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到1943年期间主要是在本村做地下工作。1943年离开黑家沟，在黄墩区委参加工作组，以后搞武委会，并任区武委会主任，几年以后成立武装部，任武装部长。在黄墩的时候，敌人曾悬赏500块大洋买我的人头。日本鬼子投降后，1946年调到县武装部。我当时和叶金刚部长一起主要是负责支援前线工作。1948年到奎山任区委书记，从奎山南下。当时我们商议，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愿报名南下。最后确定南下名额，县委批示了我们奎山区的6个干部。县委开欢送会的时候，由我讲话宣誓。黄墩的在碑廓集合，我们和县里的到临城集合，那时候的滨海华东干校在临城，在那里集合整顿准备南下。我和老伴1944年结婚，我们南下以后，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专门发证明给老家，家里享受抗属待遇。
我们1949年5月份先到杭州，那时杭州刚刚解放。过了杭州，就到台州了。在南下之前都划拨好了，我们日照中队80余人，由张学义负责，到温岭接管。莒南县的干部到黄岩接管，黄岩也属于台州。一个台州的组织部长，王槐秋，是当地坚持干部，在天台接的我们。从天台到温岭时路过临海，临海没解放。6月到温岭，南下的有6个干部，被分配到温岭泽国区，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孙自勤任副区长，胡维桢任副书记（后调温州，已去世），宋兴品任组织委员（后调温州，也去世了），范维珍任宣传委员（现在在天台县，离休了，原来是人大主任，县级干部）。牟善尧、韩玉山分别任乡长。当地的同志有十几个人，陈文任副书记。泽国区一共是6个乡镇，当时的任务是由地区确定的，就是坚持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因为当时土匪猖狂确实是相当厉害。在泽国区和黄岩路桥接壤的地方，有个黄毛山，是土匪老窝。在黄毛山有个土匪头子，绰号叫麻面奶玉，是个支队长。泽国的土匪大队长叫滕万清。他们通过收买国民党残余勾结盘踞在黄毛山。南方的特点是参加反动党团（三青团）的人员比较多，活动比较猖獗，白天就敢公开的杀人、抢劫，进行破坏活动，晚间暗杀我们的区乡干部和民兵队长。就在大旗区土匪杀害了我们两个干部，一个叫苏关送，一个叫李修风。白天我们的干部下去工作的时候，时不时地就被他们打回来了，疯狂到这种程度。8月份的一个下午，宋兴品在大旗的朝阳，被土匪包围了。我们派区中队去救援，最后宋兴品和胡维桢才突围出来。有一次，是9月份，100多个土匪集中到泽国区公所的西面丹崖山上，要攻打区公所。当时我们已经事先得到了情报，我们计划唱一出“空城计”—我带着区中队人员在外围伏击他们。结果他们得到消息没有去。南下干部刘维高同志，日照巨峰人，白天被土匪残忍的杀害了。现在刘维高的烈士碑还在温岭。是9月初，土匪白天抓了我们的一个地下同志，叫蒋国土。牟善尧乡长，在土匪去的时候藏在草垛里才逃过一劫。因为当时土匪都穿着便衣，我们认不出来。由于民兵叛变，勾结土匪把我们的乡干部蒋国土和一位民兵队长抓到黄毛山去了。我们通过一些当地的同志，一个丁秀鹿，一个是金日城（曾当过国民党乡长，又是我们的军属）。他们在当地是上层人物，通过他们了解情况，蒋国土和民兵队长究竟被押在哪里。了解情况以后，我们告诉了二十一军的十六、十七两个团，请求部队解救他们。十六团驻在泽国的东边，团长姓丁，十七团驻在路桥。黄毛山匪窟是和泽国、路桥接壤的地方。得知情况后，他们联合我们区中队一起去攻打黄毛山，最后把蒋国土同志和民兵队长救出来了。我们在二十一军的十六、十七团的大力配合下，全力进行剿匪。土匪的生存，一个是离不开地主恶霸的支持，另一个是反动的党团和国民党旧职人员的支持。一个叫叶境云的国民党乡长公开的通匪、窝匪，勾结土匪向老百姓要钞票，要粮食。再一个惯匪沙龙（就是流氓）比较多，再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头子王先珍盘踞在沿海，沿海没有解放。因为当时我们刚刚来，部队没有粮食，需要借粮，那时候就是向比较富裕的户借粮食，等征收粮食的时候再还给他们。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群众相信我们能够消灭土匪。在泽国区有一个国民党镇长叫潘仁逊，我们就发动组织全镇的老百姓进行斗争，最后把他枪毙了。剿匪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社会局面就基本稳定了，然后恢复生产，搞生产。
刚来的时候，语言根本不懂，台州有两种语言，温岭一种，黄岩一种，到温州的时候，又一种语言，属于闽南方言。后来靠浙南部队留下来的一批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当翻译，通过他们了解情况、熟悉情况。
1950年2月，我调到温岭县公安局。温岭靠沿海，当时沿海地带还没有解放，北边靠大陈岛，大陈岛就是土匪盘据的地方。我们二十一军在沿海剿匪。土匪头子王先珍败退到积古山，“绥靖公署二处谍报组”上校组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瓯海纵队”少将指挥官林卓，败退到温岭东边的披山。大量的土匪、国民党特务被派到大陆上来，企图推翻我们的新生政权。同时，派土匪到大陆上来搞暴动，搞抢劫。大概1950年9月份，积古山的土匪在箬横区登陆，进行抢劫破坏活动。我们派县大队去消灭他们，不幸的是县大队长王立云英勇牺牲。土匪在抢劫时，把我们的武装部长刘家根围在炮楼上，土匪们疯狂的攻打，刘家根同志负伤，最后这股土匪还是被我们击退了。当时沿海土匪确实是相当猖狂的，白天就有土匪登陆。
县委继续坚持剿匪反霸，积极恢复生产，并结合土改、镇反来巩固我们新的政权。1950年6月上旬，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部队的支持下，依靠群众，破坏了林卓指挥的东南反共救国军温岭政工室，逮捕了以诸葛雨明为首的政工组长，逮捕了支队的参谋长郑玉江，还有金连鹏等30余名骨干分子。这个组织涉及到4个区1个镇（就是城关镇）。4个区是城北区、温西区、城南区、新河区，一共逮捕了300多人，把这个组织全部摧毁了。紧接着对反动党团和国民党任职人员进行登记。这个登记工作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和土改、反霸打下基础。1950年7月12日，披山解放，抓获了林卓。11月21日，在县城太平镇西校场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林卓。
1951年，大张旗鼓的搞镇压反革命。我在温岭县当公安局长。那时候已经设立法院了，法庭庭长可以开庭，对血债累累的反动家伙进行判决枪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根据全国镇压反革命条例主要针对有罪恶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还有土匪中队长以上、恶霸地主、沙龙头子、惯匪，还有国民党乡长等。当时为了及时镇压反革命分子，上级派地委专员张振华专门坐镇批捕（以前需要上报地委批准）。通过镇压反革命，把土匪的气焰打了下去，群众不担心了，没有顾虑了。1950年底，披山解放后，县里面派我去押俘虏，我与中队长沈清成（也是南下的，县委书记张学义的原警卫员）带一个班，2挺机关枪，坐小木船去披山。走了一夜，第二天在海上看到一条土匪船，我们俘虏了这一伙土匪。他们是专门抢劫做生意的商人的。我们当时想既然披山解放了，那为什么还有土匪呢？我们通过审问俘虏才得知，原来在我们解放披山的当天晚上土匪就回去重新占领了。我在往船上跳的时候，船不稳，我的通讯员钞冬梅一把把我拉上了土匪的船，那次非常危险，要不是他拉着，就掉进海里去了。要是没捉着那个土匪，我们一个班去披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押回来那个土匪，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那20来个人到披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到了1952年，土匪、国民党残余基本都肃清了，整个温岭全部解放了。我们镇机关里面开始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地区科级以上干部，每人写一份检查，县委委员及时“洗澡”，领导先带头，先弄干净，再开展“三反”运动。“三反”以后，接着开展“五反”，工商联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反囤积居奇。到1952年8月份，我调到台州公安处，任副处长。这时候的主要任务，一个是反空降，国民党的特务空降到内地进行破坏活动。当时国民党从台湾派来5个特务，从大扬山和永嘉交界的地方空降，在仙居和永嘉一带的山区进行活动。到1953年时以土匪头子陈史筹为首的这股土匪在永嘉被全部捕获了。在抓捕过程中永嘉的一个公安局长牺牲了。另一个工作就是要严密关注大陈岛的国民党特务的活动。1955年之前国民党曾派了一股特务在黄岩登陆，但是都被我们抓捕了。到1955年2月大陈岛才解放。
日常主要是加强各方面的预防工作。防火，防盗，对工厂、企业和农村的一些治安保卫组织进行整顿。对四类人员年底评审，这在北方都是没有的。每年让老百姓评一次，改造的好不好，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帽，改造的不好可以再升级。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反动道会门很多。1953年黄岩头陀区，反动道会门搞复辟活动，以干旱为借口，围攻乡政府，搞打砸抢。还要打击反动的神职人员和国外教会的教士。我们在教会里推行“三自爱国运动”，即自传自教自爱的活动。1954年台州地区撤销了，一部分并到宁波，另一部分并到温州。当时温州沿海还没解放，而披山那时候被土匪第二次占领也没解放。1954年底，洞头岛派遣的一个特务，叫白怀光，带着一支子弹有毒的手枪，潜伏到内陆伺机搞破坏。他们的目的一个是要炸毁我们的码头，另外就是暗杀地委的负责人。我们及时采取措施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抓捕了反动特务，保证了地委领导的安全及社会稳定。1955年2月，大陈岛解放了。当时大陈岛还属于黄岩县属于温州地委。我和省公安厅副厅长张生华同志到大陈岛去，解救了被关押的老百姓，捕获了两名潜伏特务和一部电台。
1957年进行反右整风，当时好多人被打成右派。我当时也被划到右派边缘。原来我到温州公安处当副处长，公安处长叫隋荣庆，在公安处他一手遮天，一人说了算。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耿直，看不惯他一手遮天的做法。加之1956年提工资等级时，我由于没有同意给傅景芬（隋荣庆的老婆）连续提两级而与隋荣庆产生恩怨。当时他是副专员负责政法，又是整风反右的小组成员。我于是就被划成右派边缘，地专机关里一共有六七十个科级以上干部划成右派边缘。后来省委组织部长郑平（日照山子河人）来温州检查工作。他们向郑平汇报。郑平一听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怒斥到：“共产党带领干了那么多年，哪有那么多右派？”这时候，那些家伙才罢休，最后我们才算是幸免了。
1957年12月份，我去杭州开刀治疗腰病。到1958年我出院，我养半年，躺石膏床上不能动。隋荣庆（当时他是地委常委、副专员）去公安厅，向厅长要求，把我调出去。省公安厅不同意，让我回去继续工作。1960年1月份，中央水利电力部工程局建设青田水电站，把我调到水电站作保卫工作。三年来未发生大的事故，年年评先进。1962年，我又调回台州来，任检察分院院长。在台州，那个时候检察部门主要搞审查批捕之类的案件。平常下乡，大部分搞生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公检法基本上不办案了，那时候公检法一共3个部门42个人，我任党组副书记，于克家（他现在在杭州）同志任党组书记、公安处长。“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诬蔑成反动的，我们公检法人员挨批斗，而且被关牛棚，给我们戴“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我们被诬蔑成“二月逆流”黑干将，弄到天台去批斗，披着麻袋，进行批斗。到了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才算有点自由。但在这期间又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下放劳动。1973年我到中级法院任院长。到了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负责审查“四人帮”，平反“四人帮”时搞的冤假错案。1979年1月，调到专署当副专员，参加地委常委，任政法党组的副书记。当时的任务是以生产为中心，但也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就是群众为各自的利益经常发生械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拨乱反正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中央相关的政策，解决“文革”当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有关方针政策，属于冤假错案的坚决予以平反，对留尾巴的坚决去掉。摘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到1982年才把工作的中心转到政法改革上来。当时，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采取放宽的经济政策，保护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重点户、富余户的合法权益，使老百姓不再有思想上的负担。同时，改革开放，放宽政策，我们把人民群众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去掉唯成分论，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使人民群众放下思想包袱，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台州生产进行大调整，出现了以公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好局面。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唤起了我们对人生、理想、信仰的重新思考。
政法改革势在必行。70年代末80年代初，治安情况相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好转，但是没有根本的好转。政治案件、刑事案件有些抬头，宗教反动势力猖獗。当时我们的行政体制，组织制度，规章制度以及工作方法基本上沿用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那一套，已经不适用。政法工作与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变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日益健全已经不适应了。政法工作如果不改革就不能完成新的政法任务，也就不能争取治安的根本好转。当时我们政法工作中存在“三多”。“左”的影响多，老框框多，职业病多。还有“三不纯”。一个是思想不纯，二是作风不纯，三是组织不纯。当时我们去掉“左”的思想影响，消灭老框框，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偏重对敌专政向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转变。第二是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作为第一任务，克服过去那种以侦破案件，治理犯罪，尽职尽责的片面观点。过去那种认为只要侦破案件，治理犯罪，就算尽职尽责了。第三由偏重侦查审讯和侦办向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转变。根本的问题还是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教育感化上来，这样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第四由不重视、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积极妥善解决好人民内部纠纷转变。第五由忽视改革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的现象向注重防止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转变。把党的促进人文建设作为解决社会治安的根本之道。1982年第四部新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就严格按照宪法办事，把工作纳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凡与宪法不符合的，尽快尽量主动地纠正。严格控制行政拘留和治安处罚。实行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改变过去处罚为重，偏向违反治安条例的，大小区别对待。把行政拘留权收回到县市公安机关中来，不能放到下边派出所。当时，我是地委常委副专员，分管政法。
1983年9月，地委机构改革，我就退出来了。离休以后，没闲着，1984年7月，公安厅成立公安咨询委员会，聘请我为咨询委员。然后又在市老龄委任副主任，负责老年工作。1995年台州成立市，第一次当人大代表。我是1985年正式离休的，医疗享受副省级待遇。我的一生就是搞武装，没离开过政法。
（张继荣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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