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谋生
1936年10月，刘竹溪坐上胶济路东行列车，一此刻他不会想到，一年多后他又从这条铁路上西去。
刘竹溪叔兄弟俩到了青岛，住进一家小旅店。第二天，刘竹溪找到父亲在北洋时期的朋友王登三，送上父亲的亲笔信。王登三是安徽毫州人，在胶济铁路警察署任股长。初次见面，王登三看上去不太热情，但对老友的托付还是上心的。他说：“干铁路，最好的是干机务段当司机，拿得钱多；其次是去车务段当检票员，将来可以做到站长。你们年纪小，文化程度低，都不够条件，干这些都不行。这些部门我也不熟，说不上话。你父亲要我帮你们忙，我只能在警务方面想办法。”
王登三把刘竹溪介绍到胶济铁路护路队，补上名字。刘庆溥刚满14岁，年龄太小，没有补上名，只管饭不发津贴。几个月后，王登三托关系把刘庆溥补到青岛警务段当三等警士。1936年11月，胶济铁路警察署第三期警察教练所开学，刘竹溪进教练所受训。教练所驻青岛广州路，前门临街，对面是铁路机车调度场，后门外不远处的“南海沿”有一座大操场，是教练所的训练场地。教练所学期3个月，除了训练新学员，也轮训老警员。据说前两期训练的都是老警员，第三期开始接受新学员。新学员在教练所受训期间只管伙食，不发津贴。
教练所队长李若愚，一派旧知识分子的文人气质，讲一口纯正的北平话。一分队队长姓郭，山东胶州人。二分队队长姓李，北平人。三分队队长姓刘，也是北平人。队长李若愚不驻所，他在每个纪念周（周一）到教练所训话，推行国民党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胶济铁路管理局的许多官员和老警员是北平人或河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日本强占胶济路。1923年1月，中国正式赎回胶济路及支线，在青岛设胶济铁路管理局，这些官员、老警员当年由津浦路北段调到山东，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胶济路。
第三期教练所设3个分队，每个分队设3个班，学员有120多人。学员中既有新学员，也有老警员，年龄参差不齐，十七八岁到30多岁不等。刘竹溪时年16岁，在这一期学员中年龄最小。人所后，刘竹溪分在二分队五班，全班学员13人。刘竹溪的同桌是一个安徽人，两人相处得很好。五班班长姓李，山东人，行伍出身，没有文化，人很老实，待人和气。二分队五班学员住三楼的一间大屋子，睡大通铺。大通铺每个铺位下有一个放置个人物品的小门洞，通铺对面的墙窗内是枪架和衣帽架。学员铺盖自备，外罩所里统一发放的被套和白色床单，以求整齐划一。洗漱用具也是自备，学员洗漱一律在盥洗室。盥洗室不供应热水，洗脸洗脚全用冷水。所里有澡堂，学员每星期可在澡堂洗一次热水澡。学员宿舍的通铺下、墙上、天花板上藏着许多臭虫，一到夜里就爬出来咬人，被掐死或压死的臭虫把被套、床单染得到处都是血点子。每到星期天，学员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被套、床单。
教练所沿袭军队的训练方法，以军事课目为主。训练课目从单个教练一直到班、排、连教练，内容包括制式教练和野外教练。学员在受训期接受了两次野外教练，分别为班教练和连教练；两次实弹射击，第一次是步枪射击，第二次是重机枪射击。结业前，教练所组织了一次连进攻。其他训练课目有地理课目，学习地图的识别和测量，学会认识和利用地形地物地貌；警务课目，学习护路、护车，学习《违警罚法》。刘竹溪在教练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战斗技能，为他日后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教练所训练最多的是队列，学员每日在操场上跑步、拔正步。队列训练强度很大，尽管是在冬季，学员们身上仍然出了很多汗。刘竹溪头上的汗水顺着帽沿滴在制服肩部，在上面结了一层白碱。最初几天，刘竹溪累得两腿酸痛，本来可以轻松上下的楼梯，几乎爬不上去。
三分队队长待人温和，一分队队长则非常粗暴。学员中有一小个子老警员，年纪大又比较笨，出操经常出错。一分队队长就把他拖出队列用藤条打，打得他满地滚。一次全体学员出操，一分队队长值班，他认为刘竹溪腿部动作不规范，在队列后面抬脚猛踢，这一脚正踢在刘竹溪脚后跟筋上，痛了半个月。一日晚，全队在教室自习，刘竹溪担任值日，他只注意自己的功课，没有顾及教室里秩序比较乱。一分队队长当晚值班，见状大为不满，把刘竹溪带到办公室，咆哮道：“今天我要拿你开刀！”刘竹溪当时想：如果他动手，就和他拼了。一分队队长这次没有对他动粗，只是罚站。半个小时后，一分队队长命令他回教室整顿秩序。刘竹溪管不了那些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学员，一分队队长再次来到教室，见秩序依旧，又是一通咆哮。
教练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帖子，所有人平时不谈政治，与滨县中学的氛围完全不同。一分队队长和几个浙江籍学员混在一起，与社会上的国民党分子拉拉扯扯。李若愚发现后严厉训斥一分队队长，禁止他到外面搞政治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教练所里有人大骂张学良、杨虎城，有人默不作声。事变和平解决后，青岛国民党当局组织军政机关和民众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庆祝蒋介石获释。胶济路的老北平人不关心政治，李若愚禁止教练所人员参加外面的游行，对上面要求教练所上街游行的命令也敷衍了事。他带领全体教官和学员绕着教练所在街上转了半圈，从后门出去到大操场，然后直接进广州路正门。刘竹溪在滨县中学已接受反蒋思想，认为张、杨应该除掉蒋介石。蒋最终回到南京，他感到很失望。
1937年1月，第三期教练所结业，王登三通过熟人把刘竹溪分到胶济铁路第三护路中队。第三护路中队当时驻青岛四方，大约在同年2月间，该中队移驻位于胶济路中段的益都车站。胶济路当年有3个护路中队，青岛、益都、济南各驻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设3个班，全中队100多人，相当于军队的一个步兵连队。
胶济路还设有路警单位，即胶济铁路警察分段。全路设九个警察分段，设在益都车站的为第6分段，负责益都、普通、淄河、辛店、金岭、湖田六个车站的治安。每个车站设警务所，置一名巡官和若干名警员。各站警务人员数目不等，或五六人，或七八人，或十几人以上。
护路中队和警察分段均隶属于胶济铁路警察署，是两个平行单位，互不管辖，执行的警务也有所不同。护路队类似现在的乘警，警务分外勤和内勤。外勤上客车押车，每节车厢有一名队员，负责车上的治安。内勤为队长办公室文牍人员，有一名秘书、一名内勤班长和三四名内勤警士，负责中队的内部事务，草拟一些上下行文。警察分段则主要担任地面上的警务，负责维持车站的治安和秩序。警察分段的警务也分内外勤，外勤警员也担任押车勤务，每列客车两人，轮流上车值勤。
护路中队和警察分段的警员着同一式样制服，戴大檐帽，穿高腰皮鞋，警员扎帆布绑腿，分队长以上干部扎皮绑腿。绑腿为整体式，外侧有一排扣钩或扣子，用以扣合绑腿。绑腿下部有一个半圆形的前沿盖在鞋面上，用一根带子套过皮鞋底固定。警员的制服有两套，一套是赭黄色咔叽布夏装，一套是藏青色粗呢子冬装，式样美观，据说是从德国占领时期沿袭下来的。但新警员穿的是老警员替下来的旧制服，也不合身。警员的警阶分六级，为三等警士、二等警士、一等警士，三等警长、二等警长、一等警长（警阶为下士、中士、上士）。
护路中队装备“湖北条子”（湖北汉阳兵工厂步枪，七九口径）和金陵兵工厂仿造的勃郎宁手枪，全部是新枪。仿造的勃朗宁手枪是俗称“枪牌手枪”的勃郎宁M1900手枪。警察分段装备陈旧，大部分是“小金钩”（日本三O式步枪，六五口径），少数是单发老毛瑟。
王登三原来打算把刘竹溪安排在内勤，因第三护路中队内勤员额已经满编，未能如愿。刘竹溪初到三中队时干外勤，队里看他年龄小，不安排上车，只派在地面上执勤。班长每天带着他站岗巡逻，迎送列车，维持站内外秩序。
当年的益都车站没有电，夜间照明用汽灯或煤油灯。车站到货场的专用道边，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3米左右高的立柱，柱子上装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刘竹溪值夜勤时，班长带他去货场例行巡查。货场里停着不少货车，经常可以看到窃贼从车上往下扔东西。班长告诫他：“不要去管他们，我们也管不了。”
两个月后，刘竹溪由第三护路中队调入第六警察分段。第六警察分段段长姓张，河北人，冀中口音，时年50多岁，与王登三是莫逆之交。王登三见刘竹溪在三中队进不了内勤，便通过张段长把他调到六分段。刘竹溪在六分段干了一个多月外勤，转入段长办公室充任内勤三等警士。
益都车站在当年是一座比较大的车站，六分段警官加内外勤警士有30余人，其中段长一人，秘书、巡官、事务员各一人。秘书负责管理段长办公室，巡官负责内外勤警员的业务和训练，事务员则负责打理段里的财务。六分段段长办公室编制6人，1名警长，1名探警（也称探员），4名内勤警士。刘竹溪在段长办公室做文书工作，每天抄抄写写，拟一些“等因奉此”的公文。
三中队驻在站内的一个大院及其附近的附属房屋，六分段驻在车站以西300多米的一座红楼花园，也叫做红楼院。在六分段驻地以南偏西有一座城池，当地人称“北城”，原为清朝时代八旗兵驻防城，城里的居民大多是满族人。
红楼院建在铁路南侧，坐南朝北，是当时很少见的花园洋房。红楼院的院落很大，五分之三是建筑，其余为场地和花木。院中央建有一座花池和一个大水池，大门内两侧各有一个花圃，东花圃是木本花，西花圃是草本花。东面主楼是一座红色的三层楼房，一楼是段长办公室，二三楼是段长一家人的宿舍。段长办公室是个套间，段长在里间，秘书在外间。
警员宿舍设计得别出心裁，是一座客车车厢式样的平房。宿舍一小部分用刷上红漆的竹篱笆圈起来，作为巡官一家人的住处。警员宿舍窄小，屋内拥挤不堪，院中央的花池和大水池就成了警员们平时休闲散心的去处。
护路中队和警察分段的警员待遇比较好，相当于当时的小学教师。刘竹溪是新警员，三等警士，每月津贴13元5角法币。警员还有另外的伙食津贴，外勤跟车每月9元，段长办公室内勤6个人分4个外勤的津贴，每月6元。伙食费一月三四元足矣，至多不超过5元。
刘竹溪用结余的津贴做了两身便服，一件棉袍和一套仿华达呢学生装。他每月往家里寄5元法币，供胞弟刘庆泗维持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