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14日（农历10月15日），我出生在山东沂水县东菜园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靠父亲种地、打短工为生。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我父母亲侍奉着祖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8个，生活过的十分艰难。因农村缺医少药加之家境贫穷，我们姊妹8人只存活了4个，我是家中的老二。在我的记忆中，全家人吃糠咽菜甚至用草种充饥，破衣草鞋难以御寒。为了生存，我们举家乞讨辗转到小杜家庄定居下来。我刚刚会走路，祖母就背着我到田边沟底去挖菜拾草，六、七岁我就能帮着祖母挖野菜了。八岁那年，父母省吃俭用一定要送我去学堂读书，为的是争一口气，让知识改变家庭的命运。家里太穷，买不起书包，我就来回用手拿着书和石板上学；冬天里衣单鞋破，手脚生满了冻疮，冻疮又被冻破流血痛疼钻心。到晚上祖母把我揽在怀里取暖，我就偎在祖母温暖的胸前默读课文；没有纸笔练字，就用手指在炕上划着默写生字，日复一日，手指尖上磨出了茧子，炕席被我来回地划出一个大洞。每天我天不亮就赶到学校，没有油灯照明，黑暗中我点上一支香，用那蝇头般大小的亮光照着书念。家境的贫寒招来有钱人家子弟的嘲笑甚至打骂，但我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我的努力和优异成绩成为我们家的安慰和骄傲。
1937年，就在我高小即将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我辍学回家务农。1938年2月1日军占领了沂水城。日寇在我的家乡横行霸道，我深深地感到祖国被日寇践踏，人民被日寇奴役欺凌的痛苦，我偷偷的用大白菜根沾着泥水，在临街的院墙上写下了“国家强盛，匹夫有责”的口号，抒发我心中对侵略者的恨和对祖国的爱。那时，我的心中就开始萌生出报效祖国的意愿。
1940年春，日军开进小杜家庄，我的家乡成为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据点里盘踞着19个日本兵，班长是柴田，监抚班长叫小川喜八郎。另外还有103名伪军在此守卫，伪军班长刘长吉。自打日伪军进村，百姓便无宁日，他们不时的到村民家中要粮要钱，抢夺财物，抓老百姓出伕修据点挖工事，村中的伪保长也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全村的乡亲们敢怒不敢言。那天，伪保长逼我家出伕，那副狗仗人势的嘴脸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我恨恨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便逃出门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伪保长从此恨上了我家，开始不断地找我的麻烦。那时候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在沂河西岸的小野拉沟村一带，晚上就过河到我们村活动。一天晚上八路军进村征粮，伪保长说：就是这个小子捣的鬼，交不上粮来。八路军一听很生气，就把我押到小野拉沟村关起来。以前我们老百姓听到日本人和伪军的宣传，说八路军红眼睛绿指甲，和吃人的妖魔一样。在我被关押的半个月里，看到八路军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待人说话很和气，还有当官的（指导员）和我谈心，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指导员还对我说：“小弟弟，你就在这里干吧！”我想到我家还有七八口人，都在敌占区，我留在这里，家里父母怎么办？可我已经从心里认定了八路军是好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后来八路军叫我们村长领我回家，村长不肯来，我大爷过河到小野拉沟村把我领了回去。过了不久，保长又向八路军说我家欠粮，又把我抓了去，关在北良水村一个星期。我向八路军说明真相：在小杜家庄里是以杜氏家族为主，杜家的家大业大，我们李家是外来的独户，再加上贫穷，几代人一直受欺凌，头都抬不起来。每有出伕交粮的事，伪保长不管我家锅都揭不开的实际情况，总是派我家最多，才有了我愤而打保长耳光的事件，更引来变本加厉的报复。我还向八路军揭发了伪保长贪污村民上交的粮食等问题。八路军听了这些情况，把我放了回去，并和我建立了联络关系，让我作些搜集情报、汇报敌情、在村里宣传抗日等工作。
八路军让我为他们做事，我心中十分高兴，就像有了依靠，找到了方向。回到村里，我留心搜集日伪军的动态，及时向八路军报告；我还悄悄的串联村里穷苦的乡亲们，商量采取行动与鬼子作斗争。194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伪保长带领几个汉奸在我家门口喊：“李纯九出来！李纯九出来！”那天我正好在家，和父亲睡在一个炕上。听到伪保长在门口恶狠狠的叫声，父亲知道不好，叫我赶快藏起来。可小屋就这么大，急切之中无处可藏，忽见给我祖母准备送老的棺材靠在墙根处，父亲急忙拖着我，用力把我塞进棺材和墙壁之间的小缝隙里躺着，又搬上几个席笼子（一种用高粱秸编的篓子）压在上面，嘱咐我不论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出动静。伪保长和汉奸端着枪冲进来，枪上上着明晃晃得刺刀，到处乱挑乱扎，几次刀锋扎在席笼子上，只差几寸就会刺到我的身上。他们翻了一会没找到人，便把我父亲吊到屋梁上，下面点上火，逼父亲说出我的下落。见我父亲昏死过去，汉奸们又喊着去抓我哥哥，结果发现我哥哥已经逃出去了，他们便拿着翻出来的衣物一哄而去。我赶快从藏身的缝隙中挣扎出来，喊来我的叔叔帮着我把父亲从房梁上放下施救，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连“蜷”带按摩，好容易才把父亲救得缓过气来。再看家中的物品被抢劫一空，烧得一片狼藉。村里的恶霸汉奸对我下此毒手，非但没有吓得我从革命的道路上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我紧跟八路军共产党走的信心。
1941年，在八路军和日本鬼子的斗争中，日军连连受挫。那年冬天，八路军策划端掉小杜家庄的鬼子炮楼。在小杜家庄设着日寇的伪区公所，伪区长是门家庵子人，名叫邢祚光，约30多岁年纪。平常只见他在区公所里办事，虽也没想到他是我们的人。1942年的春节，邢祚光找了个唱“肘股子”（即青岛的区成为“茂腔”的地方戏）的戏班子，到炮楼里去慰问日本鬼子和伪军，八路军战士化装成戏班子的人混进了炮楼，外面埋伏了队伍。等到日伪军都在看戏的时候，炮楼里枪一响，八路军里应外合将日伪军一举消灭。战斗打得利索漂亮，日军被迫放弃了小杜家庄，退到科午村，我们庄成了两军拉锯地带，有时日本人来扫荡，日本人走了八路军就来活动，每当八路军来我村时，八路军的国救会就住在我家。我这时在村里公开宣传抗日，为八路军做事，成为抗日的骨干。我们李家是村里最贫穷的，几代人备受恶霸的欺凌，我动员我的叔叔大爷都走出家门，大胆的为八路军工作。
1943年春，我家乡解放了，八路军进驻我村，区抗联主任李暖同志在我家办公，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我被选为抗日自卫团团长，我的大爷李顺先当选贫协主任，我的大叔李让先当选为农会主任，四叔李功先当选民兵队长。我每天跟着区抗联到各村参加斗争会，写标语，布置会场，领着喊口号，没白没黑的忙，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区里领导几次动员我正式参加工作，脱产到区上去，但几次都是因为父母不同意而耽搁下来。1944年7月，又一批青年报名参加工作，有的参军到部队，有的留在地方成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也瞒着家里报了名。因为我念过高小，在那时算是个文化人，就被留在地方政府工商部门工作。父母得知我去了区里，派我哥哥纯生到区里找我回去分家，承担家里的农活及赡养父母。我对父母说，分家我不要任何东西，一切给我哥哥管理。母亲坚决不同意，叫我必须回家。她看我决心下定已没法劝阻，急得找瞎子给算命打卦，结果算命的说“回来就活不成了”。其实我母亲深知，村中恶霸汉奸们对我的阶级仇恨是不可调和的，她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我的安全，听算命的这么一说，她无奈地放我回区上。我一个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不信鬼神不信邪，却借算命先生的一句胡言乱语解了围，可谓是歪打正着，我禁不住哈哈大笑，对算命先生说：“谢谢呀，感谢你帮了我的忙！”从此父母家庭不再拖我的后腿，一心扑在工作上。我的家庭生活多亏了哥嫂的支撑。1951年，我的大哥李纯生去世，家中老老小小又亏得贤良的大嫂与两个年轻的妹妹，拼命劳动，孝敬老人抚养孩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的两个幼子也在她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自我参加工作后，母亲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平常的关心牵挂自不必说，最让我心痛的是她老人家因了我受到还乡团多次折磨。1945年还乡团回乡倒算，对革命家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我家里他们更是不会放过。那时我父亲已于1943年过世，还乡团的一腔怨恨都指向了我的母亲。还乡团先后到我家骚扰了4次，每次都把我母亲折腾的死去活来。第一次到我家就指着我母亲的鼻子问：你那个当八路的儿子那里去了？因我母亲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恼羞成怒的还乡团一枪托捣在母亲的脸颊上，母亲的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满嘴鲜血晕死过去。没过几天还乡团又来了，说我们调查好了，你儿子是带匣子枪的，你叫你儿子回来我们给他大洋，还给他大官做。见母亲还是不吭声，狼心狗肺的还乡团抡起枪托又是一顿乱打，母亲的腰腿受伤痛昏在地，他们才悻悻地离去。两次碰了钉子，还乡团还不死心，再次来到小杜家庄，把我母亲吊在门前的大杏树上，逼问道：你的八路儿怎么还不回来？还乡团走后，乡亲们急忙把昏死的母亲从杏树上解下来，又是捶打又是按摩才把奄奄一息的老人家救活过来。还乡团第四次进村，冲进我家，二话没说就把我母亲拖到场院里，还是要她交出八路儿。看看捞不到什么油水，丧心病狂的还乡团这次来了个斩尽杀绝，在场院里挖坑将我母亲推下去活埋了。这次还是多亏了乡亲们，看还乡团一离开，大家七手八脚赶快把已经窒息的母亲挖了出来，幸遇好乡邻，也是我母亲命大，历经九死一生次次磨难，再一次被乡亲们千方百计地抢救过来。直到现在，我每每忆及父母亲，心中总是有着深深的歉疚。从我参加革命开始，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父母双亲都因了我的缘故，经受过敌人的摧残拷打，特别是我母亲，为保护我几次在生死边缘徘徊。父母亲从对我开始的不理解，到认可我的革命行动，不惜用生命来保护我支持我，我的父亲在1943年3月患病无钱医治，年仅45岁就离开了人世，一生操劳辛苦，却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我的母亲虽然活到80高龄，但她逝世于四人帮倒台的前夕，在我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老人家带着疑惑离去。她不明白的是，她当年用生命来保护支持的打鬼子、闹翻身的儿子，为什么变成坏人了呢？多少年来她曾为儿子担惊受怕，最后仍是在为儿子牵肠挂肚中离去，成为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1944年7月我参加工作后，被安排在南沂蒙工商局。那时的工商局工作范围很广，日常工作是管理工商企业、负责税收、经营商店、发展纺织业；向敌占城市购买军需物资如药品等；供应部队食用物品；封锁边区，成立缉私大队防止物资向敌区外流。沂蒙山区解放的早，是老革命根据地，它东邻莒县，南接临沂，西靠新泰，北是淄博，四周这些县份俱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日本人把沂蒙山区这片老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地出兵进犯。特别在根据地的边缘处，日本鬼子总在老百姓赶集的日子搞突然袭击，骚扰集市抢劫财物，搞得老百姓不敢去赶集，生产的瓜果蔬菜在家里烂掉；而没有其他收入的农民还指望用这些农产品换些生活必需品，集市贸易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工商局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日寇开展争夺集市的斗争。我们组织小分队，带着手枪等武器，在沂东、莒县、沂水三县的交界处（称作沂莒边）活动，经常与日寇短兵相接。我们采取游击战术，白天到有集市的地方保护老百姓交易，哪村哪疃有集市我们就赶过去，随时打击来犯的日寇。晚上找地方住宿，有时在老乡家，有时就露宿在野地里，形势恶劣的时候一晚上移动数次。每次我们住宿前都要先把周围地形勘察一遍，睡觉时也很警觉，一遇到情况立即采取行动。1944年11月的一天夜里，我们宿在张家哨村。这个村子西边是山岭地，岭西就是咱们的根据地；村子中间有一条大沟，向东延伸通往敌占区。这天我们的行踪被日本人发现，他们以为战斗打响后八路军会向村西撤退，翻过岭回根据地，于是就在村西的山岭上布置了大量的机枪、炮火，埋伏了大批兵力，只等枪一响八路军便会自投罗网。岂料我们临睡前已将村中街巷的走势和特点仔细观察过，到早晨四、五点钟日寇发起攻击时，大家凭借熟悉的地形下到沟底，沿着大沟向敌占区方向撤退。因鬼子错误地估计了八路军的战术，我们没用一枪一弹，有惊无险轻松突围。
在保卫集市的斗争中，也有同志不幸牺牲。那是在1945年1月，我们到三十里堡大集去保卫集市安全。三十里堡在沂水和莒县的交界处，地处要道经济繁荣，敌我争夺激烈。那天鬼子在三十里堡大集外早埋伏了兵力，派了大批便衣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混在人群中。我们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老百姓打扮，每人带一颗匣子枪，在集外布置好掩护力量后，由工商局的负责人、老红军张锦先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进入集市。张锦先同志被敌人的便衣发现，双方开火，不幸中弹光荣牺牲。战斗结束后，大家含泪将烈士的遗体抬到30里外，在苏村北边的树林里掩埋。
最为危险而又戏剧性的一次与日寇遭遇，是在1945年旧历2月。那时形势非常严酷，部队、机关的老弱病残都撤到黄河对岸的解放区，只留下年轻力壮的与敌人周旋。后来界湖工商局长王洛全同志召集大家开会，宣布机关再次化整为零，各人分散行动，并开了句玩笑说：“大家各奔前程吧！”同志们自己找几个人结合在一起，带着枪，在各村活动。那时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的老乡家吃饭，给老乡留个纸条盖上自己的私人印章，留待将来抗日政府以字条为凭给老乡补偿。那年春节前后，日本鬼子集中兵力在沂莒边大扫荡，实行拉网战术逐村搜索八路军。就在阴历2月的一天上午，天上阴云密布，冷风料峭，我们六七个同志转移到沂东县苏村一带，正遇上日本骑兵拉网搜索，从附近几个村里赶出来上千名老百姓，黑压压一片，从南穿过麦子地往东北方向逃去，不远就是日军的骑兵队向这边追来。我们几个被卷在人群中，只见周围的老百姓，老的白发苍苍六七十岁，小的在娘怀里抱着，都已疲惫不堪；而且还有些戴着毡帽头、身穿农家大棉袄的男子，虽然相互不认识，但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因山东行署、山东省政府、各分局等都在沂南，疏散后很多机关人员都没离开沂蒙山区，而鬼子拉网式搜索目的也是要抓八路军。这时节麦地里的麦苗有一扎来高，地是湿的，人走进去鞋子立即沾上老厚的泥巴，越发拔不动腿。鬼子骑兵驰至近前分散开将人们包围起来，双方相距只有十几米远，日本骑兵身上武器的撞击声、马蹄蹬着土地的踢踏声清晰可闻。天上的黑云更浓，低低地垂下来，空气沉闷压得人窒息，老乡们挤成一团惊恐万分。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并且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时，我身边突然有位妇女倒在泥水里呻吟不止——原来这位妇女要生小孩了！周围的人包括妇女的家人眼瞅着她简直是束手无策！这时只听鬼子喊：“八路的干活？”鬼子喊声未落，天空突然一声惊雷，低低的，就像在人们的头顶上炸响，惊愕中大雨倾盆泼下，霎时间淋的人睁不开眼睛。日本鬼子一下子乱了营，他们嗷嗷叫着驰向村里避雨，我们得以脱险。大家齐声感谢这场救命的及时雨。这场雷雨来得如此突兀，恰似专门为营救八路军战士而来，特别令人称奇地是，那时是农历的2月，刚刚过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气不久，在这个季节象这样的急风骤雨是极为罕见的。多少年后，老战友们每说起此事还是击掌称奇。
1945年3月，我调到南沂蒙工商局。南沂蒙是指沂蒙山区的南半部分，包括沂水、沂东、沂南、沂源等4个县再加上蒙阴和费县的半个县，地盘大，事务特别繁琐。这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近8年，形势愈来愈严酷，中国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艰难的挣扎求生。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11日，朱德总司令发出全面反攻的命令，山东军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和渤海军区的主力与基干部队，迅速整编为山东军区野战兵团，分5路大军向胶济、津浦、陇海铁路线进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9月中旬，5路大军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中共中央从国民党试图发动内战的形势出发，采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战术，9月19日，中央命令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率山东八路军主力6万人挺进东北，新四军进驻山东。山东军区迅速组织派遣一个主力师，一个警备旅，一个教导团和几个挺进纵队进军东北，并调配4000名干部随军北上开展工作。军区命令从9月下旬开始，部队和干部分三批出发，11月下旬全部走完。大批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在临沂集结，罗荣桓同志也驻扎在临沂城。这时，南沂蒙工商局领导告诉我，准备调我去东北，让我在临沂的界湖工商局等待命令，先暂时干文书工作。可我做了文书工作后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我，最后我没去成东北，留在了南沂蒙工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