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对付英、美，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因此，日寇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同时，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这年年底，日寇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八千人左右的兵力，实行“合围扫荡”。到了一九四二年，、敌人对我们边区的“扫荡，，更加疯狂，时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边区的顽军一个个原形毕露了：曹振东公开投敌，刘景良、张子良、王福成等人也暗中依附日寇……这批伪化和半伪化的顽军共达一万人以上。他们专在我军的背后打黑枪，放暗箭，干着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我和黄骅、张晔、李启华等同志的心情是沉重的。这几年来，我们八路军部队和人民群众坚持边区的抗日斗争，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但终于建成了冀鲁边这块抗日根据地。可是，现在形势又恶化起来，我们是不是还能顶住？这块辽阔的平原会不会得而复失？
有时候，讨论工作晚了，我们几个领导人一起踱出村外，望着皓月下的千里平原，怀念起长眠的烈士：杨靖远、马振华、曾庆洪、朱挺先、杨忠……一个个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他们的英姿举止，音容笑貌，多么清晰，使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想起挺进纵队东进时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北方局领导的嘱咐：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那里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心中更不平静。我想，党的嘱咐，烈士的鲜血，人民的希望……这一切，都在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能让这块洒遍烈士鲜血的土地再沦入敌手吗？我们几个领导人下了决心：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动边区六百万军民战胜敌人，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这时候，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肖华等同志也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他们决定抽调一批干部来充实边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加强边区的领导力量。其中有原挺进纵队六支队的司令员邢仁甫。邢仁甫一九三九年底从冀鲁边调去鲁西后，曾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恒河支队长，后任山东军区地方工作部部长。师首长考虑到边区干部队伍中，一部分是挺纵留下的，一部分是从外地派去的，原籍是边区的人很少；另外，邢仁甫又一再要求回边区，不安心本职工作。师首长从大局出发，派他回来，任教导六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
一九四二年四月，师部派来边区工作的邢仁甫和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从鲁南到达清河区，在垦区老鸹嘴上船，由海上特务团护送到了无棣县小山。这批干部中，有师部作战科副科长陆成道同志，就任教六旅和军区参谋处主任，还有就任后勤部政委的王文模同志，就任三分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同志等等。另外，山东分局派来的巡视团的于寄愚、彭瑞林、刘干、叶尚志等十多位同志，也随同这批干部到达小山。
我们在小山的山后村，召集县团级以上干部开了欢迎会。大家欢聚一起，共同商议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决心把边区的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巡视团的同志下到基层检查工作，其他干部也到各单位上任。
不久，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三万日伪军，将于五月一日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军委要我们派部队到津浦路沿线，接应冀中军区突围出来的部队。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也为反“扫荡”一事对我们作了具体指示：“冀鲁边的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很可能在r扫荡，冀中以后，复来．扫荡’边区，尤其是津浦路沿线……你们务必作好准备！”
根据这两个指示，我们紧急磋商后决定；十八团（新近成立的）在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带领下，马上到津浦路沿线的东光、南皮一带，接应冀中部队；教导六旅的主力部队和各分区的地方武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防备敌人围攻。我们军区的几个领导人也分了工：黄骅同志带部队到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活动；我和陆成道同志带部队到吴桥、沧州一带；邢仁甫提出自己带旅部机关，在新海县冯家堡、狼坨子等海边渔村活动。
我和陆成道同志带着旅部特务营三连和十六团的“铁帽子五连”，很快便从盐山、新海之阀，进入沧州、吴桥一带。陆成道同志当时才二十七岁，长得身材高大。他看问题很尖锐、深刻，带兵打仗有一套，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材。他告诉我，他是四川人，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了“红小鬼”，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们有时候夜行军找不到向导，他就拿只指南针走在买里，在敌人据点之间穿来插去，从没出过差错。我真为有这样一位好助手，好战友感到高兴！
我们到达沧州一带后，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冀中八分区的后勤人员、教导队五百多人、武装宣传队七十多人、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及冀中军区主力二十三团，由于早先听到过辛国治同志在冀中时对冀鲁边情况的介绍，所以，他们先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都顺利地跨过津浦路，进入了冀鲁边区的沧州一带。我和陆成道带着部队，连夜将冀中的同志护送到新海、盐山一带的海边隐蔽。之后，我俩又带着部队到了宁津、乐陵一带。
这时，杨柳新、杨爱华同志带着十八团，仍在东光、南皮一带，接应从冀中突围出来的零星人员。
日酋冈村宁次在“扫荡”冀中之后，又调兵遣将，对冀鲁边区进行血腥的大“扫荡”。冀鲁边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五十多天。
五月二十六日晚，冈村宁次飞抵德州坐镇，指挥日寇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多人，从德州、连镇、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以多路奔袭的战术，对我东光、南皮、宁滓、庆云一带实行“拉网包围”。拂晓后，包围圈基本上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简直是一群野兽！
敌人的合击圈以东光县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富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六十余里。我边区的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在日寇发动大“扫荡”的这天，我和陆成道同志带部队驻‘在乐陵县大桑树一带。因为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没有电台，我前几天派人给他们送了两次信，都没有听到回音，也不知道信送到了没有。为了同他们取得联系，我和陆成道商量，准备沿着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到东光县边沿的刘宅一带去寻找他们。
当夜，我们就带着部队出发，沿着鬲津河南岸走了一夜，拂晓时到达刘宅村边。这里与敌人的合击圈仅有一河之隔。我们正准备进村，只见对面跑来一个挑担子的。我忙迎上去问道：“大哥，西边有什么动静吗? ”
那个人用衣袖擦了把满脸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同志，你们快走吧！那边尽是鬼子，遍野地跑，还有马队、大炮，黑压压的望不到边儿。”
我昕到这话，与陆成道对视了一眼，只得命令部队沿原路返回大桑树。
部队刚走了一、二里路，担任前卫的三连就与敌人打上了。原来，我们来时，后面就跟着一股敌人，我们一回头，就与他们遭遇了。
我侧耳听了昕枪声，估计这股敌人不少，就命令部队退回刘宅。部队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三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
与我们遭遇的这股敌人，没有追上来，继续赶往西边去了。
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饭，哨兵跑进来向我悄悄地报告：“政委！村外发现敌人!”
我和陆成道出去一看，村外远处的道沟里，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脚步声、武器碰撞的丁当声…嘈杂地混在一起。
好险哪！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
中午时候，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的枪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我估计日寇已开始大规模“扫荡”，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同志们可能陷入了重围。到了下午，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的群众，有的是大爷大娘，有的是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波鬼子杀害了，房子被烧了，遍野里尽是鬼子，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们的心沉重得象块铅，眼望着西边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沉闷的炮声和隐约传来的杀声，真为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我们真想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拚了！但理智告诉我们，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和一分区机关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妇救会主任崔兰仙、文救会主任吕器等一百多名干部壮烈牺牲l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们，有的也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英勇牺牲了。
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听着几个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在悲愤地诉说——
昨天夜里，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凌晨，杜书记和石专员发现村子四周都有鬼子，鬼子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猛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他俩见敌情严重，就亲临村口组织部队突围。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
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是一片黑压压的敌人，后面的鬼子则紧追不放，子弹象飞蝗般扫过来。在敌人两头夹击下，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见情况危急，便准备豁出命来，掩护机关、部队突围。杜子孚高声喊道： “同志们快向东撤！说着，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迎着正面的敌人冲杀上去。石景芳同志也带着一个班，转身朝尾追的敌人猛烈开火。这样，暂时顶住了从两边压过来的敌人。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其余人员，趁机从敌人的夹击缝隙中冲出，边打边顺着道沟向东撤。敌人气得嗷嗷叫，以加倍的疯狂，将杜子孚、石景芳等人紧紧包围起来。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已打光了。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两个残缺不全的班，挺着刺刀，背靠背围成圆圈，怒视着敌人，准备肉搏。杜子孚对同志们大声说道： “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拚到底！”
鬼子恶狠狠地扑到了跟前，我们的十几个同志，用刺刀、拳头、甚至用牙齿，同敌人拚杀、撕咬，进行殊死搏斗。杜子孚见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向石景芳的后背刺去，失声喊道：“老石！敌人——”随即拾起一块砖头砸过去，打倒了那个鬼子。不料他自己却被后面的敌人刺了一枪。他捂着伤口，摇晃着回过身子，怒目圆睁，对敌人骂道：“狗、强、盗！”说罢倒在血泊里。石景芳冲上去救他，不幸也被敌人刺中，壮烈牺牲了！
两个班的战士，也先后全部倒下了。向我述说战斗经过的这个战士，是在和敌人拚断了刺刀后，装死躺在血泊里，等敌人离开才逃出来的。他是那两个班的唯一幸存者。
向东撤退到大小单家的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刚刚摆脱了夹击的敌人，转向东南撤走，又遭到大批日寇的阻击。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对大家喊道：“机关继续向东撤l部队跟我来！”他带着警卫连占据了一条东西向的道沟，向两边的敌人猛烈还击，掩护机关干部从道沟中折向东北，转移到南皮堂孙庄一带安全的地方。
邸玉栋的右臂已经被敌人打断了，鲜血染红了整只袖管和大片的前襟。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手枪支在沟沿上，用左手扣动扳机。同时还鼓舞大家：“瞄准了打，打倒一个够本，打倒两个就赚了。”后来警卫连一边打，一边沿着道沟向东撤去。邸玉栋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仍留在原地阻击敌人。敌人端着机关枪狂扫，邸玉栋同志和这几名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光荣地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
就在杜子孚、石景芳同志在赵家柳林与敌人殊死血战的时刻，一专署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和一个小分队，也在孙家柳林被日寇包围了。小分队的战士都先后牺牲，崔兰仙同志也负伤被俘。她见敌人想把她推上卡车押走，便对着鬼子猛踢猛咬，口中还大骂道：“你们这些强盗I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绝不屈服！”鬼子恼羞成怒，当即把她杀害了。一专署的文救会主任吕器，也在这附近不幸遇难。
第二天，一分区机关又在四柳林西边十来里路远的几个小村里，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分区副司令员傅继泽同志指挥机关、部队，利用还未长成的青纱帐，边打边撤。机关、部队损失很大。幸存者大部分都是分散隐蔽后突出来的。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崔兰仙、吕器……我默默地念叨着这些熟悉的名字，心中充满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杜子孚是南皮黑龙村人，石景芳是无棣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崔兰仙是旧县镇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一九三八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冀鲁边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一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是我心底的誓言。
天色黑下来以后，我和陆成道同志带着部队到了宁津、东光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大洼里，打算继续向东进入宁津县寻找战机。但战士们因为连日行军，十分疲劳，就在大洼里坐下来休息。“铁帽子五连，，连长杜万祥走过来对我说：“政委！大家实在太累了，肚子又饿，走不动了，今晚上就在这儿露营吧！”
我生气了，回答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你能睡大觉？都起来给我走！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滚！马上离开这里！”天明时，我们到了宁津县境，听说昨天夜里，日寇“扫荡”了宁津、东光两县交界处的那个大洼。昕到这消息，杜万祥直伸舌头：“我的妈也，真玄哪！”
这天，我和陆成道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趁日寇“扫荡”东光四柳林，宁津、乐陵一带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动一次进攻，拔除几个据点，煞煞敌人的威风。我们对此作了具体部署：特务营一连攻打宁津长官南边的一个据点；特务营营长贾乾瑞带两个连，攻打盐山圣佛寺西北的一个据点；我与陆成道亲率“铁帽子五连”，攻打乐陵王相家据点。
是夜，夜色很浓，没有一丝月光。我们三路人马悄悄出发，分别逼近敌人的三个据点。然后发起猛烈攻击，很快便摧毁了这三个据点，全歼王相家据点的伪军一个中队，重创另外两个据点的日伪军。这一胜利虽不算大，却吓得日寇把附近的一些临时据点都撤掉了，而且鼓舞了四周群众反“扫荡”的斗志。
这时候，我相继接到黄骅同志和邢仁甫发来的电报。黄骅同志已带着部队从庆云、盐山一带撤回新海县，和邢仁甫带领的旅部机关会合。他在电报里说，邢仁甫胆小怕死，只顾经营自己个人的安乐窝。邢仁甫则在电报里说，黄骅骄傲自大，主观武断。他俩都要我回去做做对方的工作。我只得和陆成道同志带着部队赶赴小山、冯家堡一带。
到了冯家堡，得知邢仁甫在渤海上找了个名叫望子的小岛，把后勤机关和自己的家都搬到那里，他自己也常住岛上，将边区军民的反“扫荡”大事丢到了脑后。我非常生气，便和黄骅、陆成道等同志赶到岛上，召开党委会，批评了邢仁甫。邢仁甫在大家的严肃批评下，勉强地作了检讨。
一个多月后，敌人对我一分区的疯狂“扫荡”陆续结束了。可是在这之前不久，七月二日，我十八团在南皮大七拨附近也被敌人包围。部队虽然突出了重围，但损失很大。团长杨柳新和警卫员小高都牺牲了。会计张金铭负重伤后，为了不让全团的伙食经费落在敌人手里，将钞票点火烧了，后被敌人用刺刀挑死…日寇的大“扫荡”结束后，我们又迅速配齐了一地委、一分区、一专署的领导班子：山东分局派到冀鲁边巡视工作的彭瑞林同志，经上级批准，接任一地委书记，原乐陵县委负责人王亦山同志接任一专署专员，曹戎同志任地委副书记。许多遭到破坏的群众团体也相继恢复。一地委辖区的工作又迅速开展起来了。四柳林等地的广大军民，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牺牲的烈士，又英勇地投入了新的斗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复仇的怒火在炽烈地燃烧。日寇是永远也摧不垮我们英雄的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