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对付民族敌人。同时镇压汉奸、防止奸细混入我党的队伍，这都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锄奸保卫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是抗日战争的需要。
自从有了党，就有保卫党的工作，临淄县也是这样。一九三九年清河区党委就有了锄奸保卫工作，程雨村同志任区党委社会科长，临淄县委也建立了社会科。三九年清河区党委社会科办了几期锄奸保卫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各县建立各县锄奸保卫工作机构。当时临淄参加训练班的有陈祝兴、张汉卿两同志，陈祝兴同志回临淄后任社会科长，张汉卿同志任副科长。四〇年七月，我调临淄县社会科任秘书，并将我原名朱德沅改名朱文刚。
我到临淄社会科以前，我是做基层保卫工作的。四〇年四月上级调我在四区任锄奸干事，对外以区委宣传委员的名义作掩护。当时锄奸保卫工作是单线领导，绝对秘密。基层工作也是这样，从党员同志中，挑选一至二人搞锄奸工作，单线联系，逐个宣布纪律，不是党员也要讲明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严明纪律。当时我在的四区，有一半村有党支部，根据县委社会科的工作部署，开始建立锄奸网的工作，主要在乡总支和村支部中设立锄奸委员，然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村庄大小，建立二至三人的锄奸网。其他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调社会科以后，又调来王立欣同志，这样社会科就有我们四人，县里有警卫班，名义上是县委的，实际上是社会科执行锄奸任务的武装，人数有十七、八个人，社会科的主要任务是：
一是续续开辟工作，扩大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影响。一九四0年我们就在城周围开辟工作，建立树支部，发展党组织等，陈祝兴同志带领警卫班的同志把工作开辟到二区的南部。
二是执行锄奸任务。这项工作要靠警卫班的同志去完成，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犯人当场执行，有的带回来执行，有的经过教育放走。那时我们也开始注意讲政策了，这样做对震慑汉奸作用较好。
三是大量的培训干部。这时各区、乡锄奸网组织已有较大的发展，急需巩固。当时抗战的形势非常好，所以大量的培训干部是急需的。因此，对锄奸骨干采用学习训练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工作经验和业务水平。这方面的工作，由我和王立欣同志负责，我记得办了三期训练班，每期十天至半月，主要训练乡、村骨干，每期三、五十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区党委社会科编的教材，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还有区党委、山东分局领导同志写的文章，如刘居英、刘子久等同志的文章。同时也联系些实际，毕业前，宣布纪律，部署工作，那时的训练班吃住都很简单，住到那里，吃到那里，派饭拉条子，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情绪很高。第一、二期办的都很顺利，第三期遇上鬼子“扫荡”，搞的时问长了一点，移了几个地方，还是坚持办下来了。我们社会科办的这几期学习班，对以后锄奸保卫工作的发展和巩固都起了很大作用。
四是社会科还有打击敌人，消灭汉奸，拨除隐患的任务。一九四O年六、七月间，我独立营长王砚田还没有叛变，他的四哥王四在临淄田区乌河以南接近敌区的小边家村成立了一个特务队，有十七、八个人，他们的活动处处与我乡村干部为敌，一些党员不时被他们秘密杀害，王四是对我们干部暗杀最凶的一个家伙。经县委研究，决定秘密把他们干掉。我和四区区委书记吕仁德同志负责，带领警卫班干这件事，这次执行任务我们去了不到二十人，都用短枪。村支部在其内部布置了一个给他们烧水的作内线向外送情报。到了晚上，由村支部的同志给我们作向导，把我们引入其院内，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激烈战斗，除跑掉三人外，其余十几个人全部被解决，这次战斗我与吕仁德同志配合的好，警卫班的同志个个机智灵活，顽强勇猛，又加之敌人思想麻痹，这一仗打的干净利索，我们无一伤亡，当晚我和警卫班的同志返回县委住地。这次缴获短枪十几支，自行车八辆、军毯等，抓到的敌人全部处死。
这次严重的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同时也引起了内部的一些纠纷。王砚田利用合法地位向杨国夫司令员告我们，说临淄县委解决了他们的人。我们不承认，以后杨国夫司令员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这事是我派人办的，王四违法乱纪，群众告发，一时又找不到你王砚田，所以我就先派人解决了。这样把我们掩护下了。我们这样做，上级肯定了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一九四0年十月，陈祝兴同志调博兴，他调走以后由我任社会科长，同年十一月成立社会部，我任社会部长。
一九四O年我们临淄县的抗战形势是好的，敌人的据点只有呈羔、岳家、桐林，店子、石槽。呈羔据点里常住有鬼子一个小队，其他据点很少住鬼子。汉奸人数也不多。鬼子、汉奸大部龟缩在据点里，很少到我们根据地扫荡。我们的根据地连成片，地盘很大，白天我们的干部可以公开活动。
一九四0年十二月或一九四一年一月，根据上级指示，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在大夫店成立临淄县公安局。公安局成立后，我任局长，下设四个科，一科侦警科，科长张汉卿；二科审讯科，科长刘伦元；三科警卫科，科长由政卫队长罗志信兼任；四科总务科，科长刘玉荣。原社会部的警卫班，变成了公安局的政卫队，队长罗志信，政卫队有三个班，大约三十余人，政卫队的任务主要是看押犯人，警卫政府机关，执行小的战斗任务，有一个短枪班，局里的干部都佩有短枪，全局有短枪三十余支，盒子枪五、六支。
公安局成立，各区的除奸干部也改为区公安特派员。临淄县公安局这个班子，就是原来县委社会部的那一套人马。
一九四一年、四二年以后，日寇回师重点扫荡，对我进攻，实行蚕食封锁，三光政策，到处按据点，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我公安工作，我所知道的长山县是一直坚持敌区斗争的，工作好、基础好；邹平、高苑、蒲台原有一部分游击区根据地，这时期基本上也被敌人占领了；以后开辟的博兴、广饶北部地区也有很大缩小，并是贫瘠地区。我军区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四一年夏天我清河军区部队打到沾化，打垮国民党顽固派何思源，解放沾东义和庄、老鸹嘴一大片土地，并建立沾化县抗日民主政府。我们又有了回旋余地。但总的根据地越来越小，我工作基础、党的组织受到摧残，斗争进入了相当艰苦的阶段。
临淄县的情况更是艰苦困难。一九四一年王砚田叛变以后，经常配合日寇对我扫荡。四一年下半年，临淄县基本上没有我们的落脚之地，我们的活动在广饶三区。四二年上半年广饶三区也不行了，就转移到博兴四区。一九四二年十月我奉命调走时，就在博四区的兴合一带向李铁峰同志交待的工作。
临淄环境急剧恶化，王六叛变，造成了抗战极其艰苦、极其团难的局面。
王六，名王砚田，一只眼，所以又叫一眼六，原临淄四区薜家屯人，他是由盐警出身，是个土匪。当时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逃跑政策，各地土司令多如牛毛。一九三七年冬天王六就开始把当地的土匪、兵痞、流氓拉起来，成立了一支队伍，自己当了“草头王”，与国民党顽固派李环秋(住广饶)联系挂勾。这个时期，李人凤、李希晨、陈梅川等同志组织十团(八路军的一部分)，在临淄迅速发展，形势所迫，王六又和我十团联系。当时的政策是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八年我们就收编了他，编为三支队十团独立营，王六为营长。收编后王六并不老实，他只承认十团，不承认三支队。只听李人凤的，不听杨国夫的，目的是离问我们内部的关系。一九三八年冬和三九年春，十团调鲁南，在鲁南把王六这个独立营大部份改编了，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改编以后，王六又从鲁南不辞而别跑回临淄，并带回来四、五十人，三．四十条枪，这四、五十人都是土匪兵痞流氓，是王六的骨干亲信。回来后，他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出头露面。三九年下半年，王六搞清了博兴土顽付相坤的情况后，亲自带领一帮人骑自行车摸到宁王，晚上在付家园子把付相坤包围了，打死了他几个人，搞了七、八十条枪，还有十几条冲锋式，这一下子王六有了枪，又神气起来，拉了三个连。这时候十团从鲁南回来了，我们又承认了这支部队，仍收编为独立营，王六任营长。王四(王六的四哥)也从青岛回来了，王四这个人是日特，很坏，是王六的参谋。
王六第二次收编以后，一直没有和我们配合作过战，他不服从我们的指挥，不听我们的命令，都是单独行动。杨国夫司令员经常找不到他。叛变以前已有许多征候，他的人经常来往张店与日本鬼子有联系；他的部队与我们地方工作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虽然他和我们都是打着八路的旗号，但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我们公安机关已有发觉，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过这方面的情况，上级机关对他早有警惕。后来派了杨炜同志到这个营干政委，但王六已经”羽翼丰满”不能挽救了，终于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叛变投敌。
王六叛变是日寇诱降政策的结果，也是这个部队本身的成份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王六叛变后，把队伍拉进临淄城，被编为伪临淄县保安团，王六当了伪保安团长，死心踏地的当了汉奸。他的部队分住在一、二、四、五区的部份敌伪据点里，王六叛变，对临淄抗日组织破坏很大，影响很坏，给临淄人民带来了灾难。他叛变前，曾经是我军的一部份 因此，对我地方武装、政权、党组织、干部及主要村干的情况比较熟悉。叛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四一年下半年到四二年上半年他协同日寇对我们根据地连续扫荡，据点增加了几十个，原根据地百分之八十变为敌占区，他软硬兼施，在对我地方干部大肆屠杀的同时，又推行了及其毒辣的自首政策。由于我应变的思想教育和准备不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应变措施，所以我们临淄地方党组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被摧毁百分之七十 、八十以上。把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部破坏，把我们的县领导机关赶到广饶三区、博兴四区，斗争进入了艰难团苦的阶段。
王六叛变以后，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引起了混乱，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也叛变了，临淄县民政科长崔砚农，粮食科长朱××都叛变了。四一年冬至四二年春，四区区长、五区长也先后叛变，但是在这样恶劣、艰苦的情况下，我们的区委书记、公安干部、战士、公安特派员一个也没有屈服，对敌人斗争非常坚决。
这个时期，我们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是：
1、组织已不能继续在农村掩护工作的党员干部撤退，去老根据地博兴、广饶学习受训，一九四一年秋到冬，我们往小清河北送过三批干部，每批三、四十人，小清河敌人封锁厉害，据点几里一个，秋天水大，一些不会游泳的干部就用簸箩渡。初冬送了两批，河两岸已结了冰，脱去棉衣渡河，河水没过腰，冰冷彻骨，渡河后，不能立即穿上衣服，赤脚跑上二、三里路才能穿衣服，不少同志这样过几趟，就忠了胃病、关节炎、风湿病，女同志得了妇女病。
2．深入敌区，开展工作，打击特别凶恶的叛徒、特务。我们在一、五区进行了几次。
3、配合部队坚持游击战，坚持游击区的斗争，公安局主要负责搜集情况，也参加战斗。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配合三支队一营(营长李培功)对五区岳家庄敌据点进攻，县长王兴国同志也参加战斗，公安局去了两个班，情报和向导是公安局侦察员李呈祥和他父亲。公安局去的两个班，埋伏在泄柳店西侧沟里，东侧坟莹地里是县大队两个排，共同负责监视和打击城里和辛店方向来增援的敌人。战斗打响后，因敌情有变，没有打好，据点没有拿下来，打死打伤敌伪军七十余人，同时我们在阻击中打死打伤鬼子汉奸十几人。我军伤亡四十余人，我基干一营岳教导员、一连连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公安局的同志一直坚持到最后，无一人伤亡。
王六叛变后，群众情绪低落，一九四一年秋天，王六部队到四区骚乱，公安局配合基干一营打了个追歼战，从耿家坡开始，经过大柳朱台，一直迫到枣园，打死打伤敌人六、七名。这次战斗虽然杀伤敌人不多，但对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气焰，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还配合部队组织群众反扫荡，如一九四二年二月，日伪对我根据地扫荡，我们公安局政卫队长罗志信同志带领两个班，与县大队副蒋庆祥在广饶三区李家庄附近打了从广饶南进的日伪一次伏击战，打死打伤十三、四人，缴获枪五、六支，当我们发现大股敌人合围时，我们突围了，在这次战斗中蒋庆祥负伤。
4、固巩整顿组织，主要是党的组织的审查、联络和恢复，也包括锄奸组织的整顿和恢复，在二、五区和四区的一部份边沿村庄恢复起来。同时也在一、三区个别派人作了些工作，建立了少量关系。
5、负责与邻县敌区工作联络的工作。如负责桓台县来往干部的接送，住处安置等。当时桓台县公安局长王应生(后叛变)来往就住在临淄游击区。
(二)
四二年十月份我调行局任审讯科长。到行局就和在临淄的情况不同了。行局是领导机关，工作单纯了，也有点次序了。主要任务是审讯办案，所负责审理的案件都是行局自办案件和各县送到行局的重大案件。当时行署还有司法处，处长是杨友萱，是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参加过国民党，干过旧司法。但这个人从事革命工作以后，表现还是满好的，作风也很正派。我也跟着他学到不少法律知识，我们结合办案还是很合得来的，因此，办案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记得在广饶县牛庄西边一个辛集村，召开了一次公审大会是我与杨友萱筹备的．以广饶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召开的，会上广饶县门金甲县长还讲了话。这个大会所公审的案件，多是广饶、博兴边界上敌人的一个大据点三里庄的人，其中有死心塌地的铁干汉奸，也有些是给敌人搞情况的，有表现好的，也有表现坏的。在会上宣布释放了一批，判刑一批(实际也是释放，因为那时没有劳改队)，杀了两名。大会开的很成功，体现三三制民主政府的法制，依法行事，宽严结合，是对敌人的一次政治攻势。大会以后，一些干汉奸的就主动的跑出来和我们联系，有的表示虽然干汉奸，但不和鬼子一心，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就愿意为我们作工作送情报。总之，公审会的震动很大。借此，我们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批关系。
但是也搞过错案，错杀过人。昌邑县有一个妇女叫张锦棠，是我党一个地下工作者的爱人，在敌占区当过中学教员，后来跑到解放区。这是个真心投奔共产党、向往解放区、真心抗日的青年，那时只三十岁左右。但由于这是个知识分子，说话有点油腔滑调，穿戴也有点特殊，人们有些看不惯。因此在肃托中，认为她来解放区的动机不纯，怀疑她是敌人派过来的奸细。所以就把她逮捕了。我审理的这个案子，搞了大半年也未搞清楚。后来在一次鬼子大扫荡中，于一天的晚上，在广饶县六户村东南角的一个窑东边杀掉了。这个案子，当时的清河行局局长李震同志在一个材料中已经说明这是个错案。
谈到肃托，附带说一下临淄县长张渔等四名同志在肃托中被错杀的问题。清河区领导机关的肃托情况我不了解。四〇年后半年即听说清河军区及区党委开始肃托，囡我听课知道托匪是民族败类、抽象的感情上知道不是些好东西。一九四一年夏天，清河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带领一个警卫班到临淄找到我，说要抓张渔(县长)、王效川(情报科长)、崔拾一(《清河日报》临淄通讯站长)，还有一个××共四人。我问为什么，李主任简单一说是托派，这样我没有话可说，要我配合去抓，问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即告诉李主任他们各住的地方，并派了两个人配合，由李主任派人抓到带走。当时在县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没有公开讲这件事。不久上级派清河行署副专员王兴国同志(厚临淄县第一任县长)又到临淄任县长，对安定情绪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一直到四二年上半年，张渔等被押在清河行署公安局，一次敌人扫荡中，大概共五、六个人被处决。此事纯属历史冤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搞“逼供信”造成的恶果，应当予以平反昭雪。
但行局当时总的工作以及与各专局的工作关系都是很正常的。一九四三年的三、四月份，山东公安总局刘居英局长来清河区检查工作，正遇上鬼子大扫荡，一块把我们赶到垦利洼的荆条棵里，当时我负责刘居英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刘居英同志在离开清河去胶东之前。对清河区的公安保卫工作作了个总结，肯定了清河区公安保卫工作的成绩，他说：“清河区的公安保卫工作，适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记得在向刘居英局长汇报工作的会上，还让我发了言，介绍了在临淄县的对敌斗争情况。
（三）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到了沾东。
沾化是个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有“粮食囤”之称的地区。一九四二年初，三支队解放了沾东的大部分地区，赶走和消灭了这一带的敌人，区党委对这个地区非常重视，决定在这个地区建立政权，坚持和固巩这片根据地，首先建立了县委、县府，公安局尚未建立。开始行署公安局派王俊南同志去沾东县委任警卫队指导员，实际是让他去筹建公安局。王俊南同志是个非常勇敢的同志，但光是一个人的勇敢是不行的。王俊南同志在沾东待了约半年的时间，工作开展的不够理想。因此，李震局长和我谈话，让我去沾东帮助工作。我去以后，王俊南同志就调回行局了。不久县委书记范光一同志就和我说：行局已决定把你留在沾东任社会部长、公安局长。因为我一到沾东就参加了县委。在服从组织方面，我从来是不打折扣的，叫上那就上那，叫干啥就干啥。这时沾东的各种组织都已基本建立，县委书记是范光一，县长是石清玉，组织部长杨明，宣传部长林光，民运部长贺光，县大队长宋××，教导员王光辉，县大队公安特派员韩震，后任公安局副局长，有一段石清玉县长去学习，民政科长代县长张涛也去学习，我还又代理了半年的县长．但过问县府的工作少了，主要精力搞公安局的工作。
第一、当时沾东共五个区，我组建公安局的开始，首先抓的基层，配齐各区公安特派员，把基层工作搞起来，这是工作的基础。沾东这五个区，有三个区是根据地，有两个区是游击区，区特派员记得名的有一个叫任玉轩的，一个叫冯梓山的，还有个是小王同志，是区委书记李恒同志给我推荐的，其他特派员都记不清了。在沾东还有个郭家局子，是个海口市镇，这个地方属沾东县，但由清河行署直接管辖，这里设有工商局，有两个局长在那里．有时在工作上有联系，但我们不直接管。各区的公安特派员建全以后，我就着手建设公安局本身的机构，从临淄县要来几个人，从行局也给充实了几个。当时公安局的机构是：我任局长，韩震同志任副局长，罗志信同志任侦察股长，魏湘沅的审讯股长，刘玉果的秘务股长，政卫队已发展的三、四十人，由李怀德同志任队长。在王建南同志任县委警卫队指导员时，还有个队长叫高秀岭，这个人立过功，但也做了大量的坏事。这个人长期住在敌区，带着一支驳壳枪。在那里敲诈勒索、抽白面，影响很坏。这个人的行为我是早有耳闻了，但由于他和公安局没有直接关系，也不好说话。后来县委书记范光一同志知道了，即叫我派人去了解一下，并叫他回来，经调查，高在敌区问题确实严重，调他他又不回来。后来还是范光一同志下了决心，请示地委批准，让我派人把他杀掉了。杀掉高秀岭群众非常拥护，影响特别好，就连他自己的弗弟高俊岭(范光一的警卫员)都很同情，说他罪有应得。
就在我到沾东不久，发生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事件，邢仁甫手下打死副司令员黄骅和参谋长，邢跑去天津投敌。上级决定冀鲁边和清河合并，邢仁甫叛变对沾东根据地群众的震动很大，因这里才解放一年多，群众刚刚扬眉吐气的过日子，就出现了邢仁甫叛变事件，群众情绪是很受影响的。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欢迎冀鲁边区部队过来。不久，冀鲁边区部队开过来一个团，团长叫冯鼎平，我们在太平镇召开的群众欢迎大会。当时唯恐关系搞不好，其实过来以后，军民关系搞的相当好。这时四专区已经成立，不长时间冯鼎平带过来的部队就和四分区的部队合编了，冯鼎平离开部队到了地方。这时四分区的组织概况是：司令员王加相，政委兼地委书记徐斌洲，地委副书记李文，专员冯鼎平，副专员冯基民。
沾东公安局成立以后，大量和主要的工作，是保卫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巩固抗日根据地，这是当时我党的中心工作，头等大事。公安保卫工作是服务、保卫党的中心工作，这是首要任务，其他工作也都是为了这些工作而进行的。
第二、开展敌区的情报工作。我刚到沾东，情况不熟，仅掌握富国和利国敌据点的情况，这里住的是华北治安军，搞了几个内线，敌人内部情况已基本掌握。但到沾化城那边，我们还打不进去，和沾、阳、无又无取得联系，工作不好开展．敌情摸不清楚。后来到了四四年，吸收了部分沾化当地干部和敌占区的同志参加县公安局工作，这就利用当地同志逐步深入到敌区，开展情报工作。从沾化城里抓出几个人来，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后，教育释放。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侦察员，一个叫老郭，一个叫小郭，老郭的名字叫郭世臣，小郭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这两个同志非常机智勇敢，经常活动在敌区，出没在沾化城附近敌人的据点里，我向他们交待：沾阳无公安局我们没有联系，过去后不要管地方上的事，以免发生误会。你们去的主要任务，是从敌人内部抓舌头，通过舌头了解敌人的内幕，弄清敌人的组织状况。他们的任务完成的很漂亮，不断的从沾化城抓过人来，我们通过被抓出来的人，把沾城及沾城附近敌人的组织情况，如伪县公署、警察局、警备队、日本宪兵队、新民会、剿共班、宣扶班以及会道门安清道义会的内幕和组织情况，全部掌握清楚了。后来又经过多方面的核实，情况搞的准确。把敌伪内部的组织情况报给县委书记范光一同志看了，喜的他不得了，他说：“好!我这当地人都搞不清楚，你们不长时间就搞清楚了，这是些好材料，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么。”
第三、通过情况工作，配合部队打仗。当时第四军分区有情报工作，不是全靠我们给他搞情报，但他们对我们的情报是很重视的，因为我们有内线，有些情况他们是搞不到的，把我们所侦得的情报，有时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军分区，有时我就跑去军分区向徐斌洲政委回报，和四分区的关系搞的特别好。一九四四年八月份解放利津城，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形势发展很好。战斗进展很顺利，几天的时间就扫清了利津城周围的几个据点。这个时期，我们对沾化敌情动向都及时回报给军分区，以配合解决利津城战斗的顺利进行。
因送情报我途中受伤。我和沾东人武部长王余音带几个同志到了前线，向徐政委回报了沾东方向的敌情动态。我们回报以后，徐政委说：“你们先吃饭，吃了饭住下休息。”我说：“吃了饭借晚上的月亮回去。”吃过饭后，我们就往回去，每人骑一辆自行车，走的特别快，我和王余音部长在前头，把其他同志甩在后边了。走在盐窝附近，碰上盐窝出来搞水的一百多敌人。这时盐窝据点已被我们团了四天了，敌人连永都吃不上，盐窝的战斗正在进行中，鼓出了这一百多敌人，就在公路边的高梁地里卧着，我和王余音迎头碰上敌人在公路上放的哨，当时我也有点麻痹，认为是独立营的人，就问了一声是那一部份?他们没有回答，在月下一看他们穿的衣服是铜扣子，我发现是遇上敌人了，我就打了一枪，敌人也打了我一枪，我胳膊受伤，我就从车子上摔下来了，敌人又上来捅了我好几刺刀，当时我就滚到公路沟里去了，王余音就转着跑了。王余音同志跑了是对的，因为当时有一百多敌人，一个人怎么能应付得了呢?后来县委书记范光一要整王余音同志，说他“置战友于危险之际而不顾，自己跑了”。我就和范书记说：“当时没有办法，他不跑我们两个都完蛋，跑了是对的。”我当时伤势很重，肺都被刺刀穿透了．听到胸腔里的气从伤口里忽忽的往外出．我认为这下子完了。但当时心里还很明白，我滚到沟里敌人也没有管我，因为我们相遇时已经互相开了枪，敌人怕我们的部队追击不敢久留就跑了。我借当时的一股急劲，咬着牙爬了一里多路，到了一个材里，村里正住着我们的担架队，我一见到自己的人，就不会动了，也不会说话了，呼吸也相当困难。当时利国有一个前线中转医院，担架队就把我送去了，在利国中转医院正在给我洗伤口包扎的时候，有一个汉奸跟着抬我的担架带着一支马大盖枪进去了，两个医生看到来了一个汉奸，抓住胳膊就下了他的枪。我受伤以后，枪也丢了，自己感觉人还活着把枪丢了，总和个事啦是的，后来罗志信同志给我把枪的下落找到了，被民工拾了去交给了利津县公安局。从利国包扎伤口，就把我运到老鸹嘴住院的了。当时四分区司令员王加相和一个警卫连长也受了伤，我们住在一块，徐斌洲政委还到院里去看望我们。我在住院期间，县公安局由副局长韩震同志主持工作。住了两个多月的院，出院后，范书记没让我马上工作，叫我休息了几天，我就回到公安局仍任局长。
第四、抓地方上的斗争，就是抓阶级斗争，那时表现的形式，就是“富穷之争”、“国共之争”。当时还搞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因此，斗争非常复杂。又要斗争，又要讲策略。特别是义和庄，国民党的基础很浓厚，又是汉奸何思沅的老巢。“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梁淑溟在山东乡村试验工农合一的试点，一是在邹平，一个就是在沾化。当时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依靠地主、富农、绅士名流，都是上层人物；我们依靠的是贫下中农，基础群众，我们的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们有的就出来宣传中国只有依靠三民主义。我们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他们就反对减租减息。因此，就和国民党存在明争明斗、暗争暗斗的形势。我记得最典型的是太平镇有一个青年，是在安徽省阜阳一个国民党什么学校受训回来的，他回来后，就在太平镇搞国民党的宣传，讲三民主义。县青救会派了个张志祥同志和这个家伙联系，实际上是去搞他的统一抗日的工作，但说服不了他。因此，我们就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也跟着张志祥去和他一块谈话，后来他看形势不妙，就偷偷的溜走了。这也算是被我们的政治形势挤跑了吧。跑了就算了，因为他是国民党，不是公开的汉奸。如果是汉奸，我们是不放过他的。由于我们开展了地方工作，紧紧的把保卫工作跟上去，所以减租减息、参军参战、支持前线、各级抗日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都是很顺利的。
当时的各区公安特派员，各乡村的公安员，就直接结合地方上的减租减息，保卫群众运动，同时作好锄奸工作。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很高，参军、支前争先恐后。在四四年，我们借春节搞小型参军三、四次，在义和庄一带，每次都是三、四十人。
总之，在当时的公安保卫工作，一切为了抗日，凡是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我们公安保卫工作的目标。
四三年在沾东，贯彻延安整风精神，搞的很成功，整出了积极性。
沾东的干部队伍和传统都是好的。同志间的阶级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关系非常好。党风、社会风气都是很正派的，不象现在这样复杂。那时全县干部住在丰民村集中搞了一个月的敌后整风学习，那次整风学习，体现了毛主席的“弄通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风细语，平心静气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象后来的“三查三整”，也不象文化大革命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次整风，整出了抗日的热情，整出了好的作风，通过整风，建立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学习的文件是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在那时游击战争的环境里，这里住三天五日那里住十天半月，仍然坚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不管是公安干部，还是党政干部，传统作风都是相当好的。我在沾东两年多的时间里，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同时，那时的统战工作搞的也相当好。凡是愿意同我们一道抗日的，都被我们团结过来了。如当时沾东的教育科长禚宝南，是国民党员，干过中学教员，任教育科长后，表现得特别好。参议长刘风鳌，当时已五十多岁了，表现得也不错。
但通过四七年的整风，这些人就完全下来了。如和我一块在行署的司法处长杨友萱，这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作风、品质都很好，就因不是贫下中农，就把他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回家了。一九四七年三查三整中，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成了富农路线的代表，就是因为他们贯彻了统一战线，没有机械的凡事依靠贫雇农。
当然，也不是说那时凡是和我们一道共事的都是好的。如我在沾东时，有一个土地局长叫王世甫，生活腐化，旧社会的习气特别严重，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于四三年整风学习以后，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亲自去作了处理，以县长石清玉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公安局逮捕处决。
我在沾东二年多，四五年日寇宣布投降，利津县城早就解放了，无棣县也是我们解放的，我曾带领沾东公安局政卫队参加了解放无棣城，沾化城的敌人自己跑了。从此，沾化就不分沾东沾西了，统一了沾化县。我任沾化县公安局长，韩震同志仍任副局长。不久，我离开沾化调四专局了。
(四)
日本投降以前，四专区光有地委、专署、军分区，没设公安局。四五年的十二月，我离开沾化，去四专区组建公安局。我任副局长兼军分区保卫科长。当时四专区司令员程绪润，地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文，专员冯鼎平，副专员冯基民。
专署公安局设四个科，一科科长孙秋平，二科无科长，由郭世臣负责 三科科长魏湘沅．四科科长刘玉果，政卫队长罗志信。当时政卫队四十多人，专局总共约有一百人。
四专区辖八县一市。无棣县公安局长陈乐村，阳信县公安局长韩震，沾化县公安局长张荣吉，利津县公安局长李金亮，滨县公安局长王斌，蒲台县公安局长崔景先，垦利公安局无局长．由王子欣主持工作，惠民县公安局长徐盛，惠民市公安局长李曙光。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精兵简政”，专署改为督察机关，专署公安局改为公安督察员，我任公安督察员，隋荣庆任秘书，总共十几个人。四七年我调行局任四科长，崔子明同志接任我四专区公安督察员工作。
在四专局期间，接收处理了一批国民党营团以上俘虏。搞了一段支前，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剿匪。当时剿匪的任务特别大，大部队解放这些地方后，迅速撤走，一地的解放，不等于把敌人的消灭，所以有些散匪成股，到处兴风作浪，对我地方政权威胁很大。当时人少了就不敢行动，单独行动经常遭到散匪的路劫。散匪的一时猖獗，是由于当时军事上调动频繁造成的。解放一个地方部队就调走了，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很快就升级，造成地方上武装力量空虚，因而给散匪一可来之机。
四分区的剿匪，是我和军分区程绪润司令员下的决心，军分区拿出一个连，我从专局政卫队拿出了几个班，共二百来人，结合各县的地方武装同时进行的。经过组织剿匪，凡是成股的土匪都被我们打散了，以后地方治安情况就好转了。当时的剿匪工作，阳信县公安局韩震局长搞的不错，成股的散匪被他们消灭了好几股。
四六年我还参加了一段支前工作，负责往前线运送物资和民工，当时黄河有三个主要渡口，即利津，道旭、清河镇。我是利津渡口支前运输的总指挥，利津县长王雪亭的副指挥，那时我们造了四只大船，每只大船能载三十多辆骡马大车，整天整夜的组织渡运物资，白天飞机轰炸，我们就夜间运，一夜运到六趟。支前工作搞了三、四个月的样子。完成了支前任务。
(五)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又被调回渤海行局任治安科长，这时行局仍是李震的局长，办公室主任王福君，一科长李峰，二科长于海东，三科长杨建东，四科是治安科。我到行局不长时间，就调去土改队，在惠民城西关搞土改试点，在这一段我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惠民西关土改斗争是怎样发动的”；一篇是“怎样分配斗争果实”，渤海日报都发表了。
以后就是召开渤海土地会议，在会议期问，由我带领一个连队负责会议警卫。
中央在华北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渤海区张晔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渤海土地会议，就是贯彻中央这次会议精神，只是会前华东局负责同志检查了一段渤海的工作。这次会议在阳信开了三个多月，张晔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我参加了会议，当时听了传达很受启发。华东的主要负责人邓子恢、张云逸、曾山都出席了会议，后来康生参加了会议。
检查渤海区党委的工作，会议以前就开始了。检查区党委的工作是对的，总结经验，改正错误，把以后的工作作的更好么，怎么能说不对呢?但后来把渤海区党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弄到土地会议上解决，逐步升级，一至把渤海区的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说什么渤海区党委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路线错了，不就一切全错了吗?我总认为：检查渤海区党委的工怍，做法是错误的，不是为了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而是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景晓村、李人凤、李震三同志划成“富农路线的代表”，又以他三人划线，结果在渤海区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换班。无疑，这都是些极“左”的东西，是错误的。
公安机关也从上到下大换了班，李震同志还没被撤职，季某就夺权了，他曾给康生当过秘书，狐假虎威，为所欲为。后来李震同志被撤下来了，华东派来汤镛任公安局长，汤镛这个同志很老练，工作比较稳当、作风也很正派，当时，我们对汤镛、杨帆两个同志的感觉和季就截然两样。
对康生这个人，是否也要历史地看，这个人从来就是极左，如历史上搞的肃托、延安肃反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康生的拿手戏。在渤海搞的“三查三整”，虽不及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时间长和面大，但形势上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把渤海的公安干部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换班，把县局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起来搞审查，简直把公安干部整苦了，把各级公安机关都搞瘫痪了。
渤海区的工作是不是有错误呢?可以肯定的说错误难免，但决非是执行了什么“富农路线，”更不是代表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我认为渤海区党内生活是正常的，干部作风是正派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就公安保卫工作说，我认为成绩是第一位的，渤海公安工作，是李震同志一手创建的，有一些很宝贵的经验，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抓组织建设和队伍培训。从清河时期开始，就注意了锄奸保卫干部的培训。李震同志来以前，王墨庭、胡维鲁、程雨村同志就搞过两次锄奸保卫干部训练班，充实了各级锄奸保卫组织，加强了组织建设。李震同志来了以后，同样重视这个问题。四一年一年就培训公安干部两期，为各级公安机关的建设配备了骨干力量。记得四一年刚建公安局时，各县公安局长都是经过训练的。二是总结经验，运用典型，推动面上的工作。这是李震同志的一个显著的领导艺术。那时只要环境允许，每年都召开公安局长会议，交流经验，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都开过。记忆特别深的是一九四三年公安会议，会上推广了宋鲁源同志坚持“三边”、韩洁石同志坚持长山县的斗争经验，很受启发和教育。四四年解放利津城，李震同志任城防司令，他也总结过如何管理城镇的经验，传达给各县公安局长。后来发表了毛主席“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文章，上面就有运用典型的问题。李震同志在这以前，就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了这些方法。另外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坚持少捕、少杀的方针，他坚持认为，单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因此，在李震同志主持渤海区公安保卫工作期间，渤海区从未出现过大捕大杀的现象。更没出现过象季那样动不动就自己批准杀人的官僚主义行为。
当然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本身，也带有一些“左”的东西，因为那时搞土改还没有经验么，但全国土地会议的原则、方针、方向都是对的，没有土地改革，不给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解放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来的那么快。但土地会议上的问题，中央很快就察觉了。四七年冬季，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发表了“关于土改中的政策问题”的文章。后来毛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纠正了土改中一些“左”的问题。渤海的问题当时上级也觉察和开始解决了，对当时受迫害的干部，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历史的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我们应接受这些历史的教训。本文根据朱文刚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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