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组建情况
云南支队的组建全过程我都参加了，我简单地说说支队领导班子的组成，干部和学员的调配、招募、集训、行军、会师及接管和分配情况。
先谈谈当时的历史背景。1948年及1949年初，形势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后，我军渡江占领南京，实现了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任务。但对夺取全国胜利还有一段距离，国民党残部退据西南，在四川、贵州、云南、西康一带作最后挣扎。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向大西南进军，消灭国民党残部，解放全中国。1949年6、7月分，邓小平同志布置了向西南进军任务：军队由二野四兵团负责；同时要组建一支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原计划5万人去接管西南，这样庞大的队伍全靠从老区调是不行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从农村转向城市，除抽调部分老区的区以上干部外，得从南京、上海等地招募大批知识分子来补充，重点是大专及高中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成立，宋任穷任团长，上海、南京两地由曹获秋、彭涛负责。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报名者近三万人。同年8月成立云南支队，支队长刘林元、政委马继孔、政治部主任陈方、副主任是我、我兼管党团工作，我是青年团团总支书记。干部一部份从山东调来，全都是在老区任过区委书记、区长或县书、县长职务的，他们打过仗，有搞土改的经验。从河北调来的有新闻、文教队伍，由袁勃、黎韦负责；从太原及河北人民银行分行和省税务局调来的财政、金融干部由吴作民、李铁亚、翟昌宗负责；皖南调来的由郝化村负责；还有工交、邮电方面由毛更（）负责还有公安等共五大方面的干部。另外，还调来了原在东北工作的云南籍干部，如刘林元、陈方，起义部队的魏瑛、潘朔端、马逸飞、张冲等。
支队共3800多人，分六个大队。一、四大队为南京招的大中学生，其中有南京地下党员；二大队为新闻及邮电大队；三大队多为青年工人；五大队为皖南参军的学生和部份老干部；六大队是山东老区调来的干部；还有二野军大两个营的学员，到长沙后也编人了云南支队。党的机构设置是支队设党委，大队设总支，总支书记是政委，中队设支部，支部书记是指导员。青年团的组织设置与党组织相对应。
另外，我们随队乘船带了人民币100亿元，这是宋任穷同志亲自交代的一项特殊任务，绝对保密。由李铁亚和我负责，配了一个加强连（连长是营职干部），宋要我和李铁亚向党保证，不准出任何问题，说：“此事必须万无一失，”这是我们到新区的老本。我负责政治工作，李铁亚负责人民币的管理工作。
学员报到后，情绪十分高涨，立即集中组织学习培训。先后向服务团人员作报告，讲课的有：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曹荻秋、万里、张霖之、彭涛等。通过学习，学员们明确了形势任务，知道了入团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到西南去不是去享受，而是去吃苦的，是去为西南人民服务的，要解决革命人生观的问题。懂得革命的基本知识，我们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要准备打仗。我们在合肥时听过谭震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们思想工作的重点就是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集训中还进行了军训、练习行军及打背包、捆绑腿等。这些在后来的行军实践中，得到扎实的贯彻和发挥。团组织在行军中十分活跃，每到一个地方，为群众挑水、扫地，民运工作做的很好，全都按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行军中遇有伤病号走不动的，学员们互相搀扶，互助提背包，自己组织抬担架。队伍中有9名教授，他们也很能吃苦，自己背背包。配给各队领导干部的马，全都给了伤病员，或为走不动的学员驮背包。当时的口号是：“能干不能干，三千里路来考验，”大家情绪极高，一路行军一路歌，基本没有掉队的。行军路上并不平静，进入湘西后曾几次遭遇敌情，有小股土匪骚扰，在榆树湾的一次遭遇中，牺牲了一名炊事员，我们俘获土匪6人。可以说我们这次行军是战斗过来的。
部队在长沙，整休了半个月。这支部队从南京出发时是乘的闷罐火车（过去是拉猪的车），在车上吃的是干粮，很艰苦。到长沙后休息一下，作个小结。当时，在长沙又吸收了青年学生81人，即刻组织到各队学习。在长沙听了湖南省委书记金明同志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报告，在武汉邓子恢同志讲了《共同纲领》。讨论中一再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迎接即将进行的徒步行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顺便说一下，对在长沙参军的81名同志的离休待遇问题已全部解决。因为他们是1949年8、9月份，宋任穷同志去长沙时就已报名参军的。此事是由我和马继孔同志写报告，宋任穷同志批准的。
在准备长途行军之前，对于少数伤病员及干部眷属安排了留守处，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行。
11月18日，云南支队开始了横越云贵高原的长途徒步行军，于1950年1月抵达云南沾益与云南地下党会师，2月到达昆明郊区小石坝，休整待命。
关于与云南地下党、边纵的会师问题。当时中央对会师问题的方针原则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宋任穷强调“不要以自己的优点去比人家的缺点，而是要以自己的缺点去比人家的优点，这样就团结了”。讲一个小插曲：一次组织干部看《白毛女》，部队一干部发现原地下党的负责人在笑着与旁人谈话，立即喝斥：“你站起来，你还笑？是什么阶级感情？”弄得局面很难堪。宋任穷同志知道后，第二天正式穿着军装，在胜利堂的大会上向该负责人道歉。这是宋用具体事例抓贯彻中央“团结第一”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大家教育很大。为做好会师工作，先后开过几次重要会议，一次在昆明瘐园，一次在曲靖，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中央精神。云南的会师工作搞得好，是得到中央肯定的。这种“团结第一”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云南解放的日期问题。当时有人提出：卢汉起义日是否算云南解放日。陈赓同志正式宣布的是：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
干部分配与接管工作：在干部分配上，中央的原则是“以外来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辅”、“内7、外5”。意思是：内七个地区（即玉溪、宜良、曲靖、楚雄、武定、大理、文山、加昆明市及省级机关），分配西南服务团的干部；边疆五个地区，由部队安排干部。各地区的地委书记的配备是由邓小平同志把关，一个个定的，专员、公安局长由省委报西南局批准的。边疆由军队配的地委书记都是师政委，如侯良辅、郭庆基、薛韬、张丕绪、张钧、郑刚等，副职由省委报西南局定。为了很好的配合军地干部的分配管理工作，军区副政委胡荣贵曾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一些南下的老县委书记也进了地委班子：如郝化村，邵风、王子贤、王文玉、刘世杰等。接管工作是采取对口接管的办法；如袁勃领导的新闻大队接管了新闻、报刊、广播电台；工交由毛更生领导的工交大队接管交通、邮电、厂矿等；财政方面吴作民负责接管工作，人民币下乡由李铁亚负责。一般进展顺利，没出什么问题。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来云南50多年了，在党的领导及云南各族人民支持下，他们直接参与了云南的解放、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在清匪、反霸、征粮、土改等推翻云南的“三座大山”的严酷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那时就有近百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不少人已经鞠躬尽瘁，活着的人都已离休，可以说他们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扎根边疆献出了一切。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同志还在继续发挥余热，为云南人民贡献力量。
二、团史办的组建及工作情况
记得团史办的建立是1987年。组长是我，副组长是王子贤，成员有杨训焕、何伟、刘振声、朱永清、冯又新等。各地州也都成立团史征集小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征集团史资料，研究撰写团史。
团史办成立后，在征集史料过程中遇到了大量迟迟未能落实政策的问题。问题提出后，宋任穷同志曾给予关心，省委普朝柱同志很重视，交由省委组织部具体办理。当时定的原则是：对历史上错划、错处、错判及个别错杀的，分别情况予以落实，对“文革”中的问题，不插手、不涉及。具体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姜兴长、干审处处长梁文龙负责，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各地州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省党史办也做了很多工作，有力地促进这一工作。经过6年多的努力，才使这次提出申诉的900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得以解决。使这些来云南半个世纪，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现仍健在的同志，能够平静地安度晚年。
团史办经手的还有一个集资的问题。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在社会上掀起集资办公司的热潮中，有人承头把一些老同志的积蓄集中起来办公司，为大家谋福利。等我们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已集资七、八十万元。团史办决定马上刹车赶快派人去追债，最后到除本息全部退还本人外，尚结余10多万元。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抓得及时，没出问题，没留任何后遗症和坏印象。由于处理得快，大家还比较满意。建团40周年及45周年时，省委都主办了纪念活动。建团50周年时，对西南服务团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省委书记令狐安讲了话，省委副书记孙淦主持会议，马继孔乘轮椅出席了大会。还有江苏、南京、四川、重庆的有关代表参加。
50周年总结完，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当时我已年迈身体又不好，我就谢任了。现在又值60周年纪念，到时候我可能走不动，无法参加大家的活动了。今天就说说这些往事向大家告别了。
二OO七年六月
(个别错字待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