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轰炸东平县城后，我回到家乡。一日，我正在地里干活，老同学宫宝廷告诉我老校长尹鼎祚在四区组织抗日游击队，我找到尹鼎祚要求加入游击队，因家中没有快枪而无法入伍。就和大哥合开了一个小药铺，老同学王月如(后改名王相臣)、郑云凤（后改名郑杰）、郑同轩（简师班同学）常来小药铺讲述抗日形势，还新结识了抗日工作员李守恭(后改名杨村夫、李敬堂）和徐家保(后改名徐维新)。1938年的一天夜间，郑云风和焦履鼎来我处，郑云风向我和郑树兰、李玉卿三人讲明了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三人都说愿意。他拿出三张党员登记表，让我们填好，同时宣读了党的组织纪律，并将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三个月候补期满后我们转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8月17日(农历7月22日)，伪军千余人侵占东平县城。农历8月14日，日军的汽车载着日伪兵和大炮驶过须城，村口岗哨报警后村民逃往北山躲藏。敌人在须城东门外用大炮向白佛山轰击，打完炮后退回县城。此后，天天“炸”(即虚惊引起的恐慌逃跑)。有时一天要“炸”好几次。有些人怕敌人黎明袭击，每天夜晚睡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或石棚沟、吃人窝。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县长周持衡建立了抗日武装，下属三个营：五区的解庆芳为一营营长，六区的陈本清为二营营长，三区焦元绅为三营营长。一营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政治工作较强，在韩山头和敌人遭遇，奋勇拼搏，损失较重。二营长陈本清打仗勇敢，有实战经验。在官庄屯阻击战中，当敌人疯狂扑来时，他脱掉上衣，赤膊上阵，端起机枪跃上豪沟向敌人迎头痛击。敌人伤亡惨重，退回县城，我方安全转移。
全国抗日形势进入相持阶段，东平环境更加恶化。以三区为例，敌人据点林立，须城、尚庄、大洋、舍山口、王村、无盐、北城子都被敌人占据，我方前三年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部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县区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建立可靠关系(内部称为保垒户)开展和建立两面政权(一面支持抗战、保护干部，一面应付敌人)，和敌人周旋，人称“白皮红心的萝卜”。我村就是两面政权。此外还有四个“堡垒户”：郑树兰、郑洪敬、焦履鼎和我家。
1940年焦元绅投敌后，东平三区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县委和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由县府领导干部赵效三、四区干部侯阁臣、王相臣一起在虹桥村蔡兆水弹棉花的窨子里召开了驻驾村乡党员村长会，赵效三在会上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敌要以政治斗争为主，分化瓦解敌人。在战术上要以小部队、武工队活动为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伪区长焦元绅正在建立伪乡村政权，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咱的人打进去，当他们的乡、村长。这样的政权，叫做‘白皮红心’的乡村政权，也叫做两面派政权，即内心向我，表面应付敌人，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抗日。”这样就使党员们认清了形势，工作上有了方向。
焦元绅建立的伪乡村政权，经过我区干部徐维新、侯阁臣等人的活动，选出邢德功、王元江为正副乡长，郑树兰当文书。1940年底邢德功调伪三区代办处主任（后任伪县代办处主任），王元江任乡长，郑树兰任副乡长，焦履鼎为文书。先后调入和发展了党员十余人，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焦履训任支书。这个地下支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联络和依靠抗日积极分子，在敌人心脏里绞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条伏线是郑杰埋下的，自从他介绍郑毓沂和我入党后，我兄弟二人在村里以济世救人作掩护，做些抗日的宣传工作。
敌人在须城安设据点后，拼命向抗日根据地蚕食，设据点，周围村庄变为敌占区。焦家村的地主土围子里一度成为汉奸的据点。日军在“皇军安民”的欺骗告示下，准许恢复旧小学，以灌输他们的奴化教育。乘此时机，郑毓沂当了焦村小学的教师，我则利用郑杰的关系到官庄屯小学当了教师，后又到须城小学教书，我白天在学校上课，有时夜间要回家履行地下工作任务。
1941年以后，日寇迅速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增设据点。在三区除须城据点外还有尚庄、大洋、丁家坞、金山口、北城子都安设据点，挖封锁沟，建封锁墙，还在重要山路口设暗卡，以分割包围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我县区抗日干部被迫转入地下，昼伏夜出，以“堡垒户”隐身，和敌人周旋。县区干部赵效三、李诚、王相臣、徐维新、郑杰等是我家常客。1942年上半年，赵效三交给我一份纪念崔宣平县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文稿，叫我抄几份，以便分发。下半年一个深夜，他又交给我一份文稿，是向全县民众贺年的祝词。他们每次住我家，都要讲国际国内形势。李诚还专门讲了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守民族气节的道理。
1943年，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下，东平三区伪军连夜遁逃，龟缩城内，须城周围村庄解放。我地下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后，县委重新分配工作：王元江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焦履训任三区助理员，后调任六区区长；郑树兰任县武委会供给股长；井庆福任县委司务长；李保树任新七区行政助理员。这些地下党员在敌人心脏里经受了风险和考验，保证了县区干部的安全，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营救我被捕人员(全区42个村干和抗日积极分子，时称“42难民”，全部被营救出来，恢复了抗日工作)。在武器的保存和供应方面，当环境恶化时，区长郑杰将长枪20支、子弹300发交给元江和树兰保存，形势好转后，又从地下挖出来武装了三区区队，同时通过各种关系，为地下工作人员购买短枪十支，又为区领导干部购买匣枪10支。总之，这批地下党员，功不可没。他们完成任务后公开了身份，老百姓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都是八路军！”
“中共东平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是党内的绝密名称，对外称“政工室”。县委机关人员构成是：县委书记兼政委赵效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强子正，宣传部长王相臣，秘书陈士诚，组织干事是我，司务长井庆福，通信员董庆顺，炊事员老许，合计8人。机关一般三天转移一次，必须在黄昏后天亮前到达目的地，否则就要暴露目标。我的主要任务是党务工作，如收缴各区、各部门的党费上交地委，按期登记、统计、存储、上报，做好新党员详细登记表，党员调动转关系，个别党员谈话等等。赵效三的讲话记录是用记在三合板纸订成的本子上的，开会时几天就是厚厚的一本，夜间行动时我必须背着，遇到敌人扫荡时，事先要把文件存在夹皮墙里。
1944年冬，王相臣负责举办全县党员骨干训练班，我除参加学习外还作一些筹备等具体工作。参加学习人数共约20多人，学习的内容，是国内外形势和怎样当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党》一书中的章节。怎样当好党员和村干部的话题，形式是随意漫谈。训练班后期，忽接到日寇要出城抢粮的情报，训练班提前结束。学员回区，相臣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六七人，连夜潜入土安村。黎明时分，一队敌人从辛庄村经过未敢停留，早饭时间，即听到山西面有枪声，正是芦泉屯方向。我们爬上山顶观察。不到一小时，激烈的枪声停止了，我军大获全胜。其中一名战斗英雄是我村的焦履耕(焦履奎的哥哥)，他平时喜好武术，这次用大刀和鬼子拼搏，砍杀了许多鬼子。
1945年初春，县委在尚庄召开整风学习，参加学习的区级干部和县级科局长及部队连以上干部约百人。五月中旬，机关移住北小屯天主堂内。一天傍晚，相臣告诉我们，机关要立即南移至赤脸店。住下后赵效三才告诉我们：“今夜要听到炮声”，并令我们到附近村庄检查担架准备情况。我乘此机会回到焦家村，碰到郑树菊赶紧告诉他：“今夜要打县城了”，全村沸腾起来。1945年5月17日20时，我军开始攻击，5月20日全歼敌伪军，东平县境全部解放。八年抗战，东平提前胜利。县委机关移驻古台寺，迎接新任务。
1945年夏，赵效三调专署工作，王玉珍任县委书记，王相臣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四区区委书记张剑霆任组织部长。相臣除了照顾机关工作外，主要精力放在古台寺的“减租、减息”和“倒租倒息”工作上。我跟着他跑腿、传话、叫人、开会、记录和搜集整理资料，白天坐机关，夜里下基层。所谓“减租”、“减息”，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在老根据地实行的一种合理负担政策。原来地主和佃户五五分粮或称“二五”减租，租额减25％。借贷关系的利息，由原来的三分利，改为半分利。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抗战积极性。这种政策由于时局变化，未能推行。1945年，东平解放，开始在古台寺进行“减租减息”试点，按以上政策，发动农民向地主清算。采用累计办法倒回的地租，向地主清算，开展说理斗争。地主开明一点的，如数交出；顽固不化的就开斗争大会；倒的钱粮，地主拿不出的，就用土地折价，归还农民。农民有了土地，生活大为改善，拥护抗战，积极参军。
1945年夏，县委机关移住一区梁家庄。根据老办法，县委驻地就是群众工作的试点。县委派我在驻地(梁二庄和孙家纸房)附近发动雇佃贫农，开展“双减”“双倒”运动。我下到各村了解，新区群众和老区截然不同，就是怕变天的思想很严重：“如果现在倒了人家(地主)的粮，中央军来了，还要给人家送回去”。针对这种顾虑，我向积极分子、村干部反复说明：“哪些人是中央军？尹大鼻子是国民党，他不是也当了汉奸吗？就是中央军真来了，也不要怕，难道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厉害?我们的八路军消灭了那么多鬼子……”经过反复讨论，村干、积极分子们接受这些意见，顾虑渐渐解除了，局面很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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