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跃马营山
仪南战役以后，川陕根据地已发展到仪陇以南地区。
这时，杨森二十军盘踞的玉山场、鼎山场，突出于仪陇和江口（现名平昌）之间，像一个拳头抵在根据地的胸部，成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严重障碍。方面军总部在仪南战役结束后，决定进行营渠战役，解除这一威胁，向南发展根据地。
杨森的第二十军辖六个混成旅，加上手枪团、宪兵团等部队，共二十二个团，约三万余人，由北而南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第二混成旅分布于营山以北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第一}昆成旅分布于渠县县城及其以北的佛楼寺地区，第五混成旅分布于营山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第六混成旅分布于蓬安县城及其以北之徐家场、云雾山等地，第三、四混成旅等部驻于广安、岳池、南充一线，其军部设于广安。
基于敌军这一布势，方面军决定以位于巴中地区的三十军主力从正面由北向南，以九军二十五师由仪陇地区向东，四军十一师由巴中东南之江口地区向西，首先消灭突出于北端的玉山场、鼎山场之敌，而后向南发展，突破敌纵深防御，相机歼其主力。
川北九月，已经进入秋雨绵绵的雨季。连日来，几场大雨，把泥泞的道路冲刷得凹凸不平。二十二日夜，我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在刘理运①团长率领下冒雨出发，穿过荒僻的山径小路，秘密插入玉山场、鼎山场侧后。次日拂晓，攻占了险要阵地龙背场，歼灭守敌一个营。我带领七十四、七十五两团攻占了马鞍场，将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千余人大部歼灭。同时，三十军由正面逼近玉山场，四军十一师以两翼迂回的动作，将鼎山场守敌一个团压缩包围。次日上午，当我们赶到六合场、瓦子场地区时，玉山场之敌已在三十军的强大压力下向南溃逃。
我们立即和三十军一道，奋起猛追。这时，雨下得很大，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睛，雨水顺着脖子直往下灌。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人困马乏，饥肠辘辘。战士们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在泥泞的山路上飞速前进，追得敌人溃不成军，无法抵抗。在敌人经过的道路上，到处是遗弃的伤兵、枪支、弹药、衣服、鞋袜。有的敌人跑不动了，就躺在路旁边的泥水里装死。战士们边走边喊：
“一天一百一，赶快追逃敌！”“一天一百三，明天打营山！”“大烟鬼子跑不动啦，大家加油追啊！”
我们日夜兼程，于第二天上午追到太蓬山、马深溪附近。南逃之敌第二混成旅残部凭险抵抗，被我全部击溃，残敌纷纷向营山方向逃窜。
此时，敌军阵势已乱，方面军即令三十军向东南敌纵深发展。四军十一师在歼灭鼎山场之敌后，向东南挺进，配合三十军发展进攻。
在东南方向，敌夏炯第一混成旅和杨汉忠第五混成旅在巴中、营山、渠县交界的佛楼寺、凤凰山、三汇场防守。二十九日夜，三十军主力穿山越峪迅猛突进，于拂晓前向佛楼寺之敌发起突然攻击。敌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所措，纷纷溃逃。三十军一路追歼，打得敌人狼奔豕突，陈尸遍野。敌第十四团团长程栋梁被当场击毙，第二团团长雍寿康乖乖地当了俘虏，两团人马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九月三十日，四军十一师攻占了佛楼寺东边的石桥河，随即挥戈南下，逼近渠县近郊。三十军一部亦转师西进，协同我师向营山进攻。
杨森见前线溃败，营山吃紧，深恐老巢有失，急令第三混成旅驰援营山，第五混成旅向营山集中，并在营山东北方向的天池场、通天场、大庙场一线占领险要阵地，构成一道拦阻我军前进的防线。其中第二混成旅两个团和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防守通天场一带，在玉皇宫、通天场构筑了七道防御工事。第三混成旅三个团防守大庙场、南岳山一带，在险要地形上构筑工事，设置交叉火力点。第五混成旅另两个团位于营山，作为机动力量。敌防守的重点放在玉皇宫、通天场、南岳山，三点成鼎足之势，形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防御枢纽。敌人狂妄宣称：营山防线，固若金汤，不可逾越。
我们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敌人。首先夜袭防守玉皇宫的敌军，得手后消灭通天场之敌；然后围歼南岳山、大庙场守敌。具体部署是二十五师主力从侧后袭击玉皇宫守敌，以二十五师一部和三十军一部在正面配合。十月二日夜，大雨滂沱，天黑如漆。我担任奇袭任务的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分两路向玉皇宫侧后迂回。
师指挥所里，人们在焦急和不安中等待着玉皇官方向的枪声。
我站在窗口，凝望着漆黑的夜空，思念着执行夜袭任务的部队。
此刻，担任正面助攻的部队正在雨地里趴着，只等玉皇宫后的枪声一响，就把仇恨的子弹一齐射向敌阵。
时间的流逝是一种并不因人而异的自然现象，但是此时此刻，时间却仿佛过得特别缓慢。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口，仔细辨别着雨夜中的各种声音，但是除了哗哗的雨声以外，听不到其他音响。
指挥所里出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骚动，人们竭力掩盖着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我的心也提起来了：“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这一切，我都无法了解。虽然我们之间没有联络工具，但是我深信他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深夜十二点整，仿佛是暴雨中陡然刮起的一阵狂风，从玉皇宫后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指挥所里一片欢呼：“枪声！”“枪声！”“是枪声！”话音未落，我正面部队一齐开火。巨大的枪炮声，震荡着营山的夜空。
战斗进行得激烈而迅速。当敌人抱着“红军无法突破”的心理，有的正在高枕无忧地蒙头大睡，有的正在得意忘形地饮酒作乐时，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悄悄绕到敌后，出其不意，突然猛击。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冲人敌阵，迅速占领了玉皇宫，立即向通天场猛插，连续攻破七道工事，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玉皇宫战斗结束后，南岳山、大庙场之敌已成孤立状态。我军一鼓作气，于拂晓时向南岳山之敌发起进攻。在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二六三团的三面夹击之下，敌招架不住，互相践踏，陷入一片混乱。失去指挥的敌人，像炸了群的鸭子，东奔西突，到处乱窜。
战局已定，胜利在望，我立即带领七十四团直插新店子。
新店子位于大庙场与营山之间的仪陇河对岸，河上有一座浮桥，是敌南逃的惟一退路，也是我进攻营山的必经之地。
我们赶到仪陇河边时，一部分逃敌已经占领了对岸，并用火力控制了浮桥。
由于连降大雨而暴涨的河水，掀起阵阵浪头冲击着河堤。宽约一百米的水面上，一个个飞转的漩涡张开大口，无情地吞噬着上游漂来的木头、树枝和敌人的尸体。狭窄的浮桥在激流上颠簸跳动，使人望而却步。
在当时的情况下，光凭火力不可能大量杀伤躲在河堤后面的敌人，如果组织部队硬打硬冲，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怎么办呢？我决定来个“攻心为上”，如果敌人不吃软的，我们就来硬的，即使是龙潭虎穴也要闯过去。于是我叫战士们向敌人喊话。
“白军士兵们，不要替杨森卖命啦！”“你们缴枪吧，红军优待俘虏！”
“叭！叭！叭！”回答我们的是一排子弹。敌人以为有险可守，把我们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一个敌军官得意忘形地伸着脖子喊：
“老子缴枪了，你们过来拿吧！”
“叭！”敌军官刚要把头缩下去，被我们的战士一枪击毙。
“冲啊——”战士们像离弦的箭，腾空的鹰，一跃而起，扑向浮桥。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同志们已经冲上了浮桥。
“哒哒哒！”敌人的机枪和我们的机枪几乎同时开了火。我们人多，火力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眨眼之间，同志们已经冲过了浮桥，将守敌全部击溃。
过了仪陇河，我叫潘幼卿团长给各营布置了任务，以一个营把守浮桥，一个营进至新店子向营山方向警戒，另一个营就地休息。这时，风停雨止，时已中午，一时又没仗打，“肚子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大家从干粮袋里掏出被雨水泡涨了的苞谷和炒米，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我们刚歇了几分钟时间，从南岳山、大庙场溃败下来的敌人就蜂拥而来，战士们拿起武器，立即投入了战斗。我们守住浮桥，打退了逃敌的多次攻击。敌人像走马灯似的，一群一群地跑来，又乱七八糟地逃去，多数被我追击部队击毙俘获。有些逃至仪陇河上游的敌人，企图涉水逃命，结果淹死不少。
经过约十二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营山防线土崩瓦解，敌军主力相继被歼。我军仅以很小的代价，换取了歼敌两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我们和七十三、七十五团会合后，立即向营山迸发。
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当晚，我们占领了营山县城。城内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打着灯笼火把，欢迎红军。十月六日，我军又占领嘉陵江东岸的周口（现名蓬安），当地反动地主组织的道会门武装，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也纷纷瓦解。
营渠战役历时十五天，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五百余枝。杨森受此打击，极度恐慌，准备放弃渠县、广安、岳池，退守南充、蓬安。刘湘鉴于杨森部如果退守嘉陵江西岸，本身防区将受到直接威胁，于是急调其第三师王陵基部两个旅进至渠县东北的三汇镇，调第四师范绍增部布于大竹，另以一部由合川趋武胜（现名定远），准备配合杨森阻止我军继续深入。但这时我军已集中主力向东发展，投入了新的战斗。
三、会师宣汉
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旬，营渠战役刚刚结束，方面军总部命令我们二十五师回师通江，准备参加宣（汉）达（县）战役，打击刘存厚的军阀部队。
十月的川北，天高气爽，云淡风轻。在连绵不断的山岗上，彤红的枫叶，金黄的野菊，青翠的竹林，墨绿的松柏，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秋色图”。我们在这风景如画的山峦上急进，第三天傍晚，赶到了通江县东南的得胜山附近地区。
在得胜山，方面军总部召开了各军领导干部会议，介绍了刘存厚的情况，研究了宣达战役计划。
刘存厚是一个老朽昏庸之辈。早年追随吴佩孚，为虎作伥，因此获得“勋一位”、“崇威上将军”的头衔。吴佩孚垮台后，刘存厚于一九二三年窜到川北，自封为“川陕边防军”，但是在他霸占的万源、宣汉、达县、城口等地，依然挂着吴佩孚的五色国旗。他在达县经营十年，“毫无善政可记，搜刮款项，最为厉害。……征敛之苛虐，则父死子押，兄逃弟囚”。广大人民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刘厚脸”、“刘瘟牛”。我军入川后，蒋介石为拉拢刘存厚充当“剿共”走卒，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封刘存厚为二十三军军长。他的军队计有两个师、一个路和一个独立旅，共十五个团，近两万人。为了防御我军进攻，他以十三个团部署在东北起万源，西南至巴河，长达三百余里的防线上。其部署的特点是一线配置，纵深薄弱，兵力分散，后方空虚。
方面军根据敌人单线配置的布势，决定以主要兵力，实行中央突破，直插敌人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具体部署是：中路以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为第一梯队，九军的二十五师为第二梯队，由通江城以南地区经刘坪向以土地堡为中心的敌第一师阵地实施突破，得手后向宣汉、达县发展；左路以四军的十师及十二师一个团组成，由洪口场、龙凤场地区向以草坝场为中心的敌第二师阵地进攻，得手后向罗文坝、毛坝场发展，并相机占领万源城；右路是四军的十一师，由江口附近东渡巴河向江陵溪和达县城方向进攻，并协助中路兜抄可能南逃之敌。
为了争取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方面军总部命令三十一军全部，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在西线沿嘉陵江积极佯动。同时，我主力部队利用根据地良好的群众条件，隐蔽地调整部署，秘密集结于东线。
在此期间，方面军在巴中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加强连队战时政治工作，深入部队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力开展战场喊话，瓦解敌军和认真执行俘虏政策，积极开展新区的群众工作。川陕省委还抽调党政干部组成了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行动，以便及时建立新区党政组织，发动战区群众支援前线。
几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中路部队按照规定时间完成了进攻准备，秘密集结于麻石场、小刘坪地区。
十六日夜，斜月西沉，大地呈现出一派迷朦的白色，担任第一梯队任务的三十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拂晓时，我们听到东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一会儿就有消息说，三十军已经攻下了土地堡、麻石口、凤凰场，搞掉敌人一个团。
当天上午，我们二十五师投入战斗。下午，占领了邱家堡、马渡关等地，击溃守敌第五团。刘存厚的一字“长蛇阵”，被我们拦腰切下来一段。残敌像大水冲了蚂蚁窝一样，乱糟糟的，一刻不停地向宣汉、达县方向逃窜。我二十五师三个团和三十军四个团，沿着通向宣汉、达县的大道长驱直人，一口气跑了一百多里，追得敌人来不及组织抵抗，便陷于土崩瓦解。十八日，我们二十五师占领了通往宣汉路上的隘口场、双河场，三十军部队占领了达县以北的双庙场。随即分别向宣汉、达县猛扑。十九日下午，我们二十五师一举攻下宣汉城北要点板凳垭和尖子山，俘虏了大批敌人，城内守敌弃城东逃，宣汉遂告解放。
我们进城以后，立即分兵发动群众，配合川陕省委的前敌工作团，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和群众武装。宣汉、达县一带，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活动区域，党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革命热情很高，只要把“新兵报名处”的牌子一挂，立即就有许多人跑来报名。
在此期间，我们密切注视着战役的进程。当时方面军的宣传工作搞得很好，除了在《干部必读》上及时刊登战况以外，还随时印发《战斗捷报》。因此我们能够及时得知兄弟部队的战斗情况。
三十军部队在我们解放宣汉那天，占领了达县城北三十里的罗江口。次日黄昏，他们以一部佯攻城北的凤凰山，另一部则利用夜暗，直接从宣达大道偷袭达县县城，城内守敌一个团大部被歼，凤凰山守敌一个团也在夹击中被歼。据说，刘存厚在宣达战役开始时，以为我军主力仍在嘉陵江沿岸。土地堡、马渡关等地被占时，仍以为是川东游击军“骚扰”。当我军突人达县城门时，刘存厚还在饮酒扶乩，惊闻我军入城，急忙带着他的家眷细软和随身马弁“涕泣出走”，“城门拥挤，银箱跌破，街道遍地银元，不暇俯拾而去。”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全套设备，也都成为我军的战利品。
在我中路部队向土地堡攻击的同时，左路的四军部队向敌防线东段发起进攻，连克镇龙关、石窝场、草坝场，歼敌一个多旅和反动民团三百余人。万源守敌第三路廖雨辰等部五个团见势不妙，弃城向南撤退。四军主力跟踪追击，直至宣汉以东地区。四军另一部则乘胜东进，于二十一日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在战争年代里，对于我们这些扛枪打仗的人来说，日常最关心的就是战斗，最高兴的就是胜利。每当捷报传来，师指挥所里都是一片欢腾，我们都为兄弟部队取得的胜利而高兴。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奉命前往方面军总部，和徐向前总指挥一起会见了川东游击军代表王波同志。他向我们介绍说：
“从宣汉、万源逃出来的敌人约八个团，退至宣汉以东的南坝场地区，被我们游击军和当地群众困扰了六七天。由于我们兵力不足，难以将敌人消灭，王维舟总指挥派我来求援。”
王波同志说完之后，徐总指挥就要我率七十三团和四军的二十八团前往增援。
当天下午，我们由王波同志带路，从宣汉城出发，向南坝场前进。
沿途群众听说红军来了，从四面八方涌来欢迎我们。大路两边站满了男女老少，本来就不宽的路面，不时被越来越多的人群堵塞。有时候，根本分不清哪是自己的队伍，哪是欢迎的群众。老人们露着慈祥的笑容，拉着战士们的手问寒问暖；姑娘们含着羞涩的微笑，给战士们端茶送水；年轻的小伙子更是手舞足蹈，围着战士们转来转去，有的干脆插进队伍里要求参军。
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之中，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人川以来的一些情景。在解放通南巴的战斗中，虽然军阀官僚地主在逃跑时到处造谣，说什么“红军杀人，共产共妻”等等，但是绝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轻信谣言。我军每到一地，人民群众都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抬猪送匾来欢迎自己的军队。在反三路围攻中，通南巴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参加红军，组织了一万余人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扎鞋队、缝衣队、慰问队等支前组织，甚至老人孩子也参加了站岗放哨。在仪南、营渠、宣达战役中，根据地人民派出了许多支远征运输队开赴前线，工农民主政府还和部队后勤机构配合，在从前线到通江苦草坝的三四百里的路上，建立了各级兵站系统，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运粮草、抬伤兵、搬运战利品。现在，新区的人民又这样欣喜若狂地欢迎我们，怎能不叫人深受感动、斗志倍增呢！
回想人川以来的战斗，哪一次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亲。只有扎根于人民之中，紧紧地依靠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造福，我军才能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如虎添翼，战无不胜！
忽然，一个中年男人领着几个妇女，出现在队伍前面。那个中年人捧着一个大包袱说：
“首长，这是五千块帕子，表表我们百姓对红军的一点心意！”
我急忙走上前去，接过包袱一看，只见一块块崭新的手帕上，用红线绣着“努力奋斗”、“红军万岁”等字样。我的心头一热，大声地对周围的群众说：
“乡亲们，我们红军保证多打胜仗，叫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在无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走到了南坝场附近的下八庙镇。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同志率部迎接。王波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我看着这个又高又瘦，像个乡村教师的中年人，简直不相信他就是在川东地区赫赫有名的王维舟。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真是相见恨晚呀！”我握着他的手说。
“惭愧，惭愧！有你们主力红军撑腰，往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喽。”王维舟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你们干得很好嘛，一口咬住他八个团，把刘存厚的心都咬疼啦！”
“咬是咬住了，但是要吃掉它，还得靠你们！”他停了一下，指着那些手持鸟枪、大刀、梭镖和棍棒的农民，若有所思地说， “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光靠我们游击军，恐怕还咬不住咧。”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到我们的战士正在和游击队员、当地群众亲切交谈，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此时，西边的太阳好像也被这动人的场面吸引住了，正嵌在地平线上的一片红霞之中。夕阳的余辉，给欢乐的会师场面涂上了一层庄严的色彩。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红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的胜利会师，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人民的斗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里，我和王维舟一起研究敌情，确定了战斗方案。
当天晚上，两支兄弟部队欢聚一堂，共进晚餐。我和游击军的几位负责同志，还有当地的几位长者坐在一起，大家回顾过去的战斗历程，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越谈越高兴，那几位老人都高兴得喝醉了。
晚饭后，我们和游击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坝场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一夜，将敌八个团全部击溃，抓了五百多个俘虏。
战斗结束后，我们将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王维舟同志。
十月二十九日，方面军在宣汉西门外大操场，举行四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会上，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从此，这支川东人民的武装踏上了新的征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历时两个半月的三次进攻战役，歼敌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枝和大批军用物资，解放了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五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区。刘存厚因弃城失地被蒋介石“革职查办”。这一巨大胜利，为川陕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在我军沉重打击下，川东一带的达官贵人、豪绅巨贾，相继逃避。住在万县、重庆一带的外国牧师、领事也纷纷逃往宜昌、上海。随着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方面军部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四个团，共八万余人。根据地东达城口，西抵嘉陵江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总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创造了川陕根据地的全盛局面。
对于红四方面军人川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遥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士兵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川陕人民和红四方面军在对敌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是对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这一段斗争历史的合乎实际的科学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