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至1958年5月（其中1955年6月至12月为代市长），我任金华市（县）市长。到任之初适值市委机关开展内部肃反和审干工作，建立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为组长，我为组员，组织部长负责日常具体工作。
1957年春，接省委统战部通知，要金华市派一名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最高国务会议。我们派遣副市长、农工民主党主委陈冬辉先生出席，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他回金华后，向市委作传达，我们学习讨论后决定通过党代会和政协会，贯彻执行，并由我主持这两个会议。
首先召开政协会议，传达《讲话》精神，吸收各方面意见后再研究改进工作的意见和方法。我在政协会上号召与会人员帮助我们开门整风，要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大会小会发言踊跃。会后，我向地委秘书长戴光作了口头汇报。他又亲自召开了两次座谈会，通知我去听取意见。根据会上的发言记录，我们整理了十几条内部矛盾，研究了改进意见，作为党代会报告的内容，接着，召开了金华市第二次党代会，贯彻执行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文汇报的方向，值得批判》。特别惊人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一文正式出版，里边新加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政治标准”。
浙江省委召开了两次代表会议。1956年夏，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在17年前召开的）。金华市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我、任兴均、赵云鹏等（崔杰民因休养未出席）。省委书记江华代表省委向大会作报告，副书记林乎加，组织部长杨思一，常委、省长沙文汉等分别发言。
1957年夏，省委召开了县市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金华市出席会议的有崔杰民、我、赵云鹏、王美增（女）、尹宗芳等。副书记任兴均留机关主持工作。到会人员首先学习了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新版本），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字报贴满红楼的墙壁，挂满了院中纵横拉上的麻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揭露了省长沙文汉、组织部长杨思一、省检察长彭瑞林、商业厅长孙章禄等人的右派言行，四人成了反党集团。大会上争相发言，批判了一批人，并戴上右派帽子。
地委决定县、市合并，新调来县委书记周林，崔杰民任县委副书记兼管市的工作，我调金华二中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任兴均任金华市长，后调任武义县长。到金华二中后，首先接收了定性戴帽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约十余人，给以安排适当工作和生活出路。
1958年暑假,开展金华县领导的全县中小学教师的向党交心运动。接着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办钢铁，十五年赶超英国。和全国全省一样，金华二中全体师生员工投入运动，在原校址水塔下面空地上建起小高炉，日夜奋战，将校园周围竹篱笆墙全部烧光，又砍了一部分树林才炼出一点铁渣，向县委报喜。
当时我在想，现在都停课明年高考怎么办？毛主席不是也在号召大办农业吗，我校有70多亩可以耕种的田地，如果高三年级八个班分工专搞农业生产，就可挤出时间上课。我将此计划向地委宣传部长汇报，取得了同意，八个班的师生在夜间和雨天上课。果然，1959年高考时，取得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这是空前的。人事秘书陈伯成代表金华二中赴北京背回光荣牌，为二中争了光，陈也荣升副校长。
1958年冬的一天，接地委通知，要我参加县、区干部骨干会议。又隔了几天，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原市委委员也参加，对我进行“帮助”。我首先作检讨，说明金华市的两个会议（党代会和政协会）都是以我为首召开的，我应负主要责任。其他人也提了些工作上的意见，最后县委组织部长批判说：“在两个会议上发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和右派分子们一唱一和，一个鼻孔出气，已经和党离心离德。”
1959年3月的一天，接县委通知到组织部听取省委决定。崔杰民、赵云鹏已早到。组织部长宣读了省委批示：“批准县委报告崔杰民、郑毓汉、赵云鹏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降职降薪，监督劳改。郑毓汉由14级降为21级，工资由123.5元降为57.5元。”
1959年，我被错划右派后首先受到株连的是全家老小，妻李瑞林从妇联主任降为乡干部使用，先后调到县属乡镇、罗店、新狮、朱基头、乾西、江东、澧浦等地边工作边检讨。在各种大小运动中当斗争的“活靶子”。子女在学校读书受到歧视，被辱骂为“小右派”。为此，岳母带着瑞兰和世英、过江等，投奔在南京工作的两个儿子。就连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侄女郑世芳（烈属）也被牵连，她毕业后原已分配在青岛任教，我的错案发生后她又被派到边疆内蒙工作。
1959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县委密封的介绍信，饱餐一顿油饼，背起家人打好的背包，直奔金华县商业局畜牧场，场址在北山智者寺。在智者寺住了不到一个月，县商业局决定将场迁到河盘桥和毛猪仓库合并。在畜牧场的主要任务是养兔。这年春天，商业局领导决定，将养兔场迁到蒋堂附近的一个畜牧场。从1961年5月初由河盘桥毛猪仓库移至蒋堂商业局畜牧场（也称胡家畜牧场）至1962年9月离开，共一年零四个月。在这远离闹市的劳动场地，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技能，学会了养兔本领和种菜技能，它远远超过在河盘桥时两年的劳动收获，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不少人员，饱尝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和苦辣辛酸。1963年8月间，县统战部召开了全县的右派大会，据说到会人员有四百多，会上专题讲阶级斗争，并点名批判了几个人，宣布摘掉纪小剑等五人的右派帽子。
1963年下半年至1964年上半年回二中前的约一年时间里，在家等候分配工作，实际是闲着搞点家务劳动和割草喂兔，有时还到农村住几天。一个夏天的上午，我正躺在地上（天热，习惯睡地上），杨关仕忽然送信来要我立即回二中，回到二中后，劳动和住宿早已安排好了：劳动是接替贾正中的任务——种花养鸡，住在猪舍饲料间里。一次奉命前往浙师院李子正同志处，子正说：“地委对你的问题很关心，学智同志也常问到你。”我说：“领导对我很关心，我也不用说什么了。只是戴右派帽子想不通。”他说：“你这个右派帽子和资产阶级右派不一样。”我说：“右派还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吗？”我俩都笑了。此后他又来过鸡场，对我说：“听说你养的鸡不错，来参观看看。”谁知这两次面谈，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条重要罪状。
由于精心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鸡群发展很快，到1965年春，达到300多只，产蛋也随之增加。加上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为节省运费，亲自用双轮车到城里面粉厂购买饲料），到年终结算时，除了饲料成本和工资开支外(我的工资是57.5元，虽有国家发给，也应记在成本之内），还略有盈余。不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将们先是夜里偷，接着是白天抢，学生宿舍里到处是鸡毛，弄得鸡犬不宁。有一天我到城里去拉饲料，回来看到在卧房门口的墙上贴了几张大标语：“郑毓汉是极右分子！企图翻案，死路一条。”第一张批判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院子的墙壁上，标题是：“郑毓汉不要自鸣清高，必须低头认罪”，接着就组织了七八个学生在鸡场宿舍的房门前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当面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我一时无法回答。他们也不追问，喊了几句“打倒”的口号，背了几条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这个不过十几分钟的批斗会就胜利结束。第二张大字报就重了，是学校的一个人写的，一口气就揪出四个人，每个人名下都列出具体罪状，有时间地点，也有分析批判，最后还向广大师生建议，要给这四个人定性定案，其中特别提到我是金华市有名的大右派。第三张大字报就更厉害了，是造反派的一张通告。大意是：凡是地富反坏右（首先是被揪出的我们四人），不准乱说乱动，不准参加串联，不许参加各种会议，不准看大字报。违者就采取革命行动。并且将被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加上黑五类、黑九类，统统编入劳改队，总共有20多人。当时的校长被打成黑帮分子，任劳改队队长。并勒令互相监督，每天汇报，互相揭发。
1969年7月至1970年夏在五七干校学习，结束后仍回二中。1970年夏至1977年夏七年间，在相对安全的环境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下混混过，但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和技能。回校后住保姆房，放牛，学做木。1971年春，学校开始建灌溉系统，转管抽水机，1972专管抽水机，协助老游管仓库。1976年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1977年2月，全家到南京过春节，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意义的春节。1979年2月，县委找我谈话。3月，地县平反文件下达，错案得到改正。8月30日，回到20年前的工作岗位，1983年4月离休。
崔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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