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山东南下干部大队于5月初抵达杭州，稍事休整。七中队东平县干部70余人赶赴浙江淳安县（此时，县城已被我军军管）组成中共淳安县委员会和淳安县人民政府。张铎任县委书记，梁玉如任县长、副书记，杜美印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崔杰民任民运部长，田耕任公安局长。县分五个区，城关区区委书记张瑞华，港口区区委书记程建伦，茶园区区委书记牛俊山，桥西区区书记玄绪杰，威坪区区委书记朱彦三，分别开展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工作。我负责接收举办知识青年训练班，以尽快培养一批新干部。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共招收了学员约30名。首先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作报告，讲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党和政府的各项有关政策。在讨论中发现了比较积极的青年教师周润贤、柯森、邵锦生分别担任了小分队的队长。学员学习20天后分到各区做群众工作，成为南下干部的得力助手和贯彻政策、发动群众的桥梁。
解放军驻淳安部队军管期间社会安定，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时值部队调防，新部队未达，社会又动乱起来。根据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及各区具体情况，先安定人心，接管政权，实行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国民党撤逃时遗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埋伏下的伪县长方租亮、惯匪头子徐震东等相互勾结起来兴风作浪，到处抢劫制造恐怖活动。首先起祸的是桥西区政府，区队内部出了叛投分子，新建区队叛变投敌，将我组织委员侯延滋杀害。区长张秀文率全体区干部奋勇抵抗，直到敌人撤走。区干部转移到附近进贤乡开展工作。建德地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杜美印和我一同参加，途经茶园，区政府派区队一个武装班护送到白沙镇。武装班从水路坐船回茶园到铜关地段被土匪劫击，全班人员牺牲，失掉机枪一挺，步枪八支。威坪区政府被土匪包围，区委书记朱彦三率全体干部突围，在附近山区打游击。台湾国民党获悉后大肆宣传说他们的武装（指土匪）“光复”威坪。根据以上形势，县委决定委员们分工，书记和县长负责城区，并照顾全面工作，杜美印到茶园，崔杰民到桥西，我到港口。
港口区区干部有区委书记程建伦、区长马存岭，委员有张中亭、石荣西、王广茂、李平田，区政府助理员吴整（当地坚持干部），加上通信员3人、炊事员1人，连我在内共12人。部队留守一个武装班共8人（有特殊任务）。其中干部12人分为两组，夜间轮换，在郊区巡逻，以防敌人偷袭。一天下午两点钟，县里来电话，上面发给一挺机枪，要派人去取。武装班的曹班长听到后，未经同意当即赶赴城里将机枪取回。曹原是机枪射手，当即拆卸擦拭装好备用。果然，第二天就用上了。次日早晨四点多钟，炊事员老王到井上挑水，朦胧中看到一个黑影，他急转身奔回，身后突然响了一枪，子弹从头顶上空飞过，他迅速跑回将院门关上。我们听到枪声后紧急集合，分工把守要口。我急忙向县政府总机打电话，管总机的老张，在电话里已听到枪声，我叫他赶快报告张政委“港口发生敌情”。正说间，电话突然中断，电线被敌人割断，此时，枪声越来越急，敌人从玉米地里向区公所进攻。曹班长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打死敌二人，敌人不敢前进了。只听到有人在破口大骂：“这老头子怎样探听的消息？说无机枪，现在机枪从哪里来的？”双方一直僵持到东南晌（约上午九点多钟）。此时忽然听到西山头上有炮弹爆炸的声音，远远看到敌人在四散奔逃，枪声也停止了。约十点钟左右，程建伦开了院门，跑到邮电局见到一位解放军干部，二人交谈后才知解放军某部向新安江下游押送粮食，路过港口听到枪声，知有敌情，解放军开了两炮，敌人就逃窜了。我们当地干部和解放军共同保卫了港口居民和商家的生命财物安全，百姓颇为感激。
剿灭土匪反对恶霸，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土地改革等项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要任务是先消灭土匪和武装特务，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各项工作。为此，新调来的解放军某部一个团，团司令部驻扎威坪，一个营部住在威坪附近的蜀口乡，一位营教导员任蜀口乡长，并负责该村的群众工作。其他部队分别进入边远山区的王阜乡和临岐乡，对土匪昼夜围剿。很快发现了土匪头子徐震东的行踪，在夜间遭遇中被我击毙，百姓们抬着尸体游街示众，民心大快。伪县长方租亮，很快被活捉，予以镇压。其他匪徒四散奔逃，有些自首悔过不予追究，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根据地委布置，在全县进行土改。为接受革命老区的经验教训，先搞试点，逐步推广。县委决定先以城区的东溪口乡和港口区的合洋乡为县里试点乡。港口仍以程建伦和我负责指导，新干部周润贤任工作队长，实行先调查情况再制定工作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至1950年下半年，试点工作基本结束。紧接着又调周润贤带领一部分区村干部赴新建的唐村区（原属威坪的一个乡）开展土改工作。县委对威坪区的干部队伍进行了调整，朱彦三任唐村区区委书记，郑树兰任威坪区委书记，我又分工负责协助两个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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