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
我作为党的一个兵，已经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军人生涯。
为了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斗争生活，使我们的后代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这首先要求我们这些撰写回忆录的老同志，要有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主要经历，为读者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马岗区许家洼（现属河南新县）。自古以来，河南和湖北为兵家用武之地。从我记事起，军阀连年混战，你打他，他打你，闹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贫苦农民“一年到头忙，还是精打光”，卖儿鬻女，颠沛流离，终年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一九二六年，大别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兄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我们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我学过少林武功，还懂得一点军事知识，被选为乘马岗六乡的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从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就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支农民武装号称拥兵数千，但经常作战的只有二三十人，称作炮队。平时发现有敌来犯，只要鸣土炮报警，就会四方呼应，八面来兵，连妇女和小孩也拿着木棒、竹竿，菜刀，赶来“呵嗬！呵嗬！”地呐喊助威。那时的武器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我们炮队有几支钢枪以外，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是主要作战武器。尽管如此，也能够对付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和进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叛变了，我们党内也有人跟着瞎嚷嚷：“你们以前闹错了！”尽管我们说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认准了一个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没有出路！
不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年十一月，在湖北省委和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这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党领导一部分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我们乘马区有不少同志则留在本地继续坚持着斗争。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对于我和炮队的战友们来说，也面临着关连身家性命的抉择。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世代为牛马的农民，腰杆直了，说话粗了，去县衙门里可以大摇大摆，有钱人见了点头哈腰，这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放下枪杆子无疑是纵狼人室，自引杀戮。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下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人死算什么？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老爷”、“大人”们发善心，施仁政，这些统统靠不住。靠得住的是自己，是斗争，是枪杆子。我们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与其鱼水相依患难与共；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可以利用地形任意回旋；加上与我为敌的土豪劣绅死的死，逃的逃，反动势力较小，坚持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据此，我们横下一条心，豁上一身剐，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一九二八年春，起义军重返黄麻，我们这支游击队即与他们会合。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我开始了在军队的漫长生涯。
我们那时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常常靠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长期吃这些东西，两腿发软，浑身没劲。但战斗却十分频繁，今天围个寨子，明天打个埋伏，后天再来个昼夜百八十里的急行军，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拼杀几回。尽管这样，大家并没有怨言，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当孬种。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大家常说：我们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我们红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这段时间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游击战。我们的装备给养大都是取之于战，求之于民。军事理论有不少则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战术上也不太讲究，一般都是见机行事，“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然，也有死打硬拼的时候。记得我们后来曾经打过一个叫大山寨的地方。这个寨子是光山西南（现属河南新县）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动的一个，处处与我们作对，不打不足以除心头之患。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之上，青石垒寨，墙坚沟深，易守难攻。我当时是攻寨的敢死队队长，看准了守敌枪少弹缺，带着队员们硬是往上冲。敌仗居高临下，扔石头，浇开水，砸尿壶，泼大便，把我们打了下来。接着，我们顶着桌子，裹着被子，舞着大刀再往上冲。在这次战斗中，我被敌人从寨墙上一杠子打了下来，连伤带摔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很舒坦，就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就是幸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当了五次敢死队长，带了六七次彩。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挂了彩一般都是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就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打仗用上了飞机、大炮、坦克，用上了导弹，激光，核武器，像当年这些近于冷兵器的作战方式，是显得太简单，太平凡了。不过，这些正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起家之本。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我年轻时去武汉，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感到真了不得，家乡的小河小溪相形见绌了。其实，那时还不懂得，正是小河小溪才汇成了滚滚洪流。没有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就没有后来的运动战、阵地战，也不会有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总觉得外国这也好，那也好，别忘了自己也有传家宝，也有拿手好戏。
仗越打越大，部队也越打越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连续粉碎了敌人“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了自己，不仅能消灭敌人杂牌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而且能够成连成团地消灭敌人的正规军。一九三O年四月，我们红三十一师和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我们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红一师。我在红一师一团任连长。
这段时期我们打得仗相当多。打过杨家寨，打过杨平口，打过孝感花园，打过云梦县城，打过光山、罗山，还打过新洲、金家寨、六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一年元月，我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奉中央之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在第十师二十八团任营长。此后，我军主动出击，飘忽自主，克新集，袭柳林，出击京汉线，大战双桥镇，生擒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获得了鄂豫皖红军诞生以来进攻作战的空前大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部队再次扩编。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我在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团长。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已发展成拥有三万余人的雄师劲旅，对“围城打援”等战略战术，也已经驾驭自如，运用娴熟。紧接着，方面军连续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活捉赵冠英，痛打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重创张钫，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斗争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这短短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当班长，当排长，直至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从当战士打到当干部，我逐步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事。我们的指挥员都应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年轻干部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际锻炼。因为，战争不是儿戏，有无经验，在战场上完全是两回事。
有人说，官好当，兵难带，我看是官难当，兵好带，难还是难在干部。过去我们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好指挥员带出来的。现在，部队的成分有了变化，学生兵多了，文化水平高了，如何在和平环境中带出过硬的队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重视和研究的课题。部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遣嫡系，纠集重兵，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而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沉湎于已得胜利，盲目轻敌，不作准备，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其命令下，我团随全师再出京汉线，攻打鸡公山，两次围麻城，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四处出击，车殆马烦，连续作战达数月之久。当敌情日益严重时，张国焘又慌了手脚，战略方针连连出错，以我疲劳之师仓猝就精锐之敌。我军虽经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河口等处浴血苦战，予敌沉重打击，但终未能够打破“围剿”，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仍觉心有余悻。鄂豫皖斗争的失败，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张国焘难逃历史责任。我以为，作为一个地区的高级领导者，万万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张国焘只见局部小胜，不察全局安危，根本不懂得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顺利时冒险，被动时失措，紧急时拼命，退却时逃跑。我军受如此机会主义者的严重干扰，岂有不挫之理。
一九三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出湖北，过河南，入陕西，抵四川；两次越秦岭，破冰涉汉水，冒雪翻巴山。我团时而前锋，时而后卫。一路上，草行露宿，荆棘载途，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加上敌人对我围追堵击，险情迭出，方面军数次身陷绝境。在徐向前等同志领导之下，全军上下患难同心，英勇奋战，终究摆脱重围，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斗争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骨干。
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大流动”，备感根据地重要。西征以来，部队犹如龙困沙滩，虎落平阳，受尽了窝囊气，打够了被动仗。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的切肤之痛就在于此。
四川人民饱受军阀欺凌，迫切要求革命，只要有火种，遍地干柴就会燃起燎原烈火。早在一九二六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军抵达以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四川军阀们正在成都、内江一带混战。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顺应军心民情，作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发展壮大的新阶段。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我军迅速占领通、南、巴，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在川北站稳了脚跟。这年七月，部队扩大了，我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接下去，打仪陇，打南部，打营山，打宣汉，过关斩将，连克数城。短短两个半月，我方面军各部共歼敌两万，缴枪万余，根据地得到猛烈扩张，方面军也发展到八万余人，形成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带的兵多了，打的仗大了，对指挥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战中，我逐步跳出了猛打猛冲的小圈子，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提高自己带兵打仗的本领。只有把局部与全局、战术与战略、目前与将来紧密联系起来的指挥员，方可堪称大智大勇，鲁莽的军事家是不足仿效的。
战争还告诉我们，兵无常势，战无定规。拘泥于“老套套”，满足于老经验，不足为取。在鄂豫皖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常常以进攻为主，在进攻中求发展。到川陕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四川军阀部队众多，地形熟悉。虽说彼此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反共上却是一致的。我军新来乍到，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终不像在鄂豫皖那样，土生土长，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这些不同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如果我们只知主动出击，不知积极防御，势必要吃亏碰壁。
反三路围攻时，方面军察情观态，提出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强我弱、优劣悬殊之时，先避不利决战，保存军力，疲惫敌人；拖到敌竭我盈，即集中主力，进行有利决战，毕全功于一役。此举经实战检验，颇见成效。其实，道理很简单。打人时，拳头直来直去，总不如收回再出有力。在后来的反六路围攻中，“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日臻完善，在我军的战略战术经典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大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空全省之兵，集结二十余万人马，分兵六路，对我发动了长达十一个月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不为敌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前所未有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避其锐气，击其疲惫，有顶有放，先防后攻，最后大获全胜。当时，我率九军二十五师，坚守万源以南的大面山阵地。刘湘在这里掏出了积蓄二十年的老本，集中精华，孤注一掷，以求一逞。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抱着横竖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凭险固守，浴血苦战，先后顶住了数万敌军的轮番进攻。待敌再而衰，三而竭，我军立即转入“最精彩、最活跃”的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麻之捷，横扫了四川六路军阀。
就我参加过的坚守防御而言，大面山一战，规模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前些日子，我到了川北的通南巴和其他几个县。虽然河山已改，面目一新，但当年的战场仍依稀可辨，战斗情景又历历在目。站在今天看昨天，是有不少经验体会值得总结的。坚守防御，重在一个守字。守住一点不走，这是敌人最头痛的。部队特别是干部，首先要有寸土不让拼命顶的决心和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一步的气魄。在紧要关头要咬住牙，我困难，敌人更困难，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之中。
大面山打得好，还因为部队觉悟高，纪律严，士气旺，作风硬。那时，我们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人人眼睛都朝前看，向冲在前面的同志看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不消灭敌人不回头。反六路围攻胜利后，我调至四军任军长。而后，部队北进陕南，攻克宁强县，占领阳平关，进逼汉中城。接下去又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军阀焦头烂额，防不胜防。记得那时有首歌：
“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
这首歌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了杨森（羊子）、田颂尧（冬瓜）、邓锡侯（猴子）、李家钰（矮子），刘湘等人的窘相丑容，至今想来，仍然忍俊不禁。
张国焘这人很“特别”，我们明明胜利了，他却看成是失败。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他认为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红军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并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他在后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自行由东到西收摊子，把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一锅端到了嘉陵江西。我们为之奋斗两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其轻易葬送了。我军又陷进退失据的困境，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西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过涪江，跨岷江，前锋直达松潘、懋功（现名小金），意在摆脱不利处境，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消息传来，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奔走相告，期待着一个新的革命局面的开始。令人愤慨的是，事与愿违，衅起萧墙，张国焘出于卑鄙政治野心，一再违拒中央决定，公开挑拨两军关系，百般阻挠红军北上，致使我军坐失乘敌之虚向北发展之良机，不得不涉险穿越草地。
草地茫茫，大军穿越，其艰其苦，无须赘述。值得提一提的是我军在出草地之后的包座之战。
包座，为我军北上必经之地，守敌是胡宗南部四十九师。据说这个部队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还是颇能打仗的。然而，这次却甘忍外侮，同室操戈，当上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打手。我四军与三十军受领任务后，突袭该敌，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这是我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的第一个仗，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至今记忆犹新。
部队过了草地以后，发生了一件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大事。张国焘又一次跳出来发难，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最近，看到一本他写的回忆录，书中仍在为己涂脂抹粉，极力推卸历史责任。其实，这都是欲盖弥彰，徒费心机。张国焘这个人道德品质不好，喜欢出风头，说大话，摆架子，耍军阀，领导作风简单粗暴，独断专行。打仗没什本事，搞阴谋是个里手。红四方面军几遭重挫，都是他在从中作祟。历史是面无情的镜子。早在鄂豫皖时，他就以“党的化身”、“老革命家”自居，并以此张本，大搞宗派活动，顺者昌，逆者亡，竭力树立个人威信；进了川陕，他强化军阀主义个人统治，取消党的集体领导，经营独立王国，多次违抗中央指令；懋功会师后，他更有恃无恐，伸手要权要官，妄图变红四方面军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威逼中央；目的未达，又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哪里还有一点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实为千古罪人。他被人民所唾弃，是理所应当，毫不足惜的。但是，他从反面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认真记取。
作为共产党人，从政不要有野心，从军不要争兵权，应该自甘为人民的公仆和党的一个兵。张国焘篡党篡军，落了个变节投敌，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林彪搞政变，落了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四人帮”想夺天下，落了个身陷囹圄，遗臭万年。野心家从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张国焘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可见孤立已极。
张国焘之所以能得逞一时，是利用了当时方面军广大干部理论水平较低的状况，得以大售其奸，这个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一个军人，军事头脑理当必备，政治头脑也不可缺。政治上稀里糊涂，难免上当受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害死人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如果抓枪杆子的人不懂马列，不懂毛泽东思想，不懂党的方针政策，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时时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力争做到大事不糊涂。这样，才能永远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九月中旬，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我们再过草地，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十月上旬，我们四军强渡大金川，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中旬，攻占金汤镇、再下天全城，把刘湘的王牌——“模范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此时，敌主力业已集中，敌优我劣态势日趋严重。张国焘却无视现实，仍令全军向川西平原发展，致使我军在百丈地区与敌苦战七天七夜，伤亡近万，元气大伤。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完全正确。
十二月初，我们四军出击荥经，薛岳打来了。在如何据峡口御敌的问题上，我同方面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摆一个团就够了。我感到兵力不够，再三力辩，未被采纳，只好服从。战斗打响后，薛岳集中了九个团，把我们这个团打垮了。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绝无仅有的耻辱。给我震动极大，教训甚深。祸莫大于轻敌。峡口失利，正是那种大少爷指挥作风所致的恶果。多少年来，我每每告诫自己，任何作战决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万万不能独尊自大，一厢情愿。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指挥正确与否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不打则已，既打则要力争全胜。谁打了败仗，还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自慰，谁就是最没出息的指挥员。
南下碰壁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执意把我军拉向甘、青、新等边陲地区。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队向西康进发，接连翻越夹金、党岭两座雪山。接着，连克道孚、炉霍、瞻化，占领西康东北重镇甘孜。而后，我人甘孜红军大学集训。结业后，就任刚刚组建的骑兵部队司令。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
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分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分着吃，有烟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爱兵蔚然成风，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长征还告诉我们，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会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红四方面军几经曲折，最后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而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七月八日，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红四方面军大部编人一二九师。我先在抗大任校务部副部长，后随朱总司令上了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晋冀两省的大部分城市。我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太行山，五台山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四出游击，陆续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十几个城镇，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同年十二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师直和三八六旅等进军冀南，我当时在三八六旅任副旅长。
由阶级斗争上升为民族斗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新的考验。当时，有些人只闻日军长驱直入，不见抗日烈火燎原，终日长吁短叹，说什么日军“不可战胜”；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不抗日，还到处制造摩擦。对此，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过去，我们打过地主武装，打过红枪会、大刀会，打过土匪、流寇、散兵，打过杂牌部队，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出了一条经验：仗靠人打，路靠人走。侵略军为不义之师，我就不信什么“不可战胜”！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纠集三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杀我平民，烧我村庄，奸我姐妹，毁我家园，无恶不作，暴戾恣睢。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挫敌凶焰，陈赓旅长和我们分析了敌人的骄傲情绪和逢挫必要报复的规律，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调敌就范，诱伏日军。二月七、八、九三日，我旅以一部连袭威县、曲周等城，致使敌恼羞成怒，组成快速部队，由一个大队长带队，向我“扫荡”而来。十日中午，日军果然中我圈套，全部进入我旅预设阵地的香城固一带。我们立即于四面发起攻击。前后仅八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擒八人，缴获其全部装备。这一仗，大长我志气，大灭敌威风，戳穿了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使那些摇头的、叹气的、说风凉话的人瞠目结舌。
面对强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他越猖狂。如果我们顶不住，不敢打，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就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大部在此。
一九三九年秋，我调华北党校学习。不久，赴山东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同日伪顽战斗在渤海之滨，战斗在黄河人海处，战斗在清河两岸。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带清河分区独立团至胶东，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组织反投降派的斗争。
胶东的投降派、顽固派，有大小二三十个司令，共约五万人。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山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后来，居然一手拿着太阳旗，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旗，公开组织“反八联军”，勾结日伪残害百姓，对我实行军事进攻。对这些死心塌地的投降派，不打不足以克服投降危机，不打不能使我军全力对日作战，不打不利于抗日形势的顺利发展。此役我从胶东的牙山打起，而后居高临下向南横扫。在五个月中，接连打垮蔡晋康、苗占魁、秦玉堂、郑维屏、安庭赓、赵汉卿、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司令”，使胶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战役结束后，我即回山东纵队，任纵队参谋长。一九四二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我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不久，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决定成立胶东军区。我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我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刚刚走马上任，敌在大战犯冈村宁次的亲自策划下，发起了“拉网合围”的冬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手段之毒，均为过去少见。两万日伪军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无村不搜，无山不梳，无林不篦；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无所不用其极。斗争残酷，方显战士本色。我们利用人亲地熟，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抄敌后，袭据点，破公路，断交通，夺粮草，烧仓库，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年底收兵回窜。
此后，敌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对我实行“蚕食”、“囚笼”政策，频频占地掠边，加强伪化活动。胶东投降派坐收渔利，乘势扩张，内外夹击我军。
寇能往，我亦能往。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采用“翻边战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摩擦，变守为攻，主动出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作战达九百七十五次，占敌据点二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敌之封锁蚕食阴谋，被我打得稀烂。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胶东部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一个月中，克水道，收文登，占荣城，逼威海，横扫敌据点一百三十余处，歼日伪军五千余人。威震胶东，称雄四海（胶东的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个专区）。胶东这把刺刀，越磨越利，越战越坚！
在胶东，赵保原为大小投降派之首。此人出身土匪，反复无常，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公开投敌，随日军入胶东后，一度“反正”。羽翼丰满之后，他毁弃抗日招牌，再次充当日军鹰犬，鱼肉百姓，祸害胶东，顽固与我为敌。几年来，该敌虽遭我军多次打击，但均未能全歼其主力，捣毁其老巢，仍为山东全境最大的汉奸武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讨伐赵保原，势在必行。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定下早打、快打、狠打之决策，发起讨赵战役。三月十一日至十九日，我军首克万第，再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大获全胜。战斗中，赵保原漏网而逃，一九四六年被我击毙于胶县，枭首示众。中国有句老话：报应之来，迟早不爽。此语颇有见地。
回顾在胶东的斗争，深感“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群众，我军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能生存。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无论是在鄂豫皖，在川陕，还是在胶东，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当向导、递情报、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运给养，贡献最大，牺牲最大。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的史家、作家们大书特书。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中日两国也已干戈化玉帛，一笑泯恩仇。但是，历史无情，需引为鉴；旧恶可不计，温故重当今。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睦邻相处，子子孙孙友好相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容逆转。
五
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就有人下山来摘桃子了。在这中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转折关头，作为军人需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暴力是为政治服务的，该争就争，该夺就夺，在原则问题上无客气可言。当时，我正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立即带领在校学习的胶东干部返回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放手大反攻，解放了除青岛、即墨外的胶东全境，使八年抗战的成果握在了人民手中。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翻脸不认账，撕毁了自己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山东是其进攻的重点之一，投入了五个军十五个师的兵力。敌人的企图是：打通胶济线，切断南北联系，各个歼灭山东我军。大敌当前，我们不畏其气势汹汹，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在节节阻击中寻机歼敌。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死伤近两万，只占了胶东的一些点线。而我军仅用半月时间，以风卷残云之势，又悉数收复失地，使胶济线重归我手，取得了与敌交战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初，山东，华中野战兵团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所辖部队随之改编为野战军第九纵队，我兼任该纵司令员。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我纵队奉命西进参战，下莱芜，战和庄，坚守白马关，攻必克，守必固，屡胜顽敌。五月，在陈毅同志的指挥下，我纵和兄弟纵队一道，插进沂蒙山，大战孟良崮，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全歼“蒋家五大金刚”之一的敌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吓得敌人四个多月没敢向我进攻。
六月下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根据中央指示，山东我军以八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进行外线作战；以二、七、九、十三等四个纵队和两个师组成东线兵团（后改为山东兵团，留守内线作战），我任该兵团司令员。
九月，敌为挽救危局，又调集六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旅的兵力，配合以海军空军，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下，大举进犯胶东。企图消灭我内线主力，抽兵支援其他战场。我们虽面对强敌，困处重围，但深知战事在胶东，意义在全局。在敌我众寡悬殊、形势极为严重的胶东保卫战中，我们坚韧沉着，后发制人，在敌人即将把我们赶下大海的情况下，猛然跳人敌后，一举扭转战局。接着，大杀回马枪，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从此我军完全掌握了胶东战场的主动权。
在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双方兵力对比我劣敌优。我们作战是以防御为主，在防御中局部反攻。仗打得多，打得苦。胶东部队之所以深孚众望，打了不少漂亮仗，是因为有一批能攻善守的干部。战争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善于提挈全军，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战役企图的实现才能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有好将，就有好兵，就有好仗。我以为，军事指挥员应随时随地注意发现军事人才，特别是在战争中更应如此。谁能打，谁会打，就应立即提拔而不加犹豫。不要怕压不住阵脚，不要以一眚掩大德。只要我们的文才虎将，济济一堂，宝刀不老，新人辈出，就能稳操常胜之券。
一九四八年春，全国形势起了巨大变化。蒋家王朝摇摇欲坠，我军节节胜利，越战越强。根据党中央力争不间断发展到完全胜利的战略方针，我山东兵团于三月至七月，先挺进胶济线，由西向东横扫胶济线五百华里；接着进军津浦路，由北向南横扫津浦路七百华里，连战皆捷，声威大震，歼敌十四万七千余人，解放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山、潍县、邹县、兖州等数十座城镇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得敌人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不能，只有被我一个一个歼灭干净。
接下去，我军又发起了济南战役。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打援和攻城两个兵团；在野战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下，由我和谭震林等同志指挥攻城兵团，担负直接攻克济南的任务。
攻打济南，这是我军攻打的第一座大城市，敢不敢打，会不会打，打得下还是打不下，敌人、朋友、兄弟部队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意义之大，非同一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役高度重视，战役前后，主席多次亲自起草来电，指导战役进展，这对我们取得战役全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济南战役打响以后，我们所采用的“牛刀子”战术奏效。部队从敌外围阵地中，杀开了一个口子，像一把杀牛刀直插城内。打得敌人左防右堵，东遣西调，完全昏了头。但我军攻进外城以后，被阻于内城墙之下。当时部队已连战六天六夜，人疲马乏，伤亡很大，是撤出城外休整，以图再举；还是一鼓作气，不使敌有喘息，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节骨眼上，说话拍板算数的人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被无关大局之变化所左右，不要为一时困难而犹豫。我们认为，仗已经打成了这样，攻城决心绝不能动摇！如果撤，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前功尽弃，再战还要大大增加部队伤亡，甚至可能出现欲攻不克、欲撤不能的局面，致使全役功败垂成。这时，需要的是咬紧牙关，哪怕是血流成河也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婆婆妈妈。如果只想着部队这个能否受得了，那个能否受得了，就没有办法指挥部队，也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经过八天八夜浴血奋战，我攻城部队完全攻克济南，毙伤俘敌十一万余，活捉敌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实现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誓言。
济南解放，威及全鲁。菏泽、临沂、烟台守敌纷纷弃城鼠窜。山东境内除青岛等少数敌据点外，全获新生。我华东野战军立即挥戈南下，会合中原野战军，在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发起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龟缩于青岛之敌惶惶不可终日。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山东军民向青岛大举进攻，守敌仓皇落海而逃。这个陷于日、伪、蒋之手多年的海港重镇回到了人民怀抱。八月，我军扬帆过海，收复了京津门户的长山列岛。至此，山东全境均告解放。
八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内乱迭起，屡遭外侵，兵连祸结，狼烟不息，人民饱尝战乱之苦。新中国成立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渴望能够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世界上偏偏有那么一种人，看不得共产党坐江山，看不得穷苦人过好日子，总想着给我们添点麻烦。一九五O年，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
我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出国参战，任三兵团司令员。
当时，战场形势越打越好。我军灵活运用毛主席提出的“敲牛皮糖”的方法，打出了一套阵地防御战的新战术，而且进一步提高了阵地攻坚战的本领。七月下旬，我带领所属部队参加了夏季大反攻。我军在金城地区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南推进数十公里，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一片混乱。这和美军进攻我上甘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凡是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是这样，日本侵略者是这样，美国侵略者同样也是这样。经过三年较量，这个号称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军队，也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不得不打着白旗，到板门店同我们谈判，乖乖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认了输。一九五四年二月，我调华东军区任第二副司令员。同年十月，兼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一九五五年初，华东军区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当时，盘踞此岛的是国民党骨干部队和由大陆流窜去的地主恶霸。这些家伙大都身背血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特别顽固，特别反动。我三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协同作战，胜利收复一江山岛，并吓得大陈岛守敌连夜逃跑，取得了我军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的胜利。
一江山岛战役已具现代战争特点，给了我们颇多启示，有经验，有教训，集中于一点在善于学习。未来的战争不同以往，是打政治，打军事，打现代科学，打经济实力的总体战争。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很难驾驭战争，指挥自如。在学习上，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更应自觉加劲。记得以后有一年，毛泽东同志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交我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我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主席还问我有没有看过《红楼梦》，要我坚持看五遍。主席还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要文武结合嘛！毛泽东同志的教诲，语重心长，意义深远，对我们老干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恰似一股热流，温暖在心。的确，作为领导干部，不读书，不看报，以“大老粗”为荣，是担负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原华东军区撤销，成立了南京军区，我任该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九年九月，我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在这以后的数年内，我们以主要精力抓了战备、训练这些大事。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我们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练兵运动。
到了十年内乱，我也是“在劫难逃”。一会儿“反动”，一会儿“革命”，什么打倒啦，砸烂啦，炮轰啦，火烧啦，听了不少。家被抄了，东西没收了，连警卫员也被赶走了。其实，这些都是唬人的东西。几十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还在乎你这个！就在林彪那伙人点了我的名，冲击了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准备给我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时，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后来，又把我接进了中南海。周总理也多次明确指示：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保护下，我总算没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一九七O年八月，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之流在会内会外煽风点火，发动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一天下午，毛泽东同志把我找去，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十分恳切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主席的话使我认识到，要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自己梦想当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同志到外地视察，又把我们从南京叫到南昌，告诉我们：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毛主席的话，使我进一步看清了林彪这个人的恶劣本质，对我起了同林彪斗争到底的动员作用。几天以后，林彪的武装叛乱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我们立即按照中央之命，迅速收拾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
一九七三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调至广州军区工作。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九七四年初，西贡当局已行将就木，偏要兴风作浪，在我西沙、南沙群岛屡起事端。为护主权，保国土，卫人民，我们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狠狠教训了这些反华小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震惊，我当天就赶到了北京。肃立在老人家的遗体旁，我这个平时极少流泪的人，忍不住热泪滚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都非常悲痛，而江青那伙人面装忧戚，暗藏祸心，口吐狂言，目中无人。这一切，都引起了我的警惕。记得毛泽东同志在生前，曾要我们看《周勃传》。当时，林彪叛乱已被粉碎，又有什么人想发难呢？后来，主席一再严厉批评“四人帮”，我就心中有数了。在所谓批林批孔和以后的一系列的运动中，“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这就更加擦亮了我的眼睛。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顺应党心、军心、民心、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准备对付最困难、最复杂的局面。
十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执行人民意愿，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伙乱臣贼子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一九七九年初，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战。这次还击战，我负责指挥广西方面的部队。同过去的战争相比，这次是个小仗，但却是继抗美援朝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我参战部队大都近三十年没打过仗了。但是，我们师出有名，还击有理，是正义之师，这一仗非打好不可！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谷深、路险、林密；天气炎热，光下雨，光起雾。在这种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打仗，我们还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仗，指挥员要特别动脑子。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我边防部队突破对方多道防线，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一九八O年初，根据中央指示，我调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举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我之所以用自己的军人生涯为序，首先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走过的道路，检点得失，以利于今后。同时，也想用亲身感受，来说明创业艰难，斗争曲折，胜利来之不易。成千成万的先驱者，为了今天的胜利，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作为幸存者，每当想起他们，心情总是很沉重。为国捐躯的知名烈士和无名英雄应该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永远牢记他们的斗争业绩。人老了，身体和精力就不如从前，为党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作为党的一个兵，思想上永远不能下岗。将来一旦有事，我虽不能冲锋陷阵，仍然可以当参谋，做顾问，出点子，为年轻人撑腰鼓劲。现在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同志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又为我们规划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蓝图。胜利正在召唤，前途无限光明。同志们，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