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确保占领区的安全，采取多次扫荡行动。这一期间“扫荡”与“反扫荡”是敌我双方主要的作战方式。1940年1月沧州日军纠集了德州、东光、泊镇、南皮、沧县等地的日伪军主力四五千人，进入我沧、南、盐、庆、宁、吴、东根据地连续扫荡，企图消灭津浦铁路沿线的抗日政府、县大队和我八路军运河支队。
为了保卫边区，运河支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由此大小战斗不断发生。4月初，我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调离冀鲁边区后，形势日益严峻。为此，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在东光县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周贯五⑴同志传达了山东分局、115师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党员坚定斗争信心，并提出坚持边区抗战要巩固以乐陵、宁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向外围发展，深入到敌后去；加强县大队和区中队的建设，发展武装，扩大队伍；加强党、团、群众组织的建设，广泛发动群众；搞好统战工作。总的口号是：恢复元气，振兴边区。
华北平原，地形平坦，无高山大川做屏障，也无更好的地形便于军队行动与作战。特别是“青纱帐”收割后到没长成的这段时间内，可以说除了隐蔽在村子里，别处无法行动。日军也看准了这一特点，采取守点制面与机动部队快速出击等战术相结合，限止我军行动。当时在支队游击区域内，日军有二百多人分别据守在泊镇、东光县城、李习庄、龙王李四个据点，另有数十个据点由千余人伪军据守。如东光县李习庄据点日军有二十余人，伪军有三百余人，装备有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两挺，有二个掷弹筒，另有一个迫击炮班。由于当时敌我装备和实力上相差悬殊，各据点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抢粮。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年前八个月中与敌发生各种战斗不下几十次。有时一天之中与敌战斗多次。例如：在东光县城东北二区的王八家、孟家洼、郭家坊、大小柴、前后高、大小刘、许家洼等村；在东光县城东南的三区南六合村、高台马、高台、河沟里、盐场吴、张彦恒、大小单等村；在东光县城东面的灯明寺、前后马、前后祁、芦庄等地，运河支队都打过仗。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和残酷，每天马不停蹄的与日伪军周旋，有时一天转移一二次，晚上有时也转移二三次，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上觉，缺医少药，苦不堪言。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所在政府、县大队以及运河支队都受到很大的锻炼，战斗力不断提高，组织建制一直保持完整，虽然某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员离队了，但剩下的人员却更加坚定。9月以后，日伪军的扫荡行动稍微停顿下来，我们运河支队就利用这段时期，抓紧教育、训练，整顿部队，准备向敌人发动新的攻击。在这个阶段中我参加的主要战斗有：
乌马营伏击战
乌马营村位于南皮县与东光县交界处。1940年6月上旬，运河支队得到可靠情报：有十几个鬼子，二十多个伪军，乘一辆汽车，从南皮县城出发到刘夫青地区进行扫荡。运河支队首长傅继泽、康伯明、韩天伦分析判断情况后，决定投入全部兵力，在南皮至刘夫青的必经之路乌马营村西，利用有利地形和青纱帐进行设伏，打好运河支队成立后反扫荡的第一仗。首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讲明敌情，明确任务：第3大队担负伏击任务；第1大队负责警戒和阻击南皮方向来援之敌；第5大队负责警戒和阻击沧州方向来援之敌,保障第3大队完成伏击任务。接着，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召开运河支队机关和全体人员动员大会，讲明情况，进一步做好战备政治思想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动员后，各大队都召开了支部大会，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干部要身先士卒，保证完成任务。
当晚我们部队从灯明寺北六合村出发，经过四个小时的行军，于黎明4时，我军进入阵地，立即开始构筑工事，做好伏击准备。我所在的第3大队第2中队就担负在公路正面阻击任务。阵地就选择在村西边有一条小河沿上，这是汽车沿公路行驶的必经之地。10时左右，敌人进入伏击圈，近至六七十米时，我军所有的步枪（那时我们运河支队还没有机枪）突然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射击，紧接着就发起冲锋。惊慌失措的日本鬼子利用汽车和公路两旁的沟作掩护，拼死抵抗。我的排长王义之同志，在战斗中，冲锋在前，用手枪击伤一名日军后，正想将其活捉，不料竟被这个受伤的日本兵开枪击中，光荣牺牲。我当时已有十七岁，冲锋时一跃而起，就冲到了前面，只见两个日本鬼子朝我开枪，子弹打伤了我的右脚，鲜血顺着右脚后跟流了出来。我没容鬼子再开枪，迅速掏出手榴弹奋力一扔甩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两个日本鬼子被炸死见了阎王。这是我在抗战期间，第一次面对面地一下子消灭了两个鬼子。当时我顾不上伤痛，兴奋地冲了过去，把鬼子的两支三八大盖枪缴获到了手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我发现五、六个鬼子携带着一挺机枪，边打边撤，我顾不上脚伤的疼痛，急忙追赶上去。但由于鬼子火力猛，我们追了一里地左右，在一片青纱帐中，鬼子消失了。同志们都感到可惜。
此次战斗共打死日本鬼子五人、伪军七人，俘虏伪军七人，其余的日伪军借着青纱帐狼狈地逃回了南皮县城。战斗结束，我们缴获三八大盖枪十支、掷弹筒一具、汽车一辆（当场烧毁）。只可惜没能把鬼子的机枪弄到手上，让日军带着逃跑了。这是运河支队成立后，主动采取攻势战斗行动，首次取得伏击战的胜利。我支队虽有十多个人的伤亡，但这是成立支队后的首战，部队一出手就能有这样的战果，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士气，老百姓抬着猪、提着老母鸡，用小车推着馒头，拿着红枣、鸡蛋慰劳参战部队。战前我是副班长，因为带头冲锋在前，在右脚负伤的情况下还打死了两个鬼子，缴获三八大盖枪两支，战后受支队通令嘉奖，提升我为班长。上级还奖励了我一块光洋。
张挑村南伏击战
1941年6月1日，运河支队得到情报：今天有日伪军四十余人，乘一辆汽车，从东光县城到了李习庄据点，准备明天（2日）清晨去张大庄（今属山东宁津）与当地日伪军组织联合扫荡。当时我支队在东光县的盐场吴庄宿营。得到情报后，支队领导分析敌情，决定在李习庄据点南的冯庄张挑村之间进行伏击。支队首长先明确了三个大队任务，然后召开了各大队长、指导员会议，通报敌情，部署任务。各大队领导回去后，也立即分别召开了班以上党员大会和大队全体人员会议，各大队指导员进行了政治动员，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决心打好伏击战。
由于驻地到预定战场只有十五里，运河支队便利用夜暗进入到东光县张挑村南伏击阵地，具体的战斗部署是：1大队向吴桥县城和德州方向警戒；5大队向南皮县城和东光县城方向警戒；我所在的3大队埋伏在公路两旁的青纱帐里担当伏击任务。到达伏击阵地后，大队长带领三个分队长看地形、分配了三个分队的具体任务。尔后，命令全大队立即构筑工事，进行伪装，做好伏击准备。约8时，我部发现敌人汽车开来，原定要求距敌百米之内才开枪，大队2排4班的一名新战士，由于第一次参加战斗，沉不住气，距敌还有二、三百米就开了枪，导致全大队提前开火。结果只打死一个鬼子，并将鬼子的汽车打坏（当即烧毁）。敌人发现遭伏击，跳下汽车，沿公路两旁青纱帐分别向东光县城和李习庄据点逃窜，两个伪军吓得趴在公路两侧的沟里不敢动，当了俘虏。这次伏击战，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也达到了锻炼部队、鼓舞民众抗日信心的目的。群众拍手称快，赞扬“运河支队又打了胜仗”。
注释：
⑴周贯五（1902-1987）江西省吉安县人。1927年任本村农民协会副主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27团宣传员、书记官，红1军团第2师1团特派员、师特派员，军团直属队总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锄奸部部长，第6支队政治委员，教导第6旅政治委员兼冀鲁边军区政治委员、代司令员，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暂编第7师政治委员，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南下干部第3支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干部部第二副部长，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