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想起大别山，想起在故乡的斗争生活，心中总是油然升起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们的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燃起了埋葬反动统治阶级的燎原烈火。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开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是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这个放牛娃，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一道，走上了为中国人民奋斗一生的正确道路。大别山是英雄的山，大别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和广大群众，在这里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搏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一、种田佬站起来了
我的故乡湖北麻城乘马岗区，峰峦叠嶂，山色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下，贫苦农民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兵连祸结。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他们随便立个什么名目，就可以收捐要税，什么人口税、缠足税、穿耳税、田亩捐、灶门捐，门牌捐……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贫苦农民如牛负重，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记得当时有首歌，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困苦生活：
牛毛杂税霸王捐，茫茫苦海哪有边。铁板租子阎王债，死也难来活也难。一年三百六十日，糠菜难得饱一餐。
为了改变任人蹂躏的命运，农民们也曾多次自发地起来斗争，向反动统治阶级发起挑战，但都因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失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的自发斗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绝望，他们就像一堆干柴，只要一经点燃，顿时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们这个偏僻山区逐渐有了党的活动和影响。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乘马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蔡济璜、胡静山、徐子清、徐其虚，王树声等同志，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寨，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点燃人们心中的革命之火。这些进步青年大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直接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早在党的“一大”召开不久，董必武、陈潭秋两同志，以他们原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吸收黄麻等地的进步青年入校，在他们中间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力量，然后把这些革命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今天，当我们回顾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时，更加怀念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他们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带到了大别山区，在大别山播下了革命火种。
到了一九二六年，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爆发了。北伐军锋芒所向，势如破竹，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土崩瓦解。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长江两岸。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加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秘密成立党的小组和农民协会。
这年农历九月九日，乘马区成立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万恶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流氓地痞”的响亮口号。十月初，我们乡的农民协会也正式成立。
这天晚上，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串连了本村的许仕明、许仕恩、许仕仁和我弟弟许仕胜等一批青年，前往甘家堂参加六乡农协成立大会。
会场设在甘家堂的大庙里。这座庙坐落在山坳里，四周苍松翠竹环抱，环境十分幽静。
当我们走进会场时，觉得庙里供着的那些菩萨，今天却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坐在桌旁的王树声同志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们找个地方坐下。
人们陆陆续续到齐了，大部分是青年人。大庙正殿挤得满满的，足足有四五百人。这些从甘家堂附近的李破塘、段家畈，河铺、许家余、朱家老屋、宋家余、李家冲、董家垮等村赶来的农民弟兄，互相打着招呼，递着烟袋，整个会场上笑语不绝，热气腾腾。几盏梓油灯欢快地闪动着火苗，把一张张笑脸映得通红。
这时，主持会议的裴玉亭同志大声宣布：“今晚，我们要在这里成立六乡农民协会，现在请王树声同志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树声同志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
“乡亲们！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呢？是为我们穷人办事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我们穷人一年到头忙，吃不饱，穿不暖。那些土豪劣绅不干活，不种田，偏偏吃好的，穿好的，还要欺负我们种田佬，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他端起粗瓷大碗喝了一口水，用手指着殿堂内的泥菩萨问大家：“过去，我们对这些泥菩萨烧香磕头，求神灵保佑，可我们发财没有呢？没有。天天烧香，天天受穷，这全是骗人的。真正能够救我们出苦海的，不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而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只有跟共产党走，组织起农会跟那些吸血鬼干！……”
王树声同志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欢乐的叫喊声：
“农会为穷人办事，农会好！”“上名字，参加农会！”
“把我的名字写上！”“算上我一个！”
整个会场沸腾了！我们这些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的泥腿子，今天总算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前来开会的贫苦弟兄全都上了名，参加了农会。这次会上，推选了宋家余的裴玉亭同志为乡农协主席，还推选了四五位委员。当场发给每人一条用红、蓝、白布条做成的三色带（以后改为红色，叫做赤化带），有行动时可以挂在身上，作为会员标志。
就在我们六乡农协成立后的不几天，北伐军攻克了武昌。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四乡的农民运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由秘密转为公开，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贫苦农民群众踊跃报名加入农会，仅乘马区农会会员就达四万余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村大革命高潮迅速掀起来了！村村寨寨都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一切权力归农会！”“劳农神圣！”处处都回荡着“打倒土豪，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农友们在农会的领导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乡农协捉来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押着游乡示众。那些过去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这时都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一边敲锣一边喊：
“我是土豪劣绅，欺压穷人，罪有应得，众人莫学我……”
游到哪个村，那个村就一片笑声，大人小孩跟在后面说着、笑着，指着、骂着，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面前，豪绅地主政权被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特权的根基开始动摇了，反动封建礼教被打得落花流水，吸毒、赌博，迷信等社会恶习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抗捐、抗税、抗租、抗课、抗债。农友们同地主撕破了面皮，强迫他们写悔过书，并交出地契、账本，当众烧毁。
那些劣绅老爷们，对农民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威吓群众，暗杀干部，破坏农协，反抗革命。麻城大河铺罗家河的大恶霸地主丁枕鱼更是猖獗，公然指使狗腿子砸毁农会办公室，撕毁革命标语，殴打农会干部，咒骂农民运动。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你不要他的命，他就要你的命。十二月下旬，在乘马区农协的组织下，农友们手持刀枪棍棒，摸黑直下罗家河，活捉了丁枕鱼，后送县城镇压，狠狠打击了与农会为敌的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农民无粮下锅，只好上山挖葛根、剥树皮充饥果腹。而那些土豪劣绅却把粮食偷运出境，牟取暴利。为了解决农民群众的燃眉之急，我们六乡农会领导贫苦农民，向大地主李静轩开展了“借粮”斗争。
提起李静轩，人们无不切齿痛恨。这个家伙几乎霸占了我们那一带的所有良田，重租苛利盘剥农民，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我家也租种了他的几亩地，全家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到头还是家无隔日粮，身无御寒衣。农民运动兴起后，李静轩看风使舵，伪装老实，见到穷人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而背地里却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农会罚他的款子和粮食，他明拖暗抗，拒不交齐。农友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次听说要同他算账，人人拍手称快。
这一天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扛着扁担、长矛、大刀，带着布袋和箩筐，从四面八方拥向李破塘。
李静轩的宅院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乡主席裴玉亭上前敲门，好半天，那两扇黑漆大门仍然无人来开。人们立时怒吼起来：
“砸开它！砸开它！”
我们几个小伙子，立即抬来一根大树杆，把门撞开了。人们蜂拥而进，在厢房里搜出了李的管家，他吓得浑身乱抖，像筛糠一样。裴玉亭厉声问道：
“李静轩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支吾着说。
“不说就先宰了你。”我把大刀往他面前一晃，吓得他一下子跪在地上：“我说，我说，他……他到光山办……办红枪会去了。”
乡亲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如同火上浇油，怒不可遏。“抄他的家！”
“砸他的窝，看他还办不办红枪会！”
在一片怒吼声中，乡主席裴玉亭跳上门口的一只大磨盘，大声说道：“乡亲们！李静轩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欠下的血债迟早要算。现在我代表乡农协宣布：没收李静轩的一切财产，开仓分粮！”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粮仓打开了，乡亲们装的装，担的担，扛的扛，每一张脸上都堆满了笑容。扒到仓底，粮食都发霉变质了。我二叔双手捧着霉烂的稻谷，愤愤不平地说：“这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啊！李静轩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宁可粮食烂掉，也不肯借给我们穷人。这世道再不翻过来，哪还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接着，农会又带领群众分了其他几个恶霸地主的粮食，基本解决了缺粮群众的困难。广大贫苦农民打心眼里更加拥护农会，拥护中国共产党。
在锐不可当的农民运动面前，土豪劣绅纷纷逃跑，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逃到了新集（现新县县城），还有的溜到了麻城县城。他们举大劣绅李舜卿为首，阴谋推翻我党领导的国民党麻城县党部，搞掉县农民协会，放出被我逮捕的土豪劣绅。中共麻城特别支部为了粉碎这一反革命阴谋，决定调我们乘马区的农民进城镇压。
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初一，我们乘马区几千农民，打着犁头会旗，举着大刀、长矛、甲鱼叉，像一股洪流涌进了县城。农友们雄赳赳，气昂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街上人山人海，有的挥动手臂向我们致敬，有的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还有不少工人、职员、青年学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游行结束后，我们在城内革命力量的配合下逮捕了大劣绅李舜卿，送监问罪，并罢了躲在幕后指挥的反动县长刘芳的官。这时，麻城县政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
在这些火红的日子里，农会成了农村惟一的政权组织，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农民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过去不敢进的衙门，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进了；平时不能进的祠堂，现在可以在那里摆酒吃饭了；那些像山一样压在人们头上的地契、借据，现在都化成了灰烬。
斗争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胜利使群众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农会的周围。农友们从内心里感到：
“现在是我们黑脚杆子的天下了！”“我们种田佬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