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的一天晚上，姚兴俭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泰西一区区委负责人郝振祥也在场。入党后，我继续利用“青红帮”会员的身份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往敌人的窝里跑，搜集情报。当时地下党派了一位叫张国甫的地下党员在伪区公所做财粮工作，我以做生意的身份趁5天一个集市日，买卖人多，人来人往的机会到张国甫那里拿情报。这个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地区财办造反派找我说：山东来人向我调查的张国甫(当时任山东泰安地委党校校长)是个汉奸，为敌人做事。说我和他有来往，并反复逼迫我证明他是汉奸，责令我不要包庇要彻底交代等等。我坚持实事求是，说他是地下党派进去工作的，搞出过很多有利于抗日的情报。造反派带着框框调查，狂妄的想一箭双雕置我们于死地。
那时泰西县（抗日战争期间原泰安县京浦路以西划出建立泰西县）第一区划分了三个小区，我负责分管孙伯小区(含三个乡)的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搞粮食工作，我们在各个乡都有一名征粮员，那时我们不分白天黑夜，不分酷暑严寒地干，暗地里到农民家里去动员他们每家都挤出点粮食来，支援游击队。当时老百姓生活也非常苦，记得1942、1943两年蝗虫又闹的特别厉害，蝗虫排卵后18天就长出小蝗虫，我们组织号召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消灭了一批又一批新蝗虫。只有不断发动群众去围歼，才能抢救粮食作物，有了粮食才能支援抗日前线，这样一直干到日本鬼子投降。我至今为止喝酒醉了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在鬼子投降的那一天，那一天同志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好几个同志都喝醉了。
在打鬼子的战斗中，有一次是我终身难忘的。记不清是1943年还是1944年的一天，我们接到情报说鬼子要到孙伯村来扫荡。第二天下午我和武工队一起共十几个人，埋伏在离村二三里外路边的高坡，这里都是山路。待十几个鬼子骑马到了埋伏圈，我们马上开了枪，鬼子吓的四散逃跑，其中有三四个鬼子逃到了孙伯村附近，鬼子中有一个小头目逼正在打水浇地的农民帮他藏到一口井里，其余的几个鬼子都躲到了玉米地里。我们追回村里，村民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小头目在井里，其它鬼子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晚上，我们去找姚兴俭，由他带着直奔井边，他往井下喊：“太君，太君，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我们要把你救上来。”鬼子应了一声。正在这时，躲在玉米地里的鬼子听到有人喊话和拨弄枪栓的声音，放了一枪，似在告知井里的鬼子，接着他们也逃走了。听到他同伴的枪声，井里再也没有声音，继续喊话也没有应声。我们大家就搬起石头往井里使劲扔，突然听到井下传来“砰”的一声枪响，知道小鬼子自杀了。
还有一件事是1947年我带领一个担架连去支援刘邓大军第一次南下，当时担架营的营长是徐冰航(县武装部长)。我们到了与河南交界的曹县，刚吃过晚饭，接到命令说敌人包围过来了，要我们马上后撤，我们一个晚上跑出一百多里，第二天已跑到郓城。这时正遇到好几架国民党的飞机来扫射，我们营的人都趴在高粱地里，把高粱叶盖在头上，其它营的人跑到了有坟地的柏树林里，被敌机发现后打死了几个人。飞机走后，民夫大部分都跑走了，只剩下班排长等骨干民兵撤到水泊梁山的梁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停留了一晚，第二天到了东平县城，继续向后撤。就是这次撤退中徐冰航营长累得吐血，后成终身疾病，1949年一起南下建德县，曾担任建德县委组织部长、金华卫校校长，后病逝。
1947年到1949年初，一区区委要我在一区负责搞调查统计工作，主要是核实抗日战争时期党员的真实身份和斗争中的表现，这个事很复杂，我白天晚上跑村串户，干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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