第一条封锁线还没过，我们到一村子里搞吃的，好不容易找到一罐子柿饼，大家高兴，每人正吃着一个。有人突然说“指导员，鬼子上山了”，回头看时鬼子机关枪响了起来，我那时穿一件抗大发的灰色列宁装棉袄，只听到棉袄卟卟被打出棉花，拼命跑过崖头去，看到我们军分区一百多人迎来，他们看到我瘸着腿过来，让我赶紧往后走，部队顶着打了一阵撤走了。回到行署发现右脚跟以上被打伤，幸亏伤势不严重。两次受伤，经鉴定为革命伤残军人三等乙级，现改八级，由国家民政部、浙江省民政厅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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