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以后，新四军进驻山东，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山东老解放区为恢复农业生产，掀起了农业大生产运动，发动减租减息运动，很快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政府号召青壮年积极参军，包围自己的胜利果实，不到半年时间，就有十万农民子弟参加了解放军。1946年5月，中央发出改变解放区土地政策的指示，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山东省政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发布《山东省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年底，山东解放区的一千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人均土地2.15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贫困农民生活有了着落，日子有了奔头，翻身后的农民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农业生产，农业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当时我对翻身后的农民那种由衷的喜悦有着真切的体会，因为我是南沂蒙工商局机关支部的组织委员，参与了界湖村的土改工作。界湖村在沂河西岸，是沂南县的县城，商业多，设立了商会，这一带还出了不少大地主，有的大地主家还养着戏班子。我们一边搞土改一边号召青年参军，那时的口号是：“参军保饭碗”，广大青年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军。但是在土改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如把商会会长捎着当了地主扫地出门；又如我们南沂蒙工商局里有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他家在界湖村被斗争。后来局里要他坦白交代家中有什么财产，叫他帮助动员家长交出来。在与他谈话的时候，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人也在场。当时这个青年人跪在地上说，他对家中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突然，那个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人不假思索的抡起手中的木棍，一棍子打在这青年人的后颈上，造成这个工作人员当场死亡。他的母亲就吓得胡乱编出口供应付土改工作队，说家里的金银财宝埋在东山墙下面，结果挖了又挖也没找到什么财物。由于政策掌握的不好，土改工作发生了偏差，有的地主被打死，有的逃到沂河东岸当了还乡团，后来跟随国民党回来反攻倒算，杀共产党干部，犯下严重的罪行。土改中的偏差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刘少奇来山东很快得到了纠正。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在内战爆发的头八个月里即歼灭敌军71万人，在苏津、淮北、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等各地的战场上捷报频传，挫败了国民党的进攻。1947年2月，国民党一改其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术，将进攻的重点放到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我的故乡沂蒙山区是其进攻的重要目标。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投入了45万人马，将其‘五大主力’部队用上了三个，其中的74师是最为赫赫有名的，陈诚说74师是“国军模范”，李延年说“有10个74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了。”蒋介石则说它是国民党的典型部队。74师的师长——中将张灵甫聪明睿智，在抗日战争中是一员勇将，又是蒋介石的爱将。国民党曾经说过，若是74师被消灭，就没有难消灭的部队了，直打到南京也没人能阻拦的住。而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的十个纵队浴血奋战，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张灵甫的74师3万2千人。16日下午5时30分战斗结束，满山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战斗之残酷、胜利之艰难、死亡之巨大，是历次战役所不能比拟的。为打好这场硬仗，我们早就开始了军需给养的准备。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受命作战备物资管理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是支部成员，一个是支部书记，两个支部委员。其中老胡原来是搞人事工作的，老杜原是南沂蒙工商局商店的总会计。那时候，战争形势紧迫，解放区实行清野坚壁，老百姓和公家的粮食都埋藏起来了。民伕挖出坚壁的小麦磨成面粉，再组织“支前小车队”用小推车推着送到指定地点储存，以备部队使用。南沂蒙工商局本来设有缉私队，缉拿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投机倒把坑害老百姓的不法商贩的，并专设一个商店用以与敌占区商人做买卖，购进解放区紧缺的洋布、钢管、火柴、火油、纸张、药品等物资。现在这个商店起了作用，我们加大购买力，用银元和金子购进大批的物资，以确保孟良崮战役的需要。为储存好军用物资，我们将仓库散设在各村的民居里，由可靠的群众帮助管理，有时一座看起来十分不起眼的民宅小院里，可能就藏着我们大量的重要物资。因为到敌占区购买物品需要以金子和银元交易，在解放区动用大量民伕及购买粮食，也得使用解放区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票”，我们三个人每人牵着一匹马，马上驮着几乎是南沂蒙工商局全部的家当：一麻袋一麻袋的北海票，一捆捆的金条，那些大铁壶大锡壶里，满装着银元。马背上驮的这些宝贝，关系着孟良崮战役物资供应的大事，我们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精神高度紧张。白天黑夜人与马形影不离，眼睛盯着马驮子；到晚上休息前，先把银元和北海票埋进坟墓于沙滩里；在界湖护城河的堤岸上掏个洞，把金条捆绑好放进去再将洞口用石头原样封好。那些日子为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说句玩笑话，我们晚上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闭一只眼’，犹如拉满弦的弓。
孟良崮战役前后，天气多雨，我们每天浑身透湿的在雨幕中行走，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跋涉，我被雨淋的得了严重的疝气病，睾丸肿得像茶壶大小。走路困难，就用绷带纱布吊在肩膀上，咬着牙向前走；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地上歇一会再走。那时候不知怎的，病成那样不觉得痛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打仗打完了，我荣立了一个一等功、两个二等功，获得了山东省政府授予的勋章。此前我虽然也得到过省政府授予的银质奖章，也曾被评为省工商局的二等工作模范，得到过不少的物质奖励和各种荣誉，但我最看重的是这枚孟良崮战役的奖章，每次抚摸这它，那血与火的过去又清晰的浮现在眼前，我浑身的热血又会沸腾起来。
1950年10月，我调进青岛，任华北烟厂副经理兼总支书记。那时候青岛已经解放一年多，新生的革命政权逐步得到巩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性转移，青岛市委认真贯彻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国营经济力量，采取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我所在的华北烟厂是人民政府接管的国民党党营企业（又叫国民党党产）。这个厂情况很复杂，因历史原因，一部分管理人员去了台湾，剩余人员被我们接收留用。这些人员成分须认真甄别，其中不乏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怀揣着幻想，伺机就给我们搞破坏，制造点小乱子。如有一次厂里组织青年人搞活动，在礼堂里布置会场，悬挂毛主席画像，标语口号，宣传牌，转眼的功夫毛主席画像就被人割坏，说明反动分子气焰之嚣张。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以为他们的天堂又要回来了，一时间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与国际形势相呼应。华北烟厂留用的旧人员王天义，在厂里纵火烧毁机器和厂房，暴露了他的特务身份。原来这个平时老实肯干、积极与我们配合工作的旧职人员，是国民党撤退时安排潜伏的特务。从1950年10月开始，党中央及时地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揭发甄别，证明烟厂的旧厂长阎振中在撤退到台湾前，在厂里安排下一批特务分子，运动结束后，一个反动骨干被镇压，二名被逮扑判刑。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又在企业内进行整顿，取消了压制工人的把头制度和搜身制度，建立健全了合理的生产规章制度，将原留用旧职人员重新配用新人。一系列的工作见到成效，工厂焕发出新的生机，生产发展迅速，很快由接管时的300人发展到800余人。随着又以支援抗美援朝为动力，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华北烟厂共打了三只“老虎”（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两只大“老虎”，供销科长高俊英和保管科长宋守堂；一只小老虎，留用人员供销员曲英汉。运动时，在厂里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动员群众揭发，个人交待，白天黑夜开斗争会。高俊英和宋守堂都是解放青岛时入城的党员干部，他们没有经受住城市这个“花花世界”的考验，追求糜烂奢华的生活，最后把自己毁掉。烟厂的审判大会是在交通公司开的，高俊英因抗拒运动，不老实交待罪行，最后被开除公职。
善于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初次进入大城市作经济工作，会遇到一些全新的问题，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就是，城市的不法商人、资本家老板为牟取利益，会不择手段的耍花招、施计谋，放出糖衣炮弹向革命干部袭击。而我们怎样用革命的思想理论去武装自己，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呢？有的同志就没有经受住考验，成为革命的对象。如华北烟厂的厂长王安兰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刚解放时，市面上有一种最受顾客欢迎的香烟，就是华北烟厂生产的“三塔”卷烟。三塔烟的配方很独特，吸起来味道浓香醇香，价格又非常合理，买的人很多，三塔烟成了青岛的名牌，给国家创造了不小的经济效益，令同行们十分羡慕。这时有一个私营大陆烟厂的老板于忠萼就想出了办法。他想方设法地接近王安兰，请王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极尽拉拢献媚之能事。王安兰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在一次醉酒后，把华北烟厂最高级的商业机密——三塔牌香烟的配方泄露给了于忠萼。大陆烟厂用这个配方生产出一个口感与三塔香烟完全一样、而名字却叫作“鹿驼”的香烟新品。很快“鹿驼”占领了市场，把“三塔”挤到绝境最后宣布停产；王安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国有经济受到极大的损失。
1954年3月，市委调我去沧口区委。1954年3月29日，中共沧口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沧口区第一届委员会。区委机构得到完善，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生产合作部和工业部；我任区委书记，刘新明同志任副书记。1955年8月建立了区法院，1956年5月，区人民检察院成立，健全了区级政权系统。
我到沧口区时，是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三年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之时。新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工商业作了合理的调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在市委的领导下，我和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的全体同志一起，为发展沧口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由于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沧口区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沧口区各项工作也经历过不少的曲折和失误。如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当时片面的宣传“快”是多快好省中的中心环节，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的错误倾向。记得那时有句口号是“15年内赶超英国”，就是说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我们工业的经济指标要赶上并超过英国，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自1958年到1960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首先是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粮食产量计划指标不断的修正、提高，全国各地突然放出无数的农业高产“卫星”，山东省竟然出现亩产3万5千谷子、5万2千斤玉米、2万6千斤高粱、4万3千斤水稻、几十万斤地瓜的令人咋舌的奇迹，浮夸之风愈刮愈烈，1958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宣称山东寿张县在全县范围内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生产5万斤、10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地瓜，1万至2万斤玉米、谷子。在这个大形势下，青岛也不例外，向省里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噌噌地增长。市里要求各县各区自报产量，那时我正巧到省里开会，副书记、区长季光智在家主持工作，市里催报粮食产量，把季区长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容易把我盼回来，区委常委会几次开会研究反对弄虚作假夸大成绩。市委书记刘特夫和宋景禄召开各区委书记会，会上命令各区报产量，我一直不发言，刘书记点名问我，我只好回答说：“不能说空话。”刘书记很严厉地批评我，说我的态度立场有问题要拔我的“白旗”。在全体书记会上当面挨批，这还是头一次，我只好硬着头皮不吭声。回到区里，我深有感触地写了一段顺口溜记下这天得感受：“大办公社，浮夸虚谈，产值虚报，分排优劣，劣为白旗，拔掉无说，群情义愤，挨整不做。”到种地瓜的时候，市里又推广搞密植夺丰产，向寿张县亩产5万斤地瓜看齐。市里布置每10厘米种一棵地瓜秧苗，说这样能够丰产，但据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生产经验来看，两株地瓜苗之间相距应在25—30厘米，倘若过度密植反而影响地瓜的生长，会降低产量。经区委常委会研究，我们请了老农民来商量如何密植，老农民说：“白搭，长不开。”那时沧口区的农业是贾太真副区长抓，他亲自拿着尺子量着秧苗的间距，面对上级要求和群众的意见，真是左右为难。在区委常委会上，我主张听老农的意见，常委会全体同志也都支持我。这年沧口区的地瓜种植请有经验的老农民作主，除安排一块地作地瓜试验田外，其他均进行了合理的密植，保证了1959年地瓜没有减产。在种麦子的时候，上级也是作了布置，大搞丰产田：深挖地——挖下一米多深；多施肥——每亩施粪肥5万斤，密撒种——每亩用种子300斤左右，要求如此这般的操作，就可达到亩产小麦万斤。那时各区各县接到指示后，都很无奈地回去布置，沧口区委的同志们又犯了难为，倘若真正将种“熟”了的地挖到一米深，熟土被翻到底下，生土翻到表层，土壤结构被破坏，对庄稼生长有害无益；在地里铺天盖地的撒上几百斤麦种，麦子根本就生长不开；再说每亩田里施几万斤肥，上哪去找？经研究决定沧口区不搞大面积的“丰产田”，只在晓翁村大队拿出一亩地来搞个“试验田”。这个“试验田”被老百姓称作“卫星田”，由晓翁村大队组织一个“卫星田突击队”，队长是姜尧先，请了李村农科所的技术员刘可仁同志来做技术指导。突击队员们夜以继日拼命地干，将这亩地深挖到将近两米，技术员让施上100万斤农家肥（人粪尿与炕土、草灰、煤灰的混合物），于是在两米深的大坑里撒一层土，再撒一层肥，大坑填满后把肥料堆在田上，高出周围的农田约半米多高，倒像用土筑了个舞台似的。将“卫星田”的地耙的平整后，再将几百斤麦种撒上，不分垄不分畦，平铺在地上，用一个大汽油桶在上面滚来滚去压实，看看哪里有空隙就再撒上一些。技术员说，这亩卫星田的产量能到100万斤，着实会放个卫星。麦子发芽了，出的密密麻麻，一团团一球球绿油油煞是热闹。这年冬天格外暖和，水肥又丰富，麦子很快长成一尺多高，挤挤挨挨，后来就趴在地上。突击队们在田边搭上架子避免麦苗倒伏。到了清明节时，看一地的麦苗堆在一起，纠成一团，实在长不开，只好割掉一些。随着天气转暖，麦棵太密无法通风，伸手一试只觉得湿漉漉热乎乎的，眼看就要烂掉，大伙急的安上鼓风机往麦地里吹风降温。就这样一直折腾到麦子秀穗。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这亩“卫星田”最后收了210公斤麦子。在“地瓜卫星田”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地瓜秧苗种的太密，地瓜蔓长得层层叠叠一根压一根，最后把地瓜蔓架起来才能通风，免于烂掉。当然，这块“卫星田”非但没有放了卫星，人工、肥料赔上不少，产量还不如其他的地。
在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也全面铺开。最典型的就是“钢铁元帅升帐”、“全党全民办钢铁”。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钢铁生产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沧口区广大干部职工、居民、学生约有10万多人，投入大炼钢铁的战斗，工厂的空地上、学校的操场上、居民区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因陋就简用普通红砖砌的、一米多高的“炼钢炉”，人们拉着风箱，小炉子里火光闪闪，多少双眼睛热切地盯着“炼钢炉”里堆在煤上煅烧着的碎铁块，期盼着钢水快点流出来。这种可笑的、毫无科学根据可言的“炼钢法”炼出一炉又一炉的铁渣子，足足炼了4个月，根据省委的布置，共打了4个“战役”。市委每天召开各区委书记碰头会，交流经验、分配任务，区委书记要报月产量和日产量计划。那时从上到下层层压下来，各区都不敢落后，你区报50吨，我区就报60吨，像猜拳压指头似的。记得在9月份的一次会上，市委书记宋书记又点了我的名，问我：“纯九你为什么不说？”看我迟迟疑疑说不出来，他很生气地说：“老李，你要考虑你的职务了！”在碰头会上，有的区介绍经验说，动员老百姓交出脸盆（上世纪50年代脸盆材料以薄铁片为主）、废铁，甚至交出做饭的铁锅。我回到沧口和常委们研究区里钢铁任务如何完成。各位副书记、常委都一声接一声的喘粗气，可是没有一个发言的。最后我说：“我谈点看法，我豁上书记不干了。叫群众砸锅，谁家还能不吃饭了？别的区当模范，我宁可不当这个书记，也不要这个模范。”我这么一表态，常委们也都敢说话了，最后决定沧口区不学别的区这种先进经验，不收群众的锅，也不拆群众家具上的铁把手、锁鼻子，只是要求各厂墙头上装的防盗铁丝网都拆下来炼钢。当天我又写下一首顺口溜表达心情：“大办钢铁，砸锅卖铁，民意调查，有口难说。每日报账，谁胜谁劣，区委决定，饭锅不灭。”有一天，青岛市副市长带着工业部部长来沧口抓钢产量，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会上工业部丁部长说，明天你们沧口区要拿出150吨来。我说恐怕有困难，丁部长把桌子一拍：“你们明天用烧火棍挖也得挖出来！”那天的区委扩大会，会议室一屋子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后来我们沧口区想了个办法，因为青岛市的炼钢厂多数建在水清沟、沧口、楼山后，属于沧口区的，这些企业的钢铁产量有潜力，每当厂里产量超计划时，超的部分不报市，哪天市里要求的多就用来补充，所以沧口区在大炼钢铁的后期挨批评就少了，最后也没拔我们的“白旗”，但是市领导都知道李纯九是一个犟汉子了。（李纯九口述 刘锦整理 原题目《党恩永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