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到石家庄去
担任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
1931年7月，黎玉回到北平后，才知道在他离开北平期间，由于原中共河北省委军事部长廖划平和团省委负责人吴正庭的叛变，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被捕。原铁总北方代表马辉之重建了中共河北省临时省委，并担任书记，栗再温任秘书长。栗再温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与黎玉同在中共北平市委职工委员会工作过，与黎玉熟悉。通过栗再温的介绍，黎玉与马辉之接上了头，汇报了在天津的工作情况。
在黎玉与马辉之第二次接头时，马辉之对黎玉说：你不要再去天津了，石家庄中心县委还缺个书记，你去担任吧，负责把石家庄的党组织恢复起来。黎玉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1931年8月，黎玉到达石家庄。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石家庄地区大部分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处于半瘫痪状态，只有极少部分未受打击。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也只有柏玉生和王怀德两个负责人。黎玉到达以后，找到柏玉生和王怀德，传达了临时省委的指示，了解了党的组织情况，又根据省委的意见，做了工作分工：黎玉任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并负责宣传工作，柏玉生负责组织工作，王怀德负责职工工作。为了掩护，黎玉化装成卖纸烟的小贩，每天戴个破礼帽，挎个小篮子，四处卖烟。柏玉生会剃头，就挑个剃头挑子，每天在大桥下面给人剃头，同时把大桥下作为一个联络点。王怀德则到正太路的大厂做临时工，在那里做工人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平津地区的大、中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石家庄和正定的学校也纷纷响应。黎玉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宣传我党主张，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当时，正定七中和正定师范有中共党、团支部，大约有20多名党、团员。黎玉亲自去给他们布置任务，动员、组织他们下乡，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鼓动活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结果，黎玉派到灵寿县的学生党员，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建立了中共灵寿县委。同时，还建立了“穷人会”，吸收了八九百名会员。其他各县的党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党的工作开始出现生机。到1931年冬天，石家庄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总结赞皇抗捐税斗争经验 1931年冬，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直中特委，特委机关设在石家庄。黎玉被任命为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特委所辖的20多个县里，黎玉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和反剥削、抗捐税斗争。
1932年初，国民党赞皇县政府以解决度量衡检定所经费和增加第一工厂经费为名，按钱粮银一两再加征2角5分，引起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赞皇区委抓住这一时机，到各村去发动抗钱粮银加征斗争。
3月7日，约50余村的200多名群众和师范、高中部分教员、学生，加上赶节的三四千人，团团包围了县政府，向县长提出三项要求：
(1)取消二毛五分的加征。 (2)停办历年亏损的第一工厂。(3)取消各区新设的区公所。起初，县长想以口头应允的方式敷衍群众，但当群众要求他立即出告示、宣布取消加征时，就凶相毕露，命令警察镇压，将冲进县政府的群众当场打死打伤30多人。事后，县长又派警察从城里和乡下捕去七八十人。这次行动，赞皇区委事先没有报告特委。黎玉知道后，详细地了解了情况，作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对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1932年3月，在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黎玉接受中央巡视员华岗的建议，将赞皇人民抗钱粮捐加征的斗争写成文章，署名“李嘉年”，刊登在党内刊物上。这份刊物现存中央档案馆。黎玉认为，这次抗捐税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经验，作为以后斗争的借鉴，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总结报告中，黎玉指出，赞皇区委抓住这样的时机，号召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狂征暴敛政策作斗争，无疑是好的，但赞皇区委在领导这一斗争时有许多缺点和不足。
首先，表现在对群众如此高涨的情绪估计不足，因此不敢布置剧烈的斗争，甚至不敢用石块以及木棒和镰刀、斧头等用具来最低限度的武装自己。在反动县长拒绝群众时，亦不能采取坚决的进攻的措施。当时，总共只有十几个警察，而示威群众有几千人，缴他们的枪并不困难。如果群众包围并拉住县长，扣住不放的话，县长亦不敢下令开枪。
其次，斗争缺乏周密的计划，对斗争或胜或败的两个可能没有充分估计到。战斗组织不健全，没有指定公开指挥和秘密指挥，也没有交通员。各队虽有代表，但缺少紧密的联系，以致组织散漫，指挥不灵，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警察开枪后，群众稳不住阵脚，一哄而散。
第三，这次斗争没能和反日斗争联系起来，无法运用公开的口号、方式号召群众。
在总结中，黎玉还对善后工作做了一些布置。但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总结中也带有一些极“左”的要求，如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利用地方豪绅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并要马上转化为暴动，向红军苏维埃政权发展等要求。
黎玉的报告，为我党的白区民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陷囹圄
1932年4月的一天，柏玉生在大桥下忽然发现了1931年出卖河北省委的吴正庭，急忙跑回来报告了黎玉。吴正庭是原河北团省委书记，认识黎玉、柏玉生和王怀德，对石家庄的党组织极为不利。黎玉和特委的人研究后，立即报告了省委，但并没有引起省委的足够重视。于是，黎玉又让柏玉生和王怀德直接去北平向省委汇报，随后，黎玉也去北平听取省委的指示。省委决定，柏玉生和王怀德可先调离，黎玉则要等有人接替后才能离开。于是，黎玉便回到石家庄。这时，原赞皇区委书记付贯一因领导赞皇抗捐税斗争暴露了身份，黎玉将他调到特委工作，担任特委秘书长。付贯一曾当过针灸医生，为掩护工作，黎玉和付贯一开了家诊所，付贯一是大夫，黎玉是徒弟，并另租房子住。
在当时，开诊所要申请，经当局允许，领取执照后，才能挂牌营业，手续很麻烦。这时，黎玉还不善于充分利用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作，怕麻烦，既没有申请执照，也没有挂牌，结果引起了警察的主意，怀疑他们是贩卖毒品的。1932年夏的一天，警察以查房为名来搜查黎玉的住所，从墙洞里和席子下，搜出了付贯一藏的宣传单和文件。警察看了半天，也没弄懂是什么东西，但觉得黎玉和付贯一肯定不是平常人，就将他们逮走了。路上，趁警察不注意时，黎玉告诉付贯一，让付贯一什么也别承认，说墙洞里的东西是过路人留下的。
黎玉和付贯一被押到了石家庄市大桥区公安分署。署长审问了付贯一几句后，就来审问黎玉，对黎玉问的特别细，但一无所获。署长恼羞成怒，就对黎玉动刑，压杠子、打棍子，还用一根特制的木棍敲他胳膊肘子，打的黎玉又酸又麻。但他一口咬定那些“纸片”不是他的。署长看问不出什么，只好将黎玉和付贯一押解到市公安局。
在市公安局，警察将黎玉和付贯一分开关押。开始几天，警察天天提审黎玉，但黎玉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了。警察见用刑不成，又想出了对笔迹的主意，拿来铅笔，让黎玉写字。黎玉识破了敌人的意图，故意歪七竖八地胡乱写了几个字。但付贯一却写了一大篇呈文，让敌人抓住了把柄。
1932年7、8月间，黎玉被押解到天津。9月，又被押解到北平东北军卫戍司令部。到北平后，黎玉和他的“九穷”朋友取得了联系，把狱中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九穷”们四处托人，最后找到了法政学院俄文系系主任王之相教授。王之相又找到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
万福麟很痛快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我就敢保。”随即就为黎玉作了保。1933年3月中旬，黎玉取保获释。
（四）开滦风暴
大学生当了装卸工
出狱后，黎玉不顾身体虚弱，很快与中共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报告了出狱的经过，并要求分配新的工作。这时，中共唐山市委被敌人破坏了，河北省委也不了解具体情况。中共河北省委决定，任命黎玉为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到唐山去恢复党组织，重建中共唐山市委。
4月初，黎玉和张维汉到达唐山，和唐山的中共地下党员杜茂林接上关系，了解了唐山的组织情况。接着，黎玉又和团负责人李士农、政治委员邢来接上了关系。黎玉认为，要更好地开展工作，必须走出少数人秘密联络的小圈子，深入到矿工中去。经人介绍，黎玉和张维汉到唐各庄矿当了装卸工。
黎玉和张维汉都是大学生，干装卸这样的累活，还是头一次。第一天，手上就起泡了；第二天，满手就是血泡；第三天，血泡破了，钻心的疼痛。工人们看他们那白面书生的样子，不像干苦活的，就劝他们说：“干什么不好，来受这样的罪。”黎玉说：“家里生活困难，为挣口饭吃，没办法才来的。”有的老工人为黎玉打气，说：“现在疼啊，你们咬紧牙关忍下去，等过了一个礼拜结了痂，痂干了就不疼了。”果然，过了一个星期，黎玉手上的血泡结了茧子，手不疼了。靠着吃苦耐劳和双手磨出的老茧，黎玉终于赢得了矿工们的信任，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工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建立新市委打下了基础。
1933年5月底，黎玉和杜茂林回到北平，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认为，黎玉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局面，为进一步发展组织打下了基础，是做的好的。省委要求黎玉进一步恢复组织，正式成立新的唐山市委。中共河北省委还增派陈少敏等人到唐山工作。在北平期间，黎玉偶然碰到了付贯一，付贯一也要求到唐山工作。黎玉在向省委请示后，和付贯一一起回到林西矿。
付贯一在林西矿开了家杂货铺，作为联络站，负责接头、联络工作。黎玉也从唐各庄矿转到林西矿，住在“王庆锅伙”。住在“王庆锅伙”的，都是下井矿工。黎玉去了之后，通过给他们讲故事、写家信、聊家常等方式和他们接近。和他们熟悉以后，黎玉就进一步给他们讲苏联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怎样同资本家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讲工人为什么做牛做马还吃不饱穿不暖；讲资本家是怎么剥削工人的，等等。工人们常常是坐了满满的一屋子听黎玉讲。在这个基础上，黎玉开始物色发展对象，给他们专门上课，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到8月份，黎玉发展了杜均、阎占学等几个党员。
1933年夏，新市委正式成立，黎玉任书记，陈少敏任宣传部长，王魁生任组织部长，李士农任团委书记，邢来任团市委组织委员，付贯一任秘书长，张维汉负责军事。开滦大罢工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冀东地区。为了满足军事用煤的需要，日本一面伪化冀东，进行政治压迫，一面拉拢英国资本家加紧对唐山矿工剥削压榨。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工人阶级和爱国同胞的极大愤恨。
1934年1月14日，马家沟煤矿三四千失业工人要求矿方兑现年终花红。英国资本家倪煤师和包工柜不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命令矿警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当场打死打伤10余人，造成马家沟“一•一四”惨案。
黎玉决定利用这一事件，组织工人大罢工。1934年1月17日，黎玉派杜均代表林西矿工人到马家沟矿，向罢工工人表示慰问和支援，沟通两矿之间的联系，酝酿东西矿总同盟大罢工。同时，黎玉与中共唐山市委的负责人，认真分析矿工的迫切要求，研究制定罢工斗争的纲领，并拟定了九条要求：
(1)恢复马家沟失业工人工作，救济死伤工友家属。(2)严惩尚文影、宋道乾。 (3)反对工头打骂工人，无故开除工人，恢复工会组织。(4)里工、外工增加一毛钱工资。(5)照旧发年终花红。 (6)取消双礼拜制（即每周强令工人休息两天，不发工资），加班加点要加工资。(7)反对包工柜层层剥削工人。(8)取缔烟馆、赌场。 (9)反对殷汝耕、陶尚铭伪化冀东。
1月24日，林西矿矿工首先举行大罢工，25日，赵各庄、唐各庄等矿的矿工也相继罢工，总人数达3万人，声势空前浩大。
罢工开始后，保安队的一个旅长赵大中为了讨好日本人，企图利用工人与英国资本家的矛盾夺取矿产权，同时夺取这次罢工的领导权。他冒充工人代表，提出了若干罢工口号。黎玉及时察觉了这一阴谋，向工人揭露了赵大中的诡计，告诫工人不要上当。经过唐山市煤矿赤色工会的努力，赵大中的阴谋没有得逞。
林西、赵各庄、唐各庄等矿在罢工中，互相策应，紧密配合，使资本家惊恐万分，先是威胁恐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继而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出面交涉，由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进行调解。国民党为了扩充实力，使黄色工会死灰复燃，网罗了老黄色工会的吴蕴山等10多人，充当工人代表，到天津与开滦英国总经理进行谈判，签署了一份《劳资协约》。1月30日，一部分工人按《协约》规定复工，但大部分工人表示反对。最后，在迫使矿方答应发给年终花红、补助罢工工人损失后复工。同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开滦保安队第二署署长尚文彬、唐山市公安局局长宋遒乾免职，东四矿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此后，开滦各矿的罢工一直持续到3月份，但由于一些工人采取了过激行动，被反动当局抓住了口实，进行了血腥镇压，罢工失败。
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坚持了近50天的时间，由于罢工是在塘沽协定签定后发生的，因而它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伪化冀东；对于开展华北工人运动，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开滦五矿大罢工给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支持和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1934年4月，由于在开滦大罢工中经常出头露面，黎玉暴露了罢工领导人的身份，矿方派出大批特务寻觅他的踪迹，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他回省委工作。
（五）转战直南
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省委负责人对黎玉说，直南特委领导有问题，不好领导，让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去检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黎玉因为不了解情况，建议派别的老同志去，但省委答复说，现在没有人，只能派他去。于是，黎玉又去了直南。
直南即今天的河北省南部地区，因河北省在清王朝时期叫直隶省，所以将河北省的南部地区称为直南地区。直南地区是河北、山东和河南的交界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党非常重视，从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党组织，力量也比较强。当时，直南特委书记是王子菁。黎玉到达直南后，在邯郸召开直南特委负责人会议，听取大家对王子菁的意见。大家在会上说了一大堆意见，但多是领导作风问题。在开会期间，河北省委将王子菁调离直南，并指示由黎玉负责特委工作，兼任特委书记。黎玉继续主持了特委会议，将特委工作分了工：黎玉任特委书记，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纪德贵任工矿职工部长，王明任秘书长，李菁如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
因邯郸县委被敌人完全破坏，不能久留，1934年8月，黎玉转移到安阳，住在一个木匠家里，在安阳住了有一个月左右，因敌人查得紧，又于9、10月间转移到磁县。这时的直南特委管辖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和河南东北部的41个县，在白色恐怖下，交通、联络都不方便。为便于工作，1934年底，黎玉向河北省委建议，将直南特委划分为两个特委，得到了省委的同意。1935年初，黎玉将原直南地区（后称“老直南”或“大直南”）划成冀鲁豫边和直南两个地区，组建了新的直南特委和冀鲁豫边特委。黎玉以河北省委代表的身份，兼冀鲁豫边特委书记，并负责两个特委的工作。
老直南地区原本是我党力量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但在李立三和王明连续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乱搞暴动，大批党员、群众惨遭杀戮，党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群众也产生了恐怖情绪，甚至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但经过黎玉的艰苦努力，到1935年，党组织又有了一定的恢复，积蓄了一定力量。但在这时，河北省委又提出了组织红军抗日游击队，夺取武器暴动，声援红军北上抗日等主张。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亲自去新直南地区组织暴动，但由于党的组织还不巩固，新组织的游击队也没有多少战斗力，结果，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了，很多党员群众遭到杀害。
与此同时，河北省委的负责人也到冀鲁豫边特委布置暴动，组织游击队。在省委负责入主持召开的特委会议上，省委负责人认为，组织暴动是“牵制北方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要求特委把暴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并且提出老直南（指冀鲁豫边地区）和新直南来个革命大竞赛，看谁发动的队伍多，谁发动的队伍好。了解客观局势的特委认为时机不成熟，但由于省委提出的口号是“支援红军北上”，没有人敢反对，只好以沉默对抗。黎玉认为，直南地区在敌我力量悬殊韵情况下，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会使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他对省委负责人说，援助红军北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搞不好又要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从我们客观力量上来说，现在不适宜搞暴动。另外，经过几年暴动失败的挫折，党员和群众的情绪受到打击，党的组织也没有完全恢复，如磁县和濮县等过去有基础的地方尚且如此。如果拿少数干部去拼，非同儿戏，后果不堪设想。再者，也不可以让冀鲁豫边和新直南竞赛，因为两地情况不同。新直南过去没有遭受到暴动失败的挫折，群众情绪比较高涨。但冀鲁豫边就不同，过去遭到严重挫折，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宋哲元的正规军驻扎在顺德、大名一带，我们暴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游击队在西山没有群众基础，也很难呆得住。这些问题都要通盘考虑。
省委负责人严厉地批评了黎玉，认为黎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黎玉省委代表的职务。省委负责人硬性决定，冀鲁豫边地区要组织武装暴动，要夺取枪支，组织游击队，并分配黎玉到河北濮县一带，组织发动群众。
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
濮县，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当时，濮县有3个区委，其中一个是古云集区委，古云集区委的中心力量是徐庄支部，黎玉决定到徐庄蹲点。1935年春节前，黎玉在特委巡视员兼濮县县委书记刘宴春的陪同下，到达徐庄。
到徐庄后，黎玉首先找支部干部和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支部情况，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通过谈话，黎玉了解到，由于1934年黄河决口，粮食欠收，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吃，连过年都很成问题。黎玉决定向地主分粮吃大户，以解群众燃眉之急。
在制定行动方案时，黎玉反复琢磨马克思的名言“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这句话的意思。黎玉认为，暴动时，首先，不能采取公开路线，以免暴露自己；第二，要采取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摸不着头脑；第三，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第四，要靠我们自己队伍的坚强和进攻时的坚决果断。
经过和徐庄支部干部研究后，黎玉确定了行动原则：首先，行动第一步必须取得胜利，以鼓舞士气，为以后行动打下基础；其次，在行动中，接受以前斗争失败的教训，不采取公开路线，即事前事后不贴布告，不散发传单，以避免暴露自己；第三，对地主的粮食、枪支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经过调查，黎玉选择了两户地主作为行动的对象。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一户距离较近的小地主。第二次行动的目标是一户距离较远的大地主。选择小地主，是为了第一步行动就能取得胜利，选择较远的地主，是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
一天深夜，黎玉带领30多人，每人带一条口袋，悄悄地来到了地主家，在将地主和其家人控制后，迅速将口袋装满，有的人还顺势将地主家的花棉被也带走。第一步行动就旗开得胜，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要求尽快进行第二步行动。
第二户地主是个大地主，有很多小麦，并有钢枪，距离徐庄有70多里地。过了几天，黎玉再派人去侦察一下，看情况有无变化。在确认无误后，黎玉决定行动。行动前，黎玉要求大家每人带一条口袋和大刀等武器，在太阳落山前分散出发，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半夜时分，参加行动的100来人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黎玉将队伍分成两批，一批从前门进，前门有长工作内应，一批从后院翻墙进。黎玉身背大砍刀，带领第二批人从后院翻墙进。黎玉第一个跳了进去，其他人也跟着跳了进去。两批人进了宅院后，按照计划，有的守门，有的关地主家丁。黎玉抓住地主，夺下钢枪，审问其现款的贮藏地。这时，枪声、狗叫声响遍全村，黎玉要求大家不要惊慌，赶快装粮食。出发前，因为路途远，黎玉要求大家不要装满，以免行动不便，但大家都将口袋装的满满的。装完粮食后，黎玉带领队伍迅速离开。回到徐庄时，天刚蒙蒙亮，按照计划，徐庄支部书记徐光泗马上赶着羊群，迎着来路散开，将脚印踩没。
两次行动的胜利，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黎玉乘机开展工作，发展“穷人会”，短短几天，就发展了二三百人。这以后，四乡传说：“发生了怪事，光要粮食要钢枪，不杀人‘拉票’。看样子，不是土匪。”
后来，另一个区委来人报告，说有一个贩枪的，有很多枪，而且多是匣子枪，要求采取行动，但详细情况不了解。黎玉认为，如果冒冒失失地采取行动，失败了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很多干部不理解，黎玉就耐心地说服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以后，这样的行动没有再搞。
黎玉的斗争方法和策略，在党的力量还不强大，群众还未经过锻炼的斗争初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可取的。它与河北省委布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臆想，是完全不同的。
1936年春，新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后，批评了河北省委“左”的错误，肯定和支持了黎玉的意见，取消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黎玉河北省委代表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