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三打灯明寺战斗

天行建 发表于2018-01-07 23:37:04

灯明寺系东光县东部重镇,距东光县城四十多里。镇内有建于金代大定年间一座寺庙,明弘治十年重修。据说因为是先修了庙,后有人家,到明、清以后,这里才人丁兴旺起来,村借寺名,所以这个村就取名灯明寺,变成了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大村子。村子东西长、南北窄,分为东灯、西灯两处。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冀鲁边区第一专署、第一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冀鲁边区东西南北的主要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寇之所以选中灯明寺设据点,如同楔入我边区根据地交通线上的一根“钉子”,切断我冀鲁边区南北东西重要的交通要道。既可以控制东光县东面这一大片地方,又可以与东光城据点结成犄角之势,确保东光县城和津浦铁路的安全。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连续战斗,就是三打灯明寺。这场战斗发生在1939年2月,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华指挥的。参加作战的部队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的六个连队、津南自卫军独立第二旅、东光县武装大队等。当时我在东光县大队任战士。在这场战斗中,我亲眼目睹肖华司令员那种敏锐的判断能力,用实际行动坚持维护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感人表现,以及他那机动灵活的作战指挥艺术,使我从内心滋生敬仰和佩服之情,成为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军主力退守西南一隅,侵华日军也因兵力不足,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战场的局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停止了进攻,而对蒋介石改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敌后战场发展很快,他们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斗争,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大片土地,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华北的八路军发展更快,对日寇的后方基地天津、沧州、德州、济南等威胁很大。日军开始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日本华北派遣军在给日本陆军部的报告中曾说:“即使现在的蒋政权失败,继之而来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以苏联势力为靠山的具有浓厚的共产党色彩的势力掌握政权。今后几年中,我们将以他们为主要作战对手。”同时日军认为山东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价值。而冀鲁边区,地跨冀鲁两省,南可到山东中心济南,北可达日军在华北的主要物资集散地天津,因而成为实施围剿、进攻的重要目标。所以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因而,自1939年1月日军将第5、第27、第114师团各一部,共计两万多人由中国南方战场调至华北的沧州、德州、济南等地,又从东北抽来大批精锐部队向我盐山、庆云、沧州以南,南皮、宁津、东光以东一带抗日中心区进行合击。敌人一面扫荡,一面占领县城,修公路,筑碉堡,步步紧逼,企图消灭我冀鲁边区政府和部队,建立所谓的华北治安模范区。蒋介石也命令各战区的部队积极反共,制造磨擦,以讨好日本人。三打灯明寺战斗就是在这一大的抗日战争背景下发生的。

    1939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天寒地冻,北风发出尖厉的呼啸声,卷起纷纷扬扬的雨加雪,漫天狂舞,四下里迷蒙一片。地上积雪铺了厚厚的一层,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响。我东光县大队当晚在东光县大邢庄宿营,在黑夜中有两个黑影从村外快速向村子移动,直到近处才发现是两个骑马的人。担任警戒的哨兵大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说话间,手中的大枪就把子弹推上了膛。“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挺纵”部队的,肖司令有急信送给石县长。”来人边说边翻身下马。他们把肖华司令员的信送给石景芳县长后,说还要到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送信,就急忙上马离开了。这时我看到几个县领导凑在一起,共同商议了一下,随后就通知县大队集合,立即出发前往后祁村与独立第二旅会合,准备参加战斗。一听说有仗打,同志们都很兴奋,我们东光县大队在石县长的率领下从驻地出发,顶着风雪,一路小跑,很快到达了指定位置与独立第二旅的部队联系上了。不久,肖华司令员和邓克明参谋长带着纵队司令部和曾国华的五支队六个连,冒着雨加雪急行军二十五里多也赶到了。在距灯明寺西北约四里处的前后祁村,三支部队会合了。这时我们才得知:昨天,东光城日军第5师团一部鬼子和汉奸约四百多人,在大队长滕井的指挥下,押送着十五、六辆卡车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器材,到灯明寺去修据点。今天凌晨,滕井得知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张国基部正驻在东光县与吴桥县交界的枣王庄,距离灯明寺只有十八里。他大概觉得这有碍修建灯明寺据点的安全,就留下山本中队驻守灯明寺,亲自带领两个中队包围了吴桥县枣王庄。这时的张国基毫无戒备,又惊又怕,连忙派人向八路军“挺纵”求救。张国基所属的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是国民党收编的地方民团部队,在当时还是打着抗日旗号,算属友军。

    在一座民房中,县长石景芳、独立第二旅旅长李文成、参谋长傅继泽(1)、政治部主任康伯明(2)向肖司令员等挺纵首长汇报了灯明寺敌情、地形和所属部队的情况。肖司令员听完汇报后,对战斗进行了部署,首先他讲到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拉张国基一把,以免张部投降日寇,对边区抗战形势不利。随后他决定战斗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组织部队袭击驻守在灯明寺的日军山本中队;第二步在滕井率部返回灯明寺救援的路上设伏。这叫即打点,又打援。具体的战斗任务:命令独二旅一个团和挺纵的5大队向沧州、南皮方向警戒阻击打援;东光县大队带领灯明寺附近村庄的民兵专门袭扰敌人,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命令五支队三个连夜攻东灯,一定要打狠、打痛,引诱滕井回来救援;其他部队全部在灯明寺西南大车道两旁埋伏,准备打敌人的援兵。布置完毕,各参战部队迅速分头行动,多路悄悄地向灯明寺运动,很快对敌形成包围。攻打东灯的部队在夜暗和风雪的掩护下,悄悄地摸进村去。日寇的哨兵刚发出喝问,就被我们冲锋部队一枪打死。部队从四面冲进村,把驻扎着鬼子的四、五座院落包围起来,猛烈开火。鬼子从梦中惊醒,慌忙爬起来抵抗。在我军的一阵枪弹扫射下,有半数以上的鬼子非死即伤,其余的瑟瑟地抖着,与我军拼起了刺刀。在混战中,我五支队攻占了敌人存放弹药、物资的院落,把敌人的弹药箱搬运一空,将敌人准备修建据点用的材料全部堆到院子里,统统用火点燃。熊熊的火焰一窜老高,把屋子周围的积雪都化尽了。战斗很快结束了,共歼灭山本中队六十多人,部队迅速打扫战场,然后就转移了。滕井听说八路军攻进灯明寺,山本中队孤军被围,顿时慌了手脚。他赶忙丢下张国基,下令部队分乘十来辆卡车,直奔灯明寺回援。车队快驶进灯明寺时,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头辆卡车被炸毁了。紧接着,路两旁枪声大作,子弹、手榴弹飞蝗般朝鬼子飞去。我伏击部队与敌打响了,遭到突然打击的鬼子们急忙跳下车来还击。由于在黑夜看不清八路军有多少人,只听见到处是枪声、呐喊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们只能就地防守,慌忙朝四下胡乱开枪打炮。直到天将拂晓时,日寇才发觉八路军早已撤走,他们白白打了好一阵空枪。滕井带队进村一看,山本中队死伤六十多人,加上路上被炸死炸伤的,共有一百多人,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中队。运来修据点的各种器材也全部化为灰烬。无可奈何,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逃回东光去了。

    天一亮,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总指挥张国基就带着他的副官赶到灯明寺,一见到肖司令,打老远就敬礼,到了跟前就鞠躬,嘴里不断地嘟嚷着:“感谢,感谢!”表示终生不忘救命大恩。肖司令员对他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是责无旁贷的。你也不用谢我,还是下次多打几个鬼子吧,为国家、为民族多出点力。”张国基连连点头哈腰地说:“是,是!肖司令的教诲我一定刻骨铭心,永志不忘!下次我张某不好好打鬼子,我对不起吴桥、东光、宁津、南皮老百姓,不拿出个样子来,也枉读半生诗书,空怀满腹文章!”说罢,向肖司令鞠躬敬礼后,摇头晃脑地走了。

    首战灯明寺胜利结束了。

    数天后,滕井带着一百五十多个鬼子和二百多个伪军又回到灯明寺,企图再次抢修据点。由于前次在东灯损失百十人,他认为不吉利,这次把部队驻扎在西灯,同时为防备八路军再次袭击,命令部队把村头要道和主要路口用抢来的木料、大车、犁耙、砖头全部堵死了。同时日军把上次失败的仇恨发泄在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身上,用刺刀活活地捅死不少群众,抢走了不少财产。有了上次的教训,滕井特别小心,加强了警戒,他先不忙于修据点,而是命令部下和衣而卧,防备我军夜袭。并派出大批便衣汉奸特务四处侦察我军动向。滕井心惊肉跳地防备了一夜,可是不见八路军有半点动静。第二天,派出侦察的汉奸特务先后回来报告说:八路军大股部队都北上了;王家庙、大黄庄一带的老百姓说,八路军整整过了三个钟头,马队、车队、炮队拉了几里路长,都向南皮、沧州、青县一带去了。滕井一听八路主力走了,这才下令赶紧开始动工,限期把碉堡修起来。

    肖司令员得知滕井又到了灯明寺,就把邓克明、石景芳、傅继泽、康伯明等同志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灯明寺地处要地,是通往我冀鲁边区各县(西至西南、宁津、吴桥、东光、东至乐陵、黄骅、无棣、北至庆云、盐山、南皮)的重要交通要道,所以鬼子千方百计要来这里修建据点,我们决不能让他计划得逞。考虑到鬼子刚受到打击,肯定有了警惕,再打灯明寺,我们必须改变战术。肖司令员听取大家意见后,决定二打灯明寺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欲擒故纵,麻痹敌人。让滕井先修两天工事,让他觉得我军主力确实不在了;第二步利用夜间组织小股袭扰,让敌草木皆兵,造成敌极度疲劳;第三步出奇不意,攻其不备,歼灭滕井部队。邓克明、石景芳、傅继泽、康伯明几个人听了齐声说:“好!”最后大家又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分头布置任务去了。

    滕井看着我军白天没动静,就下令加快施工进度,让伪军和民夫也一起搬砖运泥,锯树送料,很快修起了碉堡的底座。后来,滕井下令日军也轮流参加劳动,企图早日建成据点。一天下来,鬼子和伪军都已疲惫不堪,到了晚上都倒头呼呼大睡了。到了半夜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偶尔还响起一阵子激烈的炒豆般的枪声。鬼子和伪军就赶紧滚下床,慌慌张张地爬上房顶,朝野外胡乱开枪打炮。过了一会,村外的号声、枪声停止了。日寇和伪军见村外好久没有动静,以为我军撤走了,都纷纷打起盹来,有的握着枪就睡着了。突然,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又响了起来。鬼子和伪军被惊醒了,睡眼惺松地拿起枪就打,糊里糊涂又打了个把钟头才住手。这时候,天色已经微明了。就这样,整整闹腾了两宿。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把鬼子弄得狼狈不堪的场景,就是我们县大队干的。在一打灯明寺时我们就担负着袭扰敌人的任务。到二打灯明寺时我们就闹得更欢了,不让日本鬼子有片刻的安宁休息。开战前,石景芳县长特别把我叫到他那里,向我交待任务,他说“郭宗凯,你是本地人,马上去组织一个由本地人编成的班,到敌人据点外围展开袭扰行动,让鬼子不得安宁。”我立即从部队中挑选家在灯明寺附近的战士组成一个班,因为都是本地人,非常熟悉当地的地形和周边环境。一到夜晚我们就摸到敌人据点附近,北边打上几枪,又到南边打上几枪,东边捅它一家伙,西边又来搞上一阵子;八九点打一通,十一、二点又打上一阵子,成宿成宿地闹腾,袭扰得敌人坐不安睡不宁,而那些炒豆般的激烈枪声,其实并不是我们真的在打枪,只是把鞭炮放到煤油桶里点燃炸响罢了。就这样整整搞了两昼夜,使敌人心惊肉跳,疲惫不堪。滕井大骂便衣特务谎报军情,命令汉奸特务到灯明寺附近村庄,再去侦察,这才闹明白,原来这两天晚上是我东光县大队带领着民兵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日伪军进行袭扰。滕井断定八路军大部队确实不在这一带,便命令继续抢修据点。

    到了第三天晚上,号声、枪声、呐喊声又一阵一阵地闹了半宿。敌人开始还了几枪,后来就干脆无声无息了。虽然滕井一再命令部下保持警惕,但士兵们已几夜不得安宁,困倦极了,一个个抱着枪充耳不闻,呼呼大睡,就连放哨的也瞌睡懵懂,跌跌撞撞。敌人在极度疲惫之时,肖司令员和邓参谋长带着部队踏着冰雪,再次朝灯明寺扑了过来。到了村口,肖司令员对我们县大队担负袭扰任务的同志们说:“你们袭扰鬼子三天三夜了,已经立了大功。这会儿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攻打村子没有你们的任务。”大家一听这话都急了:“首长,这咋行呢,我们只放枪吓唬鬼子、汉奸,不拿枪打鬼子,还算什么八路军?首长……”肖司令员拗不过我们,就说:“那好吧!你们继续在村北、村西组织袭扰和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打的越热闹越好。主力部队从村南攻击敌人,一定要把这股日伪军消灭掉”。战斗按预定计划展开,先是我县大队开始再次对敌进行袭扰,五支队的部队从村南迅速向鬼子和伪军的驻地冲了过去,顿时灯明寺村内响起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村子最西头驻的是伪军,为首的伪军大队长姓刘。战斗一打响,这个汉奸队伍就乱了套,士兵们到处躲藏,有的离我们老远就举手投降,根本形不成有效抵抗。伪军驻的八个院子很快就被我军全部分割包围起来,我们把枪架在院墙上开火。不到一顿饭功夫,伪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个当了俘虏。那个刘大队长也被活捉了。

    日寇部队驻扎在村子中心区,这帮鬼子却不象伪军那样好收拾。他们凭借院落内比较坚固的砖瓦房和四周的围墙,负隅顽抗。敌人打起照明弹,用轻、重机枪和小炮的火力封锁了部分大街小巷,使我军的进攻受阻。从村北向村中心进攻的部队,也遇到鬼子一挺重机枪的扫射,这挺重机枪架在一座尚未修好的砖房炮楼里,居高临下,对部队威胁很大。这时,我军从四面迅速地逼近了村中心,在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日寇被歼灭了四五十人。但滕井身边还有约两个中队的鬼子兵,他们龟缩在几栋较坚固的瓦房里拼命顽抗。这时,我3连以神速的行动,从村南头向村中心插去。他们趁着照明弹熄火的瞬间,迅速冲进一条横街,不料在一座穿心店前遇到敌人机枪火力的封锁。穿心店内有个大杂院放大车的,东西南北各有大门,东西两厢分置着大车棚、草料房、茶水间、点心铺,是供来往大车歇脚的地方。因为来往车辆住店,可以进北门出南门,也可以进南门出北门,更可以进东门出西门,所以叫“穿心店”。现在敌人用两挺机枪封锁了南大门,3连的指战员只得避入旁边的一条胡同。这个连的周连长见部队受阻,心如火燎,对身边的两个战士说:“把大枪背起来,准备好手榴弹,跟我来!”说罢纵身跳上院墙。两个战士也照他的样子,紧紧跟在后面。三个人摸黑靠近了穿心店的房顶。周连长见下面的鬼子正从墙洞里朝外打枪,他一颗手榴弹就甩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一挺机枪首先被炸哑了。其他两个战士也居高临下,猛扔手榴弹。下面的厢房被炸坏了,浓烟滚滚,灰土弥漫。过了会儿,见下面没有动静了,三个人才住手。横街里的部队趁机沿着胡同冲向穿心店。正在这时,“咯咯咯……”敌人又一挺机枪又响了起来,显然,狡猾的敌人在另一间房子配置了一挺机枪。进攻的部队重新避入胡同,焦急地等待周连长他们动手。周连长向那两个战士轻声说:“再拿两颗手榴弹来!”一个战士回答:“糟糕,我投光了。”另一个也说:“我也没了。”周连长一听,心想事不宜迟,就对两个战士说:“跳!用手卡也要卡死他两个!”说罢纵身跳了下去,两个战士也飞身跳下穿心店。周连长双脚一着地,就象猛虎似的向敌人机枪扑去,一枪把鬼子打死,把机枪夺在手里。不料另外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从旁边窜出,朝周连长刺了一刀。周连长痛得跌倒在地,可是双手仍紧抱着机枪不放。那鬼子正待再次下手,其他两个战士猛扑上来,抱住敌人扭打起来。这时,外边的部队迅速冲进穿心店,把顽抗的几个鬼子全部消灭了,然后向村中心敌人集中的方向插去。从村北向村中心进攻的部队,也遇到鬼子一挺重机枪的扫射,我们伤亡了七八个战士。这挺重机枪架在一座砖房的炮楼里,居高临下,对部队威胁很大。这时,有个小战士机灵地利用墙角摸了过去。这砖房背后正巧有棵榆树,他一猫腰,“嗖嗖”地爬上树身,然后一纵身跳上房顶,向炮楼冲去。不料房顶另一头藏着一个鬼子,慌忙掉转枪口向他射击,这个小战士当即负伤。他忍着剧痛,一咬牙,连爬带滚,滚到炮楼边,摸出个手榴弹投了进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楼被炸塌了,鬼子的重机枪被炸哑了。我们这位可敬的小英雄叫韩兵也壮烈牺牲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胜利的道路。

    肖司令员见敌人火力很猛,又凭借有高大的砖房和四周围墙作掩护,一时难以攻下。而且这时已到拂晓,东方露出了光亮。他决定先撤出战斗,放敌人逃跑,然后在野外伺机消灭他们。部队陆续撤出战斗,向东南方向转移。撤不多远,有人惊呼起来:“看,灯明寺起火了!”在渐明的天色中,只见灯明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片火海,把大半个天空都烧红了。敌人在放火烧村!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肖华司令员,静静地等他下令。肖司令员思索片刻,与邓克明参谋长耳语了几句,然后喊道:“除1、2连外,其他部队回去杀敌救火,我们不能眼看着乡亲们遭殃。”邓克明参谋长喊道:“1、2连跟我来!”带着部队回身转向西南方向,朝灯明寺西南绕到鬼子、汉奸后面去。其他部队在肖司令员带领下,跑步赶回灯明寺。

    村子里烈火熊熊,热气炙人,部队冲进村后发现鬼子兵不见了,大家一面忙于扑灭烈火,一面搜索敌人。这时前头部队发现鬼子兵悄悄地从村西道沟里爬出,兵分两路,冲进村来。原来滕井这家伙是个职业军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见我军撤走,并不派兵追赶,却命令部队撤出村子,在村西道沟中隐蔽起来。并派人浇上煤油烧房子。他估计八路军一见村子着火,肯定会回兵来救,到时他再杀个“回马枪”。现在,他见八路军果然中计,就带着队伍杀了回来。我军进村的部队迅速组织还击,战斗在村内激烈进行。滕井这时自以为得意,指挥部队不顾一切向前攻击。他没想到,正在这时,肖司令员早已安排好的锦囊妙计起作用了,只见邓克明参谋长带1、2连呐喊着从敌背后冲进村来,朝鬼子背后猛烈开火。肖华司令员见敌人乱了阵,也指挥村里的部队冲杀过来。两下夹攻,霎时间将鬼子消灭了一大半。余下的几十个鬼子保护着滕井,跌跌撞撞地夺路逃出村子,向西逃回东光去了。

    战斗结束了。我军扑灭了大火,接着清扫了战场。共计消灭一百多个鬼子和二百多个伪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大批的粮食、服装及其他物资。敌人折腾了几天还没有修好的碉堡和工事,也被群众扒平了。这是冀鲁边区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战后八路军太行山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员也来电给予了嘉奖。

    八路军连袭灯明寺、大败鬼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欢腾鼓舞,群情振奋。日寇和伪军却闻风丧胆,他们说:“灯明寺就是‘灯明死’,灯一亮,就死了死了的。”从此以后,日寇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再也不敢去灯明寺安据点。我们的部队和民兵则经常以灯明寺为基地袭击日伪军,破袭连镇、南霞口、东光县等铁路沿线车站,保持了冀鲁边区各县区的联系通道。所以说三打灯明寺,当时我们只是认为是在抗战初期打击日军一次的胜利,但从我军能在冀鲁边区坚持八年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全局来看,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注释:

⑴傅继泽(1918—1991)河北省博野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2旅参谋长。冀鲁边军区长沙支队、运河支队参谋长,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特务营营长,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6旅旅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18小组中共代表,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11师师长,第三野战军33军99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1舰艇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第6舰队参谋长,第4海军学校校长,潜艇第1支队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因病于1991年8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⑵康伯明(1914—1985)河北深泽县人。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参加八路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深泽县、冀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历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津南自卫军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第115师教导第6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冀鲁边军区长沙支队、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冀鲁军区第16团1营教导员、山东军区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山东军区渤海7师独立团政委、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7师第61团团政委、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8师第52团政委。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青年干部学校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军需部岳阳办事处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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