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过草地
我军自九月中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取得多次战役战斗的胜利，终因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根本错误，使我军不仅未能在川康边区打开局面，反而陷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严重缺乏补给的困境。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我军得不到粮食的补给，只能以山果、野菜、土豆充饥。时已隆冬，高原气候更加寒冷，由于当地不产棉花，同志们只好上山割棕做成蓑衣穿在身上御寒，或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当背心穿。饥饿、寒冷和疾病，又夺去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在发动群众和开辟根据地方面，虽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因该地区汉藏杂居，情况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使我军在这一地区难以站稳脚跟。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间胜利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接着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大发展。我们从方面军发行的刊物《红色战场》上看到这些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同志私下议论：“还是党中央的方针正确”，“只有北上才是出路”。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南下碰壁的事实面前，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也提出了北上的方针。但他的所谓北上，并不是去和党中央会合，而是想去甘肃、青海、新疆等边陲地区。
一九三六年二月，方面军部队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途中再次翻越夹金山，还翻过了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又一次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炼。
党岭山，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主峰海拔五千四百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迷信传说：“这座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人到顶上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要被天神治死。”当地年长的群众还告诉我们，山上气候变化无常，不时有冰雹、大雪降临，要避开暴风雪的袭击，必须在每天中午前通过顶峰。因此，我们决定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
我们在雪山脚下，吃了一餐用为数甚少的土豆、青稞和野菜煮成的“饭”，整装出发了。同志们拄着木棍，踏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向上攀登。
随着时间的消逝，长龙般的队伍已进入白云缭绕的半山腰。忽然，西北方向涌起一块乌云，挨着山头压了过来，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将要来临。为争取时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
雪山的气候变化很快，不过一刻钟，暴风雪就来了。霎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刮得人们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紧接着，鹅毛大雪越下越大，气温骤然下降。
由于天黑、风急、雪大，难以继续行进，只好原地休息，待风雪停后再前进。我们要求部队，选择避风的地方，以连为单位围在一起休息。因人多围在一起，可以较好地抵御风雪的袭击，可以人们自身的温度相互取暖。好不容易挨到风停雪止，天色微明，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双脚已不听使唤，走一步跌一跤，爬起来再走，走出二三十步才慢慢恢复了知觉。不少同志的脚冻裂了，鲜血渗透了裹在脚上的破布和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印。
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了。同志们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每走一步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有的同志晕倒了，大家就互相搀扶着向上攀登。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出特有的威力。王建安政委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不断地给部队作鼓动工作。各级干部以短促有力的口号，宣传队员们敲响锣鼓，打起“呱嗒板”，活跃气氛，鼓舞部队的士气，激励大家去战胜困难。
距顶峰越来越近了，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走在我身后的警卫员一步跳到我跟前，手指着山顶高兴地说：“军长你看。”我抬头一看，只见一面鲜艳的红旗耸立
在顶峰，在皑皑白雪的衬映下，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样的振奋人心。
“前卫团到达主峰了！”胜利的消息随着山峦的回音，拨动着每一个同志的心弦。同志们忘记了严寒，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一鼓作气向上冲刺。
来到主峰，真好像到了琼玉世界。片片白云绕着山头轻轻地飘过，银装素裹的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妖娆。在空气稀薄的山顶上，同志们无暇观看这雪山美景，加快步伐向山下行进。
一过主峰，我们都倍感轻松，队伍里谈笑风生，更加活跃。王建安政委风趣地说： “孙大圣大闹天宫，蟠桃、仙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我们是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大闹天宫’。看来，孙大圣在我们红军面前也要甘拜下风了。”
同志们的欢声笑语，不禁使我感慨万分。是啊，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不过是文人构思的神话，而真正创造人间奇迹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我们英勇无畏的红色战士。
翻过党岭山，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一举攻克道孚、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我们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现名新龙），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枝和电台一部。三十一军和九军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现名乾名），守敌李抱冰部弃城南逃康定。至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到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转入整编、训练、筹集粮食和做群众工作，准备与正从黔滇边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
从甘孜地区北上，还要经过大草地。我军根据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在甘孜地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为适应过草地时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食的需要，方面军组建了一个骑兵师，全师编三个团共三千五百多人，我调任骑兵司令。
五月上旬的一天，我们骑兵师在甘孜召开了成立大会。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检阅了部队。朱总司令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我们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方面军部队顺利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作出贡献。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红二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地区，受到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我们经历了与一方面军分离的痛苦，更感到与二方面军会合的珍贵。我们把他们接进早就腾出并打扫干净的房屋里，把烧好的饭菜、开水和亲手织成的毛衣、毛袜等慰问品送到战友手中，一起开联欢会，一起畅谈艰苦的战斗经历和远大的革命理想，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内部兄弟般的紧密团结。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指战员的共同愿望。
可是，不顾党和人民利益的张国焘，还要坚持他的错误方针。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坚决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多次斗争。张国焘在四处碰壁、极端孤立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按甘孜会议确定的方针，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至此，张国焘持续近一年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终告失败。
七月上旬，两个方面军携手并肩开始北上。二方面军以及四方面军的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由甘孜经阿坝向班佑、包座开进；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独立师为中央纵队，由炉霍经壤塘、毛儿盖向包座地区开进；五军（由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三十三军合编）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从绥靖（现名大金）、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包座开进。我们骑兵师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
六月二十七日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骑兵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动人的乐曲。驰骋的战马，威武的骑兵，耀眼的马刀，构成了一幅万马奔腾的图画。我骑在奔驰的马上，思考着如何完成筹粮任务。我深知北上征程的艰险，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使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我的沉思，侦察兵向我报告：前面不远就到色曲河。
我们扬鞭催马穿过山沟，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蒙古包像繁星洒落在色曲河两岸；绿油油的草地恰似墨绿柔软的地毯，微风吹过，又如抖动起来的绿色绸缎；一群群牦牛和羊，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吃草。
“我们找到大粮仓了！”队伍中响起一阵欢呼声，战士们疾马飞奔向前。
马蹄声惊动了正在吃草的牛羊，“哞哞”乱叫，四处奔窜。牧民们闻声走出蒙古包，以惊奇、疑虑、恐惧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头戴八角帽、身背钢枪和大刀的不速之客。
霎时，平静的草地乱起来了，牧民们有的慌忙躲进蒙古包，有的赶着牛羊向附近山沟里跑，有的向我们举起了猎枪。
我估计群众可能误会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叫几个给我们带路的通司向群众喊话：
“不要开枪，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是救国救民的‘菩萨军’，主张穷苦人当家作主，反对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保护藏回蒙民的利益！”
“……”
这个地方离甘孜不远，群众对我军早有所闻，一经通司的喊话说明，紧张的气氛很快缓和下来。
牧民们听说我军要筹粮过草地北上抗日，纷纷献出自己的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我们按当地的价格购买，许多群众不愿收钱，我们再三向他们说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是红军的纪律。
第一天的筹粮进行得比较顺利，沿色曲河两岸筹集了四百多头牛，一千多头羊，还有一部分粮食。那里的羊很大，人骑在上面还跑得很快。有些战士看着筹集到的那么多牛羊，高兴得马也不骑了，骑着牛羊返回集合地点。深夜，奔波了一天的战士早已进入梦乡，我和各团的指挥员还在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从各团汇报的情况看，筹集的粮食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从一般牧民群众那里虽然可以筹集到一些牛羊和粮食，但数量有限，而占有大量牛羊和粮食的土司头人，大多不愿出卖或者只是卖给我们少量。我们既不能强迫，更不能去抢，只能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我们确定第二天再找土司交涉。
我刚刚躺下休息，骤然而起的一阵枪声把我惊起，哨兵报告说：反动土司派人袭击了我们。
看来，这些反动土司软的不吃要吃硬的，我立即指挥部队出击。
这些人是反动土司豢养的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不懂战术，我军的一次冲锋就把他们打垮了。
被我们抓到的几个俘虏，供出了反动土司的牛羊转移地点。我们连夜搜索，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八千多头牛羊全部收缴。
我们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七月十三日抵近阿坝。
阿坝位于大草地的南部边缘，是我军过草地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土司头人叫墨桑，很反动。他获悉我军要经阿坝北上，阴毒地把当地的群众统统赶走，将粮食和牲畜全部转移到外地。
我们进入阿坝时，镇内空荡荡的，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年长的藏民，了解到一些情况。藏民告诉我们，反动土司有好几千人的武装，武艺高强，横行无忌。夜间射击能打香火，三枪打不中，即被视为废物，装进麻袋投入河中。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我们分兵搜索，找到了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土司武装。
十五日，我们向东继续前进。到达麦加而康、觉儿黄、赛苟共巴地区时日已西沉，突然发现千米以外火光点点，不时还传来马叫声。经侦察，那是驻扎休息的土司武装，约四五千人。
土司武装屯兵阿坝通查理的要道上，显然是企图阻击我军。我们必须搬掉这一“绊脚石”。但是我们骑兵师经过长途征战，已经有不少减员，对这数倍于我的敌人，只能智取，不宜强攻。我和参谋长召集三个团的团长研究确定，乘敌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际，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破敌。
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分多路迅速隐蔽地接近敌营。敌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我们按预定的时间，发出了攻击的信号，指战员们首先向火堆甩出了一批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燃烧着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乱窜。敌兵们有的当场被炸死，有的被惊马踩得鬼哭狼嚎。我们高举马刀，左冲右杀，将敌大部歼灭。
这是我们骑兵师组建后打的最大的一仗，也是最顺利的一仗，缴获了近百匹马和一批枪支弹药。
击溃了敌人，我们经下阿坝、查理寺继续前进，在安曲又给后续部队留下了一千多头牛羊。
渡过嘎曲河，我们开始第三次踏进大草地。
这次过草地比前两次路程远，时间长。由于党中央不断给予重要指示和亲切关怀，广大指战员渴望早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走上抗日前线，因而士气特别高昂，行动也很迅速，比较顺利地走出了草地。我们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七十二次战斗，虽只剩下了两百多人，但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
两个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向甘南进军，连续突破了敌在甘南设置的两道封锁线，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胜利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会师之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久别重逢的三个方面军指战员，手捧着印发的党中央的贺电，个个喜笑颜开，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我们的心情正如方面军政治部下发的讲话提纲中写的那样：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的眼睛都望穿了。
现在我们会合了。……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我们已经一致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为执行当前的伟大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也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全党全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线，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长征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对于我们却是终生难忘的。张国焘的反党行为从反面教育我们，党的领导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全党的紧密团结，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严格遵守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只有这样，全党才能保持步调一致，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还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她，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如能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必定能有力地促进中国革命运动新局面的开创。可是，张国焘一意孤行，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把红四方面军拖入极为危险的境地。至于后来能够转危为安，则是由于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是因为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是由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所证明的无比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