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基系河北省吴桥县人。地主乡绅出身，为人阴险毒辣，生性多疑狡诈。“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顺津浦铁路南侵，国民党政府南逃，地方混乱，人心惶惶，他又是地方民团的总头子，靠着国民党反共专家张荫梧⑴庇护下，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趁乱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乌合之众的队伍，他也就成了吴桥、东光、宁津等境内“一跺脚，地也动”的霸王。1938年初，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收编为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张被授予中将军衔，张部下属四个支队，分驻在吴桥县的彭庄、老鸹张、牟家庵、许连久村一带，约有两千人枪，是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组织的反共亲信武装。
1940年3月，按照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的指示，符竹庭率八路军“挺纵”司令部直属队、商河支队1、3大队等去鲁西。这是八路军主力第八批离开冀鲁边区。前七批是：第一批是1938年10月孙继先带走的第4支队；第二批是周贯五带走的6支队第7团；第三批是宁津支队和乐陵的泰山支队；第四批是曾国华带走的5支队主力；第五批是王叙坤⑵带走的5支队一部；第六批是邓克明带走“挺纵”机关一部和特务营、军政学校；第七批是肖华带走的“挺纵”司令部及特务连。我军先后调出边区的主力部队近两万人。这样大批的将部队调出冀鲁边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党中央决定我八路军主力部队要尽快到山东发展，开创鲁中、鲁西、鲁南等根据地；二是冀鲁边区地处平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利于大部队生存；三是边区粮食紧张，无法保障大部队需求。由于这八批主力部队的调离，当时留在边区坚持对敌斗争的部队仅有一千五百余人，分别是杨承德⑶、陈德同志率领的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又称6支队第8团）第1、3营、李宽和、仉鸿印率领的津南支队（后改编为第16团第2营）、杨忠、龙书金率领的鲁北支队、李文成、傅继泽率领的运河支队。主力部队的调走给当地坚持斗争增加了困难，群众对全局形势又不太理解，斗争情绪受到了挫折。
1939年侵华日军对占领区进行回师扫荡，边区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同时，盘踞在边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有意制造磨擦，掀起排共反共的高潮。特别是盘踞在牟家庵、徐连九、北彭庄一带的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总指挥张国基在张荫梧的指使下，日益暴露出反共嘴脸，彻底忘记了肖司令员在灯明寺战斗中对他的救命之恩和他亲口许下的诺言，趁我边区主力转移之机，不断向我挑畔。张国基认为我们在冀鲁边的力量已大大削弱，他的反共气焰就越发嚣张起来。他高喊着“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投降论调，在顽军刘景良、张子良、曹振东的配合下，猖狂地蚕食我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春，张国基派出大批部队，到我根据地东光，南皮、宁津一带，横征暴敛，强索粮款。我抗日政府派人前去交涉，竟遭到毒打。他手下的人还扬言：“东光、南皮、宁津这一带都是我们二路的地盘，归我们张司令管，这是上头鹿主席、张司令的指令!你们八路军的大部队已经滚蛋了，剩下刚组建的几个地方土包子部队，有个屁能耐……”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周贯五和杨忠⑷、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同志听到这消息，都非常气愤。陈德同志首先提出：要打这个从不抗日的张国基部，大家表示赞成。当时冀鲁边区的形势非常复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装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有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和国民党县政府，还有日寇扶持的汉奸武装和县政府。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我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日伪军扫荡频繁，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不断，为了从国共合作大局出发，保持抗日统一战线，我党对张国基这些人还是坚持要统战，同时也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毛主席指示，对顽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有理，就是你先挑起事端，抓我们的人，不经过我抗日民主政府强行到我根据地来派款要粮，我们才予以还击。有利，就是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周密部署，一打就要把他打痛、打烂、打垮。有节，就是打到一定程度，压住了他们的反共嚣张气焰，只要他们不当汉奸我们就停手，不要把统一战线打翻了。那时我们就是采取针锋相对方针对付顽军，张国基他抓我们的区长和电台负责人，抓根据地的民主人士，我们运河支队就在夜晚到了张国基驻地(当时张部驻在吴桥、东光交界处)袭击国民党的县政府，抓了他一些人和缴了一些枪支，经过谈判后，双方把抓获的人和枪相互交换。这样的战斗我参加过好几次。对于张国基的猖狂挑衅，周政委他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我军还是先礼而后兵。周政委先以津南专员的身份给张国基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周政委列举了他怂恿部队横征暴敛、欺诈百姓、胡作非为的大量事实，指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令人不能容忍；严肃地警告他“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必须就此住手，不许再犯”。这封信送到吴桥不几天，驻德平县的顽军山东省保安五旅旅长曹振东忽然派他的副官长来找周贯五政委，说张国基愿意和我们谈判，并建议我们和张国基在他的驻地会谈，由他出面调停。
曹振东部曾于1939年春在陵县遭日军合围，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我八路军派出杨忠同志率第五支队奋勇阻击日军，苦战一天，歼敌六十余人，救出了曹振东部的大部人员。我军营长谭端端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他是一位经历长征的老红军。为此，曹振东感激涕零，通过这次战斗，曹部一直与我军相处的比较融洽。同时我们也了解曹振东与张国基交情也甚深，曾通过他对张国基做过不少工作。周政委和杨忠等同志研究后认为：曹振东说“出面调停”，可能是出自真心，张国基的所谓谈判则是假的，他想利用谈判进一步摸清我军的底细和冀鲁边区根据地的详细情况。但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再次阐明我党的立场和政策，劝诫他停止反共活动。于是，周政委就让这个副官转告曹振东，我们愿意就一些问题与张国基交换看法。按双方约定时间，周政委和杨忠同志各带两名警卫员，纵马驰往事先约好的谈判地点曹振东司令部的驻地——德平县义渡口。唯有张国基借故未来，却派了他的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宋达民作为代表与我军谈判。宋达民是德平县人，曾留学日本，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反共亲日分子。在边区早有恶名，这个人阴险狡猾，善于两面三刀，人称他为“申公豹”⑸，肖华司令员在边区时曾称宋达民是“游击流氓”。周贯五政委和政治部杨忠主任一下马，宋达民就和曹振东迎上前来。只见宋梳个大背头，头发抹得油光铮亮，穿着高腰马靴，扎着武装带，反剪着双手，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周政委和杨忠同志都不免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同时交换了一下眼色：对这个人要认真对付!在会谈中，宋达民首先找借口把张国基没来的事掩饰一番，表示歉意。然后头一歪强词夺理地说：“眼下国难当头，应当以抗日为先。我们二路是抗日的队伍，向百姓派粮要款是用之于民族大业，这有何不可?”周政委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抗日救国，自然无可指责。但是，请问副司令，从二路成立到现在，你们抗过日吗？打过日寇和汉奸吗？国有国法，军有军纪，象你们这样私征粮款，涂炭百姓，还要不要政府，要不要法纪?”宋达民两只贼眼滴溜溜地转了转，又狡辩道：“我们二路现在有四五千人马，枪好弹足，装备精良。无奈吴桥地薄人稀，本部的粮草供应严重不足，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子抗日吧?”这家伙吹牛皮打肿脸充胖子，想来吓唬我们!不过周政委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既是为了抗日，粮秣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不过需要具表造册，上报专员公署。我代表公署答应，可以按表供给部分粮款。”“这个，这个……”宋达民做贼心虚，理屈词穷，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杨忠同志见了，在旁边催问道：“周贯五政委说的这些意见怎么样啊?这总算是两全其美了吧!”宋达民越发慌了，掏出手帕抹了抹额头，干咳了两声，向曹振东使了个求援的眼色。曹振东会意，连忙站起来打圆场：“诸位!听兄弟进一言。周政委的建议，在兄弟看来，确是两全之策。不过，张司令未能亲来，宋副司令也不便自作主张。我看先请宋副司令回去后，与张司令商妥了再作答复，怎么样?”没容周贯五政委答话，宋达民急忙抓起白手套，扬了扬手说：“那好吧，兄弟先走一步，告辞了!”说罢出了门，骑上马匆匆地溜了。
这次谈判就这样不了了之。和这种人谈判，无异是与虎谋皮和对牛弹琴，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他说明了我边区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共同抗日的意愿是真诚的。同时也暴露张部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宋达民回吴桥老窝彭庄对张国基煽动说，肖华带共军主力转移了，剩下的八路军已经没有什么本钱了。周贯五很害怕统战关系破裂，写抗议信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从此，张国基部就更加变本加厉地向冀鲁边区东光县、南皮县、宁津县部分政府和部队进行摩擦挑衅。他的武装征粮队不但继续在东光、南皮恣意妄为，而且还肆无忌惮地窜到了德县、宁津等地。
到了1940年11月，又接连发生了这样几件令人气愤的事：东光县抗日政府的一位参议员，是开明绅士，做过许多抗日工作，在东光县、沧州县一地委很有名望。他因抗议张国基的部队横征暴敛，坑害百姓，而惨遭毒打，还被野蛮地抓去扣了起来。东光县抗日一区区长姜书奎和两个同志在大石村了解敌伪情况，也被顽二路的人无理绑架。张国基的参谋长，对他们施行威迫利诱，要他们投靠张国基遭到姜书奎区长严词拒绝。另外，张国基还派人破坏了我们设在梁家集的地下交通站，把站长抓去残酷地活埋了……种种罪行令人发指。这些事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我全区抗日军民的强烈义愤。周政委觉得一让再让不是个办法，便立即写信给张国基，强烈抗议他捕杀我抗日人员。并警告他说，若不立即将人放回，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同时，周政委在心中对“打顽”进行周密计划，如张国基拒不接受放人要求，就狠狠地教训他。在征求了边区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集中冀鲁边军区能调动的部队第16团、鲁北支队、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和部分县大队都按照命令，逐步向吴桥边境张部的驻地隐蔽集结，准备随时投入反击作战。可就在这时，周政委却意外地接到了张国基的“求救信”。大意是：“……这几日，天津、沧州、德州、济南等地日军均来信威胁，要我率部投降，否则将大军压境，消灭本部。望贵军速来彭庄一带，共御日寇……”，信里对捕杀我抗日人员一事表示了歉意，说是他手下人瞒着他干的，还表示要立即将人放回等等。收信后不久，东光县那位参议员和姜书奎等人果真相继被放回。周政委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便请边区领导共同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八路军正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华北各个主要交通沿线和大小据点的敌人，同时受到我们十几万军队的进攻，交通、通信都中断了，敌人正在一片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怎能“大军压境”，去打这个从不抗日的张国基呢?有的同志便提到，这里面有鬼，会不会是张部与日军已勾搭好了，设下个圈套来诓我们，妄图叫我们上钩，最后消灭我们。
周政委判断“日、张合流”。从目前的情况看，张国基上有国民党张荫梧的指使，下有亲日分子宋达民的怂恿，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军必须要尽快行动，以防张部公开叛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乘机进军吴桥。为了防止日、张合谋，我军作了具体部署：
一、由周政委和陈德、杨承德带部分主力以助战的名义，进入吴桥张国基二路的老巢彭庄及老鸹张、牟家庵地域。判断如日军不出动，量张国基也不敢对我们动手。趁此机会摸清张国基底牌，到底他想干什么？同时侦察张部驻地的地形和工事设施。
二、杨忠、龙书金带领鲁北支队，进至德平、吴桥、德县北部边境，负责牵制天津、沧州、德州、吴桥、桑园和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同时暗中监视日寇和宋达民部的动静。宋达民这时正带着他的第3支队在这一带活动。
三、傅继泽、康伯明带领运河支队、东光县大队、南皮县大队，到铁路沿线的连镇、东光、泊镇、南霞口等地，负责袭扰日伪据点，截断铁路、公路交通，牵制敌人。
四、宁津青年营和沧县县大队袭扰宁津、沧县的重要城镇，不使日寇出动。
五、津南支队四个加强连移至东光县东部、南皮县东南部，驻扎东光县六合村作为机动兵力，集结待命。
以上各部队务必拖住各地日伪军，不让其出动，并准备随时集中到彭庄。
第二天，张国基见我们果然如约而至，开始是目瞪口呆，愣了好一阵子后，又装出又惊又喜模样来迎接我军的到来。他对我军竟如此大胆进入吴桥感到吃惊，又对我军进入他们的圈套感到得意。他一见到周政委，就急不可待地提出换防的要求：让我军部队进驻彭庄、老鸹张、牟家庵等处，他带自己的人马移驻其它地方，以避风头。张的这一举动把他的目的全都暴露出来，周政委胸有成竹，满口答应了他的换防要求。随即，我军接管了张部的防区，一面加强戒备，一面派人侦察张国基部队和鬼子的动静。
张国基兴冲冲地撤出彭庄后，和他的参谋长带2支队、特务营驻在东光县三区、大高台、小高台、高台马、盐场吴、河沟李一带；他的弟弟张国英带1支队驻东光沙洋贵村（日寇因忌讳村名与“杀洋鬼”谐音，从不进此村）一带，一边监视我军举动，一边磨刀擦枪，只等各地日寇一出动，就回头向彭庄、许连久村、牟家庵扑来。
东光、南皮、德州等地的日寇，接到宋达民的密报，正要集结部队出发，不料各地却纷纷告急：各县境内都有多股八路军活动；尤其是铁路沿线，南起德州、北到沧州的一段铁路几乎全部瘫痪了，几里、几十里的铁轨被拆毁搬走!岗楼据点被端!公路被截断！日寇一时吓慌了手脚。哪里还顾得上袭击我军，赶紧调部队、抓民工修铁路、公路去了。可是，白天修好，晚上又断了；这里修好，那里又断了，忙得鬼子焦头烂额。
接防后的这几天，我军召集排以上干部连日察看地形和张部的工事。在几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还悄悄地挖了暗道，以便将来进攻。各部队还对预定的进攻目标、区域、路线进行熟悉。把张国基设下的陷阱变成埋葬他的坟墓。
几天之后，周政委以不见日寇有什么异常举动为由，派人送信给张国基，请他回来。当时我们虽然估计到张国基与日寇有了勾结，但还没有抓到真凭实据。为了打得有理、有利，我们决定先撤出彭庄一带，对他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他还要耍什么花招。
张国基接信后，只好硬着头皮带着部队回来。他见日军被我们牵制住了，猜想我们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做贼心虚，见面后竟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军撤离吴桥后，周政委带着特务营、运河支队驻东光六合村一带；仉鸿印支队长带领津南支队驻宁津、东光边境的张大庄、杏桁村；杨承德同志率第16团3营驻沙洋贵村；陈德同志带1营驻东光柳寺村；杨忠、龙书金同志带鲁北支队三个营退驻宁津西南孟家寺一带。各路部队安顿妥当，周政委立即派出一批便衣侦察员，前往彭庄、牟家庵、许连久等地，侦察张部第二路和附近日寇的动静。这时候，张国基依靠他的2支队和特务营保驾，仍龟缩于老窝彭庄；张国英率1支队的两个大队驻牟家庵；另一个大队驻许连久村；宋达民率3支队驻老鸹张村。“二路”一回老巢，就与日寇频频来往。这些，全被我们的侦察员悄悄地看在眼里。不久，我军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派往彭庄的侦察员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他化装成小贩在彭庄摆摊，见到一个早年认识的人，现在是民军第二路特务营营长张国智的随身护兵，我们的侦察员把他请到乡村饭馆，通过他了解到许多内情，主要是把张国基为什么给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写信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原来，张国基接到我们的抗议信，继而又听到我军发兵吴桥的风声时，就吓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他找族弟张国智、张国英和宋达民商量，最后是宋达民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先把抓来的人放了，再以日军要袭击彭庄为理由，顺便请八路军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带部队进入吴桥助战、移驻彭庄、牟家庵、许连久村，然后请天津、沧州、德州、济南等地的日军前来围歼，我们配合日军，两头一夹攻，八路军不就完了?这条毒计当即博得张国智、张国英的高声叫好。张国基听了，也连称“妙计”！于是马上动手写了那封“求援信”。同时我们又从另一个渠道得知日、张合谋更重要的情报。二路3支队有个大队长叫张相臣，去东光县给日寇送信，回来时绕道吴集安顿家属。张相臣对家人说，张国基已和日本人谈妥了投降的条件：一是日军不动他一兵一卒；二是由日军供给枪支弹药、粮秣、被服；三是双方还约定暗里勾结，明里不公开；四是日军给张部的活动范围以吴桥为中心包括东光、南皮、宁津等地区。五是张提出他所辖部队必须归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的指挥调遣，也得到了沧州日军长官的同意。张相臣还说：“过几天日本人就准备从天津、德州、济南调部队来，和我们一起消灭八路军。”同时我们从其它多方面收集到的情报，也都充分证明张国基下决心投降日本人，充当汉奸；并与日军达成密谋攻击我们的行动计划。边区首长这时也定下决心：张国基这个败类果真投敌，如不割除这颗毒瘤，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将永远不得安宁。于是，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命令各地县大队、区中队马上出动，破坏铁路、公路，袭扰县城和小据点，务必牵制日寇，掩护主力作战；杨忠、龙书金率领鲁北支队向吴桥城北的老鸹张进军；周政委和陈德带第16团1营进逼张国基老巢彭庄一带；杨承德和杜步舟带第16团3营开往牟家庵附近；津南、运河支队包围许连久村。
1940年11月20日凌晨时分，按照周政委的命令，我四路部队四千余人同时进发，于拂晓前，分别将彭庄、牟家庵、老鸹张、许连久村团团围住。谁知，杨忠、龙书金同志率领的鲁北支队包围老鸹张时，却扑了一个空。原来驻老鸹张的宋达民狡猾透顶，他不知从哪打听到我军动静，就带着3支队的一个大队逃之夭夭，窜到连镇日军据点，投降了日寇，成为汉奸。3支队的另外两个大队，则转移到彭庄。得知这个消息后，鲁北支队立刻赶到彭庄以南，会同陈德同志率领的第16团1营包围彭庄。
凌晨6时许，各部队准时发起攻击，第16团1营及鲁北支队，很快地扫除了彭庄外围几个小村的顽军，但一时却难以攻下张国基的巢穴彭庄。防守彭庄的顽军约有六个大队，而我们围攻彭庄的部队也只有六个营，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战斗非常激烈。围攻牟家庵的第16团3营，在杨承德和杜步舟同志的率领下，当夜扫除了外围顽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连队轻而易举地攻进了村中。但张国英的一支部队约有千把人，并配有轻机枪、迫击炮，战斗力较强。我们的部队一冲进村中，双方就展开激烈的巷战，逐院逐屋地争夺，有时一座院子要反复抢占几次。下午1点钟左右，杨承德、杜步舟同志撤去牟家庵西面的部队，集中兵力、火力，加强其他三面的攻势，迫使顽军从西门进入道沟向许连久村逃窜。同时派人与运河、津南支队联系，请他们抽出一支部队埋伏在许连久村和牟家庵之间的道沟里。张国英见我军东、南、北三面的攻势很猛，他的一支队渐渐招架不住，就下令冲出西门，沿着道沟向许连久村方向突围，企图和许连久村的顽军会合。这批顽军眼见快挨近许连久村了，不料我们运河支队第3大队早已埋伏在这里，从第16团加强来的一挺重机枪怒吼起来，子弹刮风般地扫射过去。顽军拥挤在这条长约三里的道沟里，前有埋伏，后有追兵，不是被击毙就是乖乖举手投了降。牟家庵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津南支队、运河支队也攻下了许连久村的三层炮楼，全歼顽军一个大队。部队抓紧时间喝水、吃饭，准备继续战斗。
这时候，彭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第16团1营主攻东面，鲁北支队主攻南面。但由于彭庄工事坚固，沟深墙高，还有铁丝网、绊马桩等副防御，张国基带着手下八百多人躲在里面顽抗；而我们只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火力不强，所以久攻不下。在牟家庵、许连久村战斗结束后，周政委及时调整了攻击部署，命令杨承德同志带着12连和一个重机枪排、两个轻机枪班前来彭庄加入战斗。围攻彭庄的战斗由陈德同志统一指挥。12连是个战斗力很强的连队，能攻善战，连长刘虎臣是一员虎将，能打能冲，有勇有谋。命令16团1营杨柳新营长重新组织突击兵力，要求务必在天黑前拿下彭庄!经过短暂的准备后，我军再次发起攻击，杨营长亲自带着部队，在一个重机枪排和两个轻机枪班的火力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排除了村外各类障碍物，越过村壕，翻过寨墙，冲进村子。后续部队也潮水般地涌进来。顽军见大势已去，犹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
当时我率领运河支队3大队第1班迅速向一座炮楼靠近，该炮楼是被一个四合院式的大院围在中间，残敌纷纷退向院落中。据捉到顽军士兵供称，它是张部的一个大队部的驻地。院墙较高，我和几个战士依树顺势上了一座瓦房顶部。我往下一瞅，几乎满院子都是敌人。突然见有一个伪军官举起手枪朝我瞄准，我迅速一闪，子弹打中瓦房顶，把我身边的瓦片给打飞了。我下令房顶上的战士们朝院内扔手榴弹，刹那间，不管是边区造手榴弹，还是缴获的日军“甜瓜”式手雷，一排子砸了下去，只见爆炸时火光一闪，人就倒下一片，紧接着就是到处哭爹喊娘声，最后变成“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的求饶声。我一边高喊“缴枪不杀！”一边下到院内，这时我排战士们也冲入了院内。我在众多的俘虏人员中寻找向我开枪那家伙，没找着。我就到处搜索，最终在院子北房里的一个棉花堆里活捉了一个顽军军官，经我仔细一看，正是向我开枪的那个人，他是“二路军”的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兼一大队大队长，名叫徐列三，外号“徐大马棒”。这家伙是吴桥县许连久村人，是张国基的嫡系。被活捉后，经公审把他给枪毙了。
大批大批的俘虏被押解出来，四处的枪声也渐渐停息下来，眼看着战斗就要结束，可是张国基还没有下落。我们四处搜寻，终于发现他办公室的后面还有座院子，院门紧闭，就搭起人梯翻墙而过。原来张国基正缩成一团躲在里面，瑟瑟发抖。有个战士见其中一人四十岁上下，长方脸、中等个，蓄着小胡子，就上前将他劈胸拎了起来，问道：“你就是张国基吗?”张国基吓得瘫在地上，哆嗦着说：“我、我……知罪，知、知罪……”战斗胜利结束了。活捉张国基等一千多人，击毙五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十挺，长短枪两千多支，部分弹药，以及电台一部、一箱军用地图和机要文件等。12月4日我们在东光县盐场吴村召开了欢庆胜利大会，由冀鲁边区第一专署秘书长刘冠英宣判张国基的勾结敌伪、制造摩擦等十大罪行之后，将这个罪恶累累的恶霸当场枪决了。一千多名俘虏经教育后，有少部分人愿意参加八路军，就被分入各个部队中；大部分人则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回家。只可惜没有捉到做尽坏事的亲日反共分子宋达民这只老狐狸。他后来逃到沧州投降日寇，当了头号汉奸。
这次消灭吴桥张国基部的战斗，斩断了“摩擦专家”张荫梧伸向冀鲁边区的一只反共黑爪，并牵制、调动了津浦路沿线的日寇，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正在华北开展的“百团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