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斋回忆录之抗战篇

鲁小楠 发表于2015-06-22 19:24:47
我原名王忠诚,字心斋。1921年5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原益都县)南仇镇冯家庄的一户中农家庭。由于祖父、父亲的勤劳能干,我家的日子过的还可以。我九岁开始跟着本村先生读书,学习成绩尚好,年年考头二名,开始有了读书求名的思想,非常羡慕那些社会名人。
小学快要毕业时,我对村里的封建宗族势力产生了非常憎恨的情绪,因为我们王姓在冯家庄是单门独户,当时村里的宗族势力十分严重,我家经常受到欺负。父亲性情刚强,而祖父怕弄出乱子,硬压着不让父亲反抗,父亲只有忍气吞声,久而久之得了心口疼,生气时倒在地上疼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那时虽小,也常吃些恶势力的亏,加上耳闻目睹和父亲的教育,使我意识到不推翻反动地主恶霸势力,我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小学毕业后,我一心想读高小,但我祖父不允许我再升学。多次要求遭拒后,我就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办法,甚至离家出走,后来祖父只得让我继续上学。高小毕业后,我到济南院西大街第一乡师范去补习功课,准备报考第一中学。在济南求学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疯狂轰炸卢沟桥,时局顿时紧张起来,省府济南铁路交通拥挤不堪,非常混乱,好不容易托同乡人帮忙才回到家乡。这样无奈地过了一年多,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苦恼的一段时光,民族仇恨在我心中扎了根,一心想打鬼子。祖父怕我逃走就给我娶了一房媳妇,她过门后不到二年就死了。这时我投靠八路军的志向已形成了。
1938年开始,日军猖狂进攻山东,迅速侵占我胶济铁路沿线。我更想尽快加入到八路军这支队伍中去。有一次偶然听到老百姓私下议论说冯家庄南庙里住了四、五十个八路军,武器装备不算好,吃的是高梁饼,寒冬腊月睡在冰冷的地上,纪律非常好,士气很高涨。第二天在集上我听到了八路军宣传队讲的救国道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廖容标司令员的部队。我想马上去报名,家里不同意,第二天队伍就开走了,真是痛心疾首。从此这支队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年底,有人对我说村西十里处有八路军队伍,我就以走亲戚的名义到高庄去打听消息。到姨家后,姨父的弟弟(共产党员)把我介绍给贾盛元和田明珍。1939年4月,我在高庄一家小房子内宣誓入党,贾盛元和田明珍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贾后来叛变投敌,后来又投降我军,因反复无常被枪决)。入党后组织上派我到驻淄办事处任便衣小组长,负责在金山前后一带区域开展革命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大户募捐钱粮,以备需要,另一项任务是传送情报,负责护送我方人员过往铁路等。我丝毫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任务,回本区后积极开展工作,成绩突出。但由于是在家乡开展工作,年轻气盛,经验少,有时会暴露身份,屡次遭到通缉。记得在1939年11月的一天,汉奸区长带领人马将我家团团围住,幸亏我有所警惕,从邻居家后门出去了。
敌人没抓到我,将我母亲打的头破血流,又绑走我家邻居,经过中人交涉,花了些钱才基本了事。1939年开始到日本鬼子投降这几年中,我家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曾派内奸来暗杀我,后来我到了部队,才脱离危险。我离家参加革命,敌人又开始报复打击我的家人,整个家庭陷入绝境。敌人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抓去逼着要人,交不出就摆上铡刀要铡头,经村上中人求饶才答应交钱放人,结果卖一亩好地交上钱才算保住命。为了活命,1941年我父母决定留下祖母、二弟及大妹3人在家,带领三弟、四弟、二妹、三妹及四妹共7口人上东北逃难。他们在山海关换车时被挤散,父亲一人带全家人的车票去了哈尔滨,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被赶下车,因身无分文,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铁路边讨饭边走,鞋里的水结了冰都不知道,晚上就在场园屋或麦秸垛内过夜。有一天晚间突然觉得有一个黑影来到垛前,吓的大家直哆嗦不敢动,等到第二天凌晨才发现少了四弟,慌忙找人,当地百姓也帮着找,到天黑也没找到。结果他却自己回来了,身上棉袄被撕破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问他去哪了,他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是个迷。经过了千辛万苦,母亲他们终于走到沈阳附近,讨饭时碰上老乡,寄住在老乡家。后又留下二妹在沈阳给一孙姓人家干活做抵押,由孙家给买票坐火车终于到了延寿县舅舅家。在延寿的日子,头半年是靠讨饭为生,直到开种的地打下粮食来才结束乞讨生活。东北的四弟四妹都相继死去,父亲又被抓去做劳工,直到重病才被放回,结果没治好就死在那里。二妹仍留在沈阳,原想有钱便去赎她,因经济困难始终没有去。上东北使我家损失一老两小共三口人。留在家中的二弟,大妹也遭难,敌人说我有一支枪留在家中,硬逼二弟交出来,交不出便把二弟绑到小树上暴打,灌辣椒水,他被打至昏死,幸亏我党设法营救,治疗后才活了命,五年后就去世了。大妹整天吓的东躲西藏,直至解放,大家才获彻底翻身。
1938年后,我带领的武工队在金山前后进行革命活动,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在金山西探口的路上引起敌人注意,幸亏路上赶集的乡亲保护才脱离险境。家乡不能再待下去,从此我离开家乡一直在沂蒙山区工作。当时在临朐找到二地委武装部长崔杰千,他留我在宣传部工作,接着我参加了1940年的整风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日,也有磨擦,但总的形势比较安定。通过整风运动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政府,广大群众加强了抗日决心,我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锻炼。随后我随部队地委机关由临朐三岔店出发,边打边走,于1940年秋到达沂蒙山区的岱庄、垛庄、安地一带,这是沂蒙山最好的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得到了扩大与发展,鲁中行政公署、军区高级机关都设在这里,其领导人高克亭、霍士濂、王子文都住在这一带,这个时期是共产党八路军发展最快的阶段。后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分局成立,我在鲁中民政处当科员。1940年某月的一天,组织上派我到延安抗大山东分校学习,编入建国队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党支部是秘密的,我负责联系,用单线方式进行联络。学习中我参加过一次攻打莒县大殿镇伪县长许黑子的战斗,因经验不足战斗失利,班长牺牲。1941年抗大学员分配工作,我被派到省民政处(厅级)举办乡村干部训练班任指导员。同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我又被派到费东县汪沟区任区长,领导反扫荡,组织农民分散活动。组织民兵打击汉奸,监视日本鬼子活动情况,还时常向肖华领导的一一五师部队送情报,一直坚持到1941年底反扫荡胜利。以后我被分配到鲁中行署(地区级)民政处当科员,不久被派往沂北行署(县级)民政科任副科长(主持工作)。1942年到1945年调到沂水城关任区长。三年中我大胆放手工作,锻炼了自己,思想觉悟性有很大的提高,工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有几方面:一是动员大参军,我区一次扩兵650人,为全县第一名,受表扬;二是敌人三万余人在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我区基本上没有叛变投敌的,有的共产党员抱着鬼子跳下山崖,轰轰烈烈地打敌人;三是带领群众掩埋尸体,优待烈属,受到上级表扬。
三万鬼子对沂蒙山根据地大扫荡,老百姓损失极大,房屋被毁无数,拉走民工无数。在沂水北大崮山,敌人动用鬼子2000余人包围了山东军区胶东部队和山东纵队,天上飞机来回轰炸,整整打了一整天,敌人死伤无数,用汽车向沂水城运了一整天尸体,我军伤亡也很大。山东纵队的江华(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等职)也被困在山上,当晚突围时江华手指被敌打伤。战斗结束后不久,我组织民工上山把牺牲的同志就地掩埋了。在战斗中还牺牲了潘维舟等几位领导干部。看到这些惨状,心中不知有多难受。
在1940年至1943年间,日本鬼子对我们临沂山区每年春秋两季反复大扫荡。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深刻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我们军队伟大,人民伟大,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我在抗日战争中曾受过两次伤。第一次是1939年11月,我从家乡跑到益都上樟下樟人民县政府驻地,参加冯毅之任县长的选举,冯县长让我负责共青团的工作兼任武装部宣传委员,驻地在朱崖附近。住过几天后就到了槽上村,我们一伙人住在一个场园屋子内,一天夜里鸡叫后,听到村民喊皇军进村了,通讯员一步还未跨出门枪就响了,外边人就喊“我们是皇军,快交枪,交枪!”屋里孙同山武装部长讲“不交枪”,敌人便向屋内开枪射击。孙在床上被打伤,因天黑看不见,光听到枪声,当时想这下完了。屋内有人向外喊话,外面又叫里边的人快出来,屋里的人不吭声,待了好大一会听不到动静了,我和通讯员讲“看看外边还有没有人?”他讲“没人了”,我讲“我们快冲出去”,于是大家纷纷向外冲,冲时就知道自己腿部受伤了,跑到人家饭屋内摸到棉裤内湿了一片,粘糊糊的,知道左腿膝盖内侧被子弹打中了。天亮后,老百姓与钱钧的部队将我拉到后方医院,从伤口内取出一颗子弹。此次遭遇我们死2人,受伤4人。第二次受伤是在费东行署(县级),我从省下放费东,找到宋竹亭主任,他让我上汪沟区代理区长。由民政科长红石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汪沟,宣布对我的任命,一路需过两条封锁线。第一条封锁线还没过,我们到一村子里搞吃的,好不容易找到一罐子柿饼,大家高兴,每人正吃着一个。有人突然说“指导员,鬼子上山了”,回头看时鬼子机关枪响了起来,我那时穿一件抗大发的灰色列宁装棉袄,只听到棉袄卟卟被打出棉花,拼命跑过崖头去,看到我们军分区一百多人迎来,他们看到我瘸着腿过来,让我赶紧往后走,部队顶着打了一阵撤走了。回到行署发现右脚跟以上被打伤,幸亏伤势不严重。两次受伤,经鉴定为革命伤残军人三等乙级,现改八级,由国家民政部、浙江省民政厅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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