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由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致使我们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进行了十七个月的长征，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
在长征的艰苦岁月，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广大指战员，野菜当粮棕当衣，蓝天当被地当床，百折不挠，英勇作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最后终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一、首次过草地
在我们四方面军进行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经西康（今属四川）东南部继续北上。
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军队的转移、流动，在战争年代虽是常有的事，但每当我们离开一个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却往往又是依依难舍。离开江油、中坝地区的那一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十分沉重。望着前来送行的乡亲们，望着这里的一山一水，我想起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想起了许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想起了根据地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想到了我军撤离后人民将面临的灾难。虽然我不知道我军是否会很快打回这一地区，但是深信：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川陕边人民，一定会坚持长期的斗争；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燃烧起熊熊烈火。
我军撤离江油、中坝地区后，相继攻占了茂县、理县和松潘、平武以南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继续向天全、宝兴、懋功（现名小金）方向前进。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筹集粮食，捐献慰问品，准备迎接远征而来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
六月十七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会师地达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他以一方面军长征和四方面军近期作战的胜利，深刻地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号召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在党中央领导下，互相学习，紧密团结，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六月二十五日，两大主力红军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在懋功召开。
会师的喜讯传到远离达维、懋功的我们第四军，部队长时间沉浸在欢乐之中，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指战员们奔走相告，谈论着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憧憬着革命的美好前景。同志们坚信，红军两大主力会合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党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是在对形势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侵略，由东北三省向华北步步进逼。然而，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活动越来越露骨：一九三五年七月签订了《何梅协定》（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治郎签订的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公然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奉送给日本侵略军；十日，又奴颜婢膝地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布取缔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丧权辱国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要求抗日的呼声遍布中华大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无疑可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从川陕甘地区的敌我态势看，也十分有利于我军向北发展。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的总兵力达十多万，四方面军的主力位于岷江上游的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等地，随时可以向北出击。而追击一方面军的敌之主力薛岳部已被拖得十分疲惫，北面的胡宗南部尚未完成堵截部署，东面的川军屡遭重创，一时无力向我进攻。这些情况表明，我军向北发展，不仅是形势的需要，条件也是具备的。
但是，张国焘出于他的政治野心和机会主义的立场，反对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边陲地区退却。他还以解决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狂妄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阴谋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党中央否定和拒绝。
党中央本着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的原则，先后在两河口、芦花和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明确规定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在沙窝召开的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强调要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经过反复的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北上的方针，但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并未就此罢休。
由于张国焘的百般阻挠，我军北上的时间延误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胡宗南的主力已调集松潘地区，堵住了我军原计划经松潘入甘南的道路。我军丧失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最好时机，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第一次过草地是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开始的。进军的部署分为两路：右路军为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已分别改称第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为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已分别改称第五、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负责右路军的军事指挥工作。
我们第四军担任右路军的后卫。主力出发时，我们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小姓沟地区，积极佯攻松潘守敌，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北上。完成任务后，我们也踏上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
草地，一望无际如茫茫大海。茂密的杂草，蒲团似的东一丛西一蓬。草块之间，到处是积满污水的烂泥潭。沿途渺无人烟，没有道路，只有先头部队给我们留下的一道时隐时现的脚印。
草地的天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时而彩霞满天，时而暴雨倾盆，时而冰雹骤下，时而雪花纷飞。上午还是烈日当空，酷暑蒸人，穿一件单衣还热得透不过气来，到了下午却刮起了令人瑟缩抖颤的寒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我们把仅有的衣服披在身上，也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过草地不到一个星期，好比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天黑了部队要宿营，可是在这渺无人迹的草地上，既无村舍可借住，又无大的场地可露营。部队只能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地势稍高的地方，支撑起破烂的毯子挡风遮露，捡来半干半湿的小树枝，燃起忽明忽暗的篝火，驱赶逼人的寒气。在过草地的日子里，我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最大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草地的积水乌黑发臭，闻到就使人恶心，更难以下咽。至于能填肚子的东西就更少了。进草地前，大军云集在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少数民族地区，难以筹集到多少粮食。进草地后，尽管大家都很节省粮食，仍维持不了几天，多以野菜、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吃这些东西，现在来看是难以想像的，在那时确能燃起一个人的生命之火，不少同志就是靠一把野菜、一根皮带，坚持下来走出草地的。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这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的重要因素。在那艰苦的岁月，部队内部关系很好，上下左右亲密无间。一把干粮分着吃，一杯清水匀着喝，一件衣服让着穿，一床毯子合着盖。有的同志走不动了，大家抢着给他背东西或扶着他走；有的同志病倒了，大家就轮换着抬他。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我们军长、师长的乘马都让给伤病员骑，还经常替体弱的战士背枪，以模范行动激励大家去战胜困难。
经过约一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胜利通过了这个被称为“绝境”的草地，到达巴西、班佑地区。
胡宗南发现我军经草地北上，先派出其补充第一旅的一个团控制了我军人甘南的必经之地——包座，其中一个营驻守包座，团部率两个营驻守求吉寺；后又派第四十九师由松潘增援包座。
我军到达班佑等地后，为打开前进道路，保障全军顺利进入甘南，前敌指挥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决定在敌援兵未到之前，首先消灭包座之敌，控制要点，尔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
包座之战，是我们过草地后打的第一仗。前敌指挥部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三十军和我们四军。三十军的任务是以一个团消灭包座守敌，主力隐蔽集结于包座西北山地，准备打援。我们四军的任务是以一部攻打位于包座以北约十
公里的求吉寺。
指战员们经过草地的艰苦行军，十分疲劳，一听说有仗打，劲头又上来了，几个师长争着要任务。考虑到十师部队在过草地时减员不多，我和政委商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西方山头上的晚霞刚刚消逝，十师部队以迅速的动作抵近求吉寺，突然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很快拿下了外围的几个要点，乘势突人寺院。敌人组织敢死队拼命反扑，十师师长王友均亲自率领部队与敌展开肉搏。经过草地恶劣环境熬煎的指战员，一个个虽是面黄肌瘦，但喊杀声还是那样洪亮，斗志还是那样旺盛，作战还是那样奋勇。看着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谁能想到他们是在肚皮紧贴着脊梁骨的情况下与敌人厮杀的呢？！
到了弯月挂上树梢的时候，二三百个敌人已成了我军的刀下鬼，残敌向西北方向逃窜，求吉寺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我们的胜利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次战斗中，十师伤亡了不少同志，王友均师长也英勇捐躯。他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湖北广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牺牲时年方二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团长期间，常率部队夜袭敌营，出奇制胜。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他率领手枪队三十余人，从平溪坝以北偷渡大通江，绕过敌人的多道岗哨，摸到敌人后方的牛角嵌，攀越几丈高的悬崖，突袭敌军团部，砍死敌团长。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在北川县千佛山战斗中负伤，痊愈后调任十师师长。对于他的牺牲，我和指战员们一样极度悲痛，为失去这样一位能打善战的指挥员而感到十分惋惜。我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墓前堆满了战士们含着热泪采来的山花。同志们默默地向他告别：“安息吧，王友均同志！您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未竞的事业，我们一定继续下去！”
在我们四军十师攻打求吉寺期间，第三十军二六四团攻占了包座。因敌第四十九师前来增援，为诱其深入，二六四团又主动撤至包座东北侧山地，我军主力仍在包座西北侧山地隐蔽待机。当敌两个团沿包座河西岸背水为阵，另一个团进至包座河东岸，敌师部进至包座以南时，三十军开始出击。首先以一个团由包座河西楔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分割成互不连接的三块，尔后集中兵力，一个团一个团地逐个歼灭。激战至深夜，歼敌大部，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落水而死。
包座一战，毙伤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近两千枝，还有大批粮食。这是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从作战指导上来看，是由于我军及时掌握了敌情，首先歼灭了包座地区的守敌，为打援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中，正确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取得这一胜利的重要因素。广大指战员刚刚走出草地，未经休息便投入战斗，忍受着饥饿，奋不顾身地勇猛冲杀，终于歼灭了敌人，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