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赵村战斗结束后，我把各项善后工作处理完毕，就带着部队赶回乐陵。
深秋时节，萧瑟的秋风吹来，很有些寒气逼人。平原上的庄稼早已收尽，地上一片光秃秃的，越加显得苍茫、辽阔。突然，一阵嘹亮的雁鸣声从天上洒下来。我抬头一看，雁群排着整齐的队列，振翅南飞……心里想，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时还是夏天，遍野是绿色的庄稼；现在已是深秋天气了。
正想着，迎面驰来一匹枣红马。到我跟前，骑马的人翻身下马，向我敬了个礼：“周政委!肖司令要你马上到纵队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我一看，原来是纵队司令部的通信员，就问：“什么内容?”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就上马走了。
我略一思索，吩咐仉鸿印和郑志英两人：“你们带着部队随后赶来，我先走一步。”说罢，和警卫员一齐上马，朝乐陵城飞奔。
等我满头大汗地走进纵队司令部，里边早已坐满了人。其他各支队的领导都到齐了。大家围着桌子坐成一囤，正等着开会呢。
我一进去，肖华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先喘口气。大赵村战斗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个大概了，以后再详细汇报吧！”随即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l大赵村战斗的结束，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冀鲁联防”阴谋的破产。但是，你们看，我们又要迎接一场新的斗争了!”他扬起手中的一张电文，接着说：“这是刚才接到的一二九师师部发来的电报，我给大家念念。”
电报上说，国民党军阀石友三的十军团已从鲁南调到河北，配合鹿钟麟向我军搞磨擦，在冀南到处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十军团的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正向冀鲁边区开进。要我们切实做好准备，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维护边区抗战的大好形势。肖华同志接着说：“暂一军的来意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顽固派眼见?冀鲁联防’破产，岂肯善罢甘休，调高部入境，是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武装磨擦，把我军挤出边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哟！”
接着，他引导我们根据上级发来的有关情报资料，对高树勋进行了分析。我们感到，高树勋有可以团结的一面。高是盐山县城南高金钟人，早年给我们的刘伯承师长当过副官。他本人是比较倾向于抗战的，与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龃龉很深。这次蒋介石派他前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争取群众，孤立、排挤我军。但又怕他与我军靠拢，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C C分子马皋如任他那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监视他的行动。这说明他处在不被信任、受排挤的尴尬地位。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对高树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反共顽固派马皋如等人决不是吃素的。他们肯定要挑起高军与我们的冲突。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可能发生的武装磨擦。因此，我们确定了争取国民党中间实力派、孤立顽固派的方针，并作出了这样几条决定：一、以主动的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在可能的条件下，协助高军搞好粮草供应。二、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不能轻心大意。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各支队的干部回去对部队进行传达、动员。
十一月下旬，高树勋的部队从鲁西北的夏津、恩县一带越过津浦路，进入鲁北。尔后转来乐陵，将在乐陵、宁津、庆云、盐山等地驻扎。
我纵队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挂起大幅标语：“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军民齐声高唱“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歌。肖华同志代表边区的抗日军民致欢迎词。高树勋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个头不高，说话有点口吃，一张口就“这个，这个……”地收不住。但是，他在会上讲的话还不错，说了一通抗战的道理，态度也比较诚挚。会后，肖华同志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转交给高树勋。刘师长在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磨擦的种种痛心事实，恳切地劝诫高树勋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沦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高树勋看了信，不禁长叹一声：“唉——”接着摇了摇头，显得心事重重。
肖华同志见此情景，就劝道：“高军长l刘师长的话出于一片诚意啊！高军长应该三思而行。”
高树勋叹道：“这我知道。师教敢不聆听，可是，这个，这个……”
肖华同志见他语不成句，就说道：“我们知道，贵党贵军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是反对内战的。在这民族危亡之秋，把枪口对着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得人心的。希望高军长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说罢，把早已备下的一些礼品送给他。高树勋收下礼品，谢过就走了。
送走高树勋后，纵队领导一商议，决定趁热打铁，派支队司令员邢仁甫以盐山同乡的身份请高树勋吃饭，做他的工作。邓克明同志笑着说道：“蒋介石派他来拉老乡，我们就先拉他这个老乡，针尖对麦芒！”
第二天，高树勋应邀而来，邢仁甫请他吃水饺。言谈间，高树勋说起自己的历史、身世、处境，十分感慨地说：“要能早日驱除日寇，我也就告老还乡了。能在老家兴办一所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几个有用之材，我就满足了。”他还说起这次受命前来时，鹿钟麟曾说：“听说那边共产党正搞什么减租减息运动，你家祖宗的牌位恐怕要成碎木片了！”实际上，减租减息运动这时尚未展开，因此，他对鹿钟麟的话很反感。
此后，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领导又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交换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看法，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毛主席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道理。通过这样一些工作，高树勋对我们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表示要和我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为了使高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接受我党的抗战主张，我们还征得高树勋同意，派出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作报告，宣传我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
肖华同志和纵队其他领导人也亲自去高军中作报告、讲形势。肖华同志在高军十三团作报告时，把党的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鼓动性很强，在官兵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作完报告回来，官兵们沿街跟着他走，都想见一见他，说：“八路军真有能人！肖司令多年轻!”“讲得真在理!”“共产党就是行！”这样，使我党我军的威信在高军中树立起来，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高军许多官兵的同情和拥护。
我们的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以马皋如为首的反共分子也在暗地里磨刀擦枪，加紧策划着一个个新的阴谋。
他们照着石友三在冀南的样子，在津南各县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与我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制造冲突。
为了拉拢收买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大舅子刘松龄为宁津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命。高树勋的夫人是宁津水郡庄人，对刘松龄当县长自然是高兴的。马皋如这一着得手，立即又着手组织了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县政府，专门与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作对。
高树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情，听由马皋如等人为所欲为。
这样，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越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不久，他们就在宁津县策划了一起震惊全区的袭击我抗日县政府的事件。群众把它叫做“复辟事件”。
在这之前，马皋如和驻宁津的高军一师师长“张大烟鬼”等人，曾在宁津组织了一支“河北保安队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水郡庄大地主王淮川为大队长，网罗了惯匪高华胜等亡命之徒，寄驻于吴桥县高集一带。刘松龄的“二 政权”建立后，马皋如等人见时机已到，就召集王淮川等人面授机宜，周密策划，并派大队副梁连成化装进城，以同乡的身份策动我一连连长刘明福叛变，企图里应外合，夺取宁滓县城。刘明福经不起引诱，答应和他们合谋。
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里，北风呼啸，宁津县城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早已熄了灯，人们都在温暖的炕上进入了梦乡。
这时，梁连成带着高华胜等二十多名亡命之徒，人人手持短枪，在叛徒刘明福的接应下，冲进了我抗日县政府的大院里。
这些暴徒把我县府工作人员从被窝里拉出来，惨无人道地杀害在院子里。县长李毓桢同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连棉衣都没顾得披上，翻墙逃了出去。县府秘书盖津源同志却被抓走了。
刘明福又带这批暴徒砸开了监狱，打死我军看守，把各类在押犯人和土匪都放了出来。
这次事件，计打死打伤我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十多人；拉走六十多人，抢去步枪五十多支、手枪八支，放走在押的犯人数十名、土匪二十多名。
他们原定消灭我抗日县府后，就此占领县城，迎接顽县长刘松龄一伙进城。但是，这一阴谋暂时未能得逞。我九连连长盖平源闻讯后立即带队赶来，暴徒们抵挡不住，在浓重的夜色中仓皇逃走了。
几天后，刘松龄在高军一师师长“张大烟鬼”的护送下，大模大样地把“二政权”搬进宁津城，强行赶走了我抗日县政府。我抗日县政府在李毓桢同志领导下，只得召集跑散的同志，在农村中流动办公。
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义愤填膺，干部战士纷纷要求予以反击，忿忿地说：“不能退让，一让他们，边区就完了!”请战书象雪片般飞到纵队司令部。
纵队领导敏锐地感到，这次事件只是个信号，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马皋如等人显然企图以此为争端，挑动我们与高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以便坐收渔利。经讨论决定，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树勋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这帮匪徒，给马皋如等人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争取高树勋，在采取行动前，肖华同志曾亲赴高树勋驻地，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他，要他警惕马皋如等人的挑拨，指出他们策划的“二政权”是反共反人民的。
但是高树勋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肯就此认错，反而辩解道：“宁津、沧县等县长都是经鹿主席亲自任命的，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因贵县府未经当局任命，他们一时操之过急，可以谅解嘛！”
肖华同志愤然站起来，大声说道：“高军长，这是什么话！当初芦沟桥枪声一响，你们那些“名正言顺”的大官老爷们哪里去了?千万人民的生死，国家民族的危亡，弃之不顾，却争先南逃!我们八路军抱着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奋战于敌后，收复失地，建立民选的抗日政府，拯救人民。请问高军长：这错在哪里？如今，后方局势稍稳，你们又来“名正言顺”搞接管了，甚至不惜怂恿暴徒袭击我抗日县府，枪杀我抗日人员，难道这竟是高军长的意思吗？！”
一番话说得高树勋哑口无言。他连忙摆着手，要肖华同志坐下，然后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我也不知情，肖司令请息怒，请息怒……”
肖华同志说：“我们讲统一战线是为了团结抗战，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软弱，那就错了。对于破坏抗战的行为，我们从不手软。”说罢起身告辞。
肖华同志回来后，立即下令准备反击。
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曾国华同志的永兴支队首先袭击了刘曹庄，将保安第二总队的一部打得稀里哗啦，狼狈逃窜。大队长王淮川被打伤后，只身逃往北平。我抗日县府秘书盖滓源同志被救了出来。
二月八日，我们又获知消息，说保安队抢劫了三十多辆大车，经过程庄逃往李家桥，占据了两家地主宅子，准备在那里过年。纵队领导即令五团二营长齐丁根带两个连包围李家桥，务必将其一举歼灭。=月十四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五连、八连进攻李家桥。保安队凭借宅深墙高，并有三丈高的炮楼掩护，负隅顽抗。我军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勇猛地发起冲锋，不多时，就将两座宅子和炮楼全部攻克。保安二总队除三十多人逃窜、投入吴桥张国基部外，其余全部被歼。袭击我宁津抗日县府的主犯梁连成、高华胜、叛徒刘明福都被我们活捉，并俘虏了一百多人。
我们在乐陵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号召群众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给“二政权”纳粮纳税，紧密团结在我抗日政府周围。并将梁连成、高华胜、刘明福等人当场处决。一百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这一仗打在保安队身上，痛在马皋如等人的心上。他们的“二政权”原来神气活现地催粮逼款，招摇过市，这下子都隐匿到一些地主民团或土匪窝中。后来仍怕不安稳，一律随高树勋的部队行动，成了不起作用的空摆设。
这一仗也教育了高树勋。后来听说，马皋如以保安队被歼为借口，要高树勋出面干涉，企图扩大争端，结果被高树勋抢白了一顿，弄得马皋如下不了台。
边区军民对这一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宁津县一位大爷拉着我的手说： “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的气，你们早该揍这些狗东西了！对他们用不着手软，他们全属松花蛋——一砸就烂！”说着，又敲巴着旱烟锅，高兴地说：“晤，这回．二政权’的小子们该瘪气了”
这样，我们打赢了第一个回合，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征粮问题上大做文章，直接挑动高树勋部队与我发生磨擦，企图制造更大的冲突。
这时正是春季，青黄不接，全区出现了严重的春荒：粮食没有了，玉米芯、地瓜藤都被拿来充饥。数万部队的军粮成了大问题。
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挺纵领导带头挖野菜，吃糟糠，和全体同志一起，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争取渡过这一难关。我各级抗日政府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尽可能地帮助高树勋的部队搞好供应。
但是，高的部队和其他国民党部队一样，军纪很坏。他们鱼肉群众惯了，吃着细粮、肉菜，还常常四出掳掠。甚至扮成土匪，夜入民宅进行抢劫。如驻在乐陵朱集的某部士兵，白天到店里吆五喝六，大吃大喝，最后分文不付，扬长而去；晚上又蒙着黑纱，扮匪抢劫了焦村地主王之明。至于敲诈勒索，吊打群众，糟蹋民女……更是屡屡发生，不计其数。
我地方抗日政府曾几次写信给高树勋，要他阻止这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保证这类事情不再发生。高树勋对此很不高兴，以为是我们有意诬蔑他的部下。
马皋如等人见有机可乘，就在高树勋的部队中到处煽动：“咱们为了抗日在枪林里钻，共产党政府在背后捣咱们的蛋，不叫吃饱饭，咱们跟他来硬的，看谁斗得过谁！”挑动高军官兵与我对立的情绪。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操纵随军的价政权”，让他们出面，在高的部队保护下，四处催粮派款，刁难我区、乡政府，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
一次，宁津县“二政权”县长刘松龄，带着高军一个排，到二区要粮要款，开口就要粮食数千斤，钞票几万块。我抗日区长李武训回答：“眼下春荒，家家都揭不开锅了，哪来这么多粮款？再说，本区军粮早已如数上交……，，
不等他说完，刘松龄就吼道： “好个李武训，竟敢违抗军令！来啊，给我吊起来打!” 一时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当场把李武训同志活活打死。
之后，在盐山、庆云、南皮等县又多次发生这种事件。我政府工作人员惨遭茶毒，有的给了粮款，仍被吊打致死。全区抗日军民对高军的行为气愤已极，纷纷要求给予严厉制裁。我各地抗日政府一面与高军各部交涉，一面四处张贴布告，重申；除我抗日政府外，其他单位均无权征派粮款；部队军粮应与我抗日政府协商解决，不得擅自在驻地征派。
在马皋如等人的煽动下，高树勋的部队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横行无忌，四出催粮逼款。另外，还派了骑兵到处撕我政府布告，企图制造借口，挑起争端。
有一次，高军六师的一个骑兵，竟然在乐陵县城大街上撕我政府布告，被群众团团围住责问：“你要千什么？为什么要撕政府布告?"
那个骑兵歪着头说：“我就撕！你们敢把老子怎么样? ,群众气愤不过，把他扭送到县政府扣了起来。
我乐陵县抗日政府当即给高军六师刘师长发了一封公函，向他提出抗议，要求他管束部下，尊重我抗日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不得重犯；同时请他派人把那个骑兵领回去。
不料公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几天后，高树勋的部队反而抓走了我方几个工作人员，扣押起来；后来愈演愈烈，竟发展到抓起我们部队的人来。有一天，我带着六支队驻在宁津县南村，在村外放了几名便衣哨，结果也被高军六师的部队抓了去。我们派了一名指导员前去交涉，也被他们扣留了。
干部战士们为此气得嗷嗷叫：“这还了得!打鬼子象草鸡，搞磨擦倒挺神气l把咱的人放回来便罢，不放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干！”
许多人围着我说：“政委！咱们去把人要回来，不肯放就跟他们干！他们欺人太甚，咱们也不能太软弱了。”
我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事不小啊！我们要报告纵队首长，从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大家放心，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的人怎么样！”好说歹说，把大家劝走了。
挺纵领导召集我们各支队领导，一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大家认为：这又是马皋如等反共分子的新阴谋！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大作文章，挑动高军与我军发生磨擦。如果不迅速粉碎这一阴谋，照此下去，难免不出大漏子。
肖华同志严肃地说：“目前春荒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捣鬼，是很容易引起磨擦的。抓人的事情，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在征粮问题上，不能含糊。原则问题是不能退让的。”符竹庭主任接上说：“我们要以斗争求团结，以退让求团结是不行的。对高树勋不能一让再让。”
会后，肖华同志亲自去找高树勋交涉。高树勋起初气粗声高，绝不承认他的部下有违纪行为，反而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
肖华同志据理力争，列举种种事实，说明高的部队胡作非为，危害百姓，同时严肃指出，在粮荒严重之时，军粮问题要与各级抗日政府协商解决，否则，群众和他们斗争，他们也征不到多少粮食，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他们承担！
肖华同志最后说：“高军长！你就不感到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企图坐收渔利吗？！”
高树勋昕出话音，沉思起来。他在事实面前和肖华同志的劝诚下，终于在口头上答应了我们的两条要求。一、在各地抗日政府的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我方人员。
我接到肖华同志的通知后，马上找来支队宣传千事潘大可，对他说： “你拿着我的信，去找六师刘师长，请他把我们的人放回。”
“是!”潘大可敬过礼就要走。
我说：“你等等，换件新棉衣，拿出点八路军的样子来。”我把自己脚上的棉靴脱下来给他穿。在_旁的青年千事赶紧把新补发的棉大衣和小巧玲珑的手枪借给他，帮他穿戴起来。我见他不太在意，就又叮嘱了几句：“对他们要讲礼节礼貌，原则问题一步也不能让。落太阳前赶回来，否则，我们就当发生意外情况考虑了。”
潘大可虽然初次单独外出，却挺好地完成了任务。那个刘师长一见面就对他说：“误会，误会！敝军部下太不懂事，即使贵军和政府扣了我们的人，也不该反过来扣你们的人。”潘大可见他把责任全推给我们，就顺水推舟地笑笑说：“是啊l贵军人员撕了政府布告，理应与政府协商处理，不该无理扣我们的人。”
刘师长自讨个没趣，又说道：“敝军奉令来到边区，贵军的供应本应由我们负责，但我们能力所限，只好允许你们成立政权。不过……”他一挥手，参谋长取来个文件，毛笔写的正楷字，盖着大印，是我乐陵县政府送去的公函。他指着文中“不亚于张宗昌之虐政”一句问道： “怎么能把我们比作张宗昌呢？他是军阀，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呀！”
潘大可理直气壮地答道：“刘师长l我们八路军奉命挺进敌后时，边区原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早已溃逃一空，我们帮助老百姓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这难道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吗？不料贵军又到处成立政权，撕我布告，私征粮款，这恐怕不符合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宗旨吧!我政府要还被扣人员，乃是理所当然，刘师长也不必拘于片言只字！”
刘师长支吾了几句，只得将人放了回来。
这样，双方被扣人员都陆续放回，紧张的空气又开始松弛下来。马皋如等人眼巴巴地等着看大戏，戏刚开了个场就闭幕了。他们的苦心又白费了。
由于我们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斗得有理、有利、有节，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通过这几次斗争，教育了高树勋，粉碎了马皋如等人的反共阴谋。
一九三九年一月起，日寇开始回师“扫荡，，。我们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连战连捷，取得了韩家集、灯明寺等数次胜利。但是，高树勋始终沿用国民党部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久驻一地不动。肖华同志多次劝他，他又不听。结果，他的部队在善化桥、刘背滓、罗张家三次遭日伪军袭击后，又在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围住，处境十分困难。
宁家寨位于乐陵与宁滓接界处，是个上千人口的大村。村外筑有寨墙，只有东、西两门可供出入。出东门二里是韩寨，出西门往西北方向是五纸坊。
驻在这一带的高树勋部队有二千人，并拥有钢炮十门、轻机枪十挺。但是部署很分散：除军部带警卫连驻宁家寨和三连驻韩寨外，其他部队都驻在五纸坊一带，相距较远。
七月十一日深夜，敌司令官宫泽文雄侦知我挺纵部队已离开宁家寨附近开往南皮，高树勋部队孤立无援，便集中了庆云、盐山等地的日伪军一千多人，携带八二炮四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十多挺，分乘二十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了宁家寨。次日拂晓，日寇从四面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仗丈把高的土围子拚死抵抗。但日寇来势很凶，火力又很猛。高树勋眼看宁家寨即将失守，急令周围部队赶来救援。
五纸坊一带的部队还没有靠拢宁家寨，就遭到日寇外围部队的阻击。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平时骄狂自大，目中无人，实际上战斗力很差。一碰上日寇的凶猛拦击，就趴在地上起不来。日寇趁势一冲，几个连队顿时全垮了，七零八落的溃不成军。
韩寨的三连是高军中战斗力较强的连队，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去支援。从韩寨到宁家寨，要经过一片高高隆起的平坡。三连刚上坡，就遭到日寇十多挺机枪的袭击，不一会就全连覆没了。
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向西突围，想和五纸坊的部队会合。但日寇的两挺重机枪喷着两股火舌，紧紧地封住了西门。部队一露头，就纷纷中弹倒下，两次突围都被打回来。
到了下午，日寇见高树勋顶不住了，就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同时火力也开始减弱下来。高树勋拒绝投降，一面下令部队死守宁家寨，一面向国民党土顽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发报求援。但张、曹为了保存实力，装聋作哑，袖手旁观。高树勋眼见张国基、曹振东见死不救，只得向我挺纵求援。黄昏时分，肖华同志接到高树勋的求援电报，立即下令各部队准备驰援宁家寨。听说要去救高树勋，许多人想不通。然而大家相信党的政策，相信肖司令的决定，没有人说个“不”字。
晚上八时，肖华同志率领着部队，象一支无声的箭扑向无边无际的夜幕中。经过五十华里的急行军，深夜一点左右，赶到了宁家寨附近。
这时的宁家寨，黑乎乎地突出在地平线上。村子的四周，日寇燃起了数十堆火，刺刀在火光中一闪一闪地发亮。担任警戒的日寇，有一阵没一阵地打着机枪，枪声尖厉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肖华同志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敌人以为我大部队到来，在南面和我们打了一下，阵势就乱了。
深夜两点钟，我军发起进攻，指战员们象潮水般向敌人涌去。日伪军当即被撂倒不少，乱成一团。
高树勋见救兵已到，也下令部队冲出村来。日寇腹背受敌，又不明虚实，只听见怒潮般的吼声、枪声和脚步声，急忙下令撤兵。
西北部的敌人主力一溃退，我军就紧压着鬼子屁股，以排山倒海之势猛追过去。敌人正仓皇逃命，不料又遭到李宽和同志率领的津南支队的迎头痛击，顿时狼奔豕突，争先逃生。我军掩杀了一阵，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怕伤了自己人，就收兵返回宁家寨。
清点战果，仅我们就击毙鬼子六十多人、伪军一百多人，击毁汽车四辆，缴获两挺轻机枪、两百多支步枪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还生俘了两名鬼子。
这一仗，我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在抗日救国中，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能真诚相助的，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也使他看到了张国基、曹振东这类“同党”的真实面貌。因此，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我军的看法。他一见肖华同志的面就拉着手不放，连声说：“谢谢！谢谢肖司令!”肖华同志说：“高军长，我们不是早就说过，真正抗日的必将助之，破坏抗日的必将除之吗？我们是从不食言的呀!”高树勋连忙说：“这我知道，贵军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不浅，教益不浅哪!”
这以后不久，他就毅然带着部队撤离边区，越过津浦路向西去了。后来，他在濮县扣押并处决了投敌叛变的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第一个在邯郸率军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他曾感慨地说： “共产党教会我做一个真正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唯有共产党是长存的!”
团结争取高树勋，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使我们在边区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完全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