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我参加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以后，先后亲身经历了抗日初期中共领导的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的组建和第一个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经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运河支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的组建与整编；目睹了冀鲁边区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冀鲁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相继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真实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冀鲁边区抗战史是个多灾多难的历史，在平原地区与日伪、顽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在敌军重重围困之下，我党、我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迎来了抗战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比较突出的事件：一是1942年6月发生的东光县四柳林突围战，我冀鲁边区一地委一专署和冀中突围过来的一个地委陷入敌人包围圈，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⑴、专员石景芳等三百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使我边区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二是冀鲁边区我军内部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发生在1941年我运河支队队长李文成等人的叛变；三是1943年6月，冀鲁边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⑵刺杀了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⑶等首长事件；四是紧接着又发生了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事件。这四宗大事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边区我党我军中罕见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第四宗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事件，这在我军抗战历史上都属重大事件。而我正好见证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事变，现将其中主要情况回忆记述如下：
（一）“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路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至9月28日日军占领了东光县城，国民政府东光县政府的官员逃匿。短时间内冀鲁边区的大部分城镇相继失守，边区的国民党县政府也逃之夭夭。这时的日伪集团尚未来得及培植出伪政权，只是搞了个“维持会”。而我八路军部队正向边区挺进，尚未到达。整个东光县乃至冀鲁边区暂时出现了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肥沃富庶的土地上，弥漫着战火硝烟，裸露出被日寇铁蹄践踏过的斑斑伤痕，到处可见国民党军散兵游勇，遍地都有饥馑饿殍，呻吟、哭泣之声，惨不忍闻。
自古以来冀鲁边区可谓民风纯朴、耿直强悍、人尚勇武、好斗顽强。管子曾说过：“此处傍临黄河，水道遒劲而急，故其民粗而勇”。自古以来多悲歌慷慨之士，但“顽梗好讼，饰词相讦”者亦屡见不鲜。更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泼皮、无赖，以及啸聚丛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另外，冀鲁边自古以来兵患频繁，遗散在民间的武器颇多，而且这块平原上的碱土、苧麻和枣树，极易制成炸药、火硝。这一切，都是发展武装的有利条件。是非之地适逢多事之秋。沦陷后的冀鲁边平原上，迅速地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增添了许许多多的混乱。譬如我们东光县就有：东肖自卫团、西肖“抗日救国军”、张彦恒救国军、冯庄铁血团、白集民团、十二里庄自卫团、瓦王庄民团、千佛堂郑庄守望队、北团等二十余个民间武装。在那个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整个冀鲁边区其它各县情况都如此。在边区内人马较多、实力较强的有：盐山的刘彦臣部、无棣的张子良部，阳信的王福成部，惠民的刘景良部，吴桥的张国基部，德平的曹振东部，东光的李文成部等。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多如毛！”极言地方武装势力之多。这些应运而生的武装，大都属于地主民团和土匪，虽然全部挂着抗日的旗号，但脑后却藏着复杂的嘴脸；有的胸怀民族意识而无谋略大志；有的奉国民党为正统，反共气焰嚣张；有的嘴喊抗日救国，收复国土，暗中却与日寇勾结，充当汉奸；有的见乱举兵，趁火打劫；有的拥兵自重，窥测时局，伺机择主；有的打着国军的旗号，却搞所谓的“和平运动、曲线救国”……。其背景复杂，各占一地，搜刮民财，割据称雄，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撕杀、吞并。一时间给本来已相当混乱的局面火上加油，搞得更是劫中添乱、乌烟瘴气。
就在这民族危亡、百姓灾难深重之际，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光、南皮、吴桥三县成立了中共中心县委委员会。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中心县委书记石景芳同志来到东光县，秘密联络一批有志抗日的青年，成立了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大队长由石景芳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先是于××（乐陵人，中共党员），后是腾××（中共党员）。整个县大队起初只有二十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参加县大队的人员中，我现在能记起来的还有王路明⑷、倪国祥⑸、郭长明⑹、钱光第⑺、王义之⑻、牟治成⑼等人。这是东光县历史上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县大队初建时只有十几杆枪，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收缴汉奸、地主和国民党第29军南撤的散兵游勇的枪支武装自己，几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一杆步枪。
有的史料中记载东光县小刘庄刘子仁、刘虎臣父子组建的民间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县大队。我的回忆是，这支队伍在1937年底先加入“游击第三十一支队”是第十一路。后整编为八路军平津支队、冀鲁边区第16团第12连，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也可以说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129师385团建团基础。关于其父刘子仁任县大队副大队长，这是在1938年10月份以后，成立我党领导的东光县政府，从团结抗日实行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大局来考虑安排的。实际上刘家父子的抗日队伍，从没有加入过东光县武装大队。随着民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八路军115师部队从1938年4月到9月分三批进入冀鲁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约在1938年底或1939年初，在中共冀鲁边区党委指示下，中共领导的东光县人民政府在灯明寺东于庄正式公开成立。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长均由石景芳同志担任。县政府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后与日伪军作战，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镇压汉奸，收缴汉奸、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扩大抗日力量；建立党领导的区、乡、村三级政权，动员民众抗战。
由于东光县在抗战初期是位于冀鲁边区津浦铁路日伪统治的交通要道，处于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所以党领导的政府成立时间比其它县稍晚。但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东光县政府领导本县人民一手与日伪军进行殊死战斗，一手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1939年底县大队扩大到一百五十多人。抗日游击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基本上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政权机构，冀鲁边区扩大到津浦铁路以东，天津、沧州东南，黄河以北及渤海以西。在这个三角地区所辖各县，都成立了中共县政府、县大队、区政府、区小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共产党组织在刚成立的部队中还是秘密的，不公开。有一天牟治成同志（他在参加县大队前已经是党员）悄悄把我叫到村外的大树下，他说：“我想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告诉我共产党是为解放劳苦大众、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不懂什么是劳苦大众，就问他。他指着我说：“你就是劳苦大众嘛。”并告诉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纲、党章，听从党的指挥，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当模范。打仗时要顶得住，要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二话没说，全都答应了。为自己打天下还有什么说的。牟治成同志和韩天伦⑽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大约一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2月的一天，在灯明寺附近的一个村庄外，举行了入党仪式，当时有四个新党员，面对党旗宣誓后，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是在战争年代，面临生死考验和艰难残酷的战斗，还是和平时期，我都没有违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注释：
⑴杜子孚（1906—1942）河北南皮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冀鲁边区工委的指示，组织成立了南皮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任主任。1939年，调任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后又奉调到中共冀鲁边第二地委，先后任中共陵县县委书记、二地委书记。1941年，调任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兼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参加领导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1942年6月19日，日军扫荡合击东光县四柳林村（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在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
⑵冯冠奎 河北新海县（今黄骅市）沿海的海匪出身。抗战初期被冀鲁边区海上独立团收编，后任冀鲁边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是1943年6月在新海县大赵村刺杀115师教导第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人的主要凶手。后逃到唐山投降日寇，被日军用酒毒死。
⑶陆成道 1943年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和冀鲁边军区参谋处长，于当年6月30日，在原新海县遭叛徒突然袭击所杀害。
⑷王路明 原名牟兴舟，东光县郑家集人。后任河北省黄骅县委书记、沧州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黑龙江省副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2001年5月病世。
⑸倪国祥 南皮县人。时年30多岁，早已病故。
⑹郭长明 东光县郭家坊人。1939年离队返家。
⑺钱光第 东光县赵庄人。因投降顽军张国基部，1940年我军歼灭张部时被抓捕，经公审后枪决。
⑻王义之 东光县汤木寺人，1940年6月任运河支队3大队1排长，在乌马营伏击战斗中牺牲。
⑼牟治成 东光县郑家集人，1940年因与敌作战时负伤致残返家。
⑽韩天伦 河北黄骅市人。1939年任冀鲁边区运河支队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三分区组织科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学校政治委员。1974年我曾在山东德州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