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起三八枪，剌刀闪寒光。带上铁帽子，叫敌把命丧。英雄的铁五连，是冀鲁边的好儿男，坚持在边区，战斗在平原．．．．．．。”这首当年歌颂“铁帽子五连”的歌词，使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在五连的日日夜夜。所谓“铁帽子”是指日军的钢盔。整个连队全部是用缴获日军武器装备起来，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身着日军军服，不管何时都保持战斗人员一百五十人以上。与日军的区别只是在臂章上订有“八路”字样的符号。所以群众都誉称他们为“铁帽子五连。”连队有轻机枪四挺，其中日式歪把子机枪两挺，有一挺是当时日军最新装备、也是我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挺可一次装弹五十发的新式轻机枪⑴。这个英雄的连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谁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日伪军对这支“假鬼子真八路”连队谈虎色变。1941年被冀鲁边区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称号。这是抗战八年中冀鲁边区军区部队唯一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英雄的部队都有光荣历史。“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河北省沧县仉家小庄，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仉鸿印，他在原来的护乡民团的基础上，于1937年组建了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同年底，这支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杨家小营加入我党领导的“游击三十一支队”编为二十路军，仉鸿印任指挥。到了1938年7月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下属的津南支队，这时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该部队开展工作，八路军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该支队政委。1939年冀鲁边区第16团2营，被肖华同志带到山东开创新的根据地后，该支队4个连队改编为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2营4、5、6连。仉鸿印任第2营营长，后调任冀鲁边区第一分区副司令员。教导第6旅第16团第5连的第一任连长周永贵，是位老红军，在边区抗战中牺牲。第二任连长郝延良，也是位老红军，随115师东进纵队到冀鲁边区后，战斗了整整八年。后来随部队进军东北任17师50团第2营营长，不幸于1947年在吉林万金台战斗中牺牲。第三任连长刘文杰，在194１年的一次战斗中失踪。第四任连长周连芳，任职不到半年就调到教导6旅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我是在1942年初春时调任“铁帽子五连”任第五任连长。
这个连队是我军在冀鲁边区主力部队中的主力，战斗力特别强，使日寇伪军闻风丧胆。八年中与敌百余次交手，以及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最后到解放海南战役，从来都是打的坚决勇敢。如：1946年我军在攻打长春飞机场战斗中，该连担任攻打朱家窝棚据点，干部身先士卒，勇猛冲过四百米开阔地，发起冲锋，仅一个小时，迅速占领朱家窝棚。战后有十五名干部战士被评为“战斗英雄”。师授予“英雄连”奖旗一面。1947年在著名的四平攻坚战中，该连曾担任攻击设有强固工事的大白楼据点。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每栋楼房、每个碉堡都要靠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夺取，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复争夺，白刃格斗，双方伤亡很大，全连人员伤亡过半，战后获师授予“冲杀决胜”奖旗一面。再如：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中历家窝棚阻击战中，“铁帽子五连”（已改称第四野战军第6纵队18师52团2营5连）在历家窝棚担任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的退路，夹击国民党新6军的任务。由于5连灵活勇敢，抢先占领了历家车站制高点有利地形，截断了敌沿公路和铁路撤退的道路，给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创造了条件，得到上级表彰。战后荣获“英勇顽强”奖旗一面。还如：在渡海解放海南岛战役中，“铁帽子五连”和“模范连队”第8连并肩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敌防线一层层被突破，敌人一股股被击溃。5连“以乱对乱”，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战斗英雄陈吉林英勇牺牲。战后“铁帽子5连”荣获集体记一大功，并授予“英雄顽强”锦旗一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赫赫有名的“铁帽子五连”身经百战，始终保持着英雄连队的本色。海南岛解放后，部队进行整编时，“铁帽子5连”编为第132师385团（后又改为396团）2营5连。现整编为132旅4营11连,驻海南屯昌。原冀鲁边军区授予的“铁帽子五连”光荣旗帜，仍挂在11连的荣誉室的墙上。
但我要实事求是说，我的前任为建设这个连队做出很大的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冀鲁边军区、第一、三分区、第16团首长对这个连队也是十分重视，从人员到装备都给予了特别关怀和支持。1942年，我任连长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我军实力，冀鲁边区的部队大部分都调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休整，以避敌扫荡锋芒。冀鲁边区一分区就留下“铁帽子五连”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率领这个连队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经历过许多战斗，例如乐陵大桑树突围战，遭日伪军一万多人合围，为了掩护主力。我16团2个连，县政府地方部队2个连、2个区中队。我带5连和黄副旅长向西北突围，其余自行突围。突围部队面对众多之敌，毫无畏惧，同仇敌忾，拼死突围，除5连和少数部队完整突出来外，其余大部同志英勇牺牲。又如大马家被敌包围从早上5点多钟打到晚上9点多，才突出重围，伤亡60多人，将近连队的一半。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反复扫荡，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一、二次，连续多天与敌周旋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残酷难忘的战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四柳林战斗侧记
1982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老首长到广州来冬休，我陪他到了珠海、深圳、肇庆等地参观半个多月。闲时，一起聊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周政委说：“宗凯呀，在冀鲁边区那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四柳林战斗和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一听心想：是呀！那正是我带着“铁帽子五连”跟着周政委一起渡过的艰难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其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实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年月里，冀鲁边区有哪个地区没有遭到日寇惨绝人寰的屠杀，有哪个村庄没有被焚烧啊！日寇妄图以此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挫败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意志，于是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1941年年底，日寇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了八千人左右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到了1942年5月后，敌人对我们边区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经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蓖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边区内原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军队一个个原形毕露了：德州的曹振东公开投敌。惠民的刘景良、无棣的张子良、阳信的王福成等人也暗中依附日寇，这批伪化和半伪化的顽军共达一万五千人以上。他们专在我军的背后打黑枪、放暗箭，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干着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
1942年5月中旬，敌酋冈村宁次在组织实施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后，飞抵德州坐镇，为了配合其主要方向作战，调动日军独立第5混成旅团、第7混成旅团、第32师团、第27师团各一部共两万多兵力，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配以大批伪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残酷大扫荡。日寇以东光县、南皮县、沧州以南地域为重点，采取以多路奔袭、“铁壁合围”、“拉网包围”及“远距离奔袭”的新战术，企图歼灭我八路军主力，达到摧毁我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目的。开始我军还不能及时适应敌采取的新战法，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5月26日拂晓后，敌对我一地委一专署包围圈基本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就像是一群发狂的野兽，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冀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六十五天之多。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扫荡的合围圈是以东光县大小单、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七十余里。不幸的是，我边区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警卫连于18日下午转移到四柳林一带，机关就驻在大单村。傍晚，地委青教会同鬲津县青年连、鬲漳县1连也转移到宫家柳林小单家村。同时还有从冀中突围到我边区的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同志带领的冀中军区参观团和后勤人员，武装宣传队、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一部及冀中军区八分区教导队、第23团零星人员共计百余人也同时转移到这里。万万没想到，上述机关和部队约五百余人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反扫荡战斗开始后，我率领“铁帽子五连”跟着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行动，但与边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斗争十分残酷，边区和分区以上的领导和机关，都是分开活动，防止被敌一网打尽，通常是一位首长带一支小分队在自己区域内活动。我这个连就跟随周政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这段时间为了找到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周政委带着我们沿山东乐陵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6月19日凌晨，我们到了东光县边境的刘宅一带,突然从东光那边传来了枪炮声，周政委侧耳听了听立即对我说：“郭连长，估计这股敌人不少，赶快命令部队退出刘宅”。部队按周政委的指示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六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早饭，担任警戒的带班班长跑进来悄悄地向我报告：“连长！村外发现敌人!”我马上报告周政委。周政委带着我疾步走出去一看，好家伙！来的敌人真不少，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只见村外远处的道沟里和田野上，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耳间隐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和远处传来不断射击的枪炮声……嘈杂地混在一起。但敌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占据的小村庄，而是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可以说是与我们擦身而过。当时周政委和我置身于村内的一座房顶上瞭望平原，远处这些情况一目了然。
周政委对我说：“郭连长！好险哪！这次扫荡敌人来的真不少，他们这都是向哪儿去？”
我说：“首长，这股敌人不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位置在敌人的包围圈外，距离敌人的包围圈还有两里地呢！我判断敌人是向四柳林方向运动。”
日寇扫荡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是有其特点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直奔合击目标，不在合围圈里的目标，根本不管，而是由后续部队来清剿。于是周政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在转移的途中，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据我的战斗经验这是日寇形成合围后，开始向合围点实施进攻，与我军交上火了。
“郭连长！坏了！一地委、一专署肯定是被敌人合围进去了……”周政委忧心重重地望着西边说。我在旁边看着首长愁得不得了,那时他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专员，又是军区的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西边的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出来的群众，有大爷大娘，也有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被鬼子、汉奸杀害了，房子被烧了，猪牛被抢了，遍野里尽是鬼子汉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看着周政委心情沉重得像块铅似的，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渐渐稀疏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的嘶杀声，真为一地委、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焦急啊! 当时我真想带着部队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拼了!和被围的同志们一起战斗，帮他们突出包围圈。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从冀中突围过来的专署地委机关、部队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妇救会主任崔兰仙、文救会主任吕器等三百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特别是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又重陷敌人的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看着周政委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是：6月18日夜间，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刘夫青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从穆庄奔刘大瓮村而来。但就如何对付敌人的这次合围，专署和地委领导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之敌强我弱，应该化整为零，分股突围为好；有的则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况且我军对这一带地理情况熟悉，加之群众基础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可转移。两种意见一直没能统一起来，所以部队和机关迟迟未能行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日凌晨，侦察员又报，北面的敌人已经到了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地委、专署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日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因部队在交通沟内行走，敌人未发现，但想抢占鬲津河岸，穿越鬲津河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顺原路回到大单，改由大单至寺后杨、砥桥的交通沟到了鬲津河堤下，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我军在交通沟内的行动，于是敌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许多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从这里也突围不成，我军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专署专员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孙连长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鬼子、汉奸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狂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从鬼子第一道合围圈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遇到一片黑压压的第二层前来合围的鬼子和汉奸部队，这样我军就被敌前后夹击，内线的鬼子调过头来紧追不舍，外线正面上来的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子弹象飞蝗般扫过来，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地委、专署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在地委书记杜子孚率领下，从王家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军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六十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当场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的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
在四柳林地区，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石景芳专员等带领剩余的人被压缩在赵家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敌人嚎叫着冲上来，他们在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人都牺牲了。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⑵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营盘时，邸玉栋胳膊负伤，这时我军腹背受敌，形势紧迫。邸玉栋喊了声：“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拚啊！”率领同志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最后都英勇牺牲了。
就在杜子孚、石景芳同志在赵家柳林与敌人殊死血战的时刻，一专署妇救会主任崔兰仙⑶和一个小分队，也在东光县刘大瓮、孙家柳林被日寇包围了。小分队的战士都相继牺牲了，崔兰仙同志负伤被俘后，见敌人想把她推上汽车押走，便对着鬼子猛踢猛咬，口中还大骂道：“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绝不屈服!”鬼子恼羞成怒，当即把她杀害了。一专署的文救会主任吕器，也在这附近不幸遇难。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三百余人牺牲，被俘的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巡视团和冀中23团1营一部。20日上午，敌人从柳林，小单向东北方向撤走。
敌人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⑷、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部分群众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派人把战斗经过向上级党委进行了汇报。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崔兰仙、吕器……，这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中还充满着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石景芳同志是无棣人，是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杜子孚是南皮黑龙村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崔兰仙是乐陵旧县镇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1938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冀鲁边区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大马家庄突围战斗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保障铁路运输畅通，1943年初加强了对津浦铁路沿线的扫荡。我们原来挖掘的交通沟大部分都被敌填平。日寇除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外，又实行了所谓“囚笼战术”。敌强征数十万民夫挖沟筑路，在要地设据点，企图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横沟为笼，以碉堡为锁，妄图将我抗日军民分别锁在“囚笼”里，发挥其机动性快的优势，在“笼子”里搜索、清剿、最终消灭我们，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1942年9月后，冀鲁边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地域内，日伪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界沟，据点岗楼林立，横沟、公路纵横。边区17个县建起了据点四百五十六个，平均十个村庄就设有一个敌据点。这些地方共驻有日军三千六百余人，伪军两万人，顽军近一万五千人以上，超过我边区部队五倍。边区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过一半，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都困难。敌伪对我反复“扫荡”、“清剿”，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无日不发生战斗，边区机关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军分割、包围、封锁态势，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日军实行“囚笼战术”，频繁扫荡，原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根据地都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迫使我第一分区部队在所属的沧、南、盐、青、宁、吴、东地区暂时无法活动。
1943年6、7月份，据内线得知：日伪军集中重兵，准备扫荡我东光、南皮、宁津，对我第一分区部队进行合围。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这些情况，为避敌锋芒，分区决定跳出合围圈，冲出敌设下的“笼子”。于是傅司令员带领机关和我们铁帽子五连，准备转移到第三分区乐陵县大马家庄一带活动。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地，转到了乐陵县的大马家村，谁知还是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天拂晓，侦察员突然发现，东面和北面有日伪军向我合围。分区傅司令员立即命令我率5连速向西北突围。我们前进了五、六百米，因敌火力太猛，突不出去。傅司令又令我向南突围，敌人火力更猛，还是突不出去。
我向司令员建议“向西突围!”
傅司令说：“西边有横沟、敌人的岗楼啊?”
我说：“正是有横沟、岗楼，敌在这个方向不会有重兵，现也没发现有大的敌情。”
司令员思考片刻说：“可以。”
“首长你带机关一、三排部队先走，我来断后！” 我对傅司令员说完，立即命令1排长带两个班，每个战士带上锹，赶快顺沟挖台阶。当时敌人强挖的这些横沟都有好几丈深。台阶挖出来后，先让傅司令员和分区司令部机关爬过横沟向西突围，我带2排断后掩护。当部队突到村外我刚爬出横沟时，日军骑兵快速从两侧向我们展开了夹击，距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们待敌接近到百余米时，当即用密集的火力迎头打击敌人，好不容易撕开一个口子，形成了我军在中间向前突，敌人马队在两侧穷追不舍的局面。只见日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像狼一般的嚎叫，强行从我们的两侧向前冲，我立即判断敌企图抢到前头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见敌先头马队已与我平行，有的已超越，我急忙命令部队就地两面展开阻击，集中火力射击马匹，枪响马倒，只见到马背上的敌骑兵纷纷摔了下来，有的连滚带爬往回逃，有的摔下后就不能动弹。乘敌混乱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后撤。就这样边走边打，敌追我挡，几个回合后，身边有许多战友倒下了。这时我发现身后的日军骑兵也不像开始那样猖狂，而是在我们后面约三、四百米距离尾随跟进，我快他也快，我阻他向后撤一段距离，当我一撤又穷追不舍，始终与我们后卫保持接触。这是敌人想慢慢地消耗我们的体力，达到拖垮、消灭我们的目的。说实在的，这时我们也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说“两条腿”的人与“四条腿”畜牲，在进行体力、速度与耐力竞赛，谁优谁劣不言而喻。但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就这样边突边打，边打边突，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对峙了五十多里。这是敌我双方意志力的角逐，最终以我们拼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日寇的骑兵，当我看到日军骑兵的马都渐渐跑不动累倒在地时，就感到有生机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战斗从拂晓进行到当日下午五点多钟，这时我们撤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部队是又累又饿又渴，见到老百姓的洗衣水趴下就喝，我也不例外。原本想日军狂追了一天也累得够呛，在黄昏前就可能撤出战斗，没想到这时日军骑兵又追上来了。我便向傅司令建议：“这样跑下去不行，这个村庄是敌人必经之路，我带部分兵力依托村庄吸引和挡住敌人，争取时间，掩护首长机关先转移”。司令员和政委商量后，同意我的建议，令我带3排占据村庄，阻击和吸引敌人。由1、2排掩护机关转移。傅司令员临走时对我说“宗凯，你顶到天黑后，如能突围出来，就到二分区找我”。首长和机关走后，我带3排迅速占领在村庄中间通路两侧的建筑物，在兵力部署上尽可能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式，引敌上钩。很快日军骑兵约百余人就包围了村子，当敌骑兵下马徒步从东向西，沿村中道路搜索前进时，遭到我沿路两侧火力突然打击，十几个鬼子当场毙命，剩下的逃到村东头。顿时，村庄四周枪声大作，日军开始多点攻击，敌众我寡，战斗进行的很激烈，我们依托村庄院落与敌展开了逐房争夺，先后打退敌7、8次冲锋，死死地拖住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我率领的第3排原有四十二人，这时也伤亡严重，所剩无几，在战斗中我左手中弹负伤。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第四次负伤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日军也暂时停止进攻，我决定利用夜间突围。首先清点人员，这时加上负轻伤的人员，尚能行动的还有十八人。我决心集中现有兵力从一个口子打出去。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考虑不能过早暴露我军突出去后的行动方向，首先从西南突出去，而后再向西。我下定决心后，命令大家立即行动做突围前的准备。当时最困难的是要把受重伤的战士隐藏起来，这时卫生员跑到我面前说：“连长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走到靠村东头的一座院子内，发现几个战士正围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绰号叫“坚决抗”的战士腿被打断了，他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把他藏起来。他见我来了，对我说：“连长，你快带队伍走吧!给我4颗手榴弹。”
我说：“你要干什么?想自杀啊?”
“坚决抗”说：“不是，我掩护你们撤退，鬼子上来我就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说：“不行，我带你走!”
“坚决抗”说：“我双腿都断了，确实走不了啦。”
我说：“把你藏在柴垛里去!”
“我动不了啦! ”“坚决抗”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连长，你和同志们快点走吧!”
这时，只见担任警戒的七班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连长，快行动吧，鬼子又要进攻了！”“坚决抗”一听，一把拉住我的右手说：“连长，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连累大家伙，你们突出去后记着给我报仇！”看着他那恳切的神情，我痛苦地咬了咬牙答应了他。多么伟大的战士啊！我现在已记不起他的真名实姓了，只记得他当时三十五岁，是沧县人，家里很穷，靠卖包子为生，父亲去世的早，有个母亲，他是个孝子。参军时问他姓名，他答“坚决抗”，就是要坚决抗日，从此同志们都这样叫他，真名反而叫得不多了。
告别了“坚决抗”后，我去检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负伤的手疼得不行，身边卫生员见我疼得头上直冒汗，指着我负伤的手对我说: “连长，咱们连跑带打一天了，你伤成这样也跑不动了啊。” 卫生员他见我投过询问的眼光，建议道：“我给你抽口烟吧。”那时我们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及时的诊治，疼得不行时，就用从地主老财那里得来的白面(海洛因)这些东西对付救急。当时我急忙吸了一口卫生员给的白面，伤痛马上减轻了，人的脚步也感轻快起来。
简短的准备之后，我确定了方位一挥手低声对身后的战士说“开始突围！”刚到村南头，正好与企图偷袭我们的鬼子遭遇了，这又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可能是敌人以为我们连跑带打搞了一天，早已疲惫不堪，想乘机偷袭，没想到我们已由防御转为进攻突围，一下子让我们打得敌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我们很快就从村西南突了出来。
敌人发现我突出来的人不多，认为我军大部队还在村子里，只是让一部骑兵对我们死追烂打，但在夜间骑兵的作用就不明显了。当我们利用黑夜，很快摆脱这股敌人。在我们向西的路途中，又几次与扫荡的敌军相遇，而我们不甘心束手被擒，革命战士视死如归，何曾怕死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用刺刀、手榴弹杀出一条又一条血路，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这时我身边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向西走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时分，终于到了第二分区，见到了傅司令员和二分区龙书金司令员。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天，整整一昼夜，靠死打硬拼杀出了一条生路，可是在突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战友倒了下去啊！此战，我连损失惨重，死伤六十多人。事后查明，“坚决抗”同志确实拉响了4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被一分区追授为“英勇模范战士”光荣称号。我也受到军分区通令嘉奖。
这次战斗已过去了六十多年，枪炮声也离我们远去，但我们这些当年出生入死的人，每当想起这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想起牺牲了的“坚决抗”等烈士，依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烈士们虽死犹荣，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上！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最可敬的人！抚今追昔，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让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永不变色！
此战前，冀鲁边区主力部队早已撤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整训。我率领的“铁帽子五连”是一分区坚持就地斗争的唯一主力部队，由于环境进一步恶化，按上级指示，机关精减，部队化小，以排为单位活动，所有的人穿上便衣。这样做目标虽然大大缩小了，但暴露的机会也增多了，屡屡遭受到敌人的袭击。斗争异常艰苦。为了坚持抗战，我们开展了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在敌占区与日、伪、汉奸、反动地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敌占区的人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还在，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大桑树村突围战斗
大桑树村是乐陵北侧靠近县城的一个大村庄，位于鬲津河南岸，村北有一条东西长约几十里的宽阔树林。桑树、杨树、榆树、柳树、梨树、杏树……杂生的树木长得十分稠密，宛如给鬲津河镶上了一条绿色的缎带。这里是边区境内最大的林区，它北依庆云、盐山，东临无棣、黄骅，西接宁津、吴桥，是党最早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地点之一，是冀鲁边区根据地的中心根据地，军政军民关系好，群众觉悟高。
1938年夏，肖华率八路军115师343旅机关和训练队，挺进冀鲁边区时的司令部曾设在乐陵县城。这是冀鲁边区、教导6旅和3分区机关所在地，情况紧急时，一分区也进入该地区活动。一时间这里便成了我军抗日指挥中心。由于这一带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树林又密，小股敌人根本不敢来，所以在各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之后，这里就成了各级抗日政府和县区武装的主要活动区之一。
1943年，由于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颓势日显。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对津浦铁路仍然把守得很紧，不时抽调各据点兵力进行扫荡。冀鲁边区针对这一形势，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主力扩大活动范围，来个主动“换防”，威胁敌人后方。你到我的地面，我就去你的地盘；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军就到敌占区，瞅准机会，集中兵力搞掉敌人的据点。对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有时也抓住有利时机给予坚决有力反击。因此，日寇把这个地区作为重点“清剿”、“扫荡”地区。1943年2月14日，也就是铁家营战斗后的第十一天，日寇又抽调了天津、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近万人，对大桑树村一带进行“拉网扫荡”。
当天拂晓，我16团宿营在大桑树的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便听到远处响起了枪声。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分多路向我们合围。当时我率5连随教导第6旅黄骅副旅长一起行动。情况危急，黄副旅长命令部队说：“5连跟我向西北突围，其余的部队立即各自选择自己的突围方向进行突围！”听了黄骅副旅长的命令，我连火速离开驻地，跟着他往西北方向的东光和南皮突围。我带着一个排在后面断后。走出了七八里路，浓浓的晨雾只能看出十余米，突然在前面沟梁上隐隐约约看到迎面来了一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去路。只听黄骅副旅长下命令道：“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我一听马上领会了黄骅副旅长的意图，忙赶到队伍前面，我又重复了黄副旅长的指示，“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看见人群的两边有带枪的汉奸伪军，他们端着刺刀逼迫许多群众列成横队迎面向我们压过来。这是日军在“拉网扫荡”中玩耍的卑鄙毒辣的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阻挡八路军突围部队，日军则埋伏在两侧的道沟中。如果突围部队看不清，被正面的情况迷惑，拐弯向两侧转移突围，就会钻进日军的埋伏圈，遭到毒手。我轻声提醒战士们沉住气，不要慌，等接近敌人再说。黄副旅长毫无畏惧地带着队伍一直往前走。伪军远远看见5连这一身“皇军”打扮，误认为是“太君”走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路来。在距对方十多米时，指导员许子祯⑸带着一个排猛地端枪冲到敌人面前，大喝道：“我们是八路军！是铁帽子五连！缴枪不杀！”大多数伪军一听“铁帽子五连”就给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投降，有的嘴里嘟囔着说：“久闻大名，我们投降．．．．．。”但有那么四五个汉奸企图顽抗，我和几个战士冲了过去，当场就用刺刀把他们给制服了，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被解救的群众目睹了这一幕是又惊又喜。黄骅副旅长对逃难的群众说：“乡亲们，敌人又在大扫荡了，这里现在很危险，你们快散开回家吧！”
在不远处两侧道沟埋伏的日军，在晨雾中不便观察，也没弄清怎么回事。所以看到我们押着伪军一路向西北而行，也没有行动。大概还在做等八路军上当的美梦呢。我们已顺利地从西北方向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时在大桑树村除了我们“铁帽子五连”外，还有教导第6旅第16团2营6连两个排，3营8连，庆云县独立营一个连和两个区中队。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遭敌合围。面对众多之敌，我四个连和两个区队全体指战员毫无畏惧，大家同仇敌忾，向敌人猛冲，拼死突围，杀伤大量敌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极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他们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铁帽子五连从抗战初期组建以来，一直坚持在冀鲁边区与日伪军和汉奸作战，善打硬仗、恶仗，不怕流血牺牲，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和中国人的骨气，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在当时来讲，要对付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情况是很复杂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只有“铁帽子五连”一个连队随一分区一起活动，有时也跟冀鲁边区军区首长活动。我先后多次率5连跟随军区周贯五政委、黄骅副司令员和一分区的傅继泽司令员、陈德政委；三分区的黄荣海⑹副司令等首长一起行动。数不清与日伪军发生过多少次战斗，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两三次，连续几天与敌周旋作战，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首长的指挥下，我们的连队越打越强，培养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既靠勇、又靠谋，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精神。这个连队在以后的战斗中一直是战斗力极强、敢打硬拼的部队。
不仅在抗战时期，就是以后进军东北，从松花江到海南岛的千里征战中，这个连队都是赫赫有名的英雄连队。据我的回忆，冀鲁边区第16团的部队，历经我军体制的多次调整与整编，在解放战争初期整编的情况是：该团的第1营1、2连编为第四野战军第43军128师第383团1营；第4连编为第129师第387团1、5连；第2营第5、6连编为129师385团2营4、5连；3营编入129师385团3营。1952年10月，根据军委命令第129师师部归中南海军建制改为中南海军西营基地。第44军的132师部和第394团、395团编入第43军建制后，129师第385团编入第132师，后改编为该师第396团。该师的第386团、387团改成海南军区海防守备团。
1992年我到海南，特地到步兵第132师396团2营5连去看望。这个连队就是当年在冀鲁边区赫赫有名的冀鲁边区16团的“铁帽子五连”。我望着挂在连队荣誉室墙上的当年由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的连旗，心潮澎湃。当连队的战士们得知老连长来了，纷纷拥来，我指着旗帜对年轻的一代军人讲：“这面旗帜来之不易，是用‘铁帽子五连’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染红的啊…….”听了我充满激情的介绍，战士们都为能成为英雄连队的继承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今“铁帽子五连”在我军最近的一次整编中，改编为陆军第132旅第4营第11连，驻海南省屯昌。
注释：
⑴1941年1月中旬，鬲津县长官镇(现属宁津县)据点的日军，为破坏我根据地路黄辛庄的集市贸易，不断在集日出来骚扰。为打击敌人，我冀鲁边区鬲津县大队与敌据点工作的我“内线”取得联系，向敌人谎报路黄辛庄有八路军赶集，建议敌人装扮成农民，把枪藏入小推车上的麻袋中，并将麻袋捆绑在车上。在敌去路黄辛庄偷袭我军途中，经小苑家村时，我埋伏在该村的鬲津县大队发起突袭，敌人的枪支一时难以取出，只好弃枪逃窜，我获得轻、重机枪各一挺。后上交教导第6旅第16团使用,其中一挺新式的歪把子机枪由“铁帽子五连”使用。
⑵邸玉栋(1911-1942)河北盐山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共津南特委工作，1936年任特委组织部长。1937年，在津南创建抗日救国总会和抗日救国军。后所部改编为八路军三十一支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冀鲁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早的一支武装力量。同年底，中共冀鲁边区工委成立，任工委特派员。1942年5月，日军发动大“扫荡”。同年6月18日，在河北省东光县四柳林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⑶崔兰仙（1915—1942）女 河北盐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在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任科员。11月，受命筹建冀鲁边区妇女救国会并组织召开了冀鲁边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1939年2月，任津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主任。1942年6月18日拂晓，在东光县刘大瓮遭到日军四面合击。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要拉她上马，她猛抽了日军小队长几个耳光，高喊“宁死不当俘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敌人端起刺刀，刺入腹部数刀，壮烈殉国。解放后，人民为其塑石像，安放在河北东光烈士陵园。
⑷周化南(1916—1985)河北东光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河北省东光县、吴桥县、鬲津县、南皮县、靖远县和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省衢州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兼青岛疗养院党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中共昌潍地委书记处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青岛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7月后任青岛市第八、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⑸许子祯（1920—2005）山东禹城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任津南支队连司务长。冀鲁边军区第16团4连副指导员、5连指导员。1944年任16团2营教导员。1950任第43军129师第385团副政委、1952年任该团政委。1955年任公安9师政治部副主任。后调海军洛阳研究所任党委书记。1966年该所调上海后，集体转业。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704研究所党委书记。
⑹黄荣海（1915—1996）江西省万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2军特务训练队班长，红1军团政治部特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115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冀鲁边军区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第3军分区16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21旅副旅长，第6纵队18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兼师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42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