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前前后后，经受了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外有敌人重兵猖狂“围剿”，内有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的逆境下，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投入了一连串空前激烈的苦战，突破了敌人三十万大军的铁壁重围，闯过了西征路上气候恶劣、山道崎岖、物资匮竭、进退失据的道道难关，终于胜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川陕地区重新燃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红四方面军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钢铁般素质的人民军队，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不愧为勇敢坚定的革命战士，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如同其他红军队伍的壮举一样，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
一、苦 战
一九三二年，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年初，蒋介石在扼杀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运动以后，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五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六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七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已喧嚣人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三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其中除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而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却还陶醉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他到处鼓吹国民党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继续推行“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方针，没有组织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对于当前的敌情，我们这些团的领导干部也搞不清楚，只能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进攻！出击！战斗！
潢光战役以后，我们师再次出击京汉线，先打下了国民党达官贵人和外国阔佬的避暑胜地鸡公山，继而转师围攻麻城，接着又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仗打到八月初，我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这次方面军总部以十、十一、七十三师担任攻城任务，我们十二师在料棚地区作翼侧掩护。
八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上凉爽。这天早晨，火红的太阳刚刚露脸，阵地上就蒸腾起炙人的热浪。由于没有敌情，战士们都在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小憩。我也找了块树阴坐下，刚刚点起了一袋烟，一营长笑嘻嘻地凑了上来。“团长，嘿嘿……”
看他那副神情，我知道这个“烟鬼”准是又断顿了，顺手把烟袋递给了他。一营长动作麻利地装好烟，点上火，猛吸了几口，然后压低了嗓门说：
“团长，近来我总觉得仗打得不对劲？”“什么？”我一下子没听清，追问了一句。“你想想，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啃也啃不动，丢
也丢不开，把部队拖成了什么样？听说国民党又‘剿’来了，这样下去咋行？……”
一营长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是的，从黄安战役以来，我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我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炼，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好仗的呀！想到这里我不由点了点头，拿起烟锅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接到了开赴红安的紧急命令。原来，当我们在麻城“啃骨头”的时候，敌人已开始了大举进攻。北线陈继承等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东线徐庭瑶等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及淖河一带；西线卫立煌等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均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蒋介石见其各路均未遭到有力反击，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八月七日下令总攻。并限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于十四日前占领七里坪，卫立煌纵队同时进抵河口一带，扑向红安。这时，如果我军及时转移到对我有利的地点，利用敌人盲动冒进、战线较长的弱点，选其一路予以歼灭，实行各个击破，完全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张国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决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着着出错。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他慌忙撤掉了对麻城的包围，命我主力星夜匆匆赶向红安与敌决战，反“围剿”的序幕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拉开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作为全军的先行，顶着烈日赶到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部队还没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我们的对手是敌李默庵部十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黄昏，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溃了敌人一部。十二日，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多次逼近我前沿阵地。我们以手榴弹开路，冲进敌群与其厮杀，毙敌甚多，缴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数十枝，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
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再战显然对我不利。十三日上午，方面军总部命令我们转移到七里坪地区，在柳林河东的酒醉山、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我团防守在酒醉山附近的一条山梁上。
八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我抬头一看，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很快，一排又一排炸弹落了下来，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陈继承纵队向我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
又是一场苦战。
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团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机枪手中挂彩的更多。敌人见我火力减弱，立即嗥叫着往上扑来。这时，只见一营长突然夺过一挺机枪，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全团的机枪、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阵地前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一个被炸伤了腿的战士不能持枪射击，躺在地上还在向敌群扔着手榴弹。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蒙了，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
中午，我军乘敌人再次仰攻之际，向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报仇！报仇！”的呐喊声中，战士们拔出大刀跃人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我们的战衣，染红了岩石和茅草，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
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接着，又与敌二、三师血战通宵。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又北出进攻，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
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激战，我军虽然杀伤敌军官兵五千多人，缴枪三千多枝，但由于没能给敌人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因而没有能够扭转战局，继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都是张国焘给红军造成的灾难。如果不是他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对反“围剿”的毫无准备；如果不是他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断然拒绝徐向前等同志关于集结主力休整待机的正确建议；如果不是他根本不懂初战对整个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性，以我疲劳之师仓促就精锐之敌，就不会使我军一开始就失去了措置裕如的能力，也不会在反“围剿”开始之际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在檀树岗进行短期休整后，随总部北上另寻战机。刚刚抵达新集以北，敌陈继承纵队的四个师又从西面赶来。我们在胡山寨一带迎头堵击，死打硬拼了五天，毙伤敌两千余人。与此同时，敌卫立煌纵队和张钫纵队已从南北两面向我侧后推进，与陈继承纵队构成了对我三面包围之势。方面军总部见处境危急，立即率全部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已云集根据地内。我们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于敌手，我们也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严重的敌情使张国焘翘在天上的尾巴一下子夹了起来，他成天哭丧着脸，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新集战斗以后，他慌忙连电向中央告急。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悉知鄂豫皖的斗争情况后，曾经电示张国焘，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围剿”。但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去，不仅没有以此来挽救危局，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我们由金家寨至燕子河，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接着经新洲、八里湾等地，于十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十月八日，我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八十八师遭遇，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张国焘更加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离开朝夕相伴的大别山，这对于我们来说，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为了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也许只好这样做了。我们迟早还要打回来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暗攥紧了双拳。
傍晚，全团在四姑墩附近集合待命。我看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好半晌才说出话来：
“同志们，我们要出发了。要说的就一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指向哪，我们打到哪，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我们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从这天起，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上了西征三千里的悲壮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