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胜利反攻
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我军收紧阵地所以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达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步骤。
经过八个月的收紧阵地和万源一线的坚守防御，我军的战线已经牢固地稳定在万源前线和小通江河沿岸，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根本变化。敌人虽然占领了根据地的大片土地，但同其去年十二月刚发起六路围攻时比较，其优势已基本丧失。敌人的有生力量被我大量歼灭，有些部队由于被歼、逃亡和向我投诚，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加之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山高路险，天气炎热，使得整个军阀部队都笼罩着浓厚的悲观、厌战、颓废情绪。敌第二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廖雨辰在给刘湘的报告中，活现了他们那种失败的情绪：“崇山峻岭，溽暑炎蒸，疫病丛生，遗尸载道。伤亡既众，无法补充，勇气消沉，兵无斗志。官长恒多自戕，士兵日益逃亡，考查各连兵员情况，多者不过三十名，少者仅十余名，加以千里馈粮，师不宿饱，怨气四起，哗溃堪虞。职等处此危局，莫展一筹，惟恳总指挥唐，星夜派队前来接替防务，并恳总司令刘、军长刘，将职师残部明令解散……”像廖雨辰这样自己要求将其部队解散的固然不多，但伤亡惨重、士气沮丧、丧失战斗力的却比比皆是。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他们“各心存取巧，各图私利，于是号令不行，指挥不动，进则各争地盘，退者互相诋毁”，千方百计拼凑起来的六路围攻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刘湘高唱的“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的口号早就不灵了。所谓“后援会”、“安抚会”也统统瓦解了。同时，由于军阀们以“剿赤”为名，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我军这时的总兵力虽然仍少于敌人，但由于战线缩短，兵力集中，并且在防御作战中以逸待劳，不断地进行战场练兵、休整和补充，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经过前一阶段作战，已经摸透了敌人的脾气，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特别是经过万源大战，大量杀伤了敌人，造成了敌竭我盈的局面，开始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根据地军民在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人人盼望反攻，个个摩拳擦掌，都在等待着方面军反攻命令的下达。
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说明，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八月八日，方面军总部再次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反攻的决心和部署，决定乘敌“再而衰，三而竭”之际，立即进行反攻，并在嘉奖万源前线部队的通令中向全军宣告：“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号召全军加倍努力，消灭敌人，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而英勇战斗。
战略反攻，至关紧要的是确定反攻的主要方向，即先从哪里打起，先打哪个敌人。这关系到战略反攻的全局。早在七月初，方面军在万源前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对反攻的方向和部署进行了讨论，八月八日的军事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地形上看，西线敌我隔小通江河对峙，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敌组织节节抗击，不利于我突破和发展进攻；东线敌军阵地与我成南北对峙，我居高临下，反击得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从作战对象看，西线为邓锡侯、田颂尧、刘家钰、罗泽州、杨森等部，总共不到五十个团，其中田颂尧、杨森部又屡遭打击，元气大伤；东线为刘湘的八十余团，还有刘存厚的残部。很显然，东线敌强，西线敌弱。
是先打东线强敌，还是先从西线弱敌开刀？按照一般情况应该是先打弱敌。但是“胜不可一”，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先打强敌。东线第五路是刘湘的部队，是围攻军的主力，是围攻开始以来最积极的一路；而西线各路都对刘湘存有戒心，在围攻过程中一直是消极徘徊，以图自保。我们如果将反攻的主要方向和打击目标一开始就选在西线，刘湘从他“剿匪总司令”的切身利益考虑，势必会令其主力出动援助，这样弱敌也就变成强敌了。加上地形条件对我不利，反攻就难以成功。即使是在西线取胜了，还要再和东线强敌决战，不然就不能打破敌人的围攻。如果将反攻的主要方向选择在东线，第一锤就打在刘湘的头上，其他各路从私利出发，必然采取隔岸观火的消极态度，这样强敌第五路也就孤立了，变弱了。况且我军主力已集中于东线，在万源附近的地段上已经对敌形成优势，再加地形条件有利，反攻胜利的可能性就大。围攻军的主力一垮，敌人的整个六路围攻也就土崩瓦解了。
根据这些情况，方面军确定从东线开始反攻，先集中兵力击破敌主力第五路，尔后再挥戈向西，扫向西线敌人。
这时，东线敌第五、六路七八个师的兵力，分布于东起万源东南的凤凰寨、白沙河，西迄通江东南的喜神滩、麻石场，正面宽达一百多公里。从哪里突破才能最有利于打开战局，夺取反攻初战的胜利呢？方面军总部在对地形、敌情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
青龙观地形十分险要，是敌人比较容易疏忽的地段。守敌汪铸龙师系刘存厚残部，战斗力较弱，且夹在刘湘的主力第五路的中间。我在此突破，既可将敌第五路截为两段，动摇敌人整个防线，又可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左、右卷击敌人主力，可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后来的实战证明，在青龙观实行主要突击，不仅选准了敌人的弱点，而且正好打在敌人的要害上。
反攻的胜利，还有赖于兵力的集中，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为了确保反攻作战的胜利，方面军只留两个师牵制西线之敌，而将主要兵力集中用于东线作战，并以鄂豫皖时期就能打硬仗的老部队为主，组成了八个师的反攻突击集团：以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四军十师、十一师，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为第一梯队，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十师和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为第二梯队。突破青龙观的任务则由擅长夜战的三十一军二七四团担任。
反攻前，我们进一步进行了思想动员，认真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每人还准备了七天干粮，准备在突破敌人防线后迅速追歼敌人。
八月九日夜，我全体军民日夜盼望的大反攻终于开始了。突击队二七四团不愧为“夜摸长胜军”，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穿山越涧，攀藤附葛，登悬崖，爬峭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青龙观。敌人猝不及防，其师
部和一个多营即被歼灭，青龙观要隘为我攻占。后续部队紧接着投入战斗，将汪铸龙师大部歼灭，敌防线被打开了一个二十余里长的缺口。
十日拂晓，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突破口向敌纵深楔入。我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从左翼，四军主力从右翼同时发起进攻，并向敌纵深猛插。敌见青龙观阵地被我突破，连忙令其左右两翼的部队互相靠拢，并调陈兰亭师和第四师十二旅向我军突破地段机动，企图堵住缺口。怎奈我军攻势凌厉，锐不可当，敌人企图难以得逞。
十二日、十三日，我们九军部队相继攻占敌纵深要点清花溪、田家坝，将敌从其右翼来援的第五旅击溃；十四、十五日继续向西南的长坝场方向追击。沿途敌尸绊腿，枪弹物资散落满地，战士们在敌人尸体和物资之间跳跃着前进。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我们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夜以继日，追击前进。敌人则是狼奔豕突般的溃逃，不少敌人屎尿都拉在裤裆里，其狼狈惊恐之状可见一斑。
在我们向敌纵深猛进的时候，四军十师占领了龙池山西北之周家坝、黑钵山，九十三师进至龙池山东南的石人坝、赵塘坝。十六日敌独立第一旅从左翼来援，刚进至龙池山，即被我十师、九十三师两面夹击，将其大部歼灭。四军十一师在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窝场后，击溃了由镇龙观前来堵截我军的陈兰亭师和范绍增的第四师十二旅，歼其一部后前出到河口场、庙垭场地区。至此，敌第五、六路的整个防线犹如大坝崩决，一溃千里。
十七日，我军第二梯队三十军两个师和三十三军一个师加入战斗，尔后向西迂回位于通江城东的敌范绍增第四师和独立二旅等部。该敌惧怕后路切断被我歼灭，急忙后撤，五昼夜内南逃四百余里，一直跑到渠县以北的三汇场才停住脚。我军见范师已逃之天天，遂回头向东，截击从万源后撤的敌第一、二、三师。但该敌也不比范绍增有胆量，没等我军到达就撒腿后跑，一气后逃三百里，跑到宣汉城北、州河一线地区才仓促设置了阵地。当时假如不是张国焘的瞎指挥乱干扰，我军突破后不是先向西，而是先向东迂回包抄位于万源以南的刘湘主力，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战果。
东线反攻，为时不到半个月，我军不但把敌人赶回到他发起六路围攻以前的地方，而且把刘湘的主力打得溃不成军，死伤累累。当时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曾经哀叹：“刘湘二十年的精华毁于一旦矣。”
东线反攻刚结束，我反攻大军即迅速挥师西进，开始了西线反攻。胜利的形势给部队以巨大的鼓舞，战士们十几天连续激战的尘烟未洗，就一阵风似的向通江方向飞奔。高山峡谷，酷暑严热，所有一切困难都被战士们踩在脚下。
西线反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择在敌人整个防线的南部——通江县城以南的地段上。这里是敌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接合部，是敌人防御的弱点，既利于我突破，又便于在突破后南取仪陇、营山，西出嘉陵江岸，粉碎整个西线的敌人，也便于我东线兵力迅速向西转移和集中。方面军决定：以四、九、三十军主力由此进行主要突击；三十一军同时在通江以西向敌发起进攻。
西线敌军见东线刘湘主力大败，慌忙调整部署，妄图稳住阵脚。正当敌人南遣北调之际，我军反攻已骤然发起。八月二十八日，我四军、九军、三十军主力由通江城南的上老官庙渡过通江河，接着以夜袭手段先在得胜山附近的冷水垭，后在清江渡以西的右垭口，连续突破敌人两道防线。敌第三、四两路本来就如惊弓之鸟，这时更是望风而逃。我军当即分兵三路展开猛追：四军进占兰草渡，向营山方向追击敌第四路、九军追击敌第三路，直扑仪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在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的亲自率领下，排除张国焘的干扰，由巴中向西北方向的旺苍坝、黄木垭猛插，迂回敌第一、第二路的后方。此时，西线北部的敌第一、第二路闻知东线战事早已气馁，今见西线南段又被突破，更加恐慌，不待我军猛攻，随即向其来路溃逃。田颂尧的第二路跑得更快，哪晓得刚逃到黄木垭东南地区即被我迂回部队拦腰截住，田部曾南夫师两个旅及其他部队共十余团全部被歼。
此后，西线各路之敌更是争先恐后地向后逃奔。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向上谎报军情，并且诿罪别人，说是别人先逃，弄得他们也不得不逃，真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我军战士们看着这些如鸟兽散的军阀部队，追得更加起劲。我们九军在右垭口附近歼灭李家钰部四个团后，跟踪敌第三路猛追，先占仪陇，再克阆中，一直把敌人赶到嘉陵江西岸。三十军在黄木垭大捷后，乘胜前进，攻占了嘉陵江边的苍溪县城；四军追击敌第四路直达营山、渠县地区；尾追敌第一路的三十一军在追击途中，先后歼灭邓锡侯部两个旅的大部，收复南江县城，进逼广元城下。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川陕根据地向外又有了扩大，我军的战略反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从八月九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我军在四十多天的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使敌人“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六路围攻，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声称这次围攻耗资一千九百万，官损五千，兵折八万，此后难复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曾被刘湘拜为军师、被“公请”出任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从云，见大势不好，在东线溃败之时即窜回成都“通电辞职”。但各路军阀欲借此打击刘湘，哪肯轻饶，遂串通一些乡绅豪门发出通电，要求“诛除刘奸从云，以快人心”。敌人营垒内部互相指责，一片混乱。
在我根据地内，则出现了军民热烈庆祝胜利的情景。方面军先后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表彰了反围攻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我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分别获得了方面军颁发的“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
历时十一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我军经过这次作战，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那时，我们红四方面军虽是远离党中央，但是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同时，川陕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大体相同的。共同的客观情况，必然产生共同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是不受通讯联络条件限制的。
当然，从川北的地形条件和当时的客观情况出发，红四方面军在反围攻作战中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在收紧阵地过程中采取了运动防御的战法。我军既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又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有利于歼敌的良好阵地和有利战场，求得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起到扭转战局作用的万源保卫战中，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实行坚守防御，使敌人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造成了敌竭我盈的有利局面，并且不失时机地迅速转入反攻，最后取得了反围攻作战的完全胜利。毛泽东同志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反六路围攻作战就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川北这个特定的舞台上高奏的一组气势磅礴的胜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