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区运河支队，始建于1939年6月。在我写回忆录时，看到有许多史料中关于这支队伍组建有多种说法，其中普遍的说法是运河支队是从八路军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直接整编过来的。作为运河支队组建时第一批成员之一，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原貌的。据我的回忆，独立第二旅被我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强行整编与解散，和运河支队的组建，都是抗战初期在冀鲁边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两者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独二旅虽然也打着八路军的旗号，但我党对这支部队没有领导权，该部的领导权握在国民党警察出身的旅长李文成一个人手中。而李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在抗日、投蒋、当汉奸的“三岔口”前摇摆不定。中共冀鲁边区党委为了适应冀鲁边区抗战形势的需要，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扩大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也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对独二旅采取的是八路军部队内部的整编、解散而不是武力消灭方式加以解决，并及时地抽调我党领导的部队与地方武装，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区运河支队，填补独二旅整编后所造成当地抗日武装队伍的空缺，同时也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进行所谓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责。所以说，边区党委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这两支部队最关键、最根本的标志是，运河支队是在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成员是由八路军主力部队一部和东光、盐山武装县大队所组建。运河支队从组建之日起到以后的发展，都是在我党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运河支队虽然只存在两年多，但这支队伍是抗战初期我冀鲁边区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而且基本上由本地人组成的八路军正规基干部队。其作战的范围在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宁津、吴桥、东光等地域内，曾经百余次与日伪军作战，创造了光辉的战绩。但到抗战进入到最艰苦时期，1941年7月支队长李文成只身叛变投敌后，为适应新形势对敌斗争的需要，运河支队整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从这支部队组建到最后整编，我一直是其中的一员，见证了全过程。运河支队就像我军每支部队一样，经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但这支部队的艰难困苦和曲折磨难，至少在冀鲁边区是罕见的。
为什么有的史料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运河支队与“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扯在一起？“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是支什么样的队伍，我党为什么要对其进行强行整编与解散，这都必须要从抗战初期说起。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边区力量发展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为确保后方稳定，日伪开始在边区战略要地设据点、进行清乡扫荡，我们县大队同日本鬼子、伪军经常发生战斗，还不时地与顽固派和打着各种抗日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队伍发生磨擦。当时东光县的政治和军事局面相当复杂，除有我八路军、日伪军外，另外有归属国民党领导的顽军“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张国基部，更让人感到奇怪是还有打着八路军旗号，配带“八路”臂章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李文成部，各部之间，经常发生磨擦。“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其前身是东光县在抗战初期，打着抗日旗号所组建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地方民团“北团”。开始有两千多人，团长李文成，该部在东光、南皮、吴桥、宁津县境内活动。部队成员极其复杂，主要是由地方实力派、旧军官、民团一群乌合之众组成，早期也曾对日军作战，同时也与中共东光县、南皮县、宁津县、吴桥县抗日政府经常发生磨擦，抓捕中共人员，横征暴敛，欺压民众，对我建立抗日根据地有着极大的危害，成了我党打开抗日救亡新局面的“绊脚石”。我党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力量的需要，曾于1938年8月25日，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张仲瀚⑴，委派从晋察冀军政学校毕业的傅继泽同志，和原河北游击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同志到东光、南皮收编地方武装李文成部和王奎选部，将东光县的“北团”改称八路军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同时我党还秘密派出党员二十多人到该部工作。李成文任旅长，傅继泽任参谋长，康伯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一个警卫连，共一千余人。旅部设在灯明寺附近的于庄。虽说我党派出人员到该部工作，也想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的军队，但由于担任旅长的李文成拥兵自重，拒不接受我党的领导，所以部队的领导权不在我党手中。而且该队伍中成分极其复杂，有不少地痞流氓、土匪惯犯。特别是其中的反动军官和兵痞，常与我党派出的人员发生磨擦，使我党派出的人员在该部开展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发展到经常与驻扎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为敌，1939年春，东光县政府的缉私人员在查获一起贩毒案时，发现贩毒人员是二旅的人，并给予扣压。二旅的一些人员手持武装向我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要人。在双方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紧要关头，东光县县长石景芳赶到现场，严肃指出：贩卖毒品是违反抗日政府法令的犯罪行为，应由政府依法处理。他命令缉私队把罪犯押到县政府，从而平息了事端。事后多次与李文成交涉，逮捕了带头闹事的李文成副官郭玉真⑵。为此，在二旅内部的一些日本和国民党特务大肆宣扬东光县抗日县政府欺压二旅，多次挑动部分官兵持枪大闹东光、南皮县抗日民主政府，强行索人，企图制造事端，以达到挟制二旅叛变投靠国民党和日军的目的。李本人放纵其部属与我抗日民主政府对抗，对我党多次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特别是193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内，该部遭日军几次袭击后，军心涣散，有相当一批军官准备拉走队伍叛变投敌，形势十分严峻。基于该部现状，为了抗战的需要和对李的挽救，也考虑到要继续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1939年6月，经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的决定，对李部这伙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假八路”实施强行缴械，就地解散。由曾国华、李宽合、龙书金、陈德同志率领八路军第五支队，采取内部强行整编的方式包围了李文成部驻地。当即通知李本人，说八路军肖司令员要给部队“点名”，按人头发军饷。李对此深信不疑，立即让其部队在我军指定的位置灯明寺东北的北六合村集合，当李部集合完毕后，我八路军第五支队冲入村中，强行对李部实行缴械，部队就地解散，人员各自返乡。营以上军官全部押解到乐陵县城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进行审查。当时在该旅中有我党派出的工作人员，为了真戏假做，不暴露我党在李部工作的党员身份，一起押解的人员中有我党干部傅继泽、康伯明等人。这次强行改编，干得很漂亮，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干净利落地把独二旅全部强行解散。经审查后，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军官十余人就地正法，其中有专与我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对的第2团团长绰号“傻六喜”、李文成的副官郭玉真等人。对其它军官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对李文成则由肖华司令员亲自和他个别谈话，李文成在肖司令员面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独立第二旅所属部队人员基本全部解散，仅有个别人参加八路军运河支队，我只记得有郭家桥的郭云芳是这个时间参加八路军的。因为他是医马官也就是兽医，新建的队伍还需要他的这门技术，所以他就留下了。
在这次强行整编独立第二旅的过程中，我所属的东光县大队参加了配合行动，队伍拉到北六合村的北面占领阵地，防止李部从北逃走。由于八路军五支队动作神速，较顺利地解决了李部的整编，整个行动没有打一枪。独二旅这块阻碍我东光抗日行动的绊脚石，瞬间瓦解，烟消云散。
为了坚持边区抗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决定：要新组建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本地抗战斗争。肖华司令员亲自领导了这次部队的组建工作，1939年6月抽调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第5大队、我们东光县武装大队和盐山县武装大队组建八路军冀鲁边军区长沙支队。同年8月，改名为运河支队。原在独二旅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返回运河支队工作，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运河支队党总支部。支队长李文成，参谋长傅继泽，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党总支部书记韩天伦。我还给韩当了一段时间的通信员。
组建运河支队后，支队的一切权力归支队党总支，实质上主要负责的是傅继泽、康伯明和韩天伦同志。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其人员分别来自：由盐山县武装大队编为第1大队，大队长谢仲池⑶、副指导员李万珍⑷；东光县武装大队编为第3大队，大队长苏龙田⑸、指导员周连芳⑹；八路军东进纵队第5大队编为5大队，大队长石XX（名字记不清了，因他脸上长了许多麻子，都叫他石大麻子）、指导员商中兴⑺，全支队约五百人。其中我们3大队由于武器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支队的主力大队。
从此，我们第一批东光县武装大队百余人员就由地方武装升为八路军的基干武装。这支队伍跟着党南征北战，首先是苦战了八年，迎来抗战的胜利。尔后从冀鲁边区转战到东北，最后又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并在祖国的天涯海角扎下了根。
回想当年县大队那百余人中，除了个别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外，到1950年海南战役结束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的战友们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了。东光县武装大队几经改编，首先是在1939年6月编入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运河支队第3大队；1941年7月整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第7连；1942年7月后整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警卫营（又称一分区基干营）第3连；在解放战争初期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8师第52团第4连；后期为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第4连；建国后编为海南军区第132师第396团第4连。现在是驻扎在海南省屯昌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2旅第4营第10连。我对这个连队的历史是十分清楚的，也时常怀念着这支部队，直到现在我对这个连队都充满着感情。关于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的光荣历史我要多说上几句，首先要明确该连的建连基础是来自于我家乡河北省东光县我党组建与领导的抗日武装大队，成立于1937年下半年。我是这个连队第一批战士；1939年6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运河支队第3大队，我任班、排长；1941年7月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第7连，我曾在该连任副连长、连长；1942年7月整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基干营第3连，我任连长。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这个连队从战士到连长，历经艰险，数次死里逃生，有几次战斗后只剩下二、三十个人，但都顽强的生存下来，特别是在1942年7月我第18团沧县大七拨村被日军合围，全团损失三分之二多，只有两个方向约二百余人突出敌包围圈，其中就有我带着这个连队第2排单独从一个方向突了出来，战后清点全连只剩下十几个人。1943年又在垦区（现山东省东营市）义和庄保存休整时，遇日军扫荡，连队（此时编为115师教导第6旅基干营第3连）遭受到重大损失，几乎全连覆没。但是这个连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重新建立起来，活下来的同志，掩埋好战友，擦干身上的血迹，更加紧握手中的枪杆子，继续战斗，越战越强，......，从冀鲁边一直打到海南岛。
经过建国后我军多次精减整编，直到今天这个连队仍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更让我感慨万分的是这个连队就是当年冀鲁边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运河支队、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唯一幸存下来的部队，我甚感欣慰！
中共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我们走后，又从各区中队抽调人员，重新组建了新的东光县武装大队。
回想当年之事，我感到运河支队的组建和对独二旅的整编，其意义就在于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我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真正做到了党指挥枪；成功地将阻碍我抗日斗争的顽固派的实力瓦解，建立了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壮大了我党的抗日武装，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成功地打开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提高了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位，提供了我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实力，同时也警告了形形色色的顽固派，促进了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不足就是对李文成这个人的使用欠考虑，以至于他最后叛变投敌，酿成大祸。
运河支队的组建，标志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本地人为主体的八路军基干武装部队在冀鲁边区正式成立。在边区先后组建成立的还有津南支队、泰山支队、回民支队等。这批党在抗战初期播下的革命火种，经历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解放战争枪林弹雨的考验，从冀鲁边区为始点，跟着党分别走向东北、平津、华东、中南、华南、直至天涯海角。今天，运河支队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中的运河支队始终留在冀鲁边区老人们的怀念之中。
注释：
⑴张仲瀚（1915-1980)河北沧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八路军120师津南自卫军司令员、359旅719团团长。1944年冬奉命随359旅南下，任支队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旅长、师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军政委和第3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农垦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1980年3月9日在北京病逝。
⑵郭玉真 河北省东光县郭家桥人。
⑶谢仲池 后到第三野战军工作。
⑷李万珍 河北省东光县徐家铺人。1942年叛变后任东光县李习庄日军据点特务队队长。东光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刑，于上世纪70年代释放回乡。
⑸苏龙田 山东省乐陵县黄家人。1941年叛变投敌。1945年东光县解放时将其捉拿，公审后枪决。
⑹周连芳 1938年任运河支队3大队政委。解放后任我军北京坦克学校大队政委。1955年授少校军衔。
⑺商中兴 1942年在一次战斗后，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