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集中兵力“扫荡”了我一军分区之后，又开始部署兵力，合围我二军分区。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的部队，活动在鲁北的十来个县。这个地区一马平川，处于济南、德州、惠民的三角地带中间，极利于这三大重镇的日寇对我进行“合围扫荡”。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二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在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徐尚武、政委曾旭清（兼二地委书记）和二专署专员孙子权的领导下，活跃在临邑，济阳、齐河、陵县一带。他们炸毁敌人军车，劫夺敌人军火，割断敌人电线，拔除敌人据点，不断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成为鲁北敌人最为头疼的 “心腹之患”。
次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历腊月二十日），日寇集中济南、德州、惠民三个重镇及济阳、商河、禹城、齐河、临邑等县的二千日军和三千伪军，对鲁北我军实行“合围扫荡”。
一月二十五日，我二分区、二地委和二专署的领导干部，正集中在济阳县皂户李家村开会。保卫这三个领导机关的，有分区基干营、黄河支队和平禹县大队，总兵力在一千人左右。第二天，三个领导机关从骑兵侦察员的报告中得知，五千多敌军已对鲁北实施合围，而且正在收缩兵力，向济阳、临邑一带压迫。于是，三个领导机关决定分两路突围；孙子权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和基千营第四连，为一路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带领分区机关和基千营的三个连、黄河支队、平禹县大队等，为另一路。
孙子权专员带领的一路机关部队，离开皂户李家村之后，转移到距徒骇河南岸十多里的岳王庄。后又转向西北到达刘家日附近，再转向东北跨过徒骇河，接着便径直向北。这时右边、前方都压来了敌人，逐渐形成包围圈。孙专员带着机关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仍旧向北，迎着敌人冲过去，很快便杀开一个缺口突围出去。因为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还很大，兵力比较分散，容易被冲破，而且包围围上的敌人也不敢掉头追赶，如果一追赶，包围圈便成了网开一面；便破坏了他们既定的合围计划。但是敌人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兵力比较集中，他们就会随追随扑了。敌人不敢追赶，二地委和二专署机关也就安然破网而出。
孙专员突围出来，立即派人向我报告日寇“扫荡，，鲁北的消息。当时我正活动在津南的吴桥、德平一带，听到这消息，心里非常挂念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及二分区机关部队的安危。我立即派出五、六个侦察员，扮成卖扒鸡、卖花生的小贩，前往鲁北打听消息。但这毕竟不是应急的办法。如何才能减轻日军对鲁北的压力，缓解二分区的紧急局面呢？我和副旅长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打法。命十六团主力和一、三分区地方武装，在津南全线出击，以钳制津南日军入援鲁北，动摇鲁北敌军的士气。这样虽然不能完全替二分区解围，但至少可以减轻二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损失。
当天晚上，我们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十六团三营向北进入沧县，佯攻沧州；东光县大队和南皮县大队，破坏津浦铁路，吴桥、德平两个县大队，发动群众，虚张声势，围攻县城；盐山县大队破坏敌人通讯联络。我和陆成道同志率领十六团二营五连，在吴桥和宁津之间袭扰敌人。
这天夜里，在津南平原这块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威武壮观、惊天动地的好戏：敌人的十几个据点相继被拔除；无数岗楼腾起了熊熊大火；津浦路上的铁轨挪了位置，一列军用货车被颠覆，沧（州）盐（山）公路上的电线杆被放倒，电线被割掉几千米，敌人通讯中断……
这一切，便津南日军大为恐慌。第二天，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送出消息：日军驻沧州的第九师团三十九旅团的旅团长安江纲彦大佐，昨晚接到各县纷纷打来的告急电话，急得暴跳如雷。他午夜十二点给济南的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发电报，声称津南危急，请求撤销原计划，免调津南部队入援鲁北。细川忠康中将将他训斥一顿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们虽然钳制了津南日军，但鲁北日寇还有五千多人的兵力。二分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心里仍旧非常着急。
没过几天，派去鲁北打听消息的侦察员纷纷回来了。我这才知道，二分区的大部分主要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一些部队，都已经脱险，但也有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这些死难烈士在反“扫荡”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顽强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膜上，时时激动着我的心，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那天，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分区机关和基千营三个连、黄河支队等，在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的带领下，离开皂户李家村以后，因为人数多，目标大，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于是，日伪军便对二分区机关跟踪合围，这时的包围圈直径不过二十余里。
基干营营长赖金池和黄河支队支队长郑亚刚，指挥基干营、黄河支队和平禹县大队，保护着分区机关，向北转移。行至临邑县城南的王家楼，正碰上从济阳出来的日伪军近千人挡住去路。我军掉头向南，行不多远，又遇上齐河、禹城之敌。再转身向东，只见东面黑压压的逃难群众，跌跌撞撞地奔来，杂乱的脚步声、哭喊声由远渐近。我军复向西，仍然发现逃难的群众。
我军遭到了敌人重兵的包围。渐渐地，敌人的钢盔、刺刀已隐约可见。包围圈在很快地缩小，包围圈的“壁”增厚了。起先敌兵的间隔距离只有一步左右，不多时敌兵已经肩碰着肩，后来敌人的单线包围圈化成了里外三层。我军被紧紧地围困在王家楼。
这王家楼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孤零零地座落在荒野的大洼中间。大洼里没有庄稼，遍地都是荒丘、坟堆、芦苇塘和稀稀拉拉的枣树、零零星星的红蓟草，草丛里和洞穴中隐伏着野兔、狐狸，显得十分荒凉。
这时正是下午三点多钟，凛冽的西北风怒吼着，天空的鹅毛大雪被刮得飘飘扬扬往下落。地上早已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阴沉的天空迷迷茫茫，而且狂风常常把地上的积雪卷起，送上天空，又撒向四周，搅得人睁不开限睛。
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小，已经到了子弹可以交互穿射的程度。
压进圈子里的逃难群众，背着包袱，担着箩筐，推着小车，牵着毛驴，拖儿带女，也涌到王家楼附近，他们看到八路军的大部队驻在这里，惊恐顿时减了大半。年轻力壮的返身站住，纷纷抽出扁担，从小车上抓起撑棍，准备协助我军作战。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先指挥战士们将老弱病残的群众扶到村里安顿下来，然后对兵力作了具体部署：基于营一连，由连长赵易昌带两个排坚守村北的一座土丘，余下的一个排，则坚守村东北的一片坟地，全连的任务是用扇面形的火力，抗击从东北方向进攻王家楼的敌人；基干营三连，守住村西南的刘家大屯；基干营二连，埋伏在村东南的枣树林里，平禹县大队把守村西北；黄河支队留在村内待命，以作驰援危急之处的机动兵力，同时负有保卫分区机关和逃难群众的责任。三位领导同志的意图是暂时顶住敌人，拖到晚上再设法突围。
我军部署停当，敌人也距王家楼村不到百米远了。狂妄的鬼子以为我军在他们的重兵合围下，已成网中之鱼，所以不开枪也不打炮，二个个挺胸突肚，慢吞吞地向王家楼逼近。
我军指成员静静地伏在各自的阵地上。漫天飘落的雪花很快将每个人都盖住了，白皑皑的积雪抹去了阵地上伏兵的痕迹。战士们在雪被的伪装下，紧盯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巴不得他们快些上来，好让他们早点尝到子弹的滋味。
敌人嗷嗷地叫着上来了，到了距离我军阵地只有二十多米的地方。我军阵地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几十个伪军和鬼子被撂倒在阵地前沿。敌人原以为我军退守在村里，没料到突然从厚厚的积雪下面窜出无数子弹，一时措手不及，赶紧退了下去。但他们似乎感到被网里的鱼儿刺伤是莫大的耻辱，很快就又以加倍的疯狂蜂拥上来。
坚守在村北土堆下面的一连长赵易昌，见敌人上来，便把帽子一甩，抱起机枪，跳上土丘的顶端，朝着敌群“哒哒哒,地猛烈扫射。机枪的怒吼和震动，使他也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但他咬紧牙关，毛发倒竖，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巨人般地屹立在土丘顶端，将愤怒的子弹喷射出去。
伪军们被慑住了。鬼子们却依然踩着死者的尸体往上冲，但冲上一批，倒下一批。这时有个日寇小头目，躲在一棵枣树后面，举起盒子枪，瞄准了赵连长。
“当心，赵锤子（赵易昌的绰号）!”一连指导员发现了那个正将枪口瞄准赵连长的敌人，但他正在填压子弹，一时来不及将敌人干掉，便急忙一面喊叫，一面纵身跃上土丘的顶端，用身体护住连长。就在他跃上土丘顶端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击中了指导员的胸膛，指导员壮烈牺牲了。
赵连长看到战友倒下，火冒三丈。他刷地拨转机枪口，对准藏在枣树后面的凶手，“哒哒哒”就是一阵点射，将那日寇头目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
就在赵连长拨转机枪口的时候，刚才被他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正面敌人，趁机一齐举枪向他射击。赵连长的左臂被一颗子弹打伤，机枪“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这时候，已被敌人炮弹炸断双腿的、只有十九岁的连队党支部书记刘文韵同志，将手枪往腰里一别，双手着地，手腿并用，飞快地爬上土丘。他双膝跪在地上，将机枪的枪管顶在头上，双手攥紧，稳住枪身，让赵连长单手勾动枪机，继续扫射。
一连只有两个排守在这土丘后面，而正面之敌有五、六百人。加之土丘陡削，地面泥土松散，既难架检，又不易发扬火力，所以打得异常艰苦。
战斗已经相持了个把钟头，敌人非但没有突破我方阵地，反而在阵地前沿铺下了一层尸体。但日寇将同伙的尸首作为掩体，继续同我军对峙。
坚守在村东北坟地的一连的另一个排，战斗更为激烈。敌酋见这里人数不多，却久攻不下，十分恼火，一面督令士兵们硬着头皮往上冲，一面调集了大小炮数十门，用炮火支援步兵进攻。一群群的炮弹落到坟地上，炸得雪泥纷飞。有些坟堆被削为平地，平地又被炸出无数个弹坑。荒凉的一片坟地，浓烟密布，坟墓中的白骨被炮弹掘起，纷纷抛上天空，又雨点般落下。
我军的这个排伤亡大半。剩下的同志，跳进弹坑抗击敌人，但弹坑很快又被毁平，有的人竟被埋在里面，窒息死了。这个排的火力大大减弱，大批鬼子趁机嚎叫着冲上来。阵地上仅存的几个战士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打死不少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相继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了四班长一人。
四班长生得虎背熊腰，五大兰粗。他端着打光了子弹的步枪，左挑右戳，横扫竖劈，一口气干掉了六、七个鬼子，杀开一条血路，退到坟堆后的一个苇塘里。
这苇塘内的水已冻得厚厚实实，冰上稀稀拉拉地露出一些.2 苇子。几十个鬼子把苇塘团团围了起来，又胆成心惊地跨下苇塘，一步步向苇塘中间逼来，企图活捉四班长。等到敌人逼近身边的时候，四班长手中的刺刀又挥舞起来，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点谁谁伤，刺谁谁死。他自幼练过武功，此时施展开来，以一当十，令数十日寇胆寒。
鬼子们见对手勇猛，便打消了活捉的念头，一齐举枪射击，四班长双腿中弹，倒在冰上。趁这机会，鬼子们的四、五把刺刀同时向他戳来。他坐在冰上，右手奋力一个横扫，拨开了敌人的刺刀，尔后左手掉过枪刺，对准自己的咽喉扎了进去。他不甘被敌人生俘，也不愿死在敌人刀下，选择了为中华民族自我捐躯的壮举。
这股日寇占领了坟地，又立即从侧翼进攻我土丘阵地。赵易昌连长带领的两个排腹背受敌，情况危急起来。
与此同时，坚守在村西南刘家大屯的三连，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以及由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率领的坚守在村东南的二连，与敌战斗同样十分激烈。有时敌人已经逼近阵地，又被我打退，有时敌人已经占领了阵地，又被我夺回。我军伤亡渐趋严重，处境也更加艰难。
不一会儿，风停雪止，夜幕降临了。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认为突围的时机已到，便派警卫员王贤忠传令各阵地，要大家务必坚持最后几分钟，顶住敌人的进攻。接着又派人进村通知黄河支队，立即保护着分区机关和群众，从村南突围。
黄河支队接到命令，火速将分区机关和群众夹在中间，冲出村南。这支生力军将所有机枪集中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放在队前用以开路，一组放在队尾用以殿后。日寇见我军突围，慌忙分兵从东、西、北三方前来堵截。黄河支队以锐不可当的凌厉攻势，奋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径直向南转移。
我分区基干营和平禹县大队，拚命拖佳敌人，掩护分区机关、黄河支队和乡亲们突围。但敌人除了继续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向我阵地进攻之外，又分出一支部队尾追我突围部队。
我突围部队因为夹带着老弱群众，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只能在一尺来深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南缓慢行走。一不一会，日寇追赶上来了，但遭到我殿后机枪火力的阻击；日寇一时不敢靠拢，便拉开一段距离，跟着雪地上的脚印，不紧不慢地追赶。
行不多远，我军前面横出一条大河——徒骇河。河宽约一百米，河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河岸两边的斜坎，本来就比较陡峭，加之现在斜坎上的积雪都冻结了，表面滑溜溜的，真象两块倾斜、光滑的玻璃。
我突围部队到了徒骇河跟前，知道倘若沿着河岸走，无论向东或向西，都很难摆脱敌人的追赶。于是沿着斜坎溜下河里，在冰上歪歪斜斜地朝对岸奔跑。我军刚到南岸，敌人也赶到了北岸，在河堤上架起机枪扫射。我军赶紧上岸，但要爬上又陡又滑的斜坡，十分困难。不少人刚刚爬上一半，又“哧溜”一声滑了下来。尤其是老弱病残的群众，简直无法向上爬。大爷、大娘们一个劲催促年轻力壮的子弟兵t“孩子，你们快走，别管俺，俺的老骨头就是丢在这里，也没啥子要紧。”但战士们执意不肯，硬是顶着北面射来的弹雨，拚命将乡亲们扶上河岸。
待到活着的人全部上了河岸，河面已躺着不少牺牲者的尸体。鲜血染红了白雪，融化着冰块。
战士们上了南岸，立即将机枪一字儿排开，防止日寇继续尾追。日寇见我方大部分人马已隐入南岸大堤的背面，走进低洼的田野里，而且南岸已摆下机枪等待，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军和群众突围出去。
军分区机关和黄河支队虽然脱离了险境，但龙司令员、曾政委、徐副司令和基干营等部队，仍被敌人困在王家楼，而且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了。坚守在村西南刘家大屯的三连和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坚守在村东南的龙司令员、曾政委、徐副司令和二连，也只剩下少数人。坚守在村北土丘周围的一连的两个排，只剩下三个人。但他们仍顽强地进行殊死战斗。
村北土丘阵地上剩下的三个同志，一个是连长赵易昌，一个是班长李光谛，另一个是机枪射手，名字记不清了。机枪射手的左臂刚被炮弹炸断，他用右手拾起一根被子弹击落的柳条，在牙齿的协助下，将伤臂扎紧，继续抱起机枪扫射。不久机枪的枪管被炮弹炸弯了，他见旁边有一挺战友牺牲后遗下的花机关枪，便挣扎着爬过去。就在这时候，日寇的一发炮弹打来，正落在他的头上……。班长李光谛，浑身枪伤无数处，早已成了个血人。在他的机枪打光子弹的时候，他无力转身去拿战友遗下的武器，继续打击敌人，便趴在雪地里，挣扎着将机枪零件拆卸下来，再用手刨开冻得硬梆梆的积雪，将机枪零件埋掉。然后趁着还有奄奄一息，使劲抽出别在腰间的手榴弹，用小拇指勾住引线环。等敌人冲上来时，他骤然拉出引火线，拖住十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土丘周围已完全消失了抵抗的枪声。唯一活着的连长赵易昌，身中七弹，已昏倒在雪地上。他的呼吸微弱得难以用手触摸出来，血液几乎停止了流动。敌人见这个极难对付的八路倒在地上，还以为是诈死，唯恐受到突然袭击，久久不敢接近。
以后慢慢地走拢来，见他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尤其是脸上的积雪没有化开，这才互相叽咕了几句，确信赵易昌已死。但这批野兽对已“死”的这位八路还不肯放过，因为他们日本帝国的军人，死在这位八路的机枪下的实在太多了；他们临走前，用皮靴在赵连长的头部狠狠踢了几脚。赵连长因为流血过多，出现昏死性休克，不久又苏醒过来。他醒后便挣扎着爬起来，用臂肘、膝盖支撑着身子，以惊人的毅力向正北方爬行。爬不动了就喘息一阵，再向前挪。一直到下半夜，终于爬到一座村里，被一位老太太抱到家里掩护起来。这老太太从此终日终夜守在他身边，用鸡汤给他调养，终于使他治好了枪伤，恢复了健康。赵易昌同志现在还活着，听说在山东聊城军分区任副司令员。
我军阵地相继陷落敌手，现在只有村东南的枣树林阵地上，还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但枣树林阵地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各处的日寇和伪军全部集中到了这里。
他们身边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三人都被敌人分别隔开，各自带着几个人，各自为战。他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不用说互相策应了。
不久，矮矮胖胖、短小精干的曾旭清政委，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小耿一个人了，他的坐骑也早已被敌人打死。这时从敌方惊逃过来一匹高大的洋马，曾政委叫小耿骑马强行突围，由自己掩护。小耿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曾政委决定自己骑马持枪在前开路，让小耿拖住马尾巴，一道突围。于是曾政委翻身上马，小耿使劲揪住马尾巴。曾政委双腿一夹马腹，洋马狂奔起来，小耿也双腿离了地。洋马冒着弹雨，冲进敌阵。日寇吓得一时没了主意，纷纷闪到两边，来不及躲避依旧爬在地上的，被马蹄踩得暾嗷直叫。转眼之间，曾政委和小耿闯出重围，疾驰而去。
紧接着，龙书金司令员在一个战士的掩护下，也手持驳壳枪突出包围。
现在王家楼村外的所有阵地上，只剩下徐尚武副司令一个人了。他见自己孤军奋战实在抵挡不住了，便边打边退，退到王家楼村里，又退到一个院子里。
他关上大门，倚在影壁旁边喘息了一阵，擦了擦伤口上的血，然后走到当院里设法隐藏。这时从正屋里走出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她望着徐副司令，用手指了指当院东边的一个角落。徐副司令醒悟过来，明白那里有个地瓜窖。他掀开盖子，跳进地瓜窖。老太太走过来替他盖上盖子，又拖来一捆柴草盖上。不料徐副司令的行动，被趴在隔壁墙头上的一个老地主发现了。
日寇撞开院门闯了进来，东翻西搜了一阵，结果连徐副司令的影子都寻不着。鬼子们挺着刺刀威逼老太太交出人来，老太太装聋作哑，坚决不说。就在鬼子们无可奈何之际，那个地主从隔壁赶了过来，无耻地朝日寇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接着便说出了徐副司令的藏所。
日寇用刺刀拨开柴堆，刚挑开地瓜窖的盖子，冷不防从窖子里飞出一颗子弹，一个鬼子应声倒下。其余的鬼子吓得四处散开，远远地举枪朝地瓜窖射击。然而地瓜窖口子小，肚子却，很大，徐副司令贴壁蹲在里面，安然无恙。鬼子又朝窖里扔了两颗手榴弹，结果都未投进。后来虽然投中了，但又被徐副司令扔了出来，反倒炸死炸伤了好几个鬼子。
日寇大为恼火，搬来了秫秸，点上火，惨无人道地将浓烟，朝窖子里灌。就这样，抗日英雄徐尚武同志被活活地熏死在里面。
过了好久，日寇才跳下地窖，将徐尚武烈士的尸体搬了上来。他们给尸体拍了照片，又把首级割下来，悬挂在临邑县城南门的门楼上，以宣扬他们“扫荡”的“赫赫战果”。殊不知这一颗人头是以数十倍的代价换得的。
徐尚武同志原名徐荣耀，一九一二年生予无棣县大庄街一个中农家庭里。高等小学毕业，一九三二年开始在盐山县的一所学校执教。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更名尚武，立志从事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一九三九年冬，他任临邑县抗日县长。一九四一年秋，他在临邑县宿安东北小寺村的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伤愈，升任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同志牺牲后，二分区人民莫不痛哭失声。当时鲁北广大群众为悼念徐副司令，还编了这样一首歌谣：“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徐尚武。为国家，为民族，披星戴月不辞苦。除恶霸，灭日寇，拯民水火胜父母。王楼战斗威名扬，民族英雄垂千古。”
王家楼战斗之后，陆续回村的群众，为纪念八路军烈士，在村边竖了块抗日英雄纪念碑。但碑文只刻了一部分，日寇又来“扫荡”了。乡亲们匆忙将石碑埋入地下。直到解放后，石碑才掘出来，又重新竖起了。人们尊重历史，缺的碑文未加补全。这残缺不全的碑文，说明了当时敌人“扫荡”的频繁，也是冀鲁边人民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对子弟兵一片爱戴之心的见证。
后来冀鲁边军区的老同志郑正，忆起此事，还写了这样一首短诗；
王楼血迹斑，烈士眠九泉。
刻石词未尽，先驱创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