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底，旅部、军区和区党委的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趁现在田野里青纱帐起来的机会，再次组织东进，并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兵分两路，双拳出击。
这个方案的具体部署和分工是：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十七团政委兼二地委书记曾旭清、十七团团长龙书金，带领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的一、三两个营，为第一路，从惠民县的淄角、夹河两地之间穿过，向黄河岸边的老君堂一带迫进；沿途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拔除几个敌伪据点，目的是开辟一块通向黄河的狭长的游击区域。第二路由十六团的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带领十六团，从无棣县的小山出发，在攻克大魏庄顽军据点后，跨过桃儿河，同山东纵队第三旅在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会师，聚歼垦区顽军；这样就可以在渤海湾沿岸建立一条连接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通道。
除两路人马外，我和黄骅副旅长带领旅部，活动予惠民县和无棣县之间，以便居中指挥；旅特务营对外假称十六团，十七团二营也打着十七团主力的旗号，分别在商河、惠民等县活动，以麻痹敌人；三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则虚张声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减轻敌人对我两路东进部队的压力。
七月二十四日，杨忠、曾旭清、龙书金等同志带领的这一路机关部队，首先向东挺进。他们到达惠民县的淄角镇、夹河村一带，便驻扎下来，着手开辟游击区。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同志，带着一支精干的宣传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旅政治部敌工科长杜杰同志，还带着小岛、桐山、山口等几个日本人和一个叫徐文进的朝鲜人，都穿着日军服装，巧妙地接近敌伪据点，宣传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十七团则组成若干工作小组，，分散到附近的村子里，一面帮助群众挑水、看庄稼、堆秫秸等等，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
不到一个月时间，被日、伪、顽长期控制的这一带地区就出现了生机：不少乡村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队，人民群众争着帮助我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封锁消息；有些伪军也被我们争取过来，暗中为我军提供方便。这块新开辟的游击区，不断地向东面的黄河岸边延伸。
旅政治部和十七团的工作进展情况，杨忠主任常常通过电台向我和黄副旅长报告。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十分高兴。不久，淄角、夹河一带发生的巨大变化，被日寇侦知。日寇感劐极度震惊，对这个地区连续进行了几次“扫荡”。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每次都及时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但是，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为虎作伥，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他派出大批便衣侦探，探听我军动静，向驻惠民的日寇联队司令部密报。日寇接到密报，又调集人马对我军进行“扫荡”。刘景良还亲自带领顽军，偷袭十七团和旅政治部的驻地。
在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下，杨忠等同志带领的这一路东进部队很快陷入了困境，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换几个地方宿营，才能摆脱尾追的敌人。当我和黄骅同志得知这／卜情况的时候，一场艰苦、壮烈的突围战已在夹河一带发生了。
九月四日下午，我和黄骅同志带着旅司令部机关，隐蔽在商河县龙桑寺北面的一个村子里。这天天气十分炎热，空中没有一丝风，人闷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坐在屋子里也会全身淌汗。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和黄骅同志出村察看地形，忽见从东北方向急匆匆地跑来几个老乡，看样子他们是从惠民县淄角镇一带来的。这几个老乡一到我们跟前，便气喘吁吁地说：“夹、夹河附近，枪声响、响了好几个钟头，听说是八路军跟鬼子干、干上了！”
我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一沉：难道杨主任他们与敌人遭遇了？我看了黄骅同志一眼，只见他焦急地皱起了眉头，眼睛里射出灼人的光。我俩决定：立即带领旅司令部机关赶赴夹河。
我们出村走了不远，发现曾旭清同志带着十七团三营，从田野的青纱帐里冲了出来。指战员们的衣服象水浸过一样，全部被汗水湿透了；十几个伤员由人背着。看来部队是经过激战后突围出来的。
曾旭清同志高卷着袖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我劈头就问：“见到杨、杨主任他们没有？”“没有!”我和黄骅同志摇了摇头。曾旭清失声叫了起来：“啊呀，糟糕！”
我解下水壶递给他：“不要急，出了什么事，慢慢说。他接过水壶，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喝了两大口，然后用袖子一抹嘴巴说：“我们是上午到的夹河一带，杨主任和龙团长带旅政治部和一营驻在夹河村，我带三营驻在陈牛庄，两村相距五、六里地。中午，我们正在吃饭，村外的岗哨发现了大批鬼子。敌人是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偷偷地摸过来的，哨兵发现的时候，敌人已经包围了陈牛庄。我见情况不妙，立刻带着部队冲出去。部队突围以后，我不能向夹河靠拢，恐怕把敌人引过去，增加杨主任他们那边的压力，所以只好带着部队边打边向西撤。同时，我派了个通信员去夹河给杨主任送信。通信员已经去了三四个钟头，如果杨主任他们没有危险，也该曾旭清同志说不下去了。我和黄副旅长感到情况严重，便传令全体机关人员，继续向夹河进发。曾旭清同志要求带部队返回去。我考虑到战士们已十分疲劳，没有同意，并用命令式的口吻，要他们在惠民县西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休息。
这时，夕阳渐渐西沉。空中不时地吹过微风，天气渐渐凉爽起来。但我和黄副旅长的头上仍旧冒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我们的心情十分焦急，恨不得一步跨到夹河。队伍在急速行进，田野的土埂上响起一片沙沙的脚步声。
我们走了一程，发现远处有一群人迎面走过来。来人到了跟前：四个壮实的老乡，抬着一把圈椅，圈椅里躺着一位胸前缠满白布的伤员。
我正想俯身看看这伤员是谁，这时伤员轻轻叫了一声：“政委……”啊，原来是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同志！他脸色苍白，话音很低，看来伤势挺重。我赶紧拿过水壶，拧开盖子，慢慢地喂了他几口水。他逐渐有了精神，说话也硬朗起来。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
今天中午十二点钟光景，驻在夹河村的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一营的指战员们正在吃饭，突然听到村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炮声，其中还夹杂着东洋马的嘶鸣和鬼子的吼叫。杨忠主任和龙书金团长赶紧搁下饭碗，带领机关部队冲出村子。
跑到村口，只见鬼子和伪军象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大片的庄稼被踩倒了，敌人的钢盔、刺刀，一亮一亮地闪着耀眼的光。
杨主任和龙团长简单商量了一下，便命令一营长带两个连在前面开路，旅政治都和骑兵排居中，一营的另一个连殿后，向陈牛庄方向突匿以便与曾旭清同志带领的十七团三营会合。（后来我们打扫战场时，在陈牛庄至夹河的路上，找到了曾旭清同志派出的那个通信员的遗体。这才知道，那个通信员还没有把信送蓟夹河，便在半路上牺牲了。
命令一下，部队便向村西北方向的敌人猛扑过去。但是冲到一片豆子地的时候，遭到了日伪军的疯狂拦击。敌人集中了几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一个高坡上，组成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我军前进的道路。机枪子弹泼水似地向豆子地倾泻过来，打得豆叶“扑簌扑簌，，往下落。我军指战员被压得趴在豆子地的垅沟里，抬不起头来。
这时敌人已经切断了我军的退路，而且远处的日伪军还在继续向我军的背后，侧翼压过来。我军进退两难，眼看就有冲不出包围圈的危险。
一营营长火了，他大吼道：“不怕死的跟我上！”说罢，带领十几个战士一跃而起，朝着敌人的机枪阵地冲去。可是他们没有跑出几步，便全部中弹倒地，壮烈牺牲了。
在这危急关头，突然从豆子地里站起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黑乎乎，矮墩墩，手里抱着一挺机枪。他名叫小岛，是“日本人反战同盟冀鲁边支部”的支部长。日寇见是“自己人”，不觉一愣。趁这机会，小岛将枪口指向日寇的机枪阵地，一阵猛扫，顿时有几挺机枪被打哑了。
“打得好!”杨主任和龙团长高兴地叫道。
我军抓住敌火力减弱的机会，迅速从豆子地里站起来，勇猛地冲进敌群，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然后直奔陈牛庄。我听到这里，心中默默地说：“小岛可立了大功！”同时眼前又出现了小岛的身影。他是日本北海道人，被迫参加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的陵县徽王战斗中，我们把他包围在一个苇子湾里俘获了。后来经过教育，他进步很快，经常拿着个话筒，对据点、岗楼里的日军喊话、唱歌，要他们放下武器，参加反战。他也常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帮助群众扫地、挑水等等。开始群众不大理睬他，还悄悄地骂他，后来熟悉了，对他很亲热，大人小孩都爱和他拉呱。记得有一次，他高兴得一蹦三跳，满脸是笑。我问他有什么喜事。他拍拍凸出的衣袋，掏出好几个鸡蛋来，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大娘，说，给我吃，说我，是好人!”说罢调皮地眨眨眼睛，满脸得意的神色。
我将思绪从回忆中拉了回来，继续凝神静听辛国治同志的叙述：
部队在突围时，辛国治负了重伤，右胸被子弹打穿，鲜血染红了大片衣襟，他用手捂住伤口，血又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他的通信员见科长负伤，刚想赶过来搀扶，不料中弹倒地。另一个姓刘的宣传员，见到这种情况，赶紧撂下刷标语的石灰桶，抢到辛国治跟前，架着他朝前奔跑，可是没跑几步，这个宣传员也不幸牺牲。辛国治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奔跑，终于跟随部队杀出了重围。
杨主任和龙团长带着机关部队朝陈牛庄方向奔了一程，暂时摆脱了敌人。他俩见队伍中伤员较多，况且天气太热，便在几棵大槐树前停住，要同志们坐下来歇会儿再走。
大家钻到树荫下休息了不到一袋烟工夫，炒豆般的枪声再次响起，敌人又追上来了。
杨忠和龙书金、辛国治同志立即上马，带领指战员们再奔陈牛庄。未走几步，龙团长的腿被流弹打伤了。他和辛国治两人的伤口都流着血，j不能放马猛跑，只得勒辔缓行，以减轻颠簸。这样一来，他俩就慢慢落到了队伍的后面。
部队很快到达陈牛庄，不料曾旭清同志已经带领三营撤出，村中驻着密密麻麻的鬼子。鬼子发现我军，立即蜂拥上来，同时架起机枪、小炮向我军狂轰猛扫。我骑兵排倒下了将近一半。
杨忠同志喊道：“快走！”一抖缰绳，带着部队向西南方向冲去。龙书金，辛国治等同志落在后面，一时跟不上部队，便拨转马头，拐向西北。
龙书金、辛国治等同志冲出陈牛庄不远，又遭到敌人的阻击。龙团长的坐骑被敌弹打倒，他也跌下马背，被死马压住。他的警卫员勒马来救，当场牺牲了……
说到这里，辛国治同志哽咽起来“龙团长恐怕已经牺牲了，杨主任也不知怎么样……”
我们心里都感到一阵阵难受。我给他擦去眼角上的泪花，又问道： “后来呢？你是怎么出来的？”
辛国治同志顿了顿说：“当时，敌人涌上来了，我只得拨转马头向南跑。谁知跑到一片棒子地旁边，马失前蹄，把我摔倒在田垅里。我从昏迷中醒来，马已不见了，我就咬着牙在棒子地里爬，爬了一路的血。爬到一块西瓜地边，碰见一个看瓜的老乡。他看了看我臂上的‘八路’符号，赶紧摘下个西瓜，用拳头捶开来喂我。老乡说：同志！俺这儿呆不住哇，四边尽是鬼子，你得快走啊！说着，脱下头巾给我捂住伤口，并让我换上他的衣服。我感动得直掉泪。这以后，我就慢慢地朝西走，走几步，爬几步。到了商惠公路边，又遇上个放牛的老汉。他把我扶上牛背，牵着牛走到了一个村子里，找了把圈椅让我坐下，说是坐圈椅比睡担架好，免得仰着身子伤口痛。
过了一会，老汉又找来四个民兵，关照他们抬着我去。找部队……”辛国治同志说到这里，感激地望了一眼抬他的几个老乡。
我也不觉心头一热，便上前紧握着民兵同志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这几个小伙子都不好意思起来。
我看时间不早，便命令几个战士留下来，护送辛国治同志到西边村子里去隐蔽。然后，我和黄副旅长带领旅部机关，继续向夹河一带赶路。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赶到了夹河。这时敌人已经撤走，四周笼罩着一片战争浩劫后的悲惨、萧杀的气氛。村外的庄稼被踩得乱七八糟，村中被炸塌的房屋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我们一边打听杨主任和部队的下落，一边借助惨淡的星光月色，在夹河、陈牛庄这两个村子的附近，寻找被敌人冲散的我军零星伤员。
不久，我们便找到了龙书金、罗长波、李青山等同志，他们都是在群众掩护下，才得以幸存。龙团长被死马压住后，冲上来的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挣扎着爬出来。爬到陈牛庄外的一片晒场上，被一位大娘发现，大娘将他藏在秫秸堆里，躲过了鬼子的搜查。十七团参谋长李青山和军区电台台长罗长波，也是在负伤后，分别被陈牛庄的群众藏在村外的水塘里和兰官庙中，才得化险为夷。
但是杨主任究竟怎样了呢?我和黄副旅长仍十分焦急。
下半夜，我们又碰到了旅政治部的组织干事徐德民和三十多个战士。徐干事告诉我：部队离开陈牛庄后，就被敌人冲散了，这些战士都是在群众的指引下，才慢慢汇拢到一起的；其中一个是杨主任的警卫员，他的胸部负了重伤，现在已经昏迷过去。
等到杨主任的警卫员苏醒过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杨忠同志已经牺牲了。原来，杨主任离开陈牛庄后，拍马直奔西南方向，不料又碰上了另二股鬼子。鬼子架起机枪、小炮拦阻，杨主任不幸被一颗炮弹炸中，连人带马倒地。一他的这位警卫员正想上前抢救，也中了敌人的子弹。这位警卫员向我们断断续续地说完这些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我和黄副旅长默默地站立着，久久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我的心象被人揪着似的难受。杨忠同志是和我一起从兑久峪受命东进的，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子！在老乡的热炕上，我们同盖过一床被子；在暗淡的油灯下，我们共同部署过多少次战斗l这位性格坚强、军政兼优的好同志，长期战斗在鲁北地区，使敌人丧胆，受人民崇敬。今天，他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但他没有走远，他永远含笑站在我们面前。
我默默地望着皓月下的青纱帐，青纱帐在微微的夜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也在诉说着对他的怀念……
夹河一战，悲壮的景象是难以描述的。一营的三个连队为掩护机关突围，损失很大；骑兵排几乎打光了；旅政治部机关、宣传队的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朝鲜同志徐文进和“反战同盟”的一位日本同志，也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幸存的同志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下来的，这又使我们从悲痛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杨忠同志和几百名烈士可以瞑目了，他们用鲜血浇开的花朵，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难道不是他们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的意愿吗?
几天以后，我们回到宁乐边一带，为杨忠同志和牺牲的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军民一齐举手宣誓；一定要把烈士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把整个鲁北建设成抗日根据地，以告慰为之献身的先烈们！为了纪念为开辟鲁北新区作出巨大贡献的杨忠同志，我们还决定在他带部队开辟出来的游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命名为杨忠县。
夹河战斗后的第十八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二日，十六团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率领的第二路东进部队，也踏上了征途。
这是一次冀鲁边和清河两军区的联合军事行动。在十六团出发的四天前，即九月十八日，我给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通报了十六团即将沿渤海岸东进的计划和时间，并请杨司令员派部队配合，杨司令员欣然应允。他第二天给我回电说，清河军区准备调集山纵三旅的五个营，与冀鲁边军区十六团同时行动，从马家庄和左家庄两地西渡黄河，尔后向前推进一百八十里，进逼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同十六团会合，聚歼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在垦区义和庄、老鸹嘴一带的顽军。
这天，杨团长和陈政委带着十六团到了无棣县北部的小山。小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山，南北长一公里多点，北头向西拐，形状象英文字母"L"。这座土山的东边和北边各有一个树庄，名叫小山村和山后村。这一带临近渤海，水土咸苦，日、伪、顽不常来。
我军在小山驻下后，杨团长和陈政委及三个营的负责人，便分头了解大魏庄据点的敌情和地形。大魏庄位于无棣、新海两县的交界处，在小山的东面，离渤海不远，是我军东进的一大障碍。这块拦路石不搬掉，就很难在渤海沿岸建立冀鲁边区至清河区的通道。大魏庄驻扎着顽军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的一个营。张部对这个村庄的防守很严：村外两里内的遭沟全填平了；村四周布着明碉暗堡，组成交叉火力，围墙高达三丈，十分坚固，墙上凿出密密麻麻的枪眼}村内还有地道暗洞。
根据这种情况，杨承德等同志觉得对大魏庄据点不宜强攻，决定夜袭，并对三个营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杨团长带着二营，埋伏在小山的西北，准备阻击可能会从沧县、新海、羊二庄来援的敌伪军。陈政委带着三营，埋伏在小山西南，准备阻击可能会从盐山来援的日寇。担任夜袭大魏庄任务的一营，由副团长杜步舟等同志带领，也从驻地出发了。
小山与大魏庄相距三十多里，不到一个半钟头，一营便悄悄赶到了大魏庄。部队在村外二百米左右的地方停下，喘息片刻，便按照预定方案，展开队形，将大魏庄包围起来。
这时，除了附近的村庄传来几声狗吠外，只有从渤海湾吹来的带着成味的海风，“嗖嗖”地从身边吹过。夜，静得出奇。
杜副团长和营长杨柳新、教导员潘大可，对担负突击任务的二连二班的战士们低声嘱咐了几句，二班便扛着软梯，悄悄向围墙摸去。这时正逢庄稼快要成熟，枯叶被秋风吹得沙沙响，这就掩盖了二班战士们的脚步声。二班到了大魏庄跟前，顽军还没有发现。
二班的战士们越过围子沟，到了墙脚边，架起软梯。所谓软梯，就是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一个用麻绳做的扣子。战士们在班长的带领下，登上软梯，一个接一个地向上爬。二班长快到墙顶的时候，突然下面有个战士一脚踏空，跌下软梯，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围墙里的顽军哨兵听到动静，昏头昏脑地把轻机枪从围墙垛口里伸出来，枪管正巧伸在二班长面前。二班长眼明手疾，不等对方扣动扳机，，便双手抓住枪管，使劲往外一拉，连人带枪都拖了出来。那个哨兵从三丈多高的墙上跌下，摔了个半死。二班长趁势一跃，登上围墙，端着机枪就朝围墙拐角上的碉堡猛扫。、其他几个战士也跟着登上围墙，很快便占领了围墙拐角上的碉堡。
我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指战员们纷纷翻过围墙，杀进村去。顽军从睡梦中惊醒，慌乱成一团，象群鸭子，被我军从东赶到西，从西赶到东，最后走投无路，只得举手投降。
战斗很快结束，共毙、伤、俘顽军副营长以下三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三百余支。但顽军营长没有被逮住，这家伙趁着混乱，从村里的暗道中逃走了。
战斗刚结束，村里的群众就拿着棍棒、扁担、铁锹等家伙，怒吼着涌向俘虏。俘虏们惊恐万状，有的面无血色，有的索索发抖，有的双手抱头跪在地上求饶。教导员潘大可连忙叫战士们挡住愤怒的群众，并向乡亲们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 +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冲破战士们的阻拦，一边怒喊着“叫这些野兽偿命，还我们的人来！”一边扑到俘虏跟前乱踢乱咬。接着放声大哭起来：“八路军同志哟，这班畜生杀了我们多少人哟l村南头几十个坑，天天要活埋一个抗属，还不准我们收尸l哎唷，孩子他爹，你死得多冤哪！……”
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战士们都落下了眼泪。 杜步舟、潘大可等同志含泪劝走了这位妇女之后，便告别乡亲们，带着俘虏返回小山。
顽军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听说他的主力营在大魏庄被歼，十分恼火。他亲自领兵杀奔小山，并沿途扬言：“不雪大魏庄之耻，誓不罢休！”同时，盐山和沧县两城的日寇，也配合张子良，分别派兵进犯小山。
杨承德、陈德同意一面命令三个营分头迎战，一面用电台向旅部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我和黄副旅长立即命令无椽、盐山、沧县的地方武装，配合十六团作战。由于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很快便击垮了向小山进犯的张子良部和盐山、沧县两地之敌。
可是，紧接着日寇又从天津出动九架飞机，对小山进行低空轰炸。我军开始没有防空准备，出现了一些伤亡。但在战士们爬上山顶，架起机枪，将弹雨泼向天空的时候，敌机的嚣张劲头消失了，一架架争着爬高，爬到机枪射程之外盘旋了几圈，乱扔了几颗炸弹，便哼哼着溜回天津去了。
十六团在小山进行了短暂的休整。然后，在一天晚上，背上淡水、梨子、红枣窝窝头等干粮，离开小山，向垦区进发。这是一个漆黑的夜，部队渐渐靠近了海边。越靠近海边越荒凉，沿途没有什么人家，地上也没有什么路。漫野里长满了一莲蓬的荆条、苇子，象山区的灌木丛，老是缠腿绊脚。而且前几天下了暴雨，地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泥溏，一脚踩下去，溅起稀泥一大片。战士们在这样的地区行军，还是第一次，感到十分吃力。
按计划，今晚的行军是长途奔袭，路程一百八十里，在天亮前赶到桃儿河。
部队旋风似地向东疾进。因为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所以没走多长时间，大家便疲惫不堪。许多同志一面行军，一面打瞌睡，常与前头的人碰撞。有个战士被碰醒了好几次，还是睡着了。后来一头撞在骡子屁股上，他醒了，迷迷糊糊地以为是前面的同志停下了，就用手拍拍骡子的屁股说：“伙计，掉队啦！还不跟上吗？”结果被骡子尾巴狠狠扫了一记，这才清醒过来，引得别人哈哈大笑。
拂晓前，部队到了桃儿河渡口。渡口有三只大船，但全拴在对岸，而且有张子良的一个排顽军在把守杨承德同志派出十几个战士，悄悄地泅水过河，将正在熟睡酶顽军全部消灭，弄到了渡船。
渡过桃儿河，上岸就是垦区。
垦区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盐碱地，属于黄河扇形冲积平原的一角。据当地渔民、盐民说，由于从黄河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太多，这里的陆地每年都向海里延伸一华里左右。也许垦区就是这样形成的。
走进垦区，那是多么荒凉的地方啊！举目望去，十几里、几十里内荒无人烟，看不见一个行人。地面泛起厚厚的碱花，．白茫茫的一片；碱花底下就是盐痂疤，人走在上面，“咔哧咔哧”作响。只有人把高的红荆条，是这里的主人，漫野丛生。荆丛中常有一群群野雁，扑扑地飞起，撒下一串串凄凉的鸣声，回荡在这荒无人迹的苦海边沿……
由于垦区是个不毛之地，水土咸苦，日寇从不敢在这里驻足。只有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的四个团(号称“四大团"),盘踞在垦区中心的老鸹嘴、义和庄一带。
杨团长和陈政委带领部队，踩着厚厚的碱花和盐痂疤，“咔哧咔哧”地朝老鸹嘴方向飞奔。
天，渐渐亮了。太阳从海上探出头来，万道金光顿时照亮了辽阔的平原。
十六团在快要接近老鸹嘴时，忽见东边尘土飞扬，一支庞大的队伍，从老鸹嘴飞奔而来：前边是跃马奔驰的骑兵，后边是黑压压的步兵。
“啊！是清河军区的部队!”“山纵三旅的同志来啦!”“我们胜利会师罗！”
十六团的指战员们欢腾起来，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三旅的同志们也老远跳下马来。大家互相握手，高呼“共产党万岁！“庆祝兄弟旅会师！”的口号。三旅的干部被我们的战士抬起来举在空中，我们的干部也被三旅的同志抛起来。口号声、欢呼声和渤海湾的涛声汇在一起，震荡在垦区上空，也激动着每个指战员的心。
原来清河军区部队在十六团到达垦区之前，就已赶到了垦区。他们已经歼灭顽军“四大团”大部，攻下了老鸹嘴、义和庄和罗镇。
杨国夫司令员、刘其人副政委和杨承德、陈德同志费了老大的劲，才使两区部队平静下来。大伙坐在老鸹嘴村外的荒地上，召开了庆祝大会。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杨国夫司令员首先讲话。他说：“教导六旅的全体同志们！我代表三旅的全体同志，对今天的会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你们远道赶来表示亲切的慰问……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会师，我们没有别的礼物，只为你们每人准备了一把清河区造的刺刀、一袋清河区造的小手榴弹……”接着是刘其人副政委讲话。他表示今后要同冀鲁边军区指战员更好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粉碎日、伪、顽对黄河两岸的封锁，把清河区和冀鲁边区连成一片，扩大抗日的战场。他们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
最后，陈德同志代表我们边区讲话。他除了对三旅的全体同志致谢，还表示决心说：“我们今后要和清河区的同志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携手作战，争取早日打败鬼子，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会场上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家的手掌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
十六团返回后，我们便组织了三支武工队，活动手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之间，以保护两区之间的陆上交通线。
同时，由于打开了垦区，我们也就建立了一条从新海县的冯家堡、狼坨子，直达垦区郭局子和老鸹嘴的海上通道。
当时冀鲁边军区在渤海湾拥有一支“海军”部队，名叫海上特务团。海上特务团的前身是渤海湾内的一股海匪。这股海匪有三、四百人，为首的叫陈子芳、陈子远，人称陈二虎、陈大虎。这陈二虎胆子大，枪法准，能够在风起浪涌的海上，站在船头，双手开枪，以二十发子弹打碎距离五十多米的二十个鸡蛋。海上封冻前，他们就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船，追不上对方时，陈二虎就“当当”几枪，打下对方的篷帆，然后追上去抢掠。官船来追捕他们时，也靠这一手从容逃走，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每到冬季，他们就上岸到新海冯家堡、狼坨子一带修理船只，筹集给养。一九四O年八月，我们派新海抗日县长杨耀爽去做陈二虎的工作，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参加抗日、为国立功，还说弹药、给养等物资由我们供应。这陈二虎很讲义气，听了这些话，就拍着胸脯答应了。我们又派傅炳翰同志前去负责具体收编工作。不久，成立了海上特务团，由陈二虎任团长，傅炳翰任政委；我们还派了崔奎生、傅近民等同志去当指导员。以前海上特务团只能在新海、盐山、无棣一带的海面上活动，无法在垦区找到登陆点。现在垦区成了我根据地，就为海上特务团在渤海湾开辟了一条通向垦区的航线。再由垦区到清河区，那就较容易了。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奋战，冀鲁边同清河区这两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打通了：渤海湾有了陆地和海上两条通道；黄河上空有了一条用无线电波架成的桥梁；被同志们称为“心脏病”的介于两个根据地之间的鲁北东部地区，一部分已开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这块“心脏病”基本上治愈了。
我们原来计划在垦区会师后，继续与清河军区的部队协同行动，彻底打开整个鲁北东部地区的抗战局面，把黄河两岸建成我们的抗日基地。可是不久，冀鲁边区的敌情日益严重起来，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计划，带领全区六百万军民投入了反“扫荡”的残酷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