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村战斗胜利结束的第二天，我们接到渤海军区转来山东军区罗荣恒司令员的紧急电报：美帝国主义军舰已经开到塘沽、秦皇岛，国民党不仅接收了天津、北平、唐山等城市，而且企图抢占东北，蒋介石已完成其准备内战的部署。为粉碎美蒋这一阴谋，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做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发展东北，巩固华北”的战略决策。随即命令我部立即北上进军东北。
根据山东军区罗荣恒司令员的命令，我们渤海军区的部队分两路向东北挺进。一路由冀鲁边军区部队组建的独立旅,在旅长王兆相⑴、政委陈德率领主力两个团和16团政委康伯明率领该团1、2营从陆路北上。另一路由第三分区副司令兼16团团长黄荣海、团政治处主任贺靖⑵率领团特务连和我所在的第3营，先于陆路的部队从水路跨海北上，为大部队侦察从海路进入东北的路线，担负先遣探路的任务。当时我任16团3营7连连长。上级要求我渡海的部队由山东冯家堡分乘五十多只木船从海上北上，经天津、大沽海域到冀东乐亭大清河下船集结。为了不暴露目标，一律脱下军衣换上便衣，将大部分武器装备留下，扩大地方武装。每人只带四个手榴弹，一个班带一支步枪，一个连带两挺轻机枪，其余的武器全都留给原地人民武装。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乡和父老乡亲，离开了我们抗战八年的根据地，奔赴新的战场。
因为北上时间紧迫，战备动员工作也进行得比较简单。上船前，在冯家堡村外，团政治处主任贺靖把全体共产党员集合起来，传达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同时，要求党员同志在完成这次进军任务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接着团里就在海边沙滩上召开了军人大会，由黄荣海团长讲话，进行海上开进动员。黄团长说：我们是先遣队，对外名称是渤海海防大队，担负着侦察海上情况的任务，地方政府为我们征集的船只有限，所以只能带团特务连和3营一起走。而且由于任务紧急，要立即出发。当黄团长谈到美国军舰已经开进塘沽、天津、秦皇岛，企图卡住我军北上的道路，并掩护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篡夺胜利果实的时候，战士们都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挥着拳头，愤慨激昂地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的内政！”，“反对蒋介石篡夺胜利果实！”，“一定要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光荣任务”。这次政治动员进行得干净、利落、有力，前后不过一小时就结束了。因为急于上船出发，没有进行讨论，大家就做行动准备了。
在上船前，黄荣海团长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陈德政委让我和你谈一谈，42年上级要求把部队拉到垦区去休整、保存，你把连队带到海边，交给指导员、副连长，自己骑驴直接回到一分区，这次要离开你老家到东北去，你有什么想法？”“那次我是为了坚持在游击区打鬼子，才回到一分区的。现在小鬼子投降了，我的家乡解放了，但国民党蒋介石又挑起内战，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是共产党员，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黄团长听后，笑着说“宗凯，你政治上大有进步喽！”
1945年10月5日14时，冀鲁边军区第16团第3营、特务连、团部部分人员在副司令员兼16团团长黄荣海、政治处主任贺靖率领下，作为跨海北上的先遣队，担负着侦察从海路进军东北的任务，在山东渤海湾冯家堡乘船北上，我们第7连跟随团直属队共约二百人，挤在一只从顽固派手里缴获来的小火轮船上，8连、9连和特务连分乘由地方政府为我们征集的五十只木帆船，迎着阵阵海风，向北破浪而行。我们下定决心，不管冒多大风险，这只火轮船一定要冲破美蒋军队的阻挠，把途中的一切情况摸个水落石出，为后续主力部队提供情报。航行不久，小火轮船便将木帆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为上船前已经明确了“在乐亭县大清河涧河庄下船集合”的行动指令，小火轮船就没等木船，而是全速向北进发。我们部队长期在陆地生活，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乘过船出海，只航行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在风浪颠簸中就开始头晕恶心，加上火轮船散发出的一股难闻的煤油气味的刺激，就一个接一个地把吃的饭带酸水哇哇地吐了出来，一直折腾了一路都没停。夜间，小火轮船驶到了大沽、塘沽附近海面，我们早已知道，这里有美军舰队进驻，因而特别提高了警惕。果不其然，哨兵进船舱向黄团长报告：发现军舰！军舰追来了！黄团长霍地爬起来，迅速走出船舱进行观察。我作为护卫连队负责人，也紧跟着黄团长出了船舱。顺着船尾朝远处望去，只见东南方向有一片红绿灯光，隐约可见三只大型军舰的轮廓，显然是美国军舰。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是抗日战争的盟友，我们按上级的嘱咐，尽量不要发生什么冲突。黄团长一方面叫自己的船工朝东北方向的深海里开去，同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如果敌人不开枪，我们也不要开火。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见美军军舰朝西北方向大沽驶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渡海途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6日白天，从秦皇岛方向的上空，传来一阵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只见有六七架美军飞机，估计是对渤海水面作侦察飞行。有两架可能发现我们的小火轮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在小火轮船上空不停的盘旋侦察，黄团长命令大家保持镇定，都进入船舱隐蔽。突然间传来一种刺耳的声音，一架飞机朝下，对着我们小火轮船的行进方向猛冲下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得“哗”的一声，海水冲起老高，飞机掉在了离我们船头只有几十米远的海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飞机翅膀还浮在水面上，机身的后半部露出大半个白五星。没有几秒钟，飞机便慢慢沉了下去了。美军飞行员跳了伞，也落在我们小火轮的附近。黄团长立即命令小火轮船开过去，把美军飞行员由海面救起。不久美军开来一只快艇接他们的飞行员，前来接人的美军军官态度非常和霭，叽哩哇啦讲了许多话，因为没有翻译，听不懂他说什么，看样子大概是讲了许多感谢的话。
7日拂晓，我们乘坐的小火轮船到达冀东军区十八分区的乐亭县大清河涧河庄。等待后面的木帆船全部到达涧河庄后，再继续出发。这一等就是三天。到了9日，我们3营8、9连和特务连所乘的五十只木帆船才陆续赶到。原来木帆船出发不久，海风就完全停止了，船队只得靠近祁口一带抛锚，等风就等了一天，好容易盼到一丝风儿，才又拔锚起帆勉强航行。夜晚通过塘沽一带时，又曾两次遇见美国军舰从船队前面横弋穿过，虽未发生问题，确实是很不安全。我们先遣部队将海上航行所遇到的情况详实地电报了军区首长。首长经过权衡利弊，决定我军山东第7师主力和王兆相、陈德同志率领的部队，不再从海上北进，而绕道陆路出关（即出山海关）。这样虽多耗费一些时日，但较海上要稳妥安全得多。至此，我们海上先遣探路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心里头的一块大石头也算落了地。
10月15日，我们离开涧河庄步行至乐亭县城，在乐亭县城住了五天，换上棉衣。20日我部开始向山海关行进，经过五天行军，于26日黄昏到达目的地——山海关。当晚，我团的电台收到渤海军区、山东军区的指示，命我部在山海关迎接林彪，他是从延安到山东后，中央军委急电让其转道进东北，刚好要经山海关到沈阳。
27日清晨，林彪从山海关西门进城，团长黄荣海、政治处主任贺靖前去迎接，我率第7连负责警卫。我见到林彪身着灰布军装，随行只有二十余人。
林彪一见到黄团长十分高兴，露出难有的笑容说：“这不是黄猛子吗？你现在干什么？”
“报告首长，我现在是渤海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兼第16团团长。”
“啊！黄猛子当团长啦？！”
随后林彪到我团部呆了约一小时，当面指示团长黄荣海派一个排和团部电台随他去沈阳，并说：“我到沈阳后，派火车来接你们。”黄团长当即从团特务连抽调一个排和团部唯一的电台，随林彪一行去了沈阳。
后来我曾好奇地问过黄团长，为什么首长叫他“黄猛子”，他笑着说：在长征路上，我是一军团朱瑞⑶首长的警卫员。在一次战斗中，我军俘虏了敌军一名师长，送到军团部审讯后，因后有敌追兵，部队要马上转移，林彪军团长让我押着俘虏随队跟进，谁知敌师长知道后面的追兵即将赶到，故意死赖不走，慢慢地就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到后来敌师长听到自己人越来越近的枪声，就干脆不走了。情急之下，我抽出背上的大刀，一刀砍下敌师长的头，一手提着头急忙追赶大部队。见到军团首长后，林彪问我“人呢？”我举起手中敌师长的头颅说“在这！”众人一惊，林彪则笑着说“你这个黄猛子！”从此“黄猛子”的绰号就在军团首长那传开了，首长们都不叫我名子，就直接喊我“黄猛子。”
我们在山海关休整了两天。29日早饭后，部队跨出山海关，踏上东北土地，奔往前卫火车站乘车直达长春。下车后，我团行军至长春西北角双龙台村。由于电台被抽调，与团主力部队暂时失去了联络，根据东野指示暂属吉林军区管辖。到达驻地后，部队进行休息、改装，每连配备十二挺机枪、十二具掷弹筒，每人一支三八大盖枪。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第一次整体换装。部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我们立即展开了熟练手中武器、射击、投弹等军事训练，进行了为何到东北和扩军的政治教育。这时部队发展到了一千多人。我们第16团3营和特务连，加上地方扩大的二个连改编为吉林军区独立团，我任1营代营长。所属的部队还是原来从关内来的第3营，我还兼任第7连连长。
东北第一战：奔袭靠山屯
靠山屯位于吉林省德惠县和农安县交界处，是一个大墟镇，南北长，东西窄，人口约万人，有一条南北大街。镇的北头有个大烧锅酒厂，四周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筑有六七个炮楼，易守难攻。里面驻守着国民党刚收编伪“满州国”国兵和铁路警察、德惠县警察大队及一部分土匪，被授予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第1团的番号，约有七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这伙汉奸、土匪在抗战胜利后，本应受到惩罚，但国民党为了在东北与我党争地盘，竟然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封官许愿，委以重任。并以武力称霸一方，在国民党正规军没进入东北之前，是与我军对抗的主要对象。我德惠县县大队曾经3次攻打靠山屯，结果均未打下。
为了尽快在东北站住脚，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必须要消灭这些昨天还是日本人的走狗，今天就打起国民党旗号的所谓“国军”。1945年12月10日，我团奉吉林军区命令奔袭靠山屯。这一次，由团长黄荣海和政治处主任贺靖指挥，在长春效区双龙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吉林军区命令，研究了敌情、地形、打法，明确任务。团首长决心：集中主要兵力从靠山屯西北角突破，命我亲率第7连在主攻方向靠山屯的西北角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直接攻击敌团部；第8、９连和特务连从南向北，沿靠山屯大街攻击。任务确定后，我部从双龙台行军第一天到农安，在农安住了两天，进行战前侦察和准备工作。第3天晚饭后奔袭靠山屯，拂晓4时发起攻击。战斗发起后，7连9班班长常玉奎首先爬上围墙，扫清敌障碍物，带领全班打开突破口，开辟了冲锋道路，随即我带着部队冲进去，迅速占领大烧锅（酒厂）的西北和西南两个重要炮楼，与占据东面和北面炮楼的敌人展开激烈对射。敌人依仗着装备精良和高墙炮楼负隅顽抗，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次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不少指战员负伤倒下。在一线指挥战斗的黄荣海团长也负了伤，战斗打得相当激烈，一时间成为胶着状态。敌我双方一直对峙到下午五点多，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我正在观察战场情况，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突然间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我耳边只听见“轰”的一声就觉着脑袋瓜叫什么东西给打了一下，瞬间血开始从头上流了下来。我伸手抓下帽子一看，上面竟有三个枪眼，是被敌机枪一个点射三发子弹先后给打穿的，有两发子弹只是在帽子上钻了眼，紧贴着头皮穿了过去，头发都打掉一把。位于左边的一颗子弹在我头顶左面打了趟沟，血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如果敌人的子弹再往下面一点，我这次肯定就革命到底了。当卫生员匆匆给我作了简单的包扎后，我再次认真观察战场情况，重新调整了兵力、火力，集中全部兵力，在六挺机枪和十二具掷弹筒的掩护下，首先把阻碍部队行动的西面和北面的一段围墙挖开，一声命下，部队从这两个方向，向敌团部发起冲击。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扑了上去，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冲击再次受挫。看着眼前一个个牺牲倒下和负伤的战友，这些都是我从冀鲁边区带出来的老兵，我可以忍住头部的伤痛，但压不住心中怒火，一把从机枪手任保章手中抓过了轻机枪，高声喊道：“跟我上！”，带头冲在了最前面。我一边冲击一边不停地进行抵近射击，愤怒的子弹带着为牺牲的战友们复仇的烈焰“哒、哒、哒．．．．．”地从枪口不停地喷射出去，炽热的枪管把我手上的一层皮都给烫掉了。一群群敌人倒在我的枪口下，由于此战我连伤亡太大，我都打红了眼，甚至于把已举手投降的敌一个营长、一个连长，和几个士兵也给干掉了。为这件事，在战后受到批评。直到1955年评授军衔时，还有人说我曾违反战场纪律，杀过俘虏。
经半小时激战，最后全歼守敌。此战共俘敌团长以下五百多人，狠狠地镇压了该地区的反动势力，打开了进军东北德惠县的良好局面。但这一仗，我们团也牺牲了一百零二人（有一些是因天气太冷，负伤后抢救不及时被冻死的），伤四十八人。我带领担任主攻的第7连伤亡最多，达八十多人。因为这些烈士，都是和我们一起从冀鲁边区来到东北的抗日战争老骨干和老战士，多年朝夕相处，今朝永别，大家心里非常难过、酸痛。开战评会时，从团、营，到连、排、班，许多人因悲痛过度，连话都说不出来，一时使战评会无法开下去。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纷纷称赞：“到底是关内来的老八路，对老百姓好，有规矩;打起仗来能打能冲，不怕死，就是不一样”。老百姓听说我们团长姓黄，就把我部叫起“黄团”来。战后部队及时进行了整编，我第3营和特务连4个连编成两个营六个连。我任1营营长。
会师肇州
1946年1月我部在德惠县度过元旦后，奉吉林军区命令开赴榆树县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据通报，该县县大队有五六百人，大队长姓张，据说是个老干部，从延安刚过来的，他就是本县人，老百姓叫他张司令，他急于招兵，扩大队伍，由于控制成份不严，混进了伪警察、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就在松花江的南岸，一旦有情况，他们就可能武装哗变，成为我三肇地区根据地里的一颗定时炸弹，严重地威胁着当地革命政权的生存。为避免发生恶劣后果，我团开进榆树后，首先给当地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部分政治可靠的干部传达了吉林军区对解决榆树县委、政府特别是县大队的问题的指示，与他们商讨研究解决办法，研究结果：我们采取“召集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的排以上干部到县委听黄团长讲话”方式，用一营一连包围会场收缴他们枪支，用五个连队将县大队士兵枪支全部收缴。尔后，解散了该大队，消除了威胁。
完成任务后，根据东野和吉林军区指示我独立团到肇州归建，我部于2月奉命调驻肇州。与此同时，山东解放军第7师，王兆相、陈德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一、第三、第四分区部队组建的两个团和第16团的1、2营，在进军东北途中，于热河滦平（今属河北省）曾改编为热河纵队独立第1旅。1945年10月14日，从黄骅县踏上征途，途经静海、杨柳青到唐山丰润。此时，王兆相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命令该旅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军区，执行阻击国民党军队的任务。独立旅在古北口构筑工事阻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前进，保卫了热河、承德、平泉。完成任务后，根据东野指示，独立第1旅迅速开进东北黑龙江的三肇地区。至此，山东渤海军区挺进东北的部队全部会师。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山东解放军第7师进行扩编，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它下辖三个旅：原冀热辽第19旅、改编为第19旅、山东解放军第7师改编为第20旅、热河纵队第1旅改编为第21旅。每旅辖三个团，共九个团，相当于一个整编师。杨国夫⑷任师长，刘其人⑸任政委。
我们先期进入东北的第16团第3营特务连、团部部分人员在副司令员黄荣海兼16团团长率领下跨海进入东北。因为电台被林总在山海关调去，已失去与旅部联系。东野指示，暂归吉林军区指挥，改编为吉林军区独立团，在解决榆树县大队问题迅速到肇州归建，与康伯明带领的冀鲁边区第16团1、2营改编为第7师第21旅第61团，全团两千六百多人。黄荣海已调任副旅长，由从延安来东北的老红军陈忠献同志任团长、康伯明任团政治委员。我到第3营任副营长。在此前我已是营长，部队会师后，进行了整编，旅政委陈德同志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现在的３营长是1928年入伍的老红军，任营长已多年，你也是营长，你看看谁来干合适？我毫不犹豫地对陈政委说：“他是老营长，让他干吧！” 陈政委见我这样表态，他也快言快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有觉悟，以后你还会当营长。”果不其然，在以后几个月内部队打了几仗后，那位老营长调到旅部任管理科长，我任3营长。
整编后部队执行剿匪，发动群众，扩军建立政权工作。肇州地区在第7师到达之前，已由延安派来的干部初步建立了政权与地方武装。但该地初获解放，群众存在着盲目的正统观念。地主恶霸还没有被清算打倒，伪官吏、伪警察、国民党特务与地主恶霸相勾结，土匪活动更是猖獗，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指使下，到处搞武装叛乱，公开与我东北民主联军对抗。加之一些新扩编的部队内部不纯，当苏军撤退后，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大举进攻时，混入地方政府和武装的伪满军匪徒，纷纷投靠国民党，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先遣光复军”，肆意攻占县城，杀害我干部，猖狂地叫嚣要配合国民党“收复失地”。“三肇”各县先后沦入匪徒之手，不少延安来的干部惨遭杀害，遇难牺牲。第7师到达肇州、肇源、肇东三肇地区后，立即投入到剿匪工作中，我们营驻守在肇州城里。当时在北满的土匪有好几万人，如果不把国民党这些军警、特务和土匪镇压下去，我们就站不住脚跟，保不住根据地，地方政权也就难以建立和巩固。我们一直在这里战斗了好几个月，最终将松花江以北、中长路以南、西起肇源东至五家站地区内的几股土匪全部消灭或驱逐出了该地区。当时上级还向部队发出了“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号召，各旅即在驻地一面休整，一面剿匪，宣传组织群众，并从部队抽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和延安来的干部一起工作，建立政权。在此期间，我第7师部队还打下了林甸、安达等城镇，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消灭土匪数千人，从而稳定了这个地区的局面，并将缴获的牛马和财物归还群众，给群众以良好的印象。在剿匪及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期间，部队还以战备的姿态，开展了射击、投弹、爆破等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训练和制式教练，整顿了部队纪律，进行了时事政治教育，从而增强了官兵团结和新老团结，部队思想稳定，士气倍增，为进攻长春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释：
⑴王兆相（1909－2009），陕西神木王家后堌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26军特务队队长，神木县游击队队长，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团长，神府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6团团长，山东纵队第1支队副支队长，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18师师长，辽北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18师师长，49军162师师长，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后勤学院后勤组织系副主任、主任，后勤学院高级班班主任，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1966年任工程兵学院院长，工程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101岁。
⑵贺靖（1920—）河南洛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津南支队教导员、教导第6旅第16团2营教导员。1942年调115师师部学习。1945年任教导第6旅第16团政治处主任。进军东北后，任吉林独立团副政委、1946年任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21旅第62团副政委、1947年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8师第53团政委。建国后任广州军组织部副部长、第陆军第124师政委、第42军副政委。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桂林陆军学院政委。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
⑶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夏，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时年43岁。
⑷杨国夫（1905-1982）安徽省霍丘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红四军第12师25团连长，第10师30团副营长、营长，红30军第90师269团副团长、270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3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7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师长，第6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⑸刘其人（1916—1974）原名刘德贤。山东省荣城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沂蒙地区抗日游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后方政治部主任，第9支队政治委员，第3旅政治委员，清河军区副政治委员，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行政公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7师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4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1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