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我们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根据地，同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交战。在敌强我弱、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军艰苦奋战十一个月，粉碎了由蒋介石策划，由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的一次光辉胜利。这次大交战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非常强烈。
一、激战序幕
一九三三年，川北的十月是一个金色季节。根据地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军事上连续取得了仪南、营渠、宣达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到处是丰收的喜悦，胜利的欢笑。
革命烽火照亮了巴山蜀水，革命惊雷回响在天府之国。
川陕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仅严重地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使国民党头子蒋介石、汪精卫大为心惊。蒋介石在他任命的“川北剿匪督办”田颂尧被打垮之后，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十月，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五十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又拨给刘湘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陕红军的“围剿”。
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头子。他凭着纵横捭阖的手段，加上封建迷信的帮会关系，从一个川军师长，一跃成为身兼数职（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靖主任等）、拥兵十万、独踞川东的大军阀。他与四川另一大军阀刘文辉本为侄叔关系，但为互争短长，独霸四川，曾数起战端，荼毒生灵。在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他正醉心于同刘文辉争城掠地的“安川”之战，扬言“先安川，后剿赤”，迟迟不肯就职。九月，刘文辉败逃西康（今属四川），刘湘见“安川”目的已达，遂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的高调，于十月初在成都上任就职。接着就以所属二十一军为主力，纠集四川大小军阀部队一百一十余团二十余万人，组成了六路围攻军，向我川陕边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六路围攻的部署是：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为第一路，由广元向南江方向进攻；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为第二路，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李家钰的新编第六师和罗泽州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路，由南充向巴中以东方向进攻；杨森的第二十军为第四路，由蓬安向通江方向进攻；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第五路，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进攻；刘存厚残部第二十三军和位于城口、镇巴地区的王三春等土匪部队为第六路，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进攻。蒋介石还派来空军两队，飞机十八架，分别位于梁山（现名梁平）、南充机场支援作战。为配合其军事围攻，刘湘还组织了“剿赤后援会”、“安抚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并利用反动会道门和地主武装开展所谓的“游击战争”，对我根据地进行渗透骚扰。同时，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在其统治区内增收田赋捐税，大量搜刮钱财以充军费。刘湘学着蒋介石的调子狂妄宣称：“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
敌重兵压境，我军面临着进入川北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大规模围攻已经迫近的情况下，我军理应停止进攻，迅速转入反围攻作战的准备。出人意料的是，宣达战役于十月下旬刚刚结束，方面军总部就命令我率九军二十五师向开江进击，同时以四军进攻开县，以三十军由达县向南进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张国焘的主张，他幻想用“不停顿地进攻”，“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结果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使我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
十一月一日，我们二十五师在开江城北的永兴场地区，与首先向我进攻的敌第五路第三师遭遇，揭开了反六路围攻作战的序幕。
王陵基的第三师是刘湘的主力部队之一，实力较强，装备较好，还未受过我军打击，又刚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气焰甚为嚣张。我们二十五师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装备也相当好。最近虽然连续作战两个多月，部队有些疲劳，但因连战皆胜，士气相当高昂。这样的两强相遇，就展开了一场激战。从十一月一日开始，我们在开江西北的永兴场、天师观、回龙场地区与敌连续激战了六七个昼夜。敌人虽然被我杀伤三四千，但后续部队却不断增加，战斗的发展逐渐对我不利。我和陈海松政委反复思考和研究着整个战场的敌我情况，一致认为：刘湘的主力投入战斗，说明敌人新的围攻已经到来，如果继续执行进攻的命令和越来越多的敌人拼消耗，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把情况向方面军总部作了报告，建议对当前的作战方针作出新的决定。
在日益严重的敌情面前，方面军总部排除了张国焘军事冒险主义的干扰，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求得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敌人，促使敌我优劣的转化，创造条件转入反攻。整个反围攻作战的部署分为东、西两线，并以东线为主要方向：以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刚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三十三军部队共二十五个团防守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重点对付敌主力第五路，由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直接指挥；三十一军，九军二十七师和三十军九十师，部署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的西线地区，钳制敌一、二、三、四路，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指挥。另以两个团的兵力配置于川陕交界地区，监视陕南之敌。
方面军确定的这一作战方针及其兵力部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符合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当时敌之兵力三倍于我，武器装备又占有优势，若不先后退一步，而是继续同敌人拼消耗，那就不仅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而且会危及军力的保存。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我们二十五师和四军三十军等部队由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逐步撤至宣汉、达县、南坝场一线与敌对峙，一面作战，一面进行反围攻的动员和准备。这时，根据地党政军民也全力投入了反围攻的准备工作。二线部队和群众，在纵深各个要点构筑工事；地方党政机关组织群众筹集粮食，实行坚壁清野；建立工人师、少年先锋团、妇女独立团等群众武装，“实行全赤区军事化”。川陕省委还组织了二十多个宣传队，深入各地开展动员工作。根据地内的村落、集镇，到处贴满了“消灭刘湘！”“武装保卫赤区！”“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口号。党政军民万众一心，积极投入了反对敌人六路围攻的斗争。
二、收紧阵地
川陕边区的一次敌我双方大交战开始了！
四川军阀对我发动的六路围攻，在其内部矛盾重重、互不协同的情况下，于十二月中旬开始了第一期总攻。我军在东起南坝场，西至宣汉、达县、营山、仪陇，北迄广元的广阔战线上，与进攻之敌展开了全面战斗。
我们二十五师在宣汉及其西南地区，凭借州河之险阻击敌人。我师防守地段的河面，宽度只有一百米左右，且时值冬季，有些地段便于徒涉，但州河流经于高山峡谷之中，河岸陡峭，易守难攻，为我军防御的天然屏障。我们以宣汉西南的曾家山为主要阵地，沿河西岸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有重点地配置兵力兵器，以多层火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及其东岸。
一天早晨，我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坡上散步，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几架敌机正向我军阵地飞来。敌人的飞机来得这么早，是往日少见的，这预示着有新的战斗行动。我跑步回到指挥所告诉作战参谋：“通知部队，迅速作好准备，敌人要渡河了。”接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就开始了对我军阵地的猛烈轰炸。
我在指挥所里，静静地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一会儿，敌人在曾家山东南的东林河渡口附近开始渡河。有的乘船，有的坐筏，有的徒涉，成群的敌兵在其指挥官的威逼下，下饺子似的跳入齐腰深的河水中，边打枪边向西岸冲来。
敌人刚到河心，我把拳头猛地一挥：“打！”嘹亮的军号声骤然而起，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密集的枪炮弹暴风雨般地倾泻在河面上，平静的州河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乱成一团的敌人在河中绝望地挣扎着。死伤的，在河水中沉浮；幸存的，狼狈地逃向对岸。清澈、冰凉的州河水，对王陵基之流似乎也特别无情，一下子就吞掉了他的一两千士兵。
第二天，气急败坏的王陵基又派飞机炸，又调大炮轰，组织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可是当他们渡过河时，我军已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后转移数十里，进入双河场、北山场一带预定的新阵地。敌人得到的只是被炸毁的工事和大量的我军宣传品。
在防御作战中，一方面要利用地形之险去阻击敌人，消耗敌人；另一方面，则要善于捕捉和创造战机，主动出击，夺取防御作战的主动权。
转移到新阵地后，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迫敌逡巡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考虑着怎样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连日大雪。阴沉的天气，棉絮般的雪花，使整个大地都变得混沌迷茫。一天，我坐在指挥所里，正在看刚刚送来的敌我情况图，思考着出击敌人的方向。这时满身雪花的陈海松同志推门走了进来，他一边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边笑着对我说：
“副军长，打一下吧！你不是一直在想出击敌人嘛，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啊！”
“好！老天帮忙，不打白不打。”“出击地点在哪？”
“你看。”我指着地图说。
“大城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对！张邦本第九旅的一个部队。该部不知天高地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我们会意地笑了笑，把任务交给作为预备队的七十五团。
天近黄昏，部队出发了。战士们有的披着白被单，有的反穿着白布里子的棉衣，很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夜色笼罩着大地，大城寨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出现了两堆耀眼的火光，那是报告袭击得手的信号。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七十五团团长韩东山浑身泥雪，满头大汗地跑来向我报告：“副军长，我们摸到敌人窝里，敌人还莫名其妙哩，有的在抽大烟，有的在烤火，有的已经钻在被窝里睡觉了。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歼敌约两个营，还抓了几十个俘虏。”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回去让部队好好休息，伤员要安置照顾好，需要送后方医院的赶快送。”
陈海松同志接着说：“对俘虏要好好教育，愿当红军的留下，要回家的释放。”
像这样的小型出击，我们曾多次进行。
在这一段防御作战期间，我们各个部队广泛开展了夜袭活动。每到夜晚，一支支小分队就像一把把尖刀，越过敌人的防线，插入敌人纵深，打击敌人，袭扰敌人。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当时闻名全军的“夜老虎团”——三十军二六五团。他们夜袭庆云场，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歼灭，使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我们搞到敌人的一匹马，夜晚在马背上绑了一个煤油筒，筒里放上一些爆竹，点燃后把马放回敌阵。敌人以为是我军夜袭，又是打枪，又是开炮，折腾了半夜。以后我们采取类似的办法，用牛、用羊进行“夜袭”，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这样，我军以节节抗击、阵前反击、夜摸偷袭等战术手段，不断给敌以严重打击，使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付出伤亡一万余人的代价，但远没有达到第一期总攻的目标。
为进一步创造反攻的有利条件，我东线部队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再次收紧阵地，主动后撤至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西迄红灵台一线。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竟以为这是我军的“全线崩溃”，命令所属各部迅速向前推进。其二十一军第三师和二十三军郝耀庭旅，于二月上旬深人马渡关、马鞍山地区，成为翼侧暴露、远离后方、孤立无援之敌。
我军有计划的后撤，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当时，旧历年关临近，各军阀陶醉于表面上的某些进展，麇集成都，互相祝贺所谓胜利，并下令部队休整，准备“欢度新年”。身为第五路总指挥的王陵基也跑回万县老家，同其全家“团聚”去了。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因为敌人有岔子可寻，又由于我们可以给敌人造成错觉。方面军总部决定抓住敌人松懈麻痹、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集中四、九、三十军各一个师，吃掉突出于马鞍山地区的敌人。
我们二十五师的任务是在三十军八十八师进攻马鞍山的同时，直插马鞍山以南的胡家场，捣毁敌第三师师部，并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歼灭该师的第七旅。
二月十日，小雨夹雪下个不停。夜幕降临时，我反击部队从沿山场至罗文坝近二十公里的正面上分多路插向敌阵。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葬身于这个年终岁尾的风雪之夜。
我们以七十三团为前卫，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向胡家场疾进。半夜时分，马鞍山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八十八师夜袭马鞍山成功，歼敌两个团。胜利的枪声好似冲锋的号角，鼓舞我们一口气登上一千多米高的老鹰寨。前卫七十三团乘敌不备，一举攻占敌三师七旅一个营盘踞的红岩高地。
红岩是胡家场北部的制高点，从这里向南延伸出两条山脊——鸡公岭和锣鼓山，像一把巨钳从东西两面把胡家场紧紧夹住。我们以七十四团沿鸡公岭、七十五团沿锣鼓山向胡家场攻击前进，对胡家场形成三面包围。守敌第七旅仓促占领村周围之高地进行抵抗，我复以七十三团从右翼插向敌人侧后，并发起总攻。顿时，胡家场周围的山坡上红旗四起，杀声震天，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冲杀过去。中午时分，敌第七旅和三师师部大部被歼，正在师部的第九旅旅长张邦本被我军活捉。此时，攻占马鞍山的八十八师和从罗文坝南下的四军部队协同作战，在毛坝场地区将郝耀庭的旅司令部和两个团全部歼灭，旅长郝耀庭被当场击毙。敌人搜刮来的大批“年货”，也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马鞍山反击战，是我军收紧阵地以来，由方面军统一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歼敌两个多旅，在宽约二十公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三十余公里，使在主要方向上实施进攻之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正在成都欢度新年的军阀头头们，在摆满酒菜的宴席上突接损兵折将的电报，犹如霹雳轰顶，一个个呆若木鸡。刘湘在震惊之余，急令二十三军和第三师其余部队相互靠拢，阻止我军的进击，同时调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杨国祯独立旅向东线增援。并以“擅离职守”之罪撤了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之职，由其亲信唐式遵接替。敌人喧嚣一时的第一期总攻，就这样在手忙脚乱中收场了。
刘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在换将调兵之后，又在三四月份连续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期总攻，妄图在东线夺取万源，在西线进占通江、南江，尔后东西对进，合围歼灭我军。方面军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再次收紧阵地。东线撤至镇龙关、万源城以南一线；西线主动退出南江，撤至贵民关、得胜山一线。在转移过程中，我军利用川北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和敌人分路前进的特点，不断进行伏击、反击和夜袭，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东线我军在红灵台的防御作战，使敌人尸积如山，仍不能前进一步；西线的分水岭反击战，则使实力较强、进攻较卖力的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死伤累累，后撤数十里。敌人的两期总攻磨蹭了两个多月，付出了几万人的代价，得到的只是我军主动放弃的一些地方。
随着围攻的旷日持久，敌人内部的矛盾更加突出，各种困难日益增多。刘湘吹嘘的“三个月内肃清”川陕红军的目标不但没有达到，而且更加遥遥无期了。
在打败敌人第一、二、三期总攻的凯歌声中，川陕根据地军民迎来了一九三四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春夏之交的川北，到处生机盎然。这一天，根据地内各主要城镇、乡村都召开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我们会见了地方上的许多领导同志。战地相会格外亲切，这使我回想起反围攻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下对我们的巨大支援。
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这个冬天过得是很不容易的。战争激烈进行，根据地逐渐缩小，伤员在增加，粮食、弹药各种物资大量消耗，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并且越来越严重。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显出了根据地全体军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的英雄本色。记得在激烈冲杀的战场上，正当我们与敌人浴血苦战时，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带着慰问团、宣传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慰问，鼓励我们杀敌立功；正当我们需要补充新的力量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到了前线。活动在敌后的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情报。特别是那些妇女同志，一点也不亚于男子汉，不管是战勤工作、警卫后方、通讯联络，样样能干。为了保障前方供应，她们常常背着上百斤重的物资，昼夜不停地跋山涉水，送上阵地。返回时，又抬着、背着伤病员到后方医院。她们的英勇事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五一”节的庆祝大会，既是庆祝胜利的大会，又是深入动员的大会。会后，赤卫军、少先队、妇女队手持钢枪、大刀、长矛、红缨枪，排着整齐的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举行了示威游行。“消灭刘湘，保卫赤区！”“硬与赤区共生死，誓与刘湘不共存！”的口号声震撼山岳，充分显示出根据地军民团结战斗，彻底粉碎敌六路围攻的坚强决心。
五月，敌人忙于调兵遣将，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根据地军民则抓紧时间进行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准备。
从反围攻开始以来，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口号下一直进行着的战场练兵，此时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射击、投弹、刺杀、劈刀、爬山，到处是热气腾腾的练兵场面。热烈的练兵运动，不仅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而且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杀敌的信心。方面军曾在靠近前线的北垭场举行全军射击比赛，我们二十五师有好几位同志获得了优等射手、优等瞄准手、优等测距手的光荣称号。
根据地的人民则加紧生产，以更多的物资支援前线。在达县缴获的刘存厚的兵工厂，这时成了供给我们武器弹药的重要“基地”。工人们克服原料不足等种种困难，日夜加班生产。他们把收集的弹壳翻造成新子弹，把打坏的枪支精心修理好，并且制造了大批手榴弹，保证作战的需要。
根据地军民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准备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