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别山不倒 红旗不倒
起义胜利后，由于各路大军云集县城，吃住都很困难，第二天，我们奉命返回家乡。一路上，看到人们集会游行，庆祝胜利，我们也是乐在眉梢，喜在心头。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在背后向我们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反动派调任应歧十二军的一个师，突然袭击黄安县城。城内军民与敌激战半夜，打退了强敌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使已经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重陷敌手。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革命武装力量遭到严重损失。
黄安城失陷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吴光浩等起义领导人和部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派遣大批军队进驻黄麻地区，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剖腹、挖心、斩首、剥皮、抽筋、火烧、活埋、钉门板等惨无人性的屠杀。在麻城，敌人用机枪一次就射杀了革命群众六百余人，其状惨不忍睹，令人发指。那些豪绅地主则乘势纷纷拼凑反革命组织“清乡团”，“还乡团”，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进行反攻倒算。
恶霸地主李静轩尾随国民党匪军返乡后，立即办起了段家畈“清乡团”，残酷地杀害了我们六乡农协主席裴玉亭。还有不少农会干部、义勇队和炮队队员因来不及转移而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在群众的掩护下，我和十几个炮队队员，几次化险为夷，幸免于难。残酷的现实使我深切地认识到躲藏是不行的，惟一的生路是拿起武器和敌人斗。我和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山打游击。从此，我们开始了“天当房，地当床，深山密林与敌捉迷藏”的游击生活：白天转山沟，钻山洞，夜间下山摸“清乡团”的岗哨，袭击土豪劣绅的住宅，处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许多农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以打猎、砍柴、挖药为名，上山给我们送饭和传递情报。
这年的腊月，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雪。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几天几夜，绵亘起伏的大别山成了银色的世界。山峦、沟壑、田野、村庄都被齐膝深的积雪覆盖着，天气异常寒冷。
漫天的大雪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敌人白天见烟就围，夜间见火就打，我们不能烤火取暖，只好挤在一起互以体温取暖。敌人在加紧搜山的同时，几乎封锁了所有的山垭路口，妄图把我们困死在冰天雪地中。我们没有吃的，只好将积雪扒开，挖草根和葛根充饥，有时也能寻觅到一点残留在树上的野栗子、野柿子，拐枣等野果。这些秋天成熟的野果，经日晒雨淋，天长日久有的已腐烂变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霉味，但为了能生存下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吞。我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衣服撕成了破布片，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吃不到盐和米，浑身无力。尽管生活如此艰苦，环境如此恶劣，但没有一个人悲观失望。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爱护，互相体贴，哪怕弄到一点野果，都你推我让地分着吃。
一天中午，柔和的阳光射进幽静的山林，裹在枝头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落在地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枫树下，寻思摆脱眼前困境的办法。这时，我的堂弟许仕明走到我身边坐下说：
“世友哥，我们得想个法子，搞点吃的穿的，要不然同志们不饿死也得冻死。”
“是啊，我正在考虑怎么办才好呢。你我都是党员，无论如何要带领同志们渡过难关。”我回答说。
他沉思片刻，又说：“我倒有个主意。福田河东边的袁家河有一家地主，我曾在他家帮过工，对那里的地形熟悉，我们是不是去一趟？”
我考虑了一下，说：“行，说干就干，今晚就动手。”当暮霭笼罩山林的时候，我们一行十余人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消失在茫茫黑暗中。我们绕过福田河，经杜家河，直插袁家河，于半夜时分翻墙进了地主的宅院。
地主一家老少看我们这些手持武器、衣冠不整的不速之客闯进房里，吓得缩成一团。许仕明对老地主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来借粮的，只要你答应我们的条件，决不伤害你家一个人。”
那地主连忙点头哈腰地说： “好！好！鄙人尽力效劳！”
就这样，我们很顺利地搞到了一些急需的粮食、食盐和衣服。临走时，我对那地主说：“今后不许你欺压穷人，你每干一件坏事我们都给你记着，随时找你算账。”那地主头点得像捣蒜，一连几个“是！是！是……”
当我们走到村东头时，突然与“清乡团”的巡夜队遭遇，我立即命令大家快跑。刚出村里把路，袁家河的“清乡团”就紧紧撵了上来，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放。我一看天快亮了，如不赶紧摆脱敌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命令大家，迅速向茅家山转移。
我和郝光德趴在雪坑里，掩护同志们撤退。我们先举枪撂倒了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后面的敌人吓得趴倒在地上。我看同志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就和郝光德斜刺里钻进了一片竹林。
这时，山村里已响起阵阵雄鸡报晓声。我们在天亮前已赶不回去了，必须赶快离开这片竹林。我考虑到这里离胡家山三舅家比较近，和郝光德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暂避一下。
对三舅我是了解的。他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尽管他们那里的农民革命斗争搞得没有我们热火，但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是可以信赖的。
当我们赶到胡家山时，天已大亮了。三舅一看我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身上沾满了泥雪，大吃一惊。当我把情况告诉他后，他想了想，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后山有一个山洞，你们先到那里避避风。”
我们匆匆忙忙地吃了点东西，就跟随三舅来到了山洞里。山洞很大，可容纳十几个人，洞顶上是悬崖绝壁，洞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灌木，十分隐蔽。舅舅临走时对我们说，他每天中午以打猎为掩护，给我们送饭。
第二天晌午，该是舅舅送饭的时候了。但左等右等，不见他的人影。我心急如焚，担心他出事。一直等到太阳偏西，才看到外祖父背着背篓，提着猎枪，一步一喘地向山洞走来。
我急忙跑下去，拉着他老人家的手说：“外公，怎么你老来了？舅舅呢？”
外祖父一边从背篓里取出饭团，一边颤抖地说：“你舅舅……他……”
“他怎么啦？出事了？”
外祖父点了点头，给我们讲了头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中午，你三舅送完饭刚回到家，段家畈的‘清乡团’和福田河的民团就把我家包围起来。团总潘松理用手枪点着你舅舅的鼻子，恶狠狠地说：‘把许世友交出来！’你舅舅理直气壮地回答：‘许世友不在我这里。’姓潘的奸笑一声：‘哼！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给我搜！’匪徒们翻箱倒柜，搜了半天也没搜出啥名堂。姓潘的恼羞成怒，上去给你舅舅几个耳光，打得他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最后把他五花大绑抓走了，还牵走了家里仅有的一头耕牛。临走时，姓潘的对我说：‘限你三天之内把人交出来，要不然，抬着棺材来收尸’……”
说到这里，外祖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挂了两行热泪。此时此刻，我心如刀绞，只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涌。眼看舅舅家为我遭了这样大的难，怎能忍得下这口气？我抽出撇把子枪吼道：“我去找这帮坏蛋算账！”
“对，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郝光德也刷地从背上抽出了大刀。
“不成不成，你们单枪匹马是要吃亏的。”外祖父伸出双臂阻拦我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共产党发了，再报仇也不迟。”
在外祖父的劝说下，我们渐渐冷静下来。我考虑了一下，对外祖父说：“那么，我们今晚离开这儿，去找打散了的同志。”
他沉思片刻说道：“也好，听说国民党匪军又要搜山了，在这里也不安全。”
外祖父一边劝说着，一边把猎枪递到我手里：“孩子，带上吧！我这把老骨头时间不长了，你带着比放在我这里有用。”
我望着外祖父那慈祥的布满皱纹的脸，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他接着说：“伢子，别难过，你放心走吧！这里我会想办法的……”
当天晚上，我和郝光德乘着夜暗，翻山越岭，来到了茅家山，与先突围出来的同志会合了。这一带山高壑深，古木参天，在这些高耸人云的大树之间，还盘绕丛生着茂密的蔓藤和荆棘，是十分理想的隐蔽场所，而且离乘马岗比较近，便于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从此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又活动起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清晨，我们刚进胡家山，无意中被一个坏蛋发现，他向段家畈“清乡团”和福田河民团告了密。匪徒们把我舅舅抓去后，给他上踩杠，灌辣椒水，打得他死去活来，但舅舅始终没有吐露一点真情。后来，外祖父东借西借，凑足了一笔钱，总算把舅舅保了出来，但人已被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
敌人抓不到我，就抄了我的家，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并且在集镇、乡村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我，扬言“捉到许世友，赏大洋三百块”。敌人的暴行不仅动摇不了我的革命意志，相反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刻骨仇恨。当时我想：总有一天会找他们算账的，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
由于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我们只能钻山林，和敌人捉迷藏。虽然斗争很艰苦，但是同志们都坚信：只要党还在，群众还在，革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只要大别山不倒，红旗就倒不了！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四、走武装割据的道路
冬去春来。转眼已是一九二八年三月，春风又吹绿了大别山。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了，那满坡盈谷的野菜，破土而出的嫩笋，是我们最好的食粮；我们也不用愁挨冻了，明丽的阳光驱散了料峭的寒风，给我们送来了温暖。
几个月来，我们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四处游击，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我们越来越感到，必须尽快找到党组织，以便得到党的指示。
四月，盘踞在黄麻地区的军阀部队发生了内讧，蒋军第十二军撤回了河南，黄麻地区只有桂系第十八军一部驻守。形势略有好转，我们就派人下山，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党支部书记王勉清同志。找到了党，我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王勉清同志告诉我们：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已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最近全部从木兰山返回了黄麻老区，并消灭了七里、紫云等区一些地主民团。
这一消息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立即下山，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秘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由于敌人还控制着黄麻北乡的大小集镇，并经常出来“清剿”，我们只好时而上山，时而下山。
一天中午，在葱郁的山林中，我和同志们正在讨论着如何去找部队的事。突然，在树上望风的胡老四压低嗓门说：“支部书记王勉清同志来了。”
“王勉清同志？”我心里纳闷起来。自从我们和他接上头后，他经常派交通员给我们送情报或送吃的穿的。有情况时，他派人来联系或是我们派人去找他，他自己从未进山找过我们，今天他独自一人进山，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吧？我连忙钻出树丛迎了上去，看他跑得满头大汗，衣服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忙问道：“老王，有急事吗？”
“哎呀呀，叫我找得好苦啊！跑了好几个山头，没见你们的影子，哪晓得你们在这里。”他一边用衣襟擦着汗，一边兴冲冲地说，“快下山，王树声、徐其虚同志派胡德亏、周业臣等八个同志来接你们啦。”“哦，他们在哪里？”
“就在山脚下。”
我们立即随王勉清下了山，远远看见几个人等候在一片树林旁。
“德亏……”我喊着胡德亏的名字跑过去，胡德亏也呼喊着我的名字奔过来，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良久，德亏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我们是奉上级指示来接你们的，这是党代表徐其虚同志给你的信。”
我忙打开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情不自禁地说：“走！现在就走。”
还没等我说完，王勉清同志乐呵呵地说：“看把你急的。今晚到我家去，好好招待你们一番。”说完，拉着我和胡德亏就走。
到达王家洼，时已黄昏，晚霞将周围的树林镀上了一层金晖，飞鸟都呜叫着归巢了。王勉清家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山坳里，独家独户，房屋四周一片葱翠的竹林，十分隐蔽。
晚上，王勉清买来了酒，也不知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么多猪肉，烧了满满两大盆。好久没有吃上这样丰盛的饭菜了，同志们狼吞虎咽，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拂晓，我们便离开了王家余。当我们到达部队的临时驻地时，受到了王树声，林柱中、廖荣坤、徐其虚等同志的热烈欢迎。久别重逢，大家格外亲热。王树声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开起了玩笑，他说：“我们以为你上西天了呢，没想到你还是那样结实。”我笑着说： “上西天？没那么容易。李静轩花三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都没买去，我呀，命大福大造化大，还想看看共产主义究竟是啥样子哩。”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十几个人分别被编人一、二大队。当时一个大队下属三个班，每班十几人。我被编到第二大队第六班，班长就是胡德亏同志。
后来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团），共一百二十余人枪。这支队伍人虽不多，但却都是经过残酷斗争考验的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是黄麻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整编后不久，王树声、廖荣坤等同志率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从柴山保来到乘马、顺河等老区开展革命斗争。
部队来到老区的消息传开后，广大贫苦农民如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露，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部队打回来啦！”“我们的救星到啦！”部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含着热泪向亲人倾诉国民党匪军和地主“清乡团”的滔天罪行，纷纷要求向敌人讨还血债。老区人民的血泪控诉，激起了指战员的满腔怒火。为了迅速扩大割据区域，使麻城北乡与柴山保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了替乡亲们报仇雪恨，我们立即投入了惩办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战斗。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一、二大队从五十里外奔袭顺河区云雾寨。
云雾寨是通往麻城的交通要道。顺河区大地主陈实生，彭焱生办的“清乡团”驻扎在寨上。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清乡团”有五十多人枪，他们在顺河集、料棚一带设卡，任意向群众要钱、要粮、要柴，连过路也要留下买路钱；他们还以搜查为名，抢劫财物，奸污妇女。谁要是反抗或是不满，就被扣上“私通共党”的罪名，轻者被抓、吊打或罚款，重者关押坐牢或处死，附近群众对这帮作恶多端的匪徒早已恨之入骨。
当我们抵达寨子外围时，只听里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男男女女的哄闹嘻笑声和猜拳行令声混杂在一起，在寂静的夜里老远就听得很清楚。
我们迅速接近寨墙北门，只见寨门紧闭，寨墙有两丈多高，全部用条石砌成，十分坚固。
廖大队长快步走到胡德亏面前，低声说：
“你们班先翻过寨墙，打开寨门，注意不要惊动里边的敌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
话音刚落，胡德亏把手一挥：“上！”
我们十几个小伙子立即搭人梯，敏捷地向上攀登。进了寨，没有发现敌人的哨兵，便立即打开了寨门，同志们迅速冲入寨内。王树声同志指挥一大队把住四面寨门，防止敌人逃跑；我们二大队向一座灯火通明的院子冲去。我和胡德亏跑在最前头，推开虚掩着的大门一看，好家伙！堂屋的横梁上吊着两盏纱罩大宫灯，两旁柱子上各挂一盏汽灯，供桌上点着一排一尺多长的红烛，将屋内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堂屋内满满地摆了五张八仙桌，桌上摆满了酒菜。匪徒们和几个穿着绸缎长袍的豪绅地主，还有几个穿红着绿的妖艳女人，正围在桌旁大吃大嚼；整个屋内烟雾腾腾，酒气熏天，男男女女活像一群苍蝇叮着一摊牛屎堆，乱哄哄，闹纷纷，一团糟。
这帮家伙肆意纵情作乐，毫无戒备。当我们冲在前面的几个同志进了屋，才被一个端菜的匪徒发觉，他惊叫起来：“红……红军……”
这一喊不打紧，立刻引起屋内一片混乱。那些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吓得哇哇直叫，抱着头就往桌子底下钻，桌子挤翻了，碗碟杯盘哗啦啦打得粉碎，酒菜汤饭洒了一地，有的脸上、身上沾满了菜汤，真是丑态百出，狼狈至极。
这时，廖大队长朝房顶“砰”地打了一枪，大喝一声：
“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谁敢顽抗，就崩了谁！”
这一枪一吼，犹如晴天霹雳，把敌人给镇住了。有的举手投降，有的磕头作揖，乞求饶命。
我们乘敌人混乱之际，全部缴了匪徒们的枪。几个亡命之徒企图夺路而逃，被我们当场劈死。不到一个时辰，寨上守敌被我们一网打尽，共缴获步枪三十多枝，俘敌四十余人。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清乡团”的一个头目结婚，晚上宴请亲朋宾客，正好撞在了我们的枪口上。打下云雾寨，红军声威大振。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乡亲们腾出房子给部队住，给部队烧水做饭，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我们战斗在老区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
十月初，我们游击到泗店东岳庙。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志正在房东家门口玩石锁，忽然通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说：“廖大队长有急事找你，快去！”
我跑步赶到队部，只见王树声、廖荣坤、徐其虚、林柱中等几位领导同志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什么事情。我迫不及待地问道：“廖大队长，找我有啥事？”
廖大队长招呼我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是这样的，你家乡的地下党组织送来一份重要情报，恶霸地主李静轩最近从武汉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正在招兵买马，扩充段家畈‘清乡团’。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夺取这批武器，拔掉这个反动据点，把那一带的工作开展起来。那里是你的家乡，请你来谈谈去段家畈的路线和段家畈的地形。”
听说要打段家畈，收拾李静轩，我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即把去段家畈途中要经过哪几个村庄，要翻哪几个山头，走哪一条小路最近以及段家畈的地形一一作了介绍。徐其虚同志听了后满意地说：“有你这个‘活地图’，今晚这个仗就好打了。”
“今晚就打？那太好了。”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王树声同志笑道：“打到你家门口去了，看把你乐的！”是啊，打到我家门口去了，怎么能不高兴呢？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自从恶霸地主李静轩拼凑段家畈“清乡团”之后，我家乡一带的老百姓就遭了殃，在他们的摧残下，不知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知有多少穷人惨死在他们手里。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活捉李静轩，为乡亲们报仇。
傍晚，阴沉的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部队按预定计划冒雨出发了。
天黑路滑，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给部队带路。雨水打湿了衣服，冷风吹来，颇觉几分寒意，但我一想到去打段家畈“清乡团”，顿觉浑身是劲。
当我们行进到离段家畈七八里的黄土岭时，雨停了，风也小了，天空显得高了些，也亮了些，一弯新月穿行在像野马奔驰的团团灰云之间，忽隐忽现，忽明忽暗。我们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于午夜时分到达段家畈。
村边树影婆娑，夜色分外幽静。为防意外，王树声、廖荣坤同志命令部队在村外待命，让我和周业臣、郑家发同志先进村侦察。
我们三人悄悄摸到“清乡团”团部，在暗淡的月光下，发现一个团丁怀抱着枪，聋拉着脑袋，坐在门槛上打瞌睡。我上去一只手捂着他的嘴，一只手把他往胳肢窝里一夹，像捉小鸡一样，把他拎到廖大队长面前。那家伙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廖大队长低声问道： “你们的人都在哪里？”
“都在后……后院……睡觉。”那个团丁战战兢兢地答道。
“李静轩呢？”
“他……他正在前……前院……摸牌。”
摸清了情况，我们迅速向“清乡团”团部冲去。
此时此刻，李静轩和几个“清乡团”头目摸牌正摸到兴头上，一见我们提着枪、拿着刀破门而入，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枪就抵住了他们的胸口，正在做着美梦的团丁们也被我们缴了械。没动一刀一枪，段家畈“清乡团”三十多人枪全部被我们俘获，刚从武汉买回来的十多枝崭新的“汉阳造”和成箱的子弹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提着大刀，走到浑身发抖的李静轩面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李静轩，还认识我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地叫了一声，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搐着，他强作镇静地说：“许家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哼！你不是悬赏三百块大洋要我的脑袋吗？老子今天送上门来了！”
“这……这……”李静轩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胡德亏同志上去一把揪着他的衣领，怒骂道：“你这个喝人血、吃人肉的魔鬼，我们有多少穷人死在你手里……”
“宰了他！宰了他！”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拉出去！”廖荣坤同志大喝一声，李静轩顿时瘫成一团泥。
不容分说，我和胡德亏上去把李静轩一夹，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到后山镇压了。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放眼四望，那满山遍坡的枫叶，似火焰，如彩霞，将秋日的群山装扮得分外壮丽。
红军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里。河铺、李破塘，宋家余、董家垮、甘家垮等村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地来到段家畈，给部队送来鞋袜、鸡蛋、糍粑和花生等慰劳品，还有不少年轻小伙子积极要求参加红军，那些躲进深山老林的群众也闻讯返回了家园。
我们在六乡地下党的配合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和农民赤卫队，恢复了农协会、妇女会和童子团等群众组织，使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部队接连打了两个胜仗，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同志们斗志昂扬，求战情绪热烈。在此情况下，我们乘胜占领了杨泗寨，继而消灭了朱家冲、丁家岗和徐家围子等反动民团。令人惋惜的是，在徐家围子战斗中，我的亲密战友胡德亏同志的双眼被敌人打瞎了。
我和胡德亏从小就在一起砍柴、放牛、打猎；农民运动兴起后，又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武装时，我们同在一个炮队，在斗争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后来他被抽调到麻城县农民自卫军。黄麻起义时他是攻城突击队队员，起义受挫后，跟部队上了木兰山。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关怀备至，打起仗来机智果敢，英勇顽强。记得那天向敌发起冲锋时，民团的喷砂枪打得十分猛烈。胡德亏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怕，敌人的喷砂枪打不死人，冲啊！”就在我们冲进敌人的寨子时，他的眼睛不幸被敌人的喷砂枪击中，顿时血流满脸，倒在地上。我迅速从身上撕下一块布给他包扎，他手指着前方，大声说：“别管我，快冲上去，消灭敌人要紧……”战斗结束后，组织上决定他回家养伤。谁知从此一别，竟成永诀。胡德亏同志回到家乡后，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地方斗争，最后被国民党匪军抓住，壮烈牺牲。
胡德亏同志走后，上级指定我接替他的班长职务。
不久，我们又击溃了麻城国民党匪军一个营的进攻，驻乘马岗的一连国民党匪兵害怕被歼也逃回了麻城。与此同时，第三、第四大队和师特务大队在七里、紫云等区也消灭了不少地主民团，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进攻。在他们的发动下，那一带的群众革命斗争也搞得有声有色。
到一九二八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老区的大部分地区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制，党和红军已经在黄、麻、光三县边界站稳了脚跟。这年年底，中共鄂东特委明确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使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一九二九年春，我们红三十一师利用蒋桂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积极向外游击，先后歼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和麻城县的西张店等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多枝。部队也在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到是年五月，全师发展到四百余人，并成立了第五大队。经过战火的锤炼，部队的战斗力显著提高，有时一个队能消灭或击溃整连整营的敌人，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和地方工作的开展，鄂豫边界武装割据地域越来越大，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等县的部分地区，相继建立了区级的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在纵百里、横一百三十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土崩瓦解。黄安七里和麻城乘马等老区已分配了土地，根据地内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同时，豫南、皖西的党组织，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和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从此，这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构成了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又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惟一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黄麻起义失败后，鄂豫皖的党和红军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和反复的探索，逐渐走上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形条件对我有利的边界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使黄麻起义的星星之火，终于燃成燎原之势，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分别建立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这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党和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回顾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