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验
1906年7月3日，黎玉出生在山西省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五卅运动爆发后，黎玉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的初期，黎玉先后担任过中共崞县中学特支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代表和直南特委书记等职，他还曾三次被捕入狱。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黎玉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磨炼了革命意志，锻炼了革命才能。
（一）走上革命道路
孔子何以周游列国呢？ 公元1906年7月3日（农历五月十二日），在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现原平县大牛店乡东野庄）的一户李姓人家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他，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黎玉。
黎玉，原名李兴唐，字子岳，乳名玉人。后来，在参加革命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取李字的谐音“黎”和乳名中的“玉”字，化名黎玉。
李家在当地是个还算富裕的农民家庭，有七八十亩地，还雇了一个本家兄弟做长工。除耕种土地外，李家还在冬闲时节，兼做点煤炭生意，所以，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宽裕。黎玉的父亲原先在绥远的粮店里做店员，后来回到老家，在镇上的杂货店做店员，农忙时，也回家帮助做点农活。
黎玉是家中的独子，很受父母的宠爱。1916年，父亲将他送到本村的私塾上学。虽然清王朝已灭亡5年，但私塾里教授的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等传统启蒙读物。
1920年，黎玉考上了崞县大牛镇高级小学。学校的教规极严，不允许学生看杂书，但黎玉背着老师，偷偷地看了《说岳》、《水浒》、《三国演义》、《大八义》、《小八义》、《红楼梦》和一些鼓词、唱本等书。这些书深深地影响了年少的黎玉。他满脑子是些绿林好汉、才子佳人之类的东西，产生了讲哥们义气、好打抱不平思想。在学习近代史时，学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时，黎玉联想到历代英雄的伟业，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感慨，并和一些同学热烈讨论。高小毕业时，黎玉和这些要好的同学互换庚贴，结成金兰之好。后来，当他从事革命工作时，这些把兄弟还帮了不少忙。1923年，高小毕业后，黎玉考上了崞县县立中学。 黎玉被分在第11班。虽然学校的校长、教师也是些旧知识分子，但由于县立中学所处环境、地位的不同，它对国家政治文化的变化比较敏感，社会先进思想、文化容易流入进来。在这里，黎玉开始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他大量购买、阅读五四运动后出版的新书，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和鲁迅的《呐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这些书刊，极大地开阔了黎玉的眼界。
1924年夏，第11班一些同学自发组建了崞县历史上第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读书会——协进社。1924年秋，黎玉加入协进社。在协进社，他阅读、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的党刊《响导周报》和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文稿，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革命书刊。他还和社员一起开展交流读书心得，办黑板报进行宣传，组织思想辩论会等活动。通过阅读这些革命书刊，黎玉的思想逐步从好侠尚义的人生观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上来。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黎玉根据阶级斗争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孔孟的“天命论”。这是崞县和崞中历史上第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在协进社的《撼阴报》上发表后，轰动了全校，也惊呆了校长和讲经学的教师。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崞县中学也卷入到这一革命洪流中去，全校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活动。黎玉积极参加了各项活动，并针对校方为阻碍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宣扬“君子不在其位”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既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何以周游列国呢？”结果，学校当局以“违背教导”、“不尊重教员”的罪名，突然将黎玉挂牌开除。黎玉当即声明：“所谓违背教导，就是说我们宣传救国是多管闲事，违反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唤起民众是‘对牛弹琴’，违背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导。所谓‘不尊重教员’，就是说，我们不同意教员以上述的教导阻止学生的爱国运动。现在崞县中学不准我们救国，崞县城乡父老欢迎我们救国。要救国就得动员民众，要动员民众就得革命，我们的职位就是革命。怎么能说我们‘不在其位’？怎么能说我们‘不谋其政’呢？今天，你们开除了我，我不后悔，换个阵地，到农村去！”①于是，黎玉返回家乡，开始动员民众。
暑假过后，在11班学生会的强烈要求下，校方被迫同意恢复黎玉的学籍。返校后，黎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黎玉组织领导了崞中学生上街游行，下乡宣传等活动。同时，推选刘保粹和康自励为代表，出席在太原召开的全省“五卅”纪念大会，并委托他们找共产党。刘保粹到太原后，认识了太原学生会会长、中共党员王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底，刘保粹回到崞县，建立了崞县第一个党支部。9月，经刘葆粹、冯汉瑛介绍，黎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国共两党的协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黎玉入党时，上级即布置了同时加入国民党的任务。于是，黎玉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政治态度尚不明朗，山西及崞县的国民党仍处于秘密活动阶段。同年底，在国民党县代表大会中，黎玉被选为国民党崞县党部常委。同时，在崞中的学生会改选时，经全体学生选举，黎玉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黎玉一面利用学生会的合法名义组织办壁报，提倡阅读进步书籍等活动，为扩大共产党的组织打基础；一面组织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利用假期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宣传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在这期间，上级给崞县支部寄来《柏林》等内部读物和公开发行的《政治生活》、《响导周报》等刊物，黎玉和支部成员一起学习、讨论，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27年，在五卅运动二周年时，黎玉和冯汉瑛带队上街游行，深入农村进行宣传。1927年暑假前，刘保粹、冯汉瑛毕业离校，黎玉接任崞县中学支部书记。
第一次入狱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阎锡山开始在山西“清党”，迫害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了山西大地。这样的环境，对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在困难面前，有的消极低沉了，有的脱党了，有的甚至背叛了党，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昂起头颅，继续战斗。
1927年秋，中共崞县中学支部改为特别支部，黎玉任特支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支部很难开展活动。为了坚持地下斗争，黎玉组织了一个赴北大考学团，吸收应届毕业生参加，以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名义，组织共产党员开展活动。随着白色恐怖加重，中共特支的活动更加困难。黎玉根据日益恶化的形势，又组织了一个灰色团体——北大候补生团，利用合法招牌，继续领导特支党员进行革命活动。
1928年3月3日，崞县警察局突然派出警察包围崞县中学，将黎玉和李三楼、郭从周、李毓珍、白玉堂、张灵轩、贾荣宗等7名同学拘捕，并带到崞县县政府大院里。黎玉当场质问县长为什么抓人，县长无法解释，只好说是奉阎锡山总部来电行事。在黎玉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县长不得不把电报交出来。电文是：“据报李兴唐、李三楼、李毓珍等7人组织北大候补团宣传共产主义，着即逮捕解送太原总部。”黎玉念完电文，再次质问县长：凭什么说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凭什么要逮捕我们？县长只是支吾：“我也不知道。”当日，黎玉等人带上行李，被警察押送到太原，关押在国民党特别法庭指定的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清字号，这里已经关押着20多名共产党嫌疑犯。
在看守所，黎玉和其他6人悄悄地串了口供，统一了口径，决定不承认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咬定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就是为考学，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也谈不上宣传共产主义。大家还凑在一起，分析是谁出卖了他们。在狱中，黎玉向其他难友学会了唱《国际歌》。
一天，国民党“特别法庭”对黎玉等7人进行了逐个审问。轮到审讯黎玉时，法官照例问了一遍姓名、年龄、籍贯，黎玉如实回答。之后，对黎玉的审讯是这样的：
问：你加入过共产党吗？
答：没有。
问：那你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
答：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更没有宣传过。
问：那么，你们为什么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呢？
答：那是为了到北平大学温习功课，学校是知道的。
问：有人报告，你们通过这个团体宣传共产主义啦！
答：刚才已经说过，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更没有宣传过共产主义。是什么人报告的？姓啥名谁？请他来当面对证呀！
法官一无所获，“嗯嗯”了两声，摆了摆手说：“下去吧！”
两周后，特别法庭再一次把黎玉等7人提到法庭，什么话也没问，就宣布他们是“共产党嫌疑未决犯”，押到自新院悔过自新。在自新院正式成立前，先送到太原第一监狱羁押。黎玉等齐声向法庭抗议，法官们不予理会，硬把他们押走了。
黎玉等人被关进太原第一监狱静字监荒字号筒。在狱中，黎玉等7人组成了中共狱中支部，黎玉任书记。黎玉领导支部成员串联难友，与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不懈斗争。
9、10月间，山西省“自新院”正式开张，黎玉等7人被监狱转送到设在上马街的“自新院”。院长由特别法庭庭长韩甲三兼任。
在自新院，上午，由自新院的教务科长和一个姓赵的科员上课，讲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教务科长是院长韩甲三的小舅子，是个什么也不懂的糊涂蛋。有一次，教务科长讲到“Lrust”这个词时，自己不懂，却不懂装懂地提问。李三楼便故意出他的丑，说，“Lrust”是西洋的哈巴狗！结果，大家哄堂大笑。教务科长还莫名其妙地问：你们笑什么啊？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下午是自学时间，黎玉他们便在屋里自学英语、日语、世界语等科目。
院长韩甲三每周来自新院讲一次课，讲些“孙文学说”、“建国方略”、“民权初步”一类的东西。有时，国民党山西省省党部也来人上课，唱些“三民主义”的空调子，听的人都十分反感。
按照自新院的规定，3个月为一期，期满释放。黎玉和郭从周、白玉堂3人是第二期获释的。释放前，按照自新院的规定，黎玉他们找了铺保，并在青天白日旗下念了“誓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而奋斗”的“誓言”，丝毫没有涉及到有关共产党的言词。但是，黎玉后来回忆说：“‘文革’中‘四人帮’支持其爪牙抓住我这一段经历大做文章，割断历史，节外生枝，硬说我念了反共宣言，就是背叛了革命，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我打成‘叛徒’，推下台去。”
（二）战斗在平津
“九穷”的来历 1929年春，回到家里后，黎玉提出要到北平去读书。父亲担心儿子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坚持要他去西安的银号商店做生意。父子为此相持不下。最后，父亲还是对独生子作了让步，但是叮嘱再三，到北平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再介入政治。
为报考北平的大学，黎玉和郭从周、白玉堂一起回到崞县中学，找校长要毕业证书。回到学校后，校长和教员很热情，校长还召集了全校师生开欢迎会欢迎他们。黎玉等3人在欢迎会上讲了话，趁机讽刺、影射了阎锡山、国民党政权的昏庸腐败。会后，校长给黎玉和白玉堂发了毕业证书。郭从周因未到毕业时间，校长让他继续在校读书，但被他拒绝了。
白玉堂经过这一次风波，有些动摇，不愿再去北平，黎玉他们也不勉强，从此，白玉堂便脱离了革命，脱离了党。郭从周则十分坚决，借了上一届同学的毕业证书，和黎玉一起去了北平。不久，黎玉和郭从周便考上了政法大学俄文经济系（后来改为北平大学法政学院）。黎玉考取后，又写信给已经出狱的李三楼等人。不久，李三楼、李毓珍、张树槐、贾全祥等人便陆续到了北平。正巧，法政学院补录学生，李三楼等人也考上了。
黎玉等6人都住在西城区李阁老胡同法政学院第三院。为了省钱，6人组成了一个“合作社”，轮流做饭。后来，黎玉又邀请李克让、孙云鹏和王景全三名同学加入合作社。此后，这9人在生活、学习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成了极亲密的朋友。
黎玉和其他8个同学共同买了许多书，别的同学也来借，可有的人借了后常常不还。为了在书上留个记号，黎玉和李毓珍决定上街刻个图章。在路上，李毓珍问：“刻个什么字呢？”由于黎玉等9人都很穷，黎玉就风趣地说：“刻个‘九穷爷’吧。”“‘爷’字不好听，就刻‘九穷’吧！”黎玉想了想，同意了。于是，黎玉和李毓珍就刻了个“九穷存书”的印。从此，“九穷”的称号就叫起来了。
寻找母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瀛不幸牺牲。在王瀛牺牲后，崞县特别支部便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上级党的指示、政策及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黎玉等都无法知道。黎玉和郭从周商量，一定要找到党组织。
黎玉得知，东安市场内的旧书店经常卖一些进步书籍，能不能在那里找到有关党组织的线索呢。抱着一线希望，黎玉经常到旧书店里转。一天，在东安市场北的一个旧书店里，黎玉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共地下组织出版的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黎玉非常兴奋，便按这个刊物上的地址试投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与母亲失散了，请帮助查询，并留下了地址。没想到，半个多月后，中共法政学院支部书记向心力就来找黎玉谈话。黎玉十分高兴，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并找到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郭浩民，帮助证明入党时间及在狱中的情况。向心力经反复考察，核实无误后，介绍黎玉加入了法政学院的党支部。黎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0年春，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开展职工运动，征求党员参加。刚刚找到党组织的黎玉积极报名。市委让黎玉参加了市委书记胡锡奎领导的北平市职工工作委员会，担任委员，同时兼任北平市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下旬，职工工作委员会改称市政工作委员会，由向慈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向慈调走后，黎玉接任书记。后来，市政委员会又改称市委职工部，黎玉先后担任职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成为中共北平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消极抵制“立三路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号令各地频繁组织武装暴动。结果，许多地方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也频频组织公开、半公开的群众纪念会和示威游行，如三•一八纪念会、五•一庆祝会、六月飞行集会等，到7、8月份，这种活动达到高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前夕，中共北方局指示：“八一示威要采取公开路线”、“应公开地动员群众参加”，“以十二万分的决心冲破敌人白色恐怖的镇压”。中共北平市委贯彻北方局指示，公开张贴布告，把八•一游行的性质、内容、时间和集会地点和盘托出。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北平军警在8月1日前后三天不放假，汽车队、自行车队、大刀队、手枪队全部出动，“各重要地方，均有大批军警守望”。但是，中共北平市委仍决定按计划组织游行。
8月1日，身兼中共北平市职工委员会委员、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黎玉带着洋车夫游行队伍，高呼着“庆祝红军攻占长沙”、“反对军阀混战”等口号行进。当经过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时，黎玉率领洋车夫把它的牌子砸碎，然后继续向前走。刚走出不远，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军警一拥而上，把游行队伍团团围住。顿时，游行队伍大乱，混战一场后，便各自东奔西跑了。黎玉在打倒一个警察后，就往和平门方向跑，但被三个警察抓住，黎玉第二次被捕。这天，许多参加游行的党、团员都被抓起来了，押到北平市公安局，在被简单审讯后，又被送到阎锡山驻北平的警备司令部。
这次参加示威游行的洋车夫因为有洋车做掩护，又是在队伍的最后面，均未被捕。所以，黎玉被捕后，敌人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在军事法庭上，黎玉什么也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是在路过游行地点时被误抓的。黎玉的“九穷”朋友得知黎玉被捕的消息后，积极找警备司令部里的山西老乡疏通关系，将黎玉保释出狱。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黎玉说：“那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何等荒唐，而我们的同志是何等的幼稚，缺乏对敌斗争的艺术！”
出狱后，黎玉从老乡、朋友那里得知，阎锡山因为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联合夹击，可能要退出平津。他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市委书记任国祯，并建议市委抓住这个机会，赶快营救被捕同志。市委接受了黎玉的建议，马上发了紧急通知，要各单位去保人。经黎玉活动，被保释出来的共产党员就有向慈、张树槐和白坚等人。到10月间，不仅这次被捕的同志都陆续出狱，甚至连过去被捕的一些同志也获得了自由。
经过八•一游行示威这样一个严重挫折，黎玉开始对“立三路线”产生了怀疑，但市委的有些负责人仍没有认识到“立三路线”的危害所在。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纪念日，北平市委仍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游行示威。黎玉认为，党的力量还没有恢复元气，应该把支部的巩固工作提到首位来做；市委还没有认真总结八•一示威游行失败的教训，新的行动缺乏充分的准备；刚刚出狱的同志有的思想情绪不稳定，积极性不高，如果硬组织活动，可能也没有多少人参加。他建议，最好不要再举行活动。但黎玉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市委的足够重视，仍然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并要他担任这次行动的秘密指挥。黎玉说，如果市委一定要举行活动，并且要他负责，就要给他紧急处置权，在情况不利或不允许时，有权决定改变纪念的方式。市委同意了黎玉的要求。
12月11日，按照计划，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在北师大操场集合，但到上午10点，还不见有多少人到。黎玉和负责公开指挥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红旗打出来，喊几个口号就马上解散。由于规模小，散的快，敌人还没来得及发现，就解散了，也就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黎玉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对立三路线尚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零星的、感性的认识，所以，虽感到搞那些示威游行无益，但也没有坚决反对。”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内一方面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罗章龙的分裂主义。罗章龙的分裂主义也危及到北方的党组织。张金刃（张慕陶）等在天津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到北方各地活动，使中共北方局的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北平少数追随罗章龙搞分裂的人成立了北平紧急会议筹备处。黎玉和北平的大多数中共党员同搞分裂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1年3月，中央派殷鉴等人在北平建立了新的河北省委。这时，天津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河北省委决定派黎玉去天津恢复党的组织，并任中共天津临时市委书记。3个月后，由于上级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工作关系中断，黎玉不得不于同年6、7月间返回北平，找省委汇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