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扫荡后，华北地区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酋冈村宁次残酷地实施他的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对角清剿”等战术后，为强化所谓的治安，又想出了一招毒计，即所谓“囚笼战术”。
在日军的刺刀下，强征数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大兴土木：挖掘县境沟、区境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据点。日寇企图利用一两丈宽、两三丈深的封锁沟，将冀鲁边区二十四个县分别圈起来，隔断县与县、区与区之间的交通和联系。然后，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或成“米”字形，或成“品”字形，用公路将辽阔的平原划成一枪可以打穿的许多小块块。再在公路网和县境沟上安起岗楼、据点，妄图以此锁牢他们划出的一块块地段，造成一个个的囚笼。再用马队、坦克和快速的机械化部队，在“笼子”里来回穿插，反复“清剿”、搜索扫荡。用合围后再篦，撒下网后再来回拉的搜索方式，一个县一个县地搞，一个区一个区地搞，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进行，企图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之绝境。在那时，我们冀鲁边区到处是腥风血雨。记得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日伪扫荡枪炮寒，所到之处起祸烟，奸淫烧杀施酷刑，仇恨哭声震平川。”这首民谣逼真地描绘了冀鲁平原在日寇浩劫下的悲惨情景。
但是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反之，我们以格外坚强的意志屡次击破日寇的“合围扫荡”，不但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采用分散游击的方法与敌周旋，缠住了日寇的数万重兵，拖得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1942年冬，日寇的所谓“囚笼”，一个个相继建成。辽阔的冀鲁平原上，封锁沟、公路网纵横交错，岗楼、据点星罗棋布。据沧州地区党史记载：仅宁津一县，只有三十二万人口、七百零五个村庄，而敌伪的岗楼、据点竟有一百二十五个，公路三十九条，“县境沟”首尾衔接，长达二百五十里。据不完全统计，这年下半年全边区的日伪封锁沟近两千七百里，公路八千五百多里，岗楼、据点比1941年增加了四百零七个，共占耕地十二万亩。我所在的一军分区辖地平均九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二军分区辖地平均八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三军分区辖地平均十一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这时冀鲁边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我抗日军政人员，被分别围困在各个区域里，常常遭到敌人袭击。在1942年冬的一个月当中，据惠民党史记载边区抗日军民就同敌人进行了二百六十九次战斗。因为我们被敌人封锁在一个个“囚笼”里，回旋余地太小，难以藏身，所以损失非常严重。而且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造成我军粮食供应中断，伤员无法医治，甚至晚上在何处宿营都成了问题。我们的伤病员无处安顿，无药医治。有的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了伤，伤口化脓，肿了起来。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医生只得用木工锯子，忍痛将伤腿锯掉。还有个别同志，胸口负了贯通性枪伤，同志们为了替他消毒，又苦于无药，只好用纱布，沾点盐水，再用镊子钳着纱布条从前胸伤口伸到后背伤口外，两手捏着纱布头来回牵拉。伤员痛得都快昏过去了，但还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我们被封锁在敌人的“囚笼”里，粮食也没有了来源，只好用老百姓晒干了的野菜，如羊勾菜、麻子菜、青青菜、黄油菜掺上玉米面、高梁面等充饥。当时吃的最上等的食物，要算红高梁窝窝头。这种窝窝头黑里透红，硬邦邦的，个头也挺大，中间有个坑，叫窝头眼。吃的时候将腌的咸菜装在窝头眼里，味道很香。同志们戏称这种窝窝头为“掷弹筒炮弹”。吃饭成问题，睡觉则更成问题。当时环境恶劣，我们不能寄宿在老乡家里，因为许多村庄都有敌人的碉堡岗楼。即使是没有碉堡岗楼的村庄，我们住进去也容易被敌人发现，遭到合围。即便能突围出来，又会有新的人员伤亡，还会连累乡亲们。所以我们常常露宿在野外的庄稼地里、大坟场里、河沟的茅草丛里。睡觉时，哨兵手里拿一根绳子，绳子拴在指挥员的脚上，一发现敌情便轻轻一拉，指挥员就迅速将同志们推醒，带领部队很快转移。经常一个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基本上没有睡上一个完整觉的时候。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白天开展游击战争，晚上开展游击睡觉。”因为要随时准备作战，睡觉都是衣不解怀，鞋不解带，有时索性背靠背坐着，低头打个盹对付过去。
“囚笼战术”是冈村宁次在平原地区应对游击战争的一大发明，刚开始我军没有适应他这阴险毒辣的一套，的确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游击区越来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活动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从边区开会回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首长和太行山前委以及山东军区首长一系列指示，首先传达胡服的指示（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化名）。少奇同志说：“冀鲁边南临济南，北迫天津，西靠津浦路、运河，东据渤海岸，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大反攻的前进阵地。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也要坚持。如何坚持呢?依我看，第一，主力部队至少调出三分之一到清河区整训，其余的分散开来隐蔽活动，这样有利于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准备今后的战略反攻。第二，部队要换上便衣，划分成小分队，依靠群众，搞分散性的游击战、地道战、袭扰战、麻雀战坚持斗争。第三，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伪军，开展敌占村庄的群众工作。”军委前委彭德怀、滕代远⑴、罗瑞卿也指示说，冀鲁边区遭到敌人连续扫荡、清剿、分割、封锁，正处在空前艰苦严重的斗争局面，今后游击根据地更加呈现出“斑点”化，形成犬牙交错，使我们处于极端艰苦分散的游击环境。这种形势不到反攻时是难以改变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一切依靠群众，在政策指导上更加严密、细致和小心，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向敌占区开拓，精兵简政，组织短小精干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积蓄力量，熬过困难，坚持下去。山东军区对冀鲁边区明确指示：1.边区部队以连、排以至班、组为单位，分散隐蔽，改穿便衣，机关跟随部队行动。2.普遍进行形势教育，建立“两面”村政权，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伪保长、村长，就是据点和县里的维持会长我们也想方设法派共产党员去担任，要不就以工作人员身份到维持会工作，这叫灰色斗争，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搜集情报。3.各地、县委要建立敌军工作部，通过各种关系开展敌伪工作，在政治瓦解的同时，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顽固派。4.各县建立公安科、除奸保卫小组，打击日伪特务的活动。5.继续开展挖地道、挖抗日沟和打狗行动，以便我军隐蔽活动，更好地保护自己。
遵照刘少奇和115师的指示，教导6旅第16团主要兵力和一部分县大队，及区党委党校等单位转移到清河区老鸹嘴、义和庄一带根据地保存整训，剩下的部队化整为零，和党、政、群组织紧密配合，在原地坚持斗争。第16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三军分区合并，第17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二军分区合并，第18团司、政机关与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合并，以精简机关，坚持抗战。少奇同志和上级首长的指示，是当时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措施。
听了分区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后，大家心里豁然亮堂起来，很受鼓舞，心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我们也绝不放弃冀鲁边的一寸土地。我们要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战术”，坚持在“囚笼”中战斗下去。
破笼战法之一：
瓦解伪军，控制囚笼上的“锁”
为了打破“囚笼”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沟通县与县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县区沟通区与区的联系，大扫荡后冀鲁边区决定各级都要大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因为在重点地段的封锁沟和交通要道上的岗楼、据点，大多数是由伪军把守，这是敌人“囚笼”上的一把锁，一旦争取和瓦解了伪军，把他们掌握在我们手上，就等于拿到了“囚笼”上的钥匙，就可以打开“囚笼”上的锁。
在这一阶段，我带领“铁帽子五连”主要是跟随冀鲁边军区周贯五政委行动。首长不止一次教导我说：“郭宗凯呀，现在不要老想着打打冲冲，要动脑子想想如何作伪军工作，不争取伪军，分化敌人，我们就没地方躲、没地方藏。部队活动不开，我们就没法活动了。敌人挖横沟、修岗楼都是为了把我们囚在他们设定的笼子里,困死我们,扫荡我们,清剿我们,最终消灭我们。咱们要是做好了伪军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了,就等于把敌人囚笼的钥匙拿到手上了。伤员我们也可以安置了，部队行动也方便了，子弹补充也有来源了,想从什么地方过横沟就可以从什么地方过横沟。”周政委这些话都是根据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罗瑞卿这些领导的指示“做好争取伪军工作,要搞两面政权”提出来的。为此，我立即召集了连务会议（排以上干部参加）进行了部署，指导员召集了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坚决贯彻周政委关于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会对伪军及其家属的动向作个调查研究，这对我们在冀鲁边区站稳脚跟，继续战斗下去太重要了。冀鲁边区党委要求要派出最可靠的党员去当伪村长、伪保长，并争取到县里的维持会工作。争取把伪政权的基础掌握在我们手中。
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主要是对那些误入歧途天良未泯的伪军，要使用各种办法，积极地作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不一定让其参加八路军，但让他们能为我所用。我们分析了一下盘踞在冀鲁边的伪军，大致有下列几种：一是“和平救国军”，属于大汉奸汪精卫伪中央组建的正规军；二是“治安军”是最坏的汉奸部队，烧杀奸淫，活埋百姓，无恶不作。但装备精良、依附日军的最反动的军队；三是“保安队”，有省保安队，也有县保安队，属于一定范围的地方部队；四是“皇协军”，是从伪“满洲国”调来的最顽固的伪军，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五是“自治联军”，既不属于汪精卫也不属于伪“满洲国”，是单独依附日寇而组建的反动军队。其中“治安军”、“保安队”、“自治联军”的士兵，大都是本地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的底细，知根知底知家，易于利用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因此，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三种伪军上。瓦解伪军，首先是选择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对象，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晓知以民族大义，动之以家属亲情，用唇枪舌战使之改邪归正。成队的我们争取，个别的我们也争取，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一个班一个班地争取，一个岗楼一个岗楼地争取。当时我们冀鲁边区已经有两万五千多名共产党员，还有地方政府和各级武装。这些是做好瓦解伪军工作的有生力量。我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1.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过来，为我们做工作，或成为我掌握的武装力量；2.做敌伪军家属工作，让其教育自己的亲人改邪归正，不做坏事；3.政治攻势，对伪军采取喊话，给伪军据点送“关公像”等方式方法，让其“身在曹营心在汉”，开展“红黑点”活动(做一件有利于我们的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4.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军、头目，予以镇压。
东光县城东北燕台村，设有一个据点。由伪军的一个中队把守，伪军中队长和副中队长都是本地人，早年参加张国基的“二路”。在我军歼灭张部时，他们随张国基的族弟张国智投降了日军。被派驻到燕台守据点。我们部队中也有不少从张国基“二路”解放过来的人员，与这两人相熟，一分区敌工人员就利用这个关系，对这二人进行了瓦解工作，一来二往工作有了一定进展，但被据点内的铁杆汉奸有所察觉，跑到东光县城向日军报告。我情报部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报告一分区首长，傅司令员当机立断，一方面派出与两位队长经常联系的人员马上赶到燕台据点，将这一情况说给他们听，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并要向他们严肃指出，日本人已怀疑你们了，是让日本人抓去处死，还是向人民投降？两条路由他们自己选择。另一方面命令我连利用夜暗，向燕台据点隐蔽接近，如我派入据点的人员谈不成，把他们接应回来；如谈成，就端掉敌据点。当我们距燕台据点还有十来分钟的路程时，遇上了去谈判的同志，得知伪军两位队长决心反正，并带来了当晚与据点联系的方法、口令等。大家一听都很高兴，一溜小跑就到燕台据点，通过事先定下的联络方法与据点内进行联系，不一会，只见伪军中队长亲自指挥放下吊桥，副中队长在炮楼上头负责观察，吊桥刚一落地，我们就冲上吊桥进入据点。这时伪军中队长大声喊道：“集合！快集合．．．．．。”据点内的伪军们在黑夜中慌乱地跑到院中集合，四十多人被我们全部缴械。经简短教育后，大部分伪军都释放了。向鬼子告密的铁杆汉奸，在事后查明后立即抓获，就地处决。就这样我们未放一枪，就拔除了东光县一个较大的敌人据点。第二天，日军发现燕台据点不正常，派兵前去察看。才发现人去楼空，四十多人枪如黄鹤杳去，了无踪影。
瓦解伪军工作也有重点，像龙王李、李习庄、王校店这些由日伪军共同防守的据点的敌军活动情况，对我们十分重要。为此，对在这些据点中的少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通过家属和在伪维持会、敌据点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多次进入据点，面对面的进行教育策反工作。因为这些与日军同守一个据点的人，日军只要有行动，他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掌握了一个人，就能掌握一个大据点日军的情况。这对我军采取应对行动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工作，我们与敌各大据点基本上都建立了内线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动态，对粉碎敌“囚笼”，坚持在根据地内对敌斗争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那个阶段，我冀鲁边区瓦解敌军最成功和最大的两股是驻扎在沾化县东北五十四村的傅老七所属的三个伪军大队。傅老七早年是海匪，在渤海湾有些名气，在抗战前他带着人劫持了一条日本商船，这事惹恼了日本政府，日本照会国民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蒋介石立即责令山东军阀韩复榘索回被抢之货物、人和船，但韩复榘找不到傅老七。日本政府派了数架战斗机在出事地点上空盘旋威胁，直到傅老七把商船和旅客放走为止。日本人对此事耿耿于怀，傅本人也是常常心有余悸。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28年底，沾化县的士绅们同国民党沾化县党部闹了纠纷，继而扩大为仇敌。后来士绅们收买了傅老七。傅老七带着四、五个人潜进沾化县城，一夜之间将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全部杀死。从此，国民党很久不敢在沾化县设立党部。这两件事使日军和国民党对傅老七既不信任，也不放心。而他对日寇和国民党则同样怀有戒备心理。他们之间所以存有隔阂。
鉴于傅老七的情况，边区敌工部将他列入可以争取的对象，并立即着手进行争取工作。决定选派几位精明能干的同志，打入五十四村。当时派出有五、六位同志，我现在记起来的只有：张荣亭同志、辛国治⑵同志、郑松林同志。秘密接近傅老七，开展争取工作。这几位同志到了五十四村，很快便渗进了傅老七的基层组织和领导机关。他们在伪军士兵当中广泛地攀亲交友、结拜弟兄，利用拉家常的机会宣传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有保护中国的责任，帮助日寇来糟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等于卖国求荣等道理。伪军士兵们听后，有垂头的，有叹气的，有沉默不语的，也有当场幡然悔悟、表示从今洗手不干的。有一天晚上，他们潜到傅老七的住宅附近，利用夜幕的掩护，低声唱起了《流亡三部曲》和反扫荡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烈火燃烧在冀鲁边区，愤怒充满了人们的胸膛，鬼子们各路进军来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凄惨悲哀的歌声在夜空中不停地回荡，拨动了傅老七的心弦。他从桌旁站了起来，又在屋内急速地踱了好几圈，然后推开窗户，望着传来歌声的黑暗处默默出神。藏在墙角下的同志们，对站在光亮处的傅老七一举一动看得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心思已经活动，便决定趁热打铁。第二天，他们在已被争取过来的伪军官的引荐下，会晤了傅老七，当面对他进行启发引导。没谈多久，傅老七便对天发誓，保证改邪归正，跟大汉奸刘佩忱和日本鬼子划清界线，从今以后绝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坚决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到底。
为了使傅老七部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对于反正伪军，不一定要编入八路军，不一定要很快称八路军，而可以作为八路的外围军”的指示，与傅老七商定，今后傅部仍旧公开打着伪军的旗号，实际上则属于我党掌握的力量，暗中保护我党我军的抗日活动。
此事过不久，早已对傅老七心怀戒备的日寇，探出了傅部和八路军有来往的苗头，可是日寇和刘佩忱又不甘心轻易将这支实力较强的武装撤消。于是派了沾化县城的三十多个鬼子和一个伪军保安大队，经常驻在五十四村这个据点，暗暗监视傅老七的行动。如何应对这种新局面，这实在是件令人费心思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冀鲁边区敌工部向周政委通报了一个新情况，由于日寇欺压伪军太甚，沾化县城的伪军保安大队同日寇也有严重矛盾。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张香山，是个知识分子，济南一中学生，家庭中农成分，高中毕业后在沾化县伪政府做文字工作。他在济南有个同班同学的朋友叫刘林，在济南就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后调到沾化县日本宪兵队工作，由他介绍张香山到沾化县保安大队工作。刘说：“保安大队是保卫沾化县政府和人民的，月薪1000元伪币，大队缺大队长，由你掌握这支队伍，先当副大队长。”张听后觉得条件不错、待遇优厚，想当官发财，就稀里糊涂地去了保安大队任职。期间，他随鬼子常去根据地扫荡，亲眼目睹鬼子对中国人民烧杀奸淫制造“三光政策”，逐步觉醒，看清了鬼子的真面目，怀着一肚子不满，常常不太听鬼子招呼。于是我们决定充分利用这一矛盾，将保安大队争取过来。沾化县抗日政府秘书杨天骥，是个共产党员，沾化县敌工部经冀鲁边区敌工部同意，通过关系将杨天骥打入沾化县伪保安大队部当秘书。他办事机灵，遇事深思熟虑、多谋善断，深得张香山的宠信。我们便指示杨天骥同志在张香山身旁大胆开展活动，务必将张香山争取到手。杨天骥得到沾化县敌工部指示后，用大队秘书的合法身份，常以汇报工作、闲谈聊天、讨论时局为名，借此机会，在张香山面前隐晦地数落日寇在冀鲁边区沾化县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妇女实行“三光”政策等罪行，向他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经过几次试探，杨天骥发现张香山在言谈之中常常流露出悔恨和失望之意，说自己走错了路投错了门，一时贪恋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现在罪孽深重，知过已晚，叹息自己在沾化县保安大队做了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能重新做人等等。杨天骥见张香山的确良知未泯，还有爱国和悔罪之心，便向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传达了我边区分区领导沾化县政府领导同志期待他弃暗投明的殷切期望。张香山听了大为感动，当即表示要投身革命，回归人民，坚决抗日。在杨天骥同志的耐心诱导下，张香山彻底转变了立场，因而被我党吸收为党员。随后通过张香山的介绍，这个保安大队的１中队长尹子敬和几名小队长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我党基本上掌握了这个保安大队的领导权。我们除了对张香山和几名队长逐个地进行教育争取外，对于下层士兵我们也抓紧做工作。沾化县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抗日群众团体都积极配合，从各方面投入到对伪军的争取工作中。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走访伪军士兵的父母、妻子儿女，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做敌军瓦解工作，让这些伪军家属去劝告亲人不要为虎作伥、自绝于人民，要赶紧改邪归正。伪军家属在伪军士兵回家访亲或自己进城探望的时候，还不断向士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诉说八路军的好处，终于动员了大批伪军士兵走上正路。
不久，这个伪军保安大队，从队部到基层都有我们的党组织，从长官到士兵都有我们安插的人员。它不但没有监视傅老七部的抗日行动，还同傅部秘密联合起来，为我军搜集情报，掩护地方干部，向我送情报、帮我军买子弹和药品，暗中配合我军的活动。而这时日寇还蒙在鼓里，以为傅老七在他们派去的保安大队的监护下，变得老实了。
后来发展到日军进行“扫荡”，我军转移路过已做好伪军工作的岗楼，或通过封锁沟时，守在沟旁岗楼上的伪军见了八路军，放下吊桥，恭恭敬敬地让我军过去。为了不使这些伪军在鬼子面前为难，双方约定都朝天放了几枪，有时还杀了几只鸡，滴下几滴血，为他们留下“战绩”，好让他们到鬼子面前报功。这些挂着日本膏药旗的岗楼，许多都成了平原上的摆设。
破笼战法之二：
严惩铁杆汉奸，拔掉囚笼上的“钉”
在边区根据地被日寇分割封锁，我军化整为零的这段时期，瓦解敌军和惩治汉奸是我们在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主要策略。我们一方面对伪军及汉奸尽量采取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伪军和铁杆汉奸，则使用武力予以狠狠打击，杀一儆百震慑其他伪军、汉奸，迫使其转过来为我军服务。为此，我们曾发起“除奸”行动，即在一个月当中，每天都有铁杆汉奸、伪军死在血泊中。
当时边区涌现出无数个神出鬼没、使敌人胆战心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叫谁死谁就得死，叫张三半夜里丧命，张三绝对活不到第二天早晨；无论汉奸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抓出来，给予应得的惩罚。当时我所在的手枪队就经常担当这样的任务。
有一天，我刚执行完任务返回驻地，突然接到了军分区傅继泽司令员的指示，盐山县政府工作人员在东窖村开展工作时，让人告密被日军抓走，据了解核实，是该村铁杆汉奸陈建华所为，让我立即除掉他。陈建华这个人从抗战初期就投靠日寇，成为专门搜集我抗日军民情报的特务汉奸，千方百计地为日军出谋划策，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民愤极大。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动诡秘，自我保护能力挺强，平时躲藏在日军据点，轻易不肯出来，行踪不好控制。好几次都差点干掉他，但最终都给他溜了。经过几天的情报收集，我通过内线了解到陈建华这几天从鬼子的据点跑回家，正在忙着为儿子娶媳妇张罗着办喜事，这是一个好机会。但他机警得很，为了保命，只是白天回家，晚上回据点。我决定就在白天除掉他。事不疑迟，一天下午，我们手枪队十几人化装成要饭的、拾粪的、赶集的，顾不上吃晚饭，每人买了几个烧饼，边走边吃，直奔盐山县东窖村。到了第二天中午，快到东窖村时，与该村我们的联系人接上了头，他告诉我陈建华晌午就已回到家里了。我让同志们两人一组，分头沿村子各路口担负警戒。我一个人就进了村，正巧在村口迎面碰到陈建华，这家伙身穿绸子大褂，脑袋瓜贼亮，神气十足。
“老陈，你让我好找，听据点上的刘队长说，我才知道你回家来了，找你可真难!”我嘻皮笑脸地说着迎了上去。
陈建华一愣，睁着两只小眼将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问：“你找我有事吗? ”
“有事，有事，我是来向你道喜的。 ”
说话间我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腰上，低声说“别乱动，你吭声就打死你！向村外走！”陈建华硬是被我连拖带拉地带出村口，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我一枪结果了这个铁杆汉奸的狗命。
处决陈建华之后，我们走到四区的一个村庄，心想伪盐山政府财政科科长王连福就住在这村里，这小子作恶多端坏事做尽，罪不可恕，看看他在不在家，如在家就顺便把他也收拾掉。我们进村后，在过道口见到三五个人正在议论什么，我走近一看，人群中大声说话的正是王连福这家伙。只听到他骂骂咧咧地说：“不知哪个小子，把东窖村的陈建华给毙了，如果老子抓住这个家伙，立即交给皇军，非扒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 ”话音未落，我一个健步冲到他跟前，没等他回过神来，我左手揪住他的大褂衣领，右手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胸口说：“不瞒你说，陈建华是我杀的，你是不是也不想活了? ”谁知这小子可能患有严重疾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吓得半死瘫倒在地，先是口吐白沫，尔后吐了几口鲜血双眼翻白。我用手在他的鼻孔前试了试，原来这个汉奸已经断气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那几个刚才听他说话的人，早就不见踪影。
在吴桥和东光两县交界处，有个叫于集的据点，驻有伪军三四十人。队长叫齐金折，专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追随日寇坏事干尽，罪恶累累，是个死心踏地的铁杆汉奸。我一分区早就想要拔掉这个据点，由于他装备好，据点较坚固，距日军据点较近，几次行动都未能得手。
1943年8月，东光县兰丕炜县长、县大队长石景玉同志和我一起商议如何除掉齐金折，经过认真研究，我们想出一条钻进于集据点、除掉铁杆汉奸齐金折的计策。便把任务交石景玉同志来执行。因为石景玉是东光县大队长，地形又熟悉，所以要他执行任务更合适。同时建议分区手枪队抽调五人跟随石景玉一起执行任务。建议郭队长带领县大队七人和手枪队，打扮成老百姓在于集附近地里干活。第二天下午，一群打扮成敌特务队模样的人，一溜十几辆菊花牌自行车，头戴礼帽，身穿呢料大褂，鼻梁上架副墨色眼镜，皮腰带上斜挎着一枝驳壳枪，非常神气地奔驰在于集东北野外的大路上。车上的人有的留着分头，有的歪戴礼帽。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石景玉同志，他们冒充日本的特务队，向于集据点奔去。为了更有效地迷惑敌人，他们根据兰丕炜县长预先安排郭队长带领的农民在于集据点附近干活。他们这个“特务队”临近据点时，故意对农民高声斥骂，甚至装着要抓要打，将群众驱逐得四处奔逃。这些表演全让于集据点炮楼上的伪军哨兵看在了眼里。这伙“特务队”来到炮楼前时，见吊桥高悬，就冲着炮楼上的哨兵高声大骂起来：“你们这些混蛋、王八蛋，干什么吃的?快叫齐金折出来，迎接我们队长。”
哨兵被骂懵了，急忙问道：“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岗楼哨兵问道。
“你小子活够了是不是？啰唆什么，我们是县特务队的，快叫齐金折跑步来接。”石景玉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哨兵见状不敢怠慢，赶紧进去报告。齐金折正在炮楼里同姨太太及另外两个汉奸头目打牌，他一听来了特务队，吓慌了神，便匆匆跑出来接客。他知道特务队在日本人面前说一不二，万一怠慢了他们，自己便要大祸临头。他一路小跑，来到炮楼门口，命令哨兵赶快放下吊桥。他站在一边躬身相迎，满脸堆笑说：“队长请进，队长请进!弟兄们请进，请进!”石景玉同志傲气十足地昂首走在前头，一个汉奸头目点头哈腰地把自行车接过去。县大队的战士们也都跟随着进到据点的大院里。齐金折发现这位队长面带怒容，对他不理不睬，不由得慌了神。他惴惴不安地走到石金玉面前，敬了个军礼说：“报告长官，兄弟齐金折事先不知道队长驾到，迎接来迟，还请队长多多原谅。”说罢，又行了个军礼。石景玉这才慢慢把视线从别处移到齐金折身上，冷冷地将这坏蛋上下打量了一番，也不说什么。这就更使齐金折摸不着头脑，他立正站在那里，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过了一会，石景玉朝他冷冷地瞥了一眼，厉声喝道：“齐金折!” 齐金折慌忙应答：“有!”“我们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迟迟不下令开门，放下吊桥，你安的什么心?”石景玉声色俱厉地呵斥道。“兄弟实在不知队长驾到，兄弟有罪，兄弟有罪。” 齐金折一听赶快解释。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插话对石金玉说：“听说这个小子正在房间里同小老婆打牌。”石景玉装着怒不可遏的样子又高声地骂道：“你这个混蛋，这一带到处有八路在活动，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是叫八路给追来的，你不开门，不放下吊桥，你想到过后果吗?”齐金折一听就傻了眼，吓得结结巴巴地无话可说。石景玉说：“齐金折！赶快命令全体士兵，徒手到这里集合，听我训话。”石景玉见已经把齐金折镇住了，趁机不由分说地命令道。齐金折慌忙行了一个军礼，回身对据点里的汉奸伪军下令道：“快！全队立即徒手到院子集合。”几十个徒手伪军跑步来到院子里，排成整齐的队列，等待“特务队队长”训话。石景玉同志昂然走到队前，环视了一下队伍说：“现在我县境内，八路非常活跃，他们破路、填沟、割电线、拔据点，到处袭击‘皇军’。可是，队长齐金折竟在这种时候玩忽职守，置敌情于不顾，整天躲在家里吃酒、打牌、玩女人。对此，‘皇军’早得到情报，今天特派我率队前来查看惩处……”齐金折听到这里，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腿一软跪倒在石金玉面前嚎叫起来：“请队长高抬贵手，饶恕小弟，小弟可是一贯效忠皇军……”他边说边哭，还趴在地上给石景玉作揖磕头。石景玉鄙夷地瞟了这个狗汉奸一眼，嘴里“哼”了一声，把手一挥厉声命令道：“拉出去，毙了。”我县大队的两名战士立即应声上前，把齐金折架了出去，就地枪决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接着，县大队的同志迅速收缴了据点里汉奸伪军的枪支，然后当众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遣散了手无寸铁的伪军士兵，最后，一把火把据点给烧了。
可惜的是石景玉同志1944年在冀鲁边区开始大反攻时，8月间在吴桥县为争取徐连九据点的伪军进行政治攻势时，遭敌黑枪，不幸光荣牺牲。
在别处惩处汉奸的事例也很多。如临邑县我“八大队”队长路虎子（路有水）击毙了辛集据点伪队长尹作文和盘河街日军翻译王子玉，活捉了辛集区伪区长刘行呼、孟康飞等；我盐山二区区长刘二愣，单枪匹马闯进苏基据点，活捉了伪联保主任“杨四老爷”；我宁津县大队的苏豁子，击毙了魏家庵的汉奸李华太……。仅1943年1月份内，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就惩治和逮捕汉奸敌特四十余名，打掉了敌人的耳目，改变了斗争形势。据《中共冀鲁边区组织史料》记载，单是宁津一个县，在一年当中，就除掉一百四十四个铁杆汉奸和伪军。
那时我武工队、手枪队和县大队的同志，捉拿伪军和汉奸，真象从羊栏里牵走一头羊那么容易，吓得伪军和在伪政府工作的汉奸惶惶不可终日。伪军和汉奸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和手狠，惩处起汉奸来毫不留情，有的汉奸和伪军还谈虎色变地传说我们这些人会飞檐走壁，手最黑，弄不好就把人（汉奸、伪军）给毙了。在赌咒发誓时常说：“我倘若如何如何，出门不遇上郭阎王、刘二愣、就碰到苏豁子。”“郭阎王”就是伪军及汉奸们给我起的绰号。特别是那些认识我的伪军及汉奸们，因为彼此都是本乡本土的，都是知根知底、知家知人的，对我更加惧怕。到我家乡郭家桥扫荡时，他们不敢带鬼子到我家，有的从我家门前都不敢过。更有甚者还偷偷给我娘送包点心或一斤猪肉什么的，对我娘说，请宗凯大兄弟手下留情。我前面说到的原运河支队一大队副指导员李万珍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李习庄日军据点里的汉奸特务队长，敌人扫荡到我家乡时，他多次到我家打听我的消息。那时我父亲已经过世，只有老娘和弟弟在家。他对我娘说：“大娘呀，我宗凯兄弟回来过没有呀？”我娘冷冷地回答说：“没有。他上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李万珍不死心，并隐隐地威胁说：“还是叫他回来看看吧，现在是皇军的天下了，别一条道走到黑。”我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担心李万珍会像疯狗发狂来祸害我们家。我立即跑到徐家铺窝李万珍家，他们家离我家很近，只有四五里路，当着他父母和兄弟面说：“告诉李万珍，他别祸害我的家！我家就剩下一个老娘一个弟弟，我家是穷人，这你们知道。他要动了我娘和我弟弟，我也不怕；把我家的房子烧了也没什么，反正就是三间破泥巴房。但是你记住了你们家有多少人？有多少财产？只要你敢动手，我就把你家的人和房子全给收拾掉！”这话很快就传到据点里去了，李万珍和其他汉奸们吓得从此再也不敢打我家的主意。不少汉奸就这样被我们威慑镇住了。
因为这些汉奸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家境较好，只要汉奸敢祸害我们抗日同志的家人，我们就决不轻饶他。这也是当时采取的保护抗日军属家庭和威胁汉奸的主要手段。1944年春节刚过，大汉奸李文成将我东吴县大队副队长张建甫同志的妻子抓到县城，企图以此迫张投降。张立即给李文成写去一封信，信中说：“你这样做丝毫动摇不了我抗日到底的决心，我的女人若遭你杀害，这是她的光荣！但你也有妻儿老小，我们也会以血报血，以牙还牙！”李收到信后，吓的连忙把张的妻子送出了县城。
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和做法，我们冀鲁边区也给各级政府、各分区、各级武装下达了指示，要给伪军、汉奸立档案。做一件好事的，给他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的，则给他一个黑点，黑点达到十个，就立即将其处死。汉奸、伪军们惊恐地把它叫做“生死簿”。他们常常在暗地里互相嘀咕：“老兄，你的‘生死薄’上是黑点多还是红点多?”一个个都在提心吊胆地暗自盘算自己名下的黑点可能已经给记了多少，担心哪一天要遭到八路的处决。
从此，铁杆汉奸和伪军日渐减少，原来猖狂地为虎作伥的也开始有所收敛，变得老实起来。有的还主动向我军讨好，说他的小队或某某人某月某日讲了我军一句坏话；有的把鬼子的情报和药品、子弹偷出来，暗中送给我军；还有的悄悄找到我军，打听他的“生死薄”上有多少个黑点……。我们要他们干啥，他们就乖乖地干啥，大都不敢为拗，都想给自己多闹上几个红点。
还有一次，“八大队”队长路虎子同志，在临（邑）商（河）公路上碰到了伪军的一个巡逻小队。巡逻小队队长王荣庆，以为路虎子势单力孤好对付，便喝令部下捆绑路虎子。路虎子站在公路上，一动不动。他冷笑着对王荣庆说：“姓王的，你的名下已经有九个黑点，你把我一绑，黑点就凑够十个了。来啊，绑吧! ”
王荣庆听到自己的“生死薄”上有九个黑点，一下就给吓慌了，他知道八路军说到做到，自己如果再添一个黑点，不死在今天就死在明天。他急忙挥手斥退部下，陪着笑脸对路虎子说：“长官老爷，兄弟是跟您闹着玩的，哪敢当真绑你。长官老爷，我把你放走，你能不能替我抹掉一个黑点? ”“黑点是抹不掉的，不过你放我走，今后多给八路和人民做点好事，就可以给你添一个红点，红点多了就能宽待你。” 路虎子说。
“这、这，那我放你走。”王庆荣讨好地哀求说：“我再给你三百发大枪子弹、五十发匣枪子弹，就求你给我多添几个红点，行吗？反正坏事我今后再也不做了。”“这还差不多! ”路虎子爽朗地大笑起来。就这样，路虎子不但安全地跨过了临商公路，还得到了三百发步枪子弹和五十发驳壳枪子弹。就这样，我们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被敌军重重围困形势下，采用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配合的办法，争取和瓦解了不少岗楼、据点的伪军，拿到了打开“囚笼”的钥匙。同时也严惩了不少死心踏地充当卖国贼的汉奸，拔掉了囚笼上的“钉”子，从而使日军的囚笼战术彻底失败。
注释：
⑴滕代远(1904－1974.) 苗族，湖南麻阳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1923年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青年团平江县委书记、长沙近郊任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后任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与彭德怀、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副总政治委员兼三军团政治委员。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1934年9月赴苏联学习，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春回国到达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1945年12月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并奉命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46年6月回晋冀鲁豫军区，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兼任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铁道部部长。1954年9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在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长期主持铁道部门工作，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4年1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⑵辛国治（1921—）河北省黄骅县人。1937年参加本地抗日救国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黄骅县抗日救国会第11分会秘书，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6支队连政治指导员、支队政治处宣教股股长，115师教导第6旅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组织科科长，渤海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山东兵团渤海纵队第11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