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之后，纵队司令兼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参谋长邓克明等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为了统一领导边区的抗日武装，将原在边区的三支抗日部队编入挺进纵队：三十一游击支队取消原来的番号，编为第六支队；曾国华的永兴支队为第五支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为第四支队。六支队司令邢仁甫，‘政委王叙坤（不久王叙坤调出，由我继任），副司令冯鼎平、杨铮候，参谋长程正杰，政治部主任崔月楠，副主任陈德。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一营营长刘子芳，教导员李逸民；二营营长李子英，教导员姜靖海；三营营长杜步舟，教导员关星甫；特务连连长路牟班。全支队约有两千余人。五支队司令曾国华，部队扩编为三个团，约四千人。四支队司令孙继先，下辖四个营，约三千余人。
在改编三十一支队时，邢仁甫不大乐意。他想要使这支部队保持独立性，成为自己能够操纵的力量，借口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成份不纯，须待工作成熟后再说。由于大部分同志都期待整编，以统一军队领导，确保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邢仁甫又生一计，提出把不稳定的一部分人抽出来，编成一个小支队，由王昭明统率。这样，王昭明就带着二百多人枪，没有编进八路军。这支小部队单独游荡在外，不久便叛逃，在途中被我们消灭。
部队整编完毕，又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的成员，由肖华同志任书记（原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马国瑞同志已调赴延安学习）。
肖华同志在军政委员会上传达了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示：冀鲁边区是个战略区，将来要划归中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军区建制隶属一一五师。、在一一五师开进山东之前，暂属一二九师管辖，地方则由冀南区党委代为领导。目前的工作方针，是巩固滓南，发展鲁北。
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边区的局势，研究了如何执行上级提出的工作方针。大家认为，发展鲁北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土顽刘景良、薛儒华、张子良、曹振东的部队，这些土顽建立了惠民、商河，阳信、沾化、无棣，滨县六县的政权，形成对我宁津、乐陵一带根据地的半月形包围；而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即将移驻鲁北。考虑到抗日大计，我们一方面要争取团结他们，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国共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在鲁北开展各项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并且在陵县、平原、禹城一带开辟游击区。在津南地区，则利用日伪顽势力暂时还不是很强，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巩固的条件，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大批培养干部，成立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成立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
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军政委员会拟定的诸项计划，逐步完成。根据地和各级党政军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军队扩建了七团、八团和运河、津南、商河等几个支队，兵力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初期的二百多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余人。成立了抗日军政干校，符竹庭同志任校长。还成立了战时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马振华同志任主任。在鲁北，乐陵、宁滓、庆云兰县的广大土地，几乎全在我军控制之下，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德平、阳信、商河、无棣、沾化、陵县、禹城等县，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在津南，成立了督察专员公署，杨靖远同志任专员；除吴桥县外，其他七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边区各县都拉起了县大队，普遍地建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组织，不少村庄还成立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和“青抗先”扛着刀枪，在村边站岗放哨，查看路条，防范日伪特务。沦陷在日寇魔爪下的土地又有一大批回到了人民手中，开始恢复生机，沸腾起来。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鲁西聊城一带遭到日军“扫荡”，逃窜到鲁北惠民，并命令手下的吴化文手枪旅进驻附近商河一带。他不敢和日寇作战，同时更害怕抗日力量的壮大，害怕我党我军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声望。不久，由于蒋介石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沈鸿烈便神气活现起来，打算把我们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这块战略要地，“收复”他们拱手让给日寇而被我们收复的土地。但我们挺进纵队活动在冀鲁两省交界之处。若山东沈鸿烈逼之太甚，我们可退入津南；若河北鹿钟麟逼之太甚，我们可转入鲁北。鲁北、津南均为我根据地。我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域，进退两易，回旋余地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可以不同国民党正面交锋的。
老奸巨猾的沈鸿烈也料到了这一点。他同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串通，密谋出一条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诡计——“冀鲁联防”；山东方面负责用软的方法将挺纵赶出鲁北，河北方面负责用硬的手段吃掉或挤走我挺纵在津南的部队。他们以为软硬兼施、南北夹攻，必定会马到成功，于是很快分头活动起来。
沈鸿烈写信给安插在鲁北乐陵县的国民党县长牟宜之，指示说：“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和八路军插手；要尽最大可能束缚他们活动，限制他们发展，处处事事予他们以掣肘、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同时也不许他们建立政府向百姓征收摊派粮款。总而言之，务必使共党、八路无法存身。要达到目的，必须心肠狠，手段辣，做事绝。”他在信中还给牟宜之壮胆说：“你舅是吾党当今元老、中央委员，他们非但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即使有丝毫的捣乱或不服从举动，哪怕稍稍的阻碍你政令、军令的施行，量他们也不敢，否则我们可以通电全国，给他们以破坏政令军令统一、破坏抗战的罪名。”
可笑沈鸿烈看错了牟宜之。牟宜之系山东日照县人，自幼读书，少年时代还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才向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舅舅丁惟汾提出，要到敌后抗日。于是丁惟汾将他介绍给沈鸿烈，沈鸿烈又将他介绍给刘景良，刘景良才把他委派到乐陵。
当时，对于牟宜之的立场和为人，我们也不完全了解，因而在得知沈鸿烈部署牟宜之进行反共活动的消息后，便加紧了对牟宜之的捉防。同时在群众中进行调查，了解牟宜之的政治态度，以便采取对策。群众向我们讲述了牟宜之上任后所做的两件事，使我们对他产生了好感。第一件事：乐陵县旧县府有个捕班老总叫周圣云，长期敲诈勒索，今天指控张三抢劫，明天诬陷李四作案，倘若榨不出油水，就把人抓去坐牢。他见钱眼开，视人命如草芥，逢到穷人控告地主、官僚，只要被告送给他几百块钱，这场官司马上就可以了结，原告当天夜里不是掉了脑袋，就是淹死在河里。所以民愤极大。牟宜之上任时听到群众对周圣云的议论，便暗中留心查访，察知属实时，立即将其逮捕，交给群众痛打一顿之后，下令枪决。第二件事：本县茨头堡区有七十名土匪，趁着兵荒马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牟宜之为了杀一做百，亲率兵丁前去讨伐，将匪首逮捕，并在南门杀头示众；同时勒令其余匪徒解散回家，驱散了这股土匪。此外，牟宜之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颁布新的施政方案；合理调整捐税，尽可能地筹集抗日军需物资；压抑豪门势力，明断民事诉讼，大力维护地方治安。
牟宜之的进步和开明，使我们喜出望外。肖华同志把我们几个支队的领导召集起来，商量了一番，决定争取牟宜之。并要我先去拜访牟宜之，进一步摸摸他的底，相机开展工作。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天晚上派联络科长去同牟宜之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我便穿戴整齐，亲自登门拜访。
这是夏天的一个中午，骄阳似火，地皮被晒得烫脚。我不断抹着脸上的汗珠，大步走进了乐陵县政府。
刚跨进大门，一个胖胖的门房便伸手把我拉住。我知道他的意思，没有等他开口，使将姓名和来意告诉了他。他让我在门口等待，自己则返身向内走去。我趁他向主人通报的空子，把这座国民党的县府打量了一番。这县府可能是清朝县署的衙门。院子里有一座文庙，庙内大成殿正中供着孔子牌位，左右有四配；后圣颜子、宗圣曾予、述圣思予、亚圣孟子。庙门前有一座六、七尺高的石碎，及几棵苍老的古柏古槐。文庙的左首有座雅致的花厅。
门房出来了，态度显然变得恭敬了。他笑着说：“先生请进，牟县长在花厅里等着。”我点点头表示谢意，便走进花厅。只见牟宜之正倒背双手，独自在树荫花间踱步，神情苦闷、忧郁。他见我进来，没有虚伪的寒暄和客套，只是微微点点头，便搬了两把椅子放在阴凉地方叫我坐下，又亲自沏了两杯茉莉花茶。
“周先生找我有事吗? ”牟县长一边递过茶来，一边堆起笑脸问道。他腿短身长，矮矮胖胖，脑袋很大，戴副眼镜，显得十分老练和精神。
我回答： “特来拜望牟先生，聆听高见。”
“噢，你太客气。”他大笑起来，“贵党人人精明，个个强干，鄙人生性愚钝，还想请你启蒙教诲。”
我也笑着说： “就我所知，贵党也不乏杰出人材，譬如你牟县长本人，入主乐陵不久，便深孚众望，赢得了百姓的拥戴。”
谁知我刚说到这里，牟宜之顿时消失了笑容，脸上又出现先前的那副忧郁，长叹一日气； “唉！兄弟为各界父老效力，只怕为时不会太久。做人难啊，不瞒你说，兄弟现在是骑虎难下。”
“这话怎么讲？是否我军有什么不是之处?”我故意急切地问道。
“不是，贵军处处从抗日大局出发，同县府通力合作，给本人诸多方便，兄弟不胜感激。兄弟的隐衷只在沈主席方面。，，接着他呷了几口茶，将沈鸿烈给他的亲笔指示叙述了一遍。说完又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如果按沈主席的意思办事，本人子良心上不忍，如果拂逆了他的旨意，那他也不会善甘罢休。”
我听后也不免怒形于色：“岂有此理，经民济世，保国安邦，这是每个为官者的天职。想不到竟有这班糊涂官儿，受国家俸禄，食百姓脂膏，非但不恩图报，还要挑拨党争，加深内乱，眼看着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亿万人民陷入火坑而不顾。真是荒唐!”
“岂止荒唐，简直伤天害理！”牟县长也按捺不住怒火，气呼呼站起来，在原地急躁地踱了两圈。他两眼望着院内的柏树，激动地说：“我去年隐居乡里的时候，常吟诵古人的《颂柏》 -诗：“盘根错节几冰霜，古柏亭亭立夕阳，万壑风涛秋入韵；千年琥珀夜腾芒，非支大厦材难用，不出深山寿更长，毕竟天家栋梁器，何容久卧白云乡。总觉得自己空怀壮志激烈，只恨无施展之地，没想到现在竟连当个区区七品县令都如此之难。实在是人心叵测，世事艰深。”
“那牟先生下一步准备作何打算?"我试探着问。
“是啊，兄弟近日来常为这事犯难。我想，实在不行，便弃官归隐，宁可闭上双目做个浪迹天涯的闲人，也不能睁眼看着日寇在中国横行，更不能为图个官位做出使亲痛仇快的事来。”
“这，这也未免消极了些。”我诚恳地说， “倘若牟先生离开乐陵，个人丢官事小，可当局要是另派一个人来，真的按沈主席眼色行事，岂不涂炭一方？岂不葬送了乐陵县已有的抗日形势？你子心能忍？不知牟先生是否想过这些。依我之见，万马军中能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你牟先生有仁有义有才，当今国运不济，正是报国效民的时候，怎能轻易任人摆布？大丈夫所作所为，只要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则应挺起腰干径直去做。纵使有少数人反对，但我们支持，群众拥护，何虑之有！”
没想牟牟先生听了我说的这些，竟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眼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我们又闲谈了几句，我就告辞了。
嗣后，肖华司令员又多次会晤牟县长。在肖司令的谆谆诱导下，牟宜之更加热心抗日和靠拢我党，而对沈鸿烈的反共布署则坚决抵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指示挺进纵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同志根据总部指示，决定亲赴惠民。一天，他带着侦察科长刘友芝和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轻骑简从，去见沈鸿烈。进了惠民城，适逢冀鲁边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地主民团、土匪武装头子来向沈鸿烈拜贺接风。沈鸿烈素以坚决反共而臭名昭著，他的到来，使这些乌七八糟的头头脑脑感到有了靠山，顿时神气起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为了讨得沈鸿烈的青睐，为日后进身找个台阶，有的携金银珠宝，有的裹绫罗绸缎，有的抬山珍海味，纷纷前来沈府进贡。那天沈府大院的戏楼上正在演出《天官赐福>，这些牛毛司令坐在观众席上，都打着标明自己姓氏的旗号，张王李赵相杂，蓝黄黑白相间，煞是热闹。肖华同志看封这些打着“抗日”，“救国”旗号而各怀鬼胎的乌合之众，他的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沈鸿烈听说肖司令来访，先是一惊，继而又一转念，我沈某乱世闯荡多年，什么样的对手没碰上过，还怕他一个娃娃？于是吩咐手下：“以上宾相待。”
肖司令被迎进客厅，筵席早已摆好。他微微扫视四周，朱门绣阁，很是阔绰，在这僻陋之壤，竟有地毯铺地；再看桌上，四盘八碗，燕窝鱼翅，丰盛之极。联想起沈鸿烈来到惠民后，赌博、嫖妓、吸鸦片之风如瘟病发作，而广大沦陷区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肖司令不禁有些愤愤然。不过，他清楚自己这次来的任务，没有表露出愠色。
沈鸿烈上前迎过肖司令。沈是湖北天门人，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又任青岛市长，阅历颇深，诡计很多，尤其擅于辞令，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很难对付。单看他那脸上的松皮虚肉、挂下的眼睑和游动的眼光，就知道他的脑袋里装的全是阴谋和狡诈。这时，他正将目光停留在肖司令身上。肖司令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着军装，穿草鞋，中等个头，膀阔腰细，白白净净，文雅和气。沈鸿烈见到肖司令英气勃勃，知道对手精明强干，忙让给上座。他的秘书长等人作陪。沈鸿烈拿起一杯酒，干咳一声，慢条斯理地说：“肖司令年轻英俊，气质文雅，不失儒将风度。兄弟早在肖司令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时就闻过大名，今日晤面，实为荣幸。来，为肖司令诸事如意干杯！”
肖司令也谦虚地答道：“我也早闻沈主席大名，今日专程来访，共商抗日大计。我提议，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干杯！”在座的都应声起立。沈鸿烈面部肌肉抽动了两下，还是慢慢地举起酒杯：“嘿嘿，共商抗日大计，不敢当，然而沈某倒想看看贵党贵军的抗日战绩，听听肖司令的良计妙策。
听着沈鸿烈这种酸溜溜的话，肖司令感觉很不是味儿。但他很冷静，喝干了杯中的酒，缓缓坐下，清了清嗓子说。“沈主席客气，我们应该领教你的高见。至于战绩，我可以马上派人造表通报。目前我们在津浦一线开展了破袭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还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准备条件。”
沈鸿烈话锋一转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山东近年多灾，百姓负担很重，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肖司令不等沈鸿烈说完，便截断他的话：“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事隔一年，沈主席不见得就如此健忘吧? ”
“嗯，这——”沈鸿烈无言以对，拿着手巾直擦头上渗出的虚汗。
肖司令淡淡一笑，又说：“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炎黄子孙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
沈鸿烈脸拉得老长，冷笑了一声说：“统一，该不是把各路人马都统一到你八路军的麾下? ',
肖司令强压着怒火，正色问道：“沈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鸿烈朝他的秘书长使了个眼色。秘书长狡黠地笑笑说：“听说，贵军吃掉了一些地方部队……”
“哦。”肖司令爽朗地说，“对于破坏抗日的汉奸武装，
对于助纣为虐的害群之马，理应锄之！”
一直没有说话的牟宜之也忍不住了，在一旁开了腔：
呀，那些汉奸土匪不打日本人，光知道鱼肉乡里，老百姓谁不恨得咬牙切齿。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
“来，上酒！”沈鸿烈一声喝，打断了牟宜之的话。他呷了一口酒，骄横地说：“倘若有人借用抗日名义，私自积蓄兵力，扩张地盘，那又居心何在呢？”
肖司令昂然回答：“沈主席大可放心，我党我军光明磊落，诚心奉行国共合作方针，一切皆从抗日出发。我们收复之地，都是r国军’遗弃、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这些失地，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决无其他图谋，天日可鉴。”
沈鸿烈冷笑道：“既然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即宜卷甲收戈，静听调遣。乃人不散队，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资货于商，据陆而复问水，市马而复造舟，其间能说终无异志?"
肖司令对沈鸿烈的蛮横和无赖，实在不想多费工夫去驳斥，只是恳切地告诉对方：“沈主席，眼下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彼此都应去掉成见，精诚团结。太平天国的千王洪仁矸曾经说过：“倘邦中人不自爱惜，则鹬蚌相争，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沈鸿烈眼皮一搭拉，摆出了省主席的架子：“不管怎么说，乐陵是卑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司令坦然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各界民众的赞扬和拥护。牟县长，我们该没有什么使你感到不便的地方吧？”
牟宜之连连摆着手说：“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话不投机，都无心用酒，只一个小时就散了席。散席后，沈鸿烈又留牟宜之单独谈了好久。
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同志说：“沈鸿烈为了拉我，玩弄手腕，私下以高官相许，说让我当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掉我这个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辞谢了。”
肖华同志笑了笑，说道：“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哟。他的真正企图，是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是指向我们挺进纵队的。”
牟宜之望着肖司令，钦佩地点了点头。
不久，沈鸿烈又致函肖司令，说要前来乐陵洽商政事。很明显，他是企图再次同我们较量，妄想慑服挺纵，赶走我们，实在不行，也可显显省主席的威风，挽回在惠民失去的面子；再不然，那就带走牟宜之，另派顽固分子同我们磨擦。
肖华同志接到信函后，觉得这又是一次对沈鸿烈进行争取，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充分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他命令我们摆下宴席，先是以礼相待，必要时再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叫我负责军事戒备，以防不测。我便电告正在庆云、无棣、盐山边界庄科一带活动的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德和二营教导员王子翰，火速带部队回乐陵待命。其后肖华同志又找来乐陵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交代一番。肖华同志办事果断，有魄力，很快便部署停当。
这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辕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坐汽车来到乐陵。
他走进县府大门，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牟宜之等人把他迎入客厅。那里已经摆下宴席，可沈鸿烈却假惺惺地装作俭朴，自称惯于吃素，尤其抗战期间更应简宴。但他还是未等邀请便已入席。
主客寒喧之后，谈到正题。肖司令再一次提到抗日统一战线，说：“只要全国上下、民众各界，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日寇是一定会被打败的！”
“咳，谈何容易，谈何容易。”沈鸿烈摇晃着脑袋说，“日军兵器精良，国力雄厚，国军在徐州、南京重兵防守，尚且抵挡不住。贵军武器陈旧，装备简陋，如果同日军交战，岂不是以卵击石?"说着阴险地笑了笑。
邓克明等几位同志气得火冒三丈，愤愤地站了起来。肖司令用目光制止了他们，然后，爽朗地笑着回答沈鸿烈： “正义之师必胜，不义之师必败，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为了捍卫国土完整，驱逐日寇，我们即使撞个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沈鸿烈眼珠子转了转，拉长了阴沉的脸说：“贵军精神可嘉，但日人强悍毕竟是事实，不强悍，怎么几个月便占了大半个中国?不强悍，宋哲元十几万大军怎么也被击溃？你们知道二十九军是中国陆军的劲旅，它有四个正规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两个混成旅，连他们都敌不住日军，还……”他说到这里便截断了话尾，接着摆出一副忧伤的神色叹了口气：“唉，一方面是日人强悍，一方面也怪我国力弱，不是吗？动形落后，商战而败，工战而糜，乃至农业亦相形见绌，棉麦生货仰给舶来……”
“这能怪谁？”一直没有开口的牟宜之愤愤地插了一句。“都是当局对外无统制之策，对内无富国之心，乐岁则挥霍无度，灾歉则束手待毙，民生所以枯萎，所以……”
“放肆！”沈鸿烈狠狠地瞪了牟宜之一眼。但牟宜之并不屈服，额头上的青筋蹦得更高。
肖司令向牟宜之投过去赞赏的眼光，然后，脸朝沈鸿烈说：“沈主席，日寇固然强悍，我们也不讳言自己的国弱民穷，但落后总不能任人欺负，落后总不能看着别人把自己的国家灭亡。我们虽然不强大，但日寇也有很多弱点。他们国小人少，而又野蛮暴虐到极点，国外树敌既多，国内矛盾又大。他们战线无限拉长，兵力分散，缺乏协同；在动员上，常见临时抽调，在财政上，更多挖肉补疮，军事生产供不应求；使用朝鲜、蒙古军队，更多顾虑；而其本国军队，厌战反战情绪也会逐渐增长。这一切，都不利于日寇支持长期战争。而我们有四万万同胞，只要大家攒足劲，坚持抗战，将日寇赶出国土，我想是一定能成功的。阳明堡的胜利、平型关大捷，不是已经说明了问题？”
肖司令说得慷慨激昂，使人听了感到热血沸腾。
沈鸿烈的眼睑挂了下来，阴冷地说：“肖司令，胆量并非表现在嘴上，有能耐别呆在后方。”
“对，躲在鬼子屁股后面鼓噪呐喊，净占些敌人扔了的地方，这也算抗日?”国民党鲁北副专员薛儒华也跟在后面帮腔。
“怎么不算抗日？，邓克明同志抑制不住怒火，愤愤地站了起来。肖司令也微微涨红了脸，但他善于控制感情，还是捺住了怒火，压低声调缓缓地说：“我们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是控制了敌人后方，同前方形成了前后夹攻的态势，至少是加重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拖住了敌人的后腿，限制了敌人向正面推进的兵力和速度。今后，日寇势必还将回师华北，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因而这里即是前方。到那时，我们众志成城，日寇就不能横行无忌。能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是抗日?”
肖司令义正词严。沈鸿烈脸色由灰变青，一时理屈词穷，耷拉着脑袋。忽然他又挺起脖颈，气势汹汹地说：“即便是抗日，也轮不到你们!”
沈鸿烈气急败坏，露出了赤裸裸的霸道，使得举座愕然。肖司令气宇轩昂地站了起来，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严正地驳斥说：“沈先生如此说来，未必妥当吧？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反对我们抗日，岂不也拂逆了蒋委员长庐山讲话的意旨。”
沈鸿烈一时无言以对，他用手使劲拔掉下巴上的几根短须，突然气急呼呼地站起来：“道理我懂，而且沈某更懂得你们应该尽快撤出山东，否则不但夺了我的地盘，还夺了我的部下。”接着他扭头朝着牟宜之，声色俱厉地喝道：“立即随我回省府！”说完便率领兵丁亲随，气汹汹地走出餐厅。宴会不欢而散。
跟在沈鸿烈身后的两个马弁，挟持着牟宜之，不容分说，把他推上了汽车。
我们看着沈鸿烈那副斗败的模样，心里感到好笑，这家伙想用三寸舌头、几泡吐沫来吓倒我们，把我们赶出山东，结果自己在宴会上大丢其脸。但是眼看着牟宜之被他们带走，我们心里想：沈鸿烈今后另派个反共的人来接替牟宜之，出任乐陵县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他必定会这样做；上前救下牟宜之吧，又有点不妥，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不能干涉。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看了看肖华同志，见他镇静自若，只是鄙夷地望着远去的车队。原来肖华同志料到沈鸿烈此行不善，事先已作了周密的安排。
沈鸿烈的一溜汽车，刚刚驰到城外南关，便遇到上万名群众的拦阻。黑压压的群众，在我乐陵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同志的带领下，将汽车团团围住，并高呼口号：“拥护牟先生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反对破坏抗日者!”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朝着人群开车。这时拥在车头前面的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太太，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上，恳求沈鸿烈留下牟县长。沈鸿烈晃可奈何，又命令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不少青壮年汉子都怒目圆睁，卷起了袖子。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群众见留下了牟县长，便让开一条路。沈鸿烈狼狈地逃出群众的包围圈，灰溜溜地窜回惠民去了。后来我们听说；沈鸿烈因为在乐陵丢了脸，恼羞成怒，回到省府后大骂共产党八路军，还咬牙切齿地说，“不赶走挺纵，不搞掉肖华，死不瞑目”。在敌人“扫荡”鲁北时，这家伙毫不抵抗，带着省府机关和吴化文旅逃到鲁南去了。
乐陵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反顽斗争情绪，也使牟宜之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牟宜之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曾先后两次去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另一方面，在乐陵这场斗争中，也充分暴露了沈鸿烈的反共通敌嘴脸。其实，沈鸿烈在这以前和以后，都犯有大量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据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说，一九三九年冬，沈鸿烈的省府住在临胸县吕匣店子一带，同八路军相距十余华里，牟中珩亲眼看见沈鸿烈指挥省府卫队，用蓝旗作联络信号，配合日寇向鲁村以南的八路军猖狂进攻。沈鸿烈还利用他的学生鲍文樾当汪伪政府军政部长的关系，经常同汪精卫秘密书信来往。由于这个反共通敌的家伙担任着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所以，山东全省的国民党行政专员和县长，以及十几个保安旅旅长，大都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暗中勾结日寇，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最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投降日寇，变成了伪军，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给我挺纵在鲁北从事抗日斗争增添了许多困难。
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精心炮制的“冀鲁联防”，已经输了一半。无独有偶，河北的鹿钟麟则输得更惨。
鹿钟麟与沈鸿烈不同，沈鸿烈企图借口统一军令，用嘴皮和诡计把我军赶出鲁北；鹿钟麟则妄想用武力吃掉津南我军。他收买了盘踞在盐山四区大赵村、苏基村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孙枪支弹药，要孙仲文替他消灭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侵吞我津南根据地。津南是救国军早期活动的地方，已经建成了庆云、盐山、宁津、南皮、东光、沧县等八个抗日县政府和一个督察专员公署，根据地比较巩固，但兵力还不雄厚。
孙仲文这个恶霸地主接受鹿钟麟的指令之后，便将手下的千余人马布置在大赵村、苏基村、丁村和附近的几个庄子。还在这些村庄里挖了寨沟，垒起寨墙，又凭借大车道将这些村庄联成一片，形成了一座可以连环呼应的反共堡垒。从这座堡垒里伸出的一只只魔爪，扣押了我党的来往人员，活埋了抗日干部，打死了我军游动哨兵……。孙仲文得寸进尺，越来越猖狂。
那时盐山县划分为五个区，城关为一区，旧县以北为二区，望树村以东为三区，王文村以北为四区，高湾镇以北为五区。这五个区，除了第四区以外，都是我军的根据地。其中第五区位于孙仲文盘踞的四区和无棣县之间，而无棣县又是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六旅旅长张子良的地盘。孙仲文见五区环境对他有利，便企图先吞掉五区，然后霸占整个盐山县。一九三八年秋末的一天，他先派副官带领大批武装，拿着他的亲笔札子到五区找我区委负责人。这个副官来到五区区委所在的村庄，便指挥部队包围了区委，将两挺机枪架在区委门口，而后大叫大嚷，要区委领导出来接信。
当时，五区区长周保成同志和区委另一个负责人姜仁奇同志，见是孙仲文的人马，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耐着性子，接过了信。一看，只见信里写的净是狂言乱语：以…“限即日起，贵区须听命于我孙团长统辖，从速缴纳钱粮，区部人员、武器、装备亦应统计造册报来，若有抗命，严惩不贷……”周、姜二人看罢，怒火直往上冲。但他们为了避免扩大事态，硬是按下火气，邀请那副官进屋，并交代炊事人员做饭招待孙伸文的人马。
可那副官将我方的忍让和大度，看成软弱可欺，越发趾高气扬。他竟当众将我方饿着肚皮省下粮食做成的米饭，馒头，扔在地上，用来喂马，同时还纵容部下在区委所在的村子里抢掠。
周区长和姜仁奇同志忍无可忍，严厉指责了那副官的挑衅行为。那副官不但置之不理，反而狂妄地耸耸鼻梁说：“哼，我们的孙团长和无棣的张旅长同时举兵，两下夹攻，你们挡得住吗？不叫你五区寸草不留才怪！”说完把手枪朝天上一抛，又伸手接住，还做了个极度蔑视的鬼脸。接着便骑上高头大马，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下，吹着铜号，哼着怪腔怪调，耀武扬威地走了。
看着孙家走狗那种旁若无人的嚣张气焰，区委工作人员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周区长立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到旧县镇，交给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杨靖远同志，报告了孙仲文派入前来恫吓，企图吞并五区的经过。
杨专员对党忠诚，办事精明，政策观念强。他接到周区长的信，决定先礼后兵，争取用谈判方式说服孙仲文放弃反动立场，平息这场风波，粉碎鹿钟麟的阴谋，如果这一步不行，再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一面派人去乐陵给肖华同志送信，报告孙仲文的反共活动和自己的打算，一面就亲自前去会见孙仲文。
肖华同志接到杨靖远的信后，便把在乐陵附近活动的几个支队的领导人，召集到乐陵碰头，研究同孙仲文的斗争。
我们几个干部赶到乐陵县城，走进肖华同志的宿舍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肖华同志还没有休息，他披件夹衣，坐在炕上，炕头放着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油印小册子。他见我们进来，便将我们让到炕上坐下，然后将杨靖远同志的信，交给我们几个人传阅。
等我们看完信，肖华同志拿起一根小木棍说：“鹿钟麟已经向我们动手了。”他用小木棍指着地图上盐山县的大赵村，“据我估计，孙仲文那小子，仗着手下有千把人的队伍，背后又有鹿钟麟撑腰，准定是气粗胆壮，很难用道理说服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杨专员这次去同他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觉得肖华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同时更担心杨专员深入虎穴，凶多吉少。我便将这种担心说了出来。
大部分同志听后都面露忧色，但孙继先同志沉思了一会说：“老周，你对杨专员还不够了解，他虽然性子急躁，但粗中有细，有勇有谋，我相信他即使碰到危险，也会化险为夷。”
肖华同志朝孙继先点了点头。接着用征询的口气问我们：“杨专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现在先从坏的方面考虑。假如我刚才的估计不错，孙仲文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继续向我们挑衅，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随便说说。”
“打！以牙还牙，不能客气。”我愤愤地建议。
其他同志也纷纷赞成：“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不知道八路军的厉害!”“不挖掉毒疮不会消肿，除掉孙仲文，津南就少了一个祸害，就会安稳一阵”“打了孙仲文，痛了鹿钟麟，看那老家伙下次还敢不老实！”
肖华同志听后点点头说：“对。沈鸿烈用文的向我们进攻，我们用文的对付；鹿钟麟用武力侵犯我们，我们也用武力回敬他。这就是针锋相对。只有坚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向日寇妥协投降，不敢轻易发动内战。”
于是，我们决定，如果杨专员的会谈没有结果，孙仲文继续执行鹿钟麟指令向我们挑衅，我们使出兵消灭他。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我们正要散会休息，忽然门外有人喊报告。我站起来打开门，一眼便认出站在门口的是杨专员的通信员。他从旧县骑马连夜赶到乐陵，是杨专员派来给肖司令送信的。我把他让进屋里坐下，肖华同志还亲自替他倒了杯水。
这位通信员抹着额头上的汗，没等我们开口，便报告起杨专员深入虎穴同孙仲文会谈的经过。
那天，杨专员只带了一个名叫吴二楞的警卫员。他俩骑马来到大赵村，见孙家寨门紧闭，便向站在门垛上的哨兵通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
过了好大一会，寨门开了，孙仲文的管家出来迎接。杨专员随管家走进孙仲文的客厅，见孙仲文傲慢地坐在太师椅上，满脸杀气腾腾。杨专员不卑不亢地朝他点点头，便在排开的椅子上坐下。吴二楞则机警地守在客厅门口。
杨专员一坐下，便和孙仲文唇枪舌剑地交战起来。孙仲文原以为杨专员只带一个人，深入刀枪如林的大赵村，容易对付。没想到杨专员理直气壮，正义凛然，一句话象一颗炮弹，逼.得他招架不住。孙仲文在理亏语塞的窘迫中，光秃秃的脑门上露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两腮的肌肉一阵阵抽搐。他恼羞成怒，蛮横地撒起野来，右手狠命一拍桌面，震得盖碗、暖瓶“咣当当”滚落地上。顿时，从庭院的影壁和客厅的背后，跳出十几个早就布置好的打手，一齐向杨专员扑来。
杨专员早有防备，他不慌不忙，右手掏出手枪，左手揪住孙仲文，大声喝道：“谁敢动手，就先宰了你们主子!”这时吴二楞已用身子护住杨专员。
孙仲文一时间吓得杀猪般地嚎叫起来：“弟、弟兄们别莽撞，杨专员，有、有话好说。”那班打手都傻了眼。
杨专员知道不宜再呆下去，便一手拎起孙仲文，脚不点地的直往外走。孙家的一堆饭桶瞪着双眼干着急，一时无计可施。转眼之间，杨专员和吴二楞挟着孙仲文已出了寨门。他俩将孙仲文丢在门口，跃身上马，疾驰而去。
好险呵！我们听后都长长地嘘了口气。同时，更对孙仲文的猖狂感到愤慨。
杨专员的通信员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摸出杨专员的亲笔信。
原来杨靖远同志回到旧县之后，觉得不能坐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决定用武力斩断鹿钟麟伸到津南的魔爪。他已经部署兵力，准备讨伐孙仲文。
当时我军活动在旧县一带的有一支部队，代号叫冀南支队，支队长就是杨靖远，副支队长是傅祥吉，政委是常中芳。冀南支队下辖四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傅中云，二大队队长左庆甲，三大队队长王瑞印，四大队队长宋刚峰。兵力，共有五百多人。
杨靖远抽调一支小部队潜伏在高湾一带，待战斗打响之后虚张声势，又拨出另一支部队，插到盐山和无棣县交界处，防止土顽张子良的保安六旅增援；命令宋刚峰的四大队负责攻打许官村，左庆甲的二大队负责攻打云庄，这是为了首先扫除大赵村的外围据点；他自己和傅祥吉率一、三大队的剩余人马主攻孙仲文的巢穴——大赵村。杨靖远又考虑到盐山四区分东半区和西半区两部分，东半区是孙仲文的地盘，西半区还有地主姜雨村的一支民团武装，姜、孙两家常有来往。为了防止姜雨村出援，便叫我五区负责人姜仁奇同志写信劝告姜雨村严守中立。姜雨村是姜仁奇的伯父。
战斗行动准备采取夜袭方式。
杨靖远在信的末尾请示肖华同志，是否同意攻打孙仲文，如果同意，上述部署是否妥当。肖华同志觉得杨靖远的出兵计划同我们刚才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兵力部署也比较周到。便命令通信员立即返回旧县告诉杨专员：可以照此行动，但要谨慎小心；俗话说， “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孙仲文竟敢明目张胆地充当反共先锋，他是有一定实力的，我们千万不可轻敌。
这时雄鸡已经打鸣，我们在肖司令的宿舍里过了个不眠之夜，但大家却没有倦意。
杨靖远接到肖司令的指示后，便立即行动。第二天夜里，萧瑟的秋风吹在人身上，很有些凉意，月牙儿也躲进厚厚的云层里去了，天空乌漆抹黑，伸手不见五指。借着这风高月黑的掩护，杨靖远、左庆甲、宋刚峰兵分三路，同时悄悄出发。因大赵村路程较远，杨靖远为了能与左、宋二人同时抵达目的地，同时发起进攻，便找了个向导，想抄小路直插大赵村。谁知向导竟是孙仲文派出的密探，那家伙故意弯来绕去，直到天明才将杨靖远带到大赵村。
到了大赵村，只见寨门紧闭，丈把高的土围子垛口间都伸出了枪筒。很显然，孙仲文已有了防备。原来，左庆甲、宋刚峰已在头一天夜里偷袭成功，拿下了许官、云庄两个据点。但从许官和云庄逃出的残敌，连夜赶到大赵村，向孙仲文报告了两地失守的消息。孙仲文立即警觉起来，加以戒备。
事已至此，只得采取强攻。杨靖远同志手一挥，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向寨门扑了过去。但孙仲文在寨门两边的墙垛口里，布置了好几挺机枪。密集的弹雨，捎着尖利的哨声倾泻下来，封锁了通向寨门的道路。战士们被迫退了下来。接着又是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我军不能接近寨门，孙部也不敢杀出寨门，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杨靖远身边虽说有两个大队，但兵力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火器也不如孙部。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场形势的发展逐渐对我军不利。
杨靖远伏在村西南角上的麦秸垛旁边，见大赵村久攻不下，战士们都被压在村外的庄稼地里，心里非常着急。他估计许官、云庄已经得手，便准备派人去调宋刚峰来增援。刚站起来，不料土围子的墙垛口飞来一颗子弹，打中胸膛。杨靖远同志站立不住，扑身倒地，当场殉难。
战士们见杨专员倒地，奋不顾身地涌上来抢救。但顽军居高临下，弹雨纷纷落在杨专员周围，抢救的战士连续倒下好几个，一时不能接近。接着土围子寨门大开，里面窜出来几十个凶悍的家伙，抢走了杨专员的遗体。
紧接着副支队长傅祥吉同志也中弹牺牲，三大队长王瑞印同志的头部被子弹划了条口子。战士们失去指挥，寡不敌众，只得撤出大赵村。
孙仲文这个老恶棍，夺得杨专员的遗体之后，残忍地将尸体斩成三段，割下头来挂在寨门顶上，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我们昕到进攻孙仲文失利和杨靖远同志遇害的消息，都为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我们少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感到揪心的悲痛，同时更为孙仲文的凶残所激怒。
当天，我们就为杨靖远同志开了追悼会。肖华同志亲自写了一副挽联：“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并且在会上介绍了杨靖远同志的生平。
杨靖远同志原名赵荣山、赵仙舟，辽宁沈阳市东陵人。生予一九O二年。他幼年在私塾读过六年书，后又到中医专科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沈阳的第二天，他趁乱率领数十人，在铁路隧道里击毙鬼子十余名。而后开动机车进入关内，在北京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他曾住在香山，任华北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后又在京、津一带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党派他到冀鲁边来领导抗日。没想到只几个月时间便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追悼会激起了指战员们的强烈义愤。我向肖华同志请战，要求让我带兵去收拾孙仲文。肖华同志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便带领六支队的七团（这时六支队已由三个营扩展成七、八两个团），离开乐陵，连夜开赴盐山。走到距离大赵村一里多路的地方，我将队形摆成三路纵队，我率一个营居中，团长李子英带一个营为左翼，营长仉鸿印带一个营为右翼，齐头并进。
一到大赵村前的庄稼地，我们便展开兵力，向孙仲文发起强攻。孙仲文虽然强悍，毕竟不是我主力部队的对手。转眼间，大赵村即被攻破。孙部残余人马，大半缴械投降，少数企图负隅顽抗的，全部被消灭。孙仲文这个狡猾的家伙，化装从地道逃走了。消灭了孙部以后，我军在盐山第四区设立了抗日区政府，调第五区的姜仁奇同志任区长。接着又趁势向东北发展，建立了渤海岸的新海县抗日政权。
至此，“冀鲁联防”宣告破产。沈鸿烈和鹿钟麟企图对我软硬兼施，南北夹攻，但也被我软硬兼施，各个击破。这一来，沈鸿烈和鹿钟麟老实多了，不得不稍稍收敛起将我们挺进纵队赶走的念头，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这场斗争的胜利，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样一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