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东平原有九个区，为了工作方便，将东平湖和大运河以西七、八、九区划归昆山和梁山二县领导，1946年后又将原三个区的17个乡重新划归东平。七区百姓的生活来源有二：一是水产，主要是渔业。二是大、小麦，这是居民的主食，但产量极不稳定。群众较为普遍的，对土改分田反映冷淡，最大的顾虑是怕国民党中央军回来，怕特务土匪横行；对共产党也不大相信，大半是受老区土改中过左行动的影响，对共产党在外地派来的干部也不敢接近。这里我说一下村民为何要求治水防灾。自解家河口，沿东平湖南岸，至十里铺一段堤坝称为临黄堤，最东一段，村民称为“坝子”。此堤坝是民国初年所建，为预防湖水外溢，以免造成堤外灾害。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于1938年在花园口决黄河大堤，水南灌入淮，湖涸为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根据政治需要，拟将花园口堵塞，使黄河复归故道入海，东平湖又重新蓄水。下游堤防已经历十余年的破坏，如果立即堵塞，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受到巨大威胁。经人民政府再三交涉，国民政府才给一年时间修复。为此，这段堤坝，需昼夜抢修。从解家河口至安山镇一线堤坝在东平县辖区内，具体任务落在七区新的领导班子身上。区委研究就将此任务交给我。我说，这需要区长出面，我来负责组织动员民工，再聘用一名修堤内行人员作技术指导，很多人推荐了李湘南，他也慨然承诺，吃住都在工地上，具体组织民工将堤夯实，不出漏洞。关于经费问题是一个实际困难，只好由人民政府以以工代赈的名义出一部分，李湘南也捐助了一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建立国民政府，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根据县政府通知，东平七区组成一个代表组，多数是村干，我任组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会。经过选举，正式选出万丹如为国大代表。
为了支援新区工作，县委从二、三、五等老区抽调了几十名村干、积极分子，经过培训后派到七区为脱离生产干部（即为正式国家干部）。全区干部分工后，我和南小区的干部一起驻扎堤子口。全小区共有十余个行政村，每村区干部负责联系，即日到村。我同组长陈子洁，走访了范家洼的一个自然村，村里找不到人，在远处我们看到一人，还没走到跟前，他早已逃回家并将房门紧闭。我们回到堤子住处，听其他干部的汇报也都是如此，都吃了闭门羹。有一天发现一蒋姓人家，是郑树山的亲戚，便到他家探访，工作也顺利了。
有一次，县长马冠群来检查工作。各驻村干部汇报自己的工作后，马说各村都要发现培育群众中的诉苦典型，近日召开一次群众诉苦大会。开大会的那天，马县长亲自主持大会，号召到会群众，有苦的诉苦，有冤的喊冤，包括对日寇汉奸的，贪污盗窃的，地主剥削的和一切感到冤枉的事，都可以在大会上当众诉说，由县长做主。这一鼓动力很强的演说，打动了到会人们的心，消除了顾虑和隔阂，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借着这股强烈的东风，土地改革首先在堤子村展开，把地主藏在佃户家的各种契约和物资从地下起出来，当众烧掉地契和揭贴（借贷凭证），浮财分给佃户。佃户们都有了自己的宅基和土地以及家具财物，最后把埋藏很深的枪支弹药也献出来了，计有三支大枪，分给驻村干部使用，一支德造枪牌手枪给陈子洁用，另一支同样的手枪归我。正在工作紧张时刻，堤子村蒋家给我捎来凶讯，说妻子任氏病故，我急忙回家治丧。
县委得悉，国民党要全面进攻解放区，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各区委委员都参加。会议结束后，区委书记李超参军得到批准，县委命我为区委副书记，掌管全区工作，副区长兼公安助理员井庆范为区长，二人虽不成班，但工作配合得很好。
1946年冬，我军在徐州至开封一段的陇海线以北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东平县派出担架队、运粮队，其他后勤物资也大力支援。第一批担架队由民运部长徐维新带队，第二批后勤队由武委会主任胡国栋带队，七区第一批担架队由区长井庆范带队，第二批后勤队由我带队。完成任务后回机关过春节，我留机关值班。适值县委书记王玉珍调到地委支援大别山工作时路过七区，他关心地说：“毓汉，你该回家结婚了，现在是一个战争空隙。”我遵命回家与李瑞林同志结为终生伴侣。仪式很简单，由胡国栋作主婚人。三天后我回区里工作，瑞林暂回后屯娘家。此时，区里正忙着做备战工作，先将妇女和老弱病残人员调离工作岗位，移居黄河西窟窿石地区，那是老根据地，比较安全。
1947年春，国民党大军压境，东自津浦路，西到运河边，拉网式北进。我县干部带领部分村干部，由县大队保护连夜边打边撤。连长刘西荣身负重伤，隐藏在山洞里，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敌人企图将我军民围歼在黄河南岸，幸有河北岸老根据地军民的营救，都连夜安全渡过黄河。七区，因地形地貌的特殊情况，和县直机关的无法联系，只能各自为战。县城已被敌占领，南小区和区委失去联系，好在都是三、五区干部，就从敌人的空隙里各自暂时回家隐蔽工作。中小区离城仅三、五里路，也退到北小区。此时，北小区的区长徐固，已调用民船载运公粮过了黄河，只有我和井庆范二人，会同其他干部在湖中渔船上隐蔽，以观察敌人动静。夜晚时分，敌人在岸上向湖中射几枪，渔船四散，我二人连夜上岸直奔三区。在后屯遇到组织部长张剑霆同志，我们和张一起行动，庆范因病回家暂息。一天，我对剑霆说：“我需要回七区一次，我们的一部分枪支子弹埋藏在后埠子和庄科村，时间一长恐被敌发现，我去想法取出来。”剑霆同意并把他的一支手枪借我防身，我便一个人连夜奔向七区。夜深人静，藏枪的人家不开门，家家户户都黑灯瞎火。当月亮升起时，我远远看到有三个人影，我出村走了二里路，三个人还尾随着我，正好前面有一条小河沟，我心想：只要趟过沟就没事了，于是向水中迈了一步，立刻就陷在及膝深的泥浆里，用力一拔，一只鞋掉进了污泥。这时三个人已距我不远，本想用枪回击，但只有三粒子弹，是否管用？急中生智，我顺手将手枪插在污泥里，用一只鞋盖住，慢慢地向三人走去。这三人，一人穿长袍，空手；二人着短衣，一人拿木棍，一人提砍刀，用布带扎腰，还不时向怀中摸。穿长袍的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回答：“从城东郑家庄来，到北仓找郑庆范，为我们郑家老林上卖树的事。”又问：“为什么白天不来？”我说：“因路不熟，走错了路，到村里已经天黑了。”他们又问了几句，一个人在我身上摸了摸，向穿袍的人说，“没事，叫他走吧。”过了小河，在给郑姓看陵墓的杨敬范家住了一夜。天亮时，杨送我过公路，就到了二区地界，相臣已从黄河北回来，我到相臣那里作了汇报。相臣说：“此事要向万里同志汇报。”见到万里同志，我汇报了以上情况。相臣说，你先在二区打游击吧，我们很快就要解放东平县城。不久，国民党军乘汽车逃向济南。我七分区司令何光宇部队在北桥设伏，击毁敌人汽车一辆，缴军用物资一部分。敌人不敢久驻，占城不到一个月，就弃城逃跑了。
全县恢复了工作秩序。东平县委在县城召开县区干部大会，决定在二、三、五区开展土改复查工作，其余四个区以备战、支前、反特等工作为主。七区尚无土改任务，就派人到三区参观学习。我亲眼见到了当时土改复查运动的情况。当时地委专署派来两名副专员，协助县委开展土改复查。一位是李明时，坐阵井家仓指导三区的工作。在井家老林里召开了全区的贫雇农代表大会，发动代表们诉苦，以提高阶级觉悟，和地主划清界限，站稳立场，深挖地主浮财，平分土地。他们提出了一些响亮的口号，如“土地还家，合理合法”，“干净彻底地消灭地主阶级”，大会就叫做“农民同心翻身大会”。另一位副专员万丹如到焦家村蹲点，在焦家西老林里开了万人大会，附近村庄的农民，不分老幼，一律参加。会后首先在焦村打开了局面。焦村原来有新老两个农会，老农会多是老会员、老党员，主张先斗地主、恶霸；新农会主张先斗一个富裕中农，然后再斗地主。老农会人多，在深挖地主焦兰洲的浮财时，发现了一张“黑名单”，群众叫“变天账”。名单上有几十名老村干部、积极分子及党员的姓名。这下给老农会抓住了把柄，激起了仇恨，过左的行为发生了，就在这个万人大会上村民们将地主焦兰洲交由政府执行枪决。
1947年夏，东平县城第二次被敌占领，七区沦为敌战区。区干部大部分是三、五区人，暂分散回本村工作，其余会同北小区的区村干部和民兵合计约20人，组成武工队，转入二三区一带活动。有一次得到情报，城内还乡团出动抢粮，已达须城，我们便配合三区区队，准备出击。我区武工队负责驻守后屯东北小山头，山顶有石墙作掩体。当敌人出须城东门向后屯一带进发时，鸣枪示众，我们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还击，还乡团不敢前进，逃回须城。
在三区活动虽然较安全，但离我区较远，便又活动到二区，和张剑霆率领的二区区队一起活动，目标又太大。一天晚上，在张剑霆的率领下，到湖边一个村捉拿一个逃亡地主（据说已参加还乡团，夜间常回家）扑了个空。我们乘机找来两条渔业船，由民兵和北小区的干部划到湖中心土山，这样在本区活动就方便了，夜间乘船到村里向等候的村干部积极分子了解敌情，弄点给养，天亮回到安全地带。有时还驶到湖西岸活动，因都是昆山所属的根据地，更加安全。期间还镇压了两名通敌分子，北小区成了以我为主的游击区。
当年8月至11月，东平城各区发生了什么变化，音讯全无。敌人二次弃城逃跑后，我们才了解到城东是一片大战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犬牙交错的大运动战和阵地战。我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四战四捷，在大清河20里长的战线上阻击敌人，立下大功，受到军分区的表扬。另外，花篮店战斗、丁家坞战斗都取得了辉煌战果。期间也发生了几处大惨案，我们焦家村惨案是其中之一。敌人弃城逃跑后的第二天，我们正在巩家楼水村，族人洪茂、洪泉送来凶信，说我村有30多名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捕，我大哥二哥均在内，叫我急速回家。我到家后，大嫂立即向我哭诉了事件的经过。出事那天夜里，兄弟俩和村干部们随解放军进驻焦村，半夜解放军悄悄撤走。天亮时，敌人在村东北角设上岗哨，在北山坡支上钢炮，包围了全村。有人来敲我家大门，二哥顶着不开，他们就翻墙跳入，二哥便手持木棍和敌人拼搏，敌人蜂拥而上，将大哥二哥捆挷带走。此时，李培正（原是焦元绅的四大金刚之一）还“安慰”大嫂说：“没关系，带到城里问一问，就会放回来的。”李走后，乘着无人，大嫂二嫂就带着孩子们到邻居家暂时隐蔽了。从此，我的家就成了还乡团走狗们的村公所。有一个常来办公的人员，人称焦大个子，常在郑家大街喊：“八路军已经消灭光了，不会回来了。”我家被抄光，最后敌人逃走时，只剩下一张破桌子，后来又在赵家桥找回一张木凳子，至今两件尚存。另据邻居诉说，敌人将村中的粮食抢劫一空。临走前，将井姓老太太抛入村西头的小河中，用枪打死。又将一批党员、村干部、积极分子带走。郑毓沂不肯走，就将他吊在大车尾巴上拖着走。到了官庄屯大清河边，邢桂兰、李灿文不肯走了，就将他二人推入水中淹死。人带到城里后，施以酷刑，倒上压杠、灌辣椒水、用火燎胡须、竹针刺指……无所不用其极。二哥被捆在窗台上，仍是破口大骂，还乡团们就用毛巾塞口。敌人逃往济南时，将大哥毓沂、二哥毓庆活埋在一个坑里，焦履田、张太禄等也都被活埋。贾广庆被带走，到了花兰店，他死也不肯走了，就将他枪杀在路边。还乡团在东平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我到城里寻找两位兄长的尸体，见到芦苇丛里到处都是埋人坑，有些坑的尸体已被狗吃掉，破衣破鞋，到处都是。有些地方还有被狗吃后残存的手脚。尸体的臭味直刺脑鼻，几天都难消散。特别惊人的是在旧县衙中大堂前的一处大院，被挖成一亩多地的大坑。据当地居民讲，这是还乡团专为埋人用的，表面一层是挑开的新土，是亲人寻找尸体的痕迹。这是我寻找两位兄长尸体时亲眼目睹的惨状。但两位兄长的尸体终究没有找到，这给两位老嫂又增添了无限悲哀，甚至产生了幻想：“可能他们被带到了济南，也许还有回来的希望吧。”从此，二嫂患上了精神病，时常说胡话：“他爹回来了。”以后，无人敢提此事，一提起，她就哭笑无常，到处乱走。
这一事件在《东平党史大事记》中有扼要记述，现摘录如下：
“八月二十一日，还乡团头子李培正、焦印州带蒋匪军一千余人包围了焦家村，抢粮三千余斤，抓去七十余人，其中郑毓沂、焦履田等九名共产党员全遭杀害。农会长郑毓沂被捕后,痛骂敌人,匪徒们将他吊在树上用火柴将其胡须、头发烧光，又用铁丝从肩膀上穿过带到城里活埋。仓库主任焦履田被带到城里审问时，先灌进辣椒、煤油，再用板凳压出来，后将其双目挖去、舌头割掉，牙齿打光，把他和赵成山，张太录捆在一起活埋。”
与此同时发生的惨杀事件还有二十里铺、金山口、西沟流和五区的几个村。
1947年12月下旬，我回家探望嫂子，当晚得到敌情：敌人从东阿南犯东平。这是敌人第三次进犯。我立即偕同妻瑞林，夜奔回区。
1948年1月，敌人弃城逃窜,我方第三次收复。县府通知，动员民工破城(将城墙拆倒)，区长井庆范率民工前往。又接县委通知,要集合部分区干部立即动身到安山集合,过黄河集训学习,破城任务留给民工完成。井和几位区干转回，一同过河。东平县委率县区干部千百余人赴黄河西参加第一期整党学习。县委书记王相臣为提前参加会议，于下午三时渡河遭敌机轰炸牺牲。其余半夜渡河，到观城附近农村驻地休息。背包行李还未放下，新任支部书记杨祎即令参加学习的人员一字摆开，听其讲话，这次学习目的，简称“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阶级、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学习即将结束前，支部开了一个组长会，根据地委指示，大部分干部回原县工作，赵效三调区党委另行分派，李伯林调南旺县工作，我任四区区长。
四区区公所驻地是徐家村大地主徐光举的房子。在区主持行政工作的是行政助理员李明轩，连同通信员共三人。次日区委组织委员邢爱爽老头进门就叫：“毓汉兄弟，你可来了，区委就我一个人，你来了我就有了依靠了。”我说：“全区工作就靠你和明轩二人支撑太辛苦了。今后还要靠你们大胆地干，我听你们的。”我跟着邢爱爽跑了几个大村，原在七区协助工作的抗日中学班长李宗实带该校学生剧团来四区演出《赤叶河》，我在演出后讲过几句话。接着和李宗实到常庄、山神庙、尹家山庄开过几次群众大会，这就是我做的工作了。有一天，我忽接通知到五区任区委书记，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程建伦和我是老相识，他工作非常踏实。区委组织委员尚存学，工作认真负责，关系都很融洽。东小区组长史培怀，西小区组长石荣西，都是群众工作的能手。有这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很称心。县委机关和五区区委同住苇子河。我在五区呆了不到半年，主要是与一批区干部成为生死之交，其中同我一起南下的有程建伦、马存岑、张中亭、王广茂、李平田、石荣西，通信员安兴法，有这批战友我感到非常自豪。史培怀没有跟着南下，他是工农干部，讲话很风趣，我们分别后就没有再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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