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 族
刘竹溪是山东滨县（今滨州市滨城区）刘六村人。刘六村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村子，有百多户人家。刘姓是村里的大姓，村里的人大都姓刘。
刘竹溪的太祖刘云烈、曾祖刘起曾经营有方，置下了几十亩地，开了油坊、酒坊，日子过得比较富足，在村里是数得着的大户。太祖有4个儿子，各住一片院落，村里人称“四大院”。“四大院”过得都是好日子，刘起曾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刘竹溪的祖父刘连杰18岁结婚，祖母岁数比祖父大。早年中国农村习俗，认为年纪大的女人能持家，家里就给祖父找了一个大媳妇。祖母姓孔，孔家有点儿功名，老辈是清末光绪年间的秀才，做过小官吏。
祖父“连”字辈这一代，家道中落，渐渐衰败。祖父结婚后，弟兄们分家，祖父分了一座私塾学堂和十几亩地。学堂是一个四合院子，院子里有3间北屋，1间西屋。家中陆续添了人丁，先后有了大姑、父亲、二姑、小叔。祖父不善经营，到了他30多岁时已经很穷了，最要命的是他还有吸鸦片的不良嗜好。
1889年农历七月，刘竹溪的父亲刘永栾出生。父亲8岁时，祖父已经倾家荡产。刘家先卖地，再卖房，最后连房地基也卖了。全家人没有栖身的地方，借住在财主家的场院屋子。孩子多养不起，祖父把二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
不久，祖父得了眼病，双目失明。这个时期，祖父的营生是给村里守夜打更。每天夜里，父亲或大姑轮流用竹竿拉着祖父在前面领路，夏天踩着雨后的积水，冬天顶着寒风。一个大雪天，积雪填满了路边的深坑，父亲个子小，一脚踩空了，掉进坑里，积雪没过了头顶。刘六村有一座围墙，爷儿俩沿着围墙在村里外转圈，祖父敲着梆子，一更敲一响，二更敲两响，三更敲三响……
逢年过节，村里管事的到各家各户收罗一些干粮、衣物送给祖父，算是给他的报酬。过年时送来的干粮能装一大缸，一家人可以吃上两三个月。叔父两岁时，吃带糠的干粮拉不出屎，父亲用树枝给他往外抠。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祖母孔氏的娘家也给一些接济，送些柴米油盐。
父亲白天去地里打草，打下的草卖给村里有牲口的人家，每天能赚到两三个制钱。父亲拿一个制钱买一斤小米，大姑到地里剜一些野菜，小米、野菜熬一锅粥，多数日子里这就是全家人一天的饭食。父亲再拿一个制钱买一点儿人家抽剩下的大烟灰，拿回家孝敬祖父。祖父大烟瘾犯了，就把大烟灰泡在水里喝下去过瘾，聊胜于无。
父亲12岁时就给财主打月工。月工是短工，干一天活儿管一顿饭，月底发工钱。财主是原来“四大院”之一的后人，没出“五服”‘，和父亲是叔伯兄弟，父亲叫他二哥。父亲在二哥家打了两年月工，农活已经干得很好了，给他的工钱却仍然按半工算，心里觉得憋屈。到了月底这天，吃完晚饭后二哥给短工们发工钱。工钱发的是制钱，盛在一个托盘上。父亲和二哥理论，说他干的活儿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怎么还给半工的钱？二哥拉下脸，说：“要不要？不要……”他拿起托盘一甩手，制钱撒了一地。天已经黑了，院子里没有灯，父亲跪在地上摸钱，一边摸一边哭，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把一月的工钱找齐。
父亲15岁这年，到离家10多里的山柳杜村给远门亲戚杜乐园家当雇工。杜乐园在北京做官，是北洋军毅军的一个官员。父亲在杜家第四年，杜乐园回乡探亲，看他聪明能干，便把他带到北京当勤务兵。杜乐园的家住在北京东城翠花胡同里的一个大四合院，杜的办公地点在东交民巷。杜乐园包了一辆黄包车，上下班或外出时以车代步，父亲跟在后面跑。
父亲原来是文盲，到杜家后自学，学到粗通文字的程度，能看报写信，记账打算盘。父亲给杜当勤务兵5年，杜见他为人可靠，就让他转任军需员，管理大账房和小账房。大账房负责处理杜乐园任职单位的财务，小账房则用来打点杜家的流水开支。
父亲当勤务兵时，每月津贴8块大洋。5年后，父亲带着积攒的100多块大洋回到老家，给当年的买主磕头作揖，赎回原来的房地基。刘家重新盖房置地，恢复了家业。
父亲28岁结婚，母亲里玉珍是满族，北京旗人，属镶黄旗。母亲读过几年书晚年住在两个儿子家时曾因读小学课本和小人书引起孙辈们的惊讶，孙辈们没想到从旧时代过来的奶奶居然还有文化。外祖父中年丧妻，续弦再娶，有了母亲。母亲两三岁时外祖母去世，10多岁时外祖父也去世。母亲寄住在同父异母的大哥家，侍奉大嫂，给大哥看孩子，身份与、环无异。母亲到了出嫁年龄，高不成低不就，和父亲结为夫妻时已经24岁，在旧时代算是老姑娘了。满人原来不与汉人谈婚论嫁，到了民国，满人地位衰落，满汉通婚的就多了。
父母亲婚后住在杜乐园的四合院子里，杜乐园住北屋，他们住西屋。母亲平时伺候杜的姨太太，闲暇时陪姨太太打麻将看戏。母亲的记忆很好，多年后她仍然记得许多戏剧中的情节和道白，常给儿女们讲戏。
不久，他们有了长女。3年后，192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公历5月3日）他们有了长子刘竹溪，两年后又有了次子刘庆泗。刘竹溪这一代在家族谱系中为“庆”字辈，刘竹溪原名刘庆濂——按生辰八字推算，刘竹溪命中缺水，父亲就给他起了一个带水的名字，以补水之缺。在传统家庭中，长子在诸子中位置最重要。父亲给次子起名刘庆泗，最后一个字也带水，以补长子之缺。这个做法延续下来，刘家兄弟和叔兄弟的名字都带水。父亲的用心在日后得到了回报，刘竹溪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北京在刘竹溪儿时记忆中是模糊的。翠花胡同附近有一个英国人的营房，营房里的马队每天早晚外出遛马。马队回营时，刘竹溪总要去看，依稀记得马背上还坐着一只猴子。1923年春，父亲把妻小送回滨县老家。在火车上，刘竹溪要解手，车厢里人多拥挤，进不了厕所，父亲用茶杯给他接尿。马背上的猴子和火车上的内急，是刘竹溪3岁时仅有的记忆。回到刘六村，父亲安顿好妻小，仍返京供职。
1993年，刘竹溪去京重游故地，他的出生地“杜宅”已改为翠花胡同8号，原来的独门独院成了一个大杂院。2005年，翠花胡同8号宅院被拆除。
杜乐园认为父亲是可用之人，引荐他到米振标师任副官长，授中校军阶。米师隶属姜桂题的毅军，是段祺瑞带到北京的队伍。父亲小名“长胜”，在米师时常用这个名字，同事以长胜的字义给父亲起字“树勋”。刘竹溪儿时曾见过父亲身着佩戴中校军阶的军服，在京20年应该是刘树勋一生中比较顺心的时期。
毅军军统姜桂题是当年热河都统（相当于省长），常住北京，有时也住在承德，每年总有几次在北京与承德之间往返。他乘坐的轿子称作“驮轿”，前后各有一匹上好的骡子驮着轿子，有专人驾驭。都统的驮轿是特置的，宽大漂亮，有冷暖设备，冬暖夏凉。杜乐园陪同姜桂题时也坐驮轿，但坐的是普通驮轿。
父亲曾给刘竹溪谈道，他在米师任职时奉上司命令办过两件事情：一个是到承德贩卖鸦片，一个是把枪支卖给北军（北洋军）的死对头南军（国民革命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军在陇海路与北伐军作战，北洋军占领一个县，就在这个县放上一个县长。河南杞县县长原来是父亲好友的职位，好友不敢去就职，父亲替他上任，做了杞县代县长。父亲的代县长做了半年，北洋军战败，父亲带着两个马弁落荒而逃，半年的积蓄几千块大洋全丢了。逃难途中，父亲和马弁在陇海路野鸡岗车站被民团抓捕。民团准备把他们全部处死，两个马弁已经被吊在杆子上。父亲竭力周旋，说服民团，3人侥幸脱身。
返京后，父亲大病一场，几乎病死。从这以后，父亲脱离了北洋军队，回家经商务农。
父亲回到滨县，经朋友介绍，先在河北清河县桑园镇税务所当税吏，后因收入微薄不足以养家，又经人介绍做官盐生意。父亲经营官盐时，住在山东阳信县洋湖口镇，管着周围几个集镇的盐店，每到月底他就去无棣县的盐厂上交经营上的收入。
父亲和叔父成家后没有分家，合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全家16口人——刘连杰老两口，父亲家6口，叔父家5口（后又添了4个儿子）；大姑张刘氏20多岁守寡，带女儿回娘家住；二姑王刘氏病逝，一个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一个女儿送回娘家。刘家自有地40亩，租种大户人家的地20亩，有牛车1架，牛驴各1头。父亲在外经营官盐，叔父刘永鑫（小名长有）领着长工侍候家里的60亩地，夏秋两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1935年秋，父亲从当地民团借来一匹马，去无棣盐厂交款。半路上马受惊，父亲失手坠马。马在附近村子里找到，马背上的钱褡子和700多块大洋、法币却不见了。700多块钱对刘家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父亲无力偿还，只好卖地。刘家的40亩自有地卖了17亩，这是一块最好的连片地。土地是农家命根，卖地那天，全家痛哭，如丧考妣。刘竹溪在父亲的指点下写卖地文书，把“甲”写成了“申”，被父亲打了一耳光。父亲从此不事商贾，回乡务农。
家业恢复之后，祖父又开始吸鸦片，此前从不沾鸦片的祖母也染上烟瘾。父亲是个孝子，尽其所能满足祖父母的嗜好，在外时除了往家寄钱，有时还寄回大烟土或大烟膏，父亲因此在北京欠下2000多块大洋的债。祖父母的嗜好占去了家中绝大部分开支，父亲辛苦经营，全家人依旧粗茶淡饭。父亲为祖父母的嗜好所拖累，家业不振。
刘家婆媳不和，祖母歧视母亲。祖母的娘家是小官吏出身，封建意识浓厚。满族妇女不缠足，祖母对母亲的天足十分反感，认为母亲有违妇道。刘竹溪的姐姐七八岁时，祖母逼母亲给姐姐缠足。缠足十分痛苦，姐姐不愿意缠，母亲就拿笤帚、鸡毛掸子打。
刘竹溪6岁启蒙，头两年读的是私塾，老师是一个姓赵的老先生，年近七旬。第三年废私塾兴学堂，刘竹溪改学新式小学课本。私塾的开篇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新式小学课本第一册第一篇是“人手刀足尺，狗牛羊，山水田，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
刘竹溪上初级小学时在本村学堂走读，上高级小学则要去滨县七区大尚家学校住读。刘竹溪因病断断续续休学两年，到了高小就和胞弟刘庆泗成了同班同学。刘庆泗聪明过人，再加读书勤奋，上学一年就能读《三国演义》。刘竹溪儿时是个孩子头，常领着一帮孩子玩打仗游戏，刘庆泗就给兄长当军师，把《三国演义》中的计谋用在游戏中。
自卖地还款，刘家再次败落。刘竹溪、刘庆泗和叔弟刘庆溥上高小时，刘家已经开始四处借贷筹集学费。上高小时学生在学校住宿，弟兄仨每个星期回家背一次口粮，口粮是干粮或干粮面子，再带些咸菜和母亲做的一瓶辣椒。每次开饭前，他们把干粮拿到学校食堂请大师傅放进笼屉里馏热。吃饭时，咸菜、辣椒，有时还有米汤，放在刘竹溪宿舍的窗台上，弟兄三个站在窗台前，就着咸菜、辣椒喝米汤吃干粮。辣椒很快就吃完了，剩下日子里他们用来下饭的只有咸菜。
1936年，兄弟仨同时考上了滨县县立初级中学。中学费用高，学费更难筹措。刘竹溪拿着父亲的信，去找父亲的朋友滨县商会会长刘伦元借钱。第一次刘伦元借给了30块法币，再去就不借了，有时候刘竹溪等了一两个小时，刘伦元也不露面。
刘家无力支撑3个孩子上学，1936年下半年，刘竹溪的学业已难以为继。这年过了农历八月十五，刘竹溪和刘庆溥辍学，父亲打算送他们去青岛找一份职业，留下刘庆泗继续读书。临行前，母亲悄悄给了刘竹溪5块大洋。母亲做了一个腰包，把大洋缝在腰包里，缠在刘竹溪的腰上。大洋是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不轻易动用。
10月，父亲雇了一辆骡车，送叔兄弟俩去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淄博治所）火车站。父亲把哥俩儿送过黄河，站在渡口目送他们南去。骡车已经走出去很远了，父亲依然站在渡口向他们招手，刘竹溪望着父亲已经模糊的身影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