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那遥远的往事，却常常游弋在我的脑海里。
1949年2月25日，在欢送人群拥满街头和震天的锣鼓声中，我告别了故乡恩县(20世纪50年代撤销并入平原等县）与县里100多名干部一道，踏上南下征途。回首这段峥嵘岁月，自己虽是普通一小兵，却也亲历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一伟大历史性的大进军，目睹了“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一伟大历史性的大转折。
黄河北岸的动员与准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第一天行军的目的地是夏津县城，路程70华里。在行军途中，大家情绪饱满，欢声笑语。我则不时的回味新来的宣传部长前一天晚上在恩县县委为南下干部送行的茶话会上介绍苏杭美景的话“那是中国最富饶的地方，那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俗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告别家人，告别养育自己的熟稔的土地，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大都未出过远门的北方农家子弟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党的教育下，大家克服别母离家的伤情，冲破“老不征北，少不征南”的世俗观念。大家都知道这次南下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向往着江南水乡的美景。
我们在夏津住了几天后，随冀南二地委7个县的南下干部一起移师冀南区党委所在地威县，住进了孙庄。在这里，我们整编为解放军冀南支队，恩县的南下干部编入二大队四中队。虽然宣布实行军事编制，但一没发军装，二没发枪。在孙庄的一个多月里，一边进行政治学习，巩固南下思想，坚定信念，一边进行列队、行军、防空等一般常识的演练，为适应长途行军做准备。
3月29日，中共冀南区党委在方家营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在村外平坦的原野上，麦苗尚未返青，树无绿色，显得十分空旷。四五千人席地而坐，聚集在一座用木板苇席临时搭建的台前，朴素而不失隆重。大会首先由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薛迅致欢迎词。她说：“这次南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她那标准的京韵，洪亮的嗓音给我留下久久的记忆。接着是区党委书记马国瑞讲话。最后由王任重代表南下干部致答谢词。他说：“我们南下干部好比出嫁的姑娘，嫁给江南人民做媳妇，到婆家要好好的侍候公婆。我们娘家还穷，既没有陪送，也没有车送，我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进婆家去。”他那生动形象的比喻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让我终生难忘。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第一次听到“大人物”的讲话。他们都是手无稿纸，口若悬河，从全国形势到南下意义，从党的政策到需要注意的问题，条理分明，入情人理，让我从内心里敬佩，有听一场报告“胜读十年书”之感。
4月2日，我们由威县出发南行，经过丘县、馆陶、大名。这一带是老解放区，沿途村镇老百姓聚众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欢送南下干部”。当进入河南新解放区再没有见到欢送的人群了。这条路线是四野一支大军刚走过的，沿途还见用石灰在墙上、田坎上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此时，行军一天就是走五六十里路，行李另用车载。我只背一个挎包，也没带枪，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一天下来也不觉怎么累。每到住地，我总是抢着先给住户挑水扫院子，然后再开铺，烧水烫脚。为此，在行军小结会上，还受到中队领导的表扬。有一天，在行军途中，忽然接到命令，二大队临时集合，席地而坐，地委书记周惠站在高处讲话。我记得他专门针对开小差的行为曾说：“革命是自愿的，你不愿干，可公开提出来，不要偷跑嘛。”我想谁敢公开提出不干了呢？当要过黄河时，这天起得特早，行军更严肃起来，不准讲话，不准吸烟，不准掉队，每班班长在前领队，支部书记在后压阵，一溜长蛇阵，鸦雀无声。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其实也是防止有人开小差。天未亮，我们便抵达黄河渡口。此时是枯水季节，黄河没有“无风三尺浪”的澎湃。为防止敌机轰炸，我们乘坐一只大木船在拂晓前顺利渡过黄河，到达东明县一个村庄休息。
在开封的短暂停顿
4月17日清早，我们开始行军，半天即赶到兰考火车站，下午四五点钟才坐上驶向开封的平板车。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坐火车。平板车上视野开阔，大家目睹遍地黄花，浓浓春色，颇感兴奋。车达开封时已近傍晚，设想在市里宿营，不料下火车后，吃点东西，又命令我们向南行军。因起得早，中午也没休息，这时又困又累，一边行军一边做梦，走在前面的人一站，后面的人就撞上了，一撞惊醒一下，又继续前进，就这样一口气走到近拂晓，才在一个叫后岗的小村宿营。大家一到住地，在草铺上倒头便睡。这一天是南下行军以来最兴奋的一天，也是最困最累的一天。后岗这一带很穷，粮食匮乏。大家一觉醒来，竟没有饭吃。第二天好不容易搞到一些红高梁，蒸的窝窝头却硬得像铁坨，又少油少菜，吃了两天，大家都解不出大便，憋得难受。这是南下途中一段最艰苦的日子。
接着，我们移师开封南的落油坡，住了50多天。在这里，接连不断的听到我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又解放大上海的胜利消息。形势的迅猛发展使我们急切盼望尽早到达新岗位。但是因为没有命令，还得安心学习，耐心等待。落油坡虽是个沙土岗子，但却有一片片石榴树林。我们天天在石榴树林里分小组学习讨论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有一天，中队领导在全队人员会上宣布了我们南下的目的地，并幽默地说：“我们分到了湖南最好的地方南县。”多日的期盼，终于盼到了！多日的猜测，终于揭晓了！可是来时说去宁沪杭，怎么改为湖南了？领导没有做什么解释。于是，在此又一次进行了整编，冀南去湖南干部编为两个大队，接收常德、益阳两个地区。原冀南二地委和四地委的干部去常德，地委书记为乔哓光。我们恩县中队还从撤销的武城、平原两中队拨来3个班，加强力量，接收南县，确定县委书记为纪照青，县长为石新山。这一变动在大家思想上引起‘些小小的波动，当晚队上就有两人开小差，其中一个还是区长。经几天的讨论，领导反复做思想工作，大家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虽然宣布了去南县，可是南县在哪里，又是什么样子？无人知晓，幸好我在开封买了一本袖珍全国分省地图，这也是全队唯一的一本地图。大家你争我夺，翻找南县，你指给我看，我指给你看，没几天地图上标示南县的黑点，竟变成一个小洞，南县两个字也模糊了，但南县的名字却从地图上移入了大家的心中。在落油坡，我的上作自‘变动，调到中队部当司务长，管伙食账，兼帮买菜。这样就不要天天与大家一道出操、小组学习了，也多了一点自由活动时间。我借购物之机，又多游了两次开封，也留下一张南下途中在开封的照片。
绕道南京
6月14日，我们告别了落油坡村，去常德的干部除妇女病号暂留开封外，全部人马约1900人由开封乘火车东驶。这时大家都换上中原局发的一身铜扣土布灰色制服，每人背有一床小帐子、一床被单、一块油布包裹的10多斤重的背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去湖南要绕道南京这样一个大圈子，我心里想管他哩！不能在宁沪杭一带工作，到那里转转看看也好嘛！我们坐的都是大闷罐货车，无座无厕，地板上铺了一层麦草，大家席地而坐。要想睡得背靠背，尽管没有坐客车舒适，却也胜于两条腿走路。在火车行进中最犯愁的是大小便，有的实在憋不住了，便想了个法子，将车门拉开一条缝，人站在边上向外撒尿，一个人在后面拽着，以免出意外。18日下午抵达浦口。下车后乘船过江至南京下关，已是华灯初上。这时南京解放己55天，古都秩序井然，夜市繁忙，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在南京，地委以上干部受到时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的宴请，其他人员则放假一天，参观中山陵。
在南京没住几天，便乘火车至芜湖，住在青弋江南岸。此时泛滥的洪水刚刚退去，沿河筑起的子堤仍在，有些门口还搭建木板，便于出入。
在芜湖住了几天后，乘坐一艘小火轮溯江而上。300多人挤在船上，舱里、过道上都是人，没有一点空隙，只能坐不能卧，睡觉也只能背靠背。我们北方人大都坐不惯船，有的晕船呕吐，那真是一段难熬的行程。第二天中午船靠九江吃饭时，我从当天的报纸上读到毛泽东的文章《人民民主专政》。当天深夜船抵汉口，在江汉关下船，住在金大楼。
第二天，我们移住汉阳后，新任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在汉口一个剧院召集赴湖南的区以上干部开会，介绍了湖南情况，传递了湖南和平解放的信息。几天后，我们乘木船沿汉水来到沙洋，而后步行至沙市。在沙市，大队伍未作停顿，过长江前进。由于我在路上得病发高烧，与队里10多位病号一起暂时留下来，住在一家卖烧纸店的门洞中。留下来的人推举我管伙食。从大队领来的伙食费，头两天分别按标准买柴米油盐，因都不会煮大米饭，不是烧糊了就是夹生饭。一碗小菜，每人夹两筷子就完了，都感觉吃不饱，半夜肚子咕咕叫。我把柴米油盐账一算，什么也不买，每餐每人可买两个大烧饼加一块酱菜，喝点白开水，这挺合北方人口味，大家觉得吃得很好，既轻松又不要做饭。出发的时间到了。这次乘木船先到淞滋口。当年诗人陆游曾有《晚泊淞滋口》诗云“此行何处不艰难，寸寸强弓且旋湾”，可见此处水系紊杂。由淞滋口入澧水，赶到津市与赴南县的大队伍会合。这时南县县委又新调来两位领导成员，一位是万迁，任宣传部长，不久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他是南县人，1938年投奔延安，后调东北工作。这是上级为便于开展新区的工作，将他调来与我们一起进驻南县。另一位是万迁的爱人高陵，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是抗日初期参加工作的。她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后还兼任宣传部长，也是队伍中唯一的大学生。8月14日，我们由津市乘船至安乡，在安乡住了一晚，第二天乘船来到南县三岔河。晚上点灯时分，我们才抵达南县城关镇。我们这批北方“出嫁的姑娘”，虽然身处陌生的异地，但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有一种终于到家的亲切感觉，还有一种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的喜悦心情。
抵达南县
在南县的第一晚，我睡在永康绸布庄的门洞里，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在写日记。永康老板是一位面慈可亲的中年商人，见我写字，竖起大姆指说：“你起码高中毕业吧！”我说：“只读过三年私塾，中学门没进过。”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在南县接触的第一人。
南县当时人口30万，属洞庭湖淤积平原，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我们进入南县时，这里已于7月28日由江汉军区独立团解放。国民党县长黄涤带一部分人逃至大通湖芦苇丛中。我们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以县长石新山的名义发布南县人民政府布告，将原来县里11个乡镇，划分5区1镇，并公布了各区（镇长名单。县委将北方来的140多人，最后作了一次调整，一多半人分赴各区接收政权，一部分人留县直机关，我被分配在县政府秘书处工作。
我在永康绸布庄住了3天，便奉命与大家一道进驻县政府。当时没举行什么进驻仪式。接管县政府时有县长一人，秘书一人和民、财、建、教四科科长，连同司务长、炊事员一共20多人。秘书处政府办公室就3个人，秘书协助县长主持政府的全面工作，另一位同志管收发，我则负责文秘工作。最初我还兼管财务会计，据我的日记记载，当年9月份政府总共支出费用3380元，包括人头津贴费、伙食费、办公和医药费的支出，这真可谓是最精简的政府、最节俭的政府。
我们进驻县政府没几天，江汉军区的部队奉命撤走，南县一下子没了驻军，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利用夜间骚扰，不时能听到枪声。我们心里也有些紧张，这时上级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支步枪，要求我们既是工作人员，也是战斗人员，有情况，大家都集中坚守办公楼。不久，从常德调来四野一个连的兵力驻守县城，我们才安心。后来，常德与益阳地区联合组织力量对大通湖全面围剿，才消灭了这股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
解决“三区叛乱事件”
新政府建立后，首要任务一是剿匪安民：二是筹粮支前，在前项任务完成后，即全力转入筹粮支前。就在此时，1950年1月24日南县爆发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借征粮之机，煽动群众制造的一场旨在推翻新政权的“三区叛乱事件”。因为当时我们的征粮还是以旧的保甲组织进行的，可是旧保甲人员是掌握在地主阶段手里的，他们营私舞弊包庇地富，向中农转嫁负担，引起一些群众对新政府的不满。再加上我们北方来的同志和新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干部催粮时有些强迫命令，动员说服欠缺。这为敌人提供了口实，入冬就出现抗粮不交的情况，并提出了“反对征粮”“赶走北方人”的口号。1月24日，这些人在三仙湖万福桥聚众几千人游行示威，打伤了前往劝阻的县委宣传部长万迁，随万迁一道去的战士也被暴徒围困，有5名战士被梭镖刺死在稻田里，枪支也被夺走了。战士们遭围杀时曾甩出手榴弹自卫，也炸死了4名参与叛乱的群众，惨案就这样发生了。随即叛匪占领了三仙湖，成立了“南县三区联保办事处”，并扬言抬尸体万人到县城游行。一时间南县县城与三仙湖南北对峙两个阵营，闹得县城人心惶惶。县领导组织县里知名人士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前往和谈劝阻。同时常德地委紧急从安乡等地连夜调来一个营的兵力保卫县城。这时县委通知对方由石新山县长带队亲往三仙湖和谈。我随队前往，做秘书工作。我们带着一个连的兵力顺着大堤向南出发。我们在三仙湖对岸的四区公所见到头缠纱布被打伤的万迁，县委领导碰头，交换了情况，研究了对策。第二天，石新山带大队人马过河开进三仙湖镇。不久， “三区叛乱”在大军压境下，逮捕了首犯，开展了政治攻势，调整了三区的班子，事件很快就平息了，新政权才真正巩固。回顾南下工作的征程，我以个人生活和思想见证了国家历史的变迁，看到了滚滚洪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也许历史正是有了这一些细节，才变得细腻而生动，更耐人寻味。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