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长工到红军司务长
我从12岁就给地主扛小活。每天起早睡晚地挑水、烧火、做饭、扫院子、打猪菜，喂养20多口肥猪，还得给他们家哄孩子。17岁扛长活，当牛做马干一年，才挣一二百公斤高梁和黑豆。后来，我跟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订了婚，双方父母商定后，把姑娘送过来，就算成夫妻了。我俩都会织席，一领席只换几斤豆饼，就用凉水泡豆饼再掺些野菜当饭吃。
1932年秋后，我到安徽省黄口火车站北边的静安集给一家地主扛活。一天，国民党军队抓挑夫，地主派我去，给国民党军第八师四十五团一营挑行李。这个师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到江西去围剿红军的。我把担子挑到火车站后要回去，当官的不让走，用手枪逼我跟他们上了火车。到了南京，又搭轮船到江西九江，来到南昌市宁都县王壁镇驻下。
一天夜里，我去厕所，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主动跟我打招呼，说话挺和气。他问我这支部队的番号、编制、装备等情况，我把所闻所见都如实告诉了他。我俩约定第三天夜里10点，再在厕所见面。然后，他就带我逃脱了虎口。我们俩爬山坡走小路，拐弯抹角来到南昌县找到了红军部队。原来他姓曹，是红军炮兵营的教官，又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员。曹同志带我到团部，团长杨得志接见了我，听我讲了自己的出身历史以后鼓励我说：“小伙子，好好干吧！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部队，等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日子就好过了。”我一听高兴地说：“这回算是找到家了。”我换上军装，分配在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二团直属重机枪连炊事班，不久又当了炊事班长。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3年8月，在临川县经司务长张新、班长刘凯博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调到红军三十一师司令部文工团当炊事班长，代理司务长。
不久，敌八师三个旅刚到南丰县，立脚未稳，就被红军三十一师包围了。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4点，敌军除一个放哨营侥幸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歼，师长毛炳文也被活捉了。我率领炊事班冒着枪林弹雨，为前方运送弹药和饭菜，得到首长嘉奖。
二、跟随毛主席长征
1934年春，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一团一营二连，我仍为炊事班长。1934年10月16日，中央机关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八万多人从江西、福建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初，红军抢渡乌江天险，一举攻占遵义。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毛泽东、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丰乐桥头下马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并讲了话，给人民群众极大的鼓舞。红军整队进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肯露宿街头，也不打扰老百姓。有个炊事员为了点火做饭，从一农户的篱笆上扯了几根干柴，没有付款。我知道后批评了他一顿，并陪他到这户农民家里赔礼道歉。一位老人称赞说：“我活了80岁了，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5月下旬，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区，我们很快来到大渡河岸的安顺场，这是唯一的渡口。因为只找到一支小船，上级决定，从我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一支渡河奋勇队。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个儿矮，没批准。17名勇士在王连长率领下，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手枪、五颗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奋力拼杀，占领了北岸。我是乘第二船过去的。然后就是急行军，一天一夜走240里，一直是冒雨跑步前进。5月29日拂晓前，赶到了泸定桥西岸，把敌人的增援部队远远甩在了后边。
泸定桥跟一般的桥不同。它由十三根铁索悬在空中，两边各有两根当栏杆，桥面是九根，再铺上木板。桥下水深流急，掉下去就甭想上来。桥东头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有两个团的敌人把守，把桥板也都撤了。
5月29日下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攀援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到了对岸桥头，敌人把亭子烧了，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勇士们从烈火中冲过去，终于打垮了敌人；又冲到大街上，同敌人展开了巷战，杀退了敌人。
红军渡江后，继续北上，6月中旬来到大雪山夹金山。当时正是夏天，战士们只穿着单衣、草鞋，上山不久，就衣不蔽寒了。山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越往上雪越深，气压越低，天气也骤然变化，常常是一会儿风雪交加，电闪雷鸣，一会儿又晴空万里。我当时身背一口军锅，踏着前人的脚印，翻过了雪山。
7月下旬到达毛儿盖，然后又向大草地进发了。这一带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我们来到时，藏民们都躲到山上去了。连队驻下后，给老百姓打扫院子、背水。很快，藏民们就都回来了。过草地要准备7天的粮食。我们买了一块青稞地，打下麦穗，搓下麦粒，在锅里炒黄，再磨成面，每人分了9公斤。第二天，听说第四方面军要先过草地，没来得及准备，我们就把青稞面都送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再去搓，有的战士手掌搓掉了一层皮，最后每人平均只分了7.5公斤。
8月31日，正式进入草地。水草纵横，茫茫无边，不见鸟兽，更无人烟。水草下边是淤泥浊水，一片沼泽地，不小心踩上去，陷下去就会把人吞没了。我们每人拿着一根木棍，试探着往前走。每人还有一根二三尺长的绳子，前后互相拉扯着，万一有人陷进去，前后一拽，还有救上来的希望。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又雪花纷飞。生活条件特别艰苦，饿了，每顿饭只能吃一小碗青稞面，用水拌着吃；渴了，就在草地里舀着臭水喝。夜里找个土坡住下，七八个人一起，坐在地上，一个挨一个，头上顶块布遮挡雨雪，就这样睡得可香了。过草地时，毛主席一直同我们连队一起步行。他头戴草帽，身穿灰军装，脚踏草鞋。他几次向我和司务长郭三宝询问战士们的生活情况，并鼓励我们说：“告诉同志们，草地的艰苦生活是暂时的，过了草地会好起来。”行军中，突然有一队敌人骑兵冲了过来，我们立即埋伏在草地里，等马队距我们还有一二百米时，用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打死十几匹马，后边的骑兵赶紧掉头逃跑了。我们炊事班就地把马剥皮，炖了肉，给同志们饱餐一顿。我说：“今天改善生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看咱们太辛苦了，及时给送来十几匹马，这是特殊的慰问品。”
10月初，我们又突破了几道封锁线，翻过六盘山主峰，进入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我们一师一团，从江西出发时2100多人，到陕北吴起镇时，不足500人了，四分之三的战友都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征路上。我们活下来的都是幸运的人，我们的胜利是用千千万万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亲眼看见一个18岁的小战士，在过草地时，一脚陷进沼泽地里，越陷越深，我们眼巴巴地看他陷到了脖颈，就是没办法救他。他最后说了声：“不要管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们都默默地向他致哀。长征路上，许多红军战友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有的是战斗中牺牲了；有的是登山时掉下了山涧；有的是过河时，掉进了急流；有的是饿死的，冻死的；还有的是负了伤或患了病，因缺医少药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同志中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垂史册。
三、为革命做好后勤
红军到达陕北，部队整编时，我调到三连工作。1936年春，东渡黄河，到山西开辟根据地，团长换了杨成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一五师，我在一团团部当司务长，9月参加了平型关大战。这次战役一举歼灭日军1000多人，振奋了全国民心。不久，我们部队又在河北省涞源县同日军交战。从涞源到灵丘有40多公里。一天，有七八十辆马车，满载敌人军服、弹药和粮食，由日军押送，从东往西在山沟里行进。我们侦察清楚以后，就埋伏在两边山上，前后两头同时打响。一顿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赶紧钻进一个山洞，结果全部被歼灭，缴获了所有物资。我对战士们说：“真是咱们缺什么，敌人就送来什么，我这个司务长光捡便宜货办。”
1942年10月到1947年11月，我一直在雁北指挥所供给部当供给员。一天，首长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给一位老同志当向导。这位老同志身材魁梧，说话和蔼，穿一身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便服。一路上总是问这问那，我都如实作了回答。我心想，他可能是某个地方的老干部。半路上，见一老太太吃力地背着几十斤玉米，他抢过来就背在自己肩上，同那老太太边走边谈，很热火。正说着，从后边来了一个骑马的军人，还跟着两个战士。军人来到眼前下了马，刚要立正给这位老同志行军礼，却被他一挥手，示意免礼了。老同志让军人牵着马，亲手扶那老太太上了马，又驮着粮食袋，其他人都在马后步行，一直来到一个县城，把老太太送到目的地。然后来到县委机关，县委书记赶紧迎上来握住手，喜出望外地喊了声：“朱总司令！”我一下愣住了，上下打量着这位老首长，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朱老总？十年没见了，朱老总消瘦多了，脸上皱纹也增加了。刚才一路上我心里就嘀咕：他是不是朱老总呢？因首长没交待，我当时不能多问。现在证实了，我恭恭敬敬给他行了礼，然后紧紧握住了他那双粗大有力的手。他仍然那么慈祥亲切，一点儿架子都没有，还夸我一路上给他介绍了不少真实情况。
1947年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华北补训团，我调任十三团八连连长，专门负责教育和训练新兵及刚刚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有的国民党士兵故意刁难，常常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甚至张嘴骂人，动手打人。我对多数人耐心教育，申明大义；对极个别的幕后操纵者也决不心慈手软，果断地采取严厉措施。因此，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少数，团结了大多数。
四、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参加了解放石家庄和天津战役以后，随部队开至北平市，驻在大兴县高米店。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转到市公安总队工作。1951年提升为副营长，第二年升为营长。不久，又转到南苑区和义农场当区队长，后又调任市农林水利局技术站站长。1958年来到大兴区任民政科长。那年我已年近60岁了，每天背着行李，步行几十里，深入到全县各公社，帮助筹建了16个敬老院。在市民政工作会议上，受到彭真市长的表彰。
1960年，黄村镇建立居民办事处，县政府调我担任办事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我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积极帮助各居民点筹建居委会和党支部。我想，不管干什么，只要工作需要，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员嘛，就不能挑挑拣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因患脑溢血才离开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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