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我由房县调到郧西，接替赵修同志的县委书记工作。来之前听说郧西是1947冬解放，系鄂西北解放最早的县。当时搞搞急性土改，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
1947年秋，我军举行战略反攻。四纵12旅进入郧西后，为了帮助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尽快建立基层政权，巩固这块腹心地区，为此实行了急性土改。由于缺乏经验，对新区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了解不够，加之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在实行中一度出现乱打乱斗，硬性分浮财分土地的作法，违犯了统战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主要问题是群众发动不充分，打击面大，树敌过多，造成土匪猖獗，所建基层政权多属不牢不纯。因此，影响到各项工作的开展，如征收公粮，动员参军，动员民工等都完不成任务。
郧西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王廷佐，相继是是李洪潮、宋筠、赵修等同志，直到我接任后，整个县委工作都是在陕南区党委，两郧地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扶持工商业，调整土地，民主建政等工作，使斗争局面逐步缓和。在郧西和上关及镇安三县合并前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以清剿土匪为中心任务。l949下半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工作中心转移到调整土地，扶持工商业和民主建政方面。到1950年下半年，土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
1949前是郧西工作环境最恶劣，斗争最残酷，任务最艰巨的时期。当时在这里工作的部欧和地方的同志是历经艰险，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从最困难的时刻斗争过来的。他们为郧西人民的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付出了极大代价，立下了卓著的功绩。
我调来后，根据地委指示，开始确定以生产为中心，结台民主建政。不久又结合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工作。在生产方面，当时主要是动员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换工互助组”，群众叫“搪将班子”，后来就正式叫“互助组”了。这项工作在一部分群众基础较好、村政权比较巩固的村子里开展得比较顺利，而大部分村子由于工作，基础差，难于开展。
1950年6月底，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根据地委指示，郧西县同全国一样，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地报名参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贯彻。讨论中许多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不能扩大宣传，怕宣传后完不成动参任务，因而，这次没有抓好宣传工作。结果动参任务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在交接新兵的过程中，沿途开小差甚多，最后所剩无几。1951年的夏粮征收也同上一年一样仍完不成任务，形、成习惯性拖欠。
1951年夏天，我们向地委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这一情况。地委研究认为：根本原因是急性土改时，群众发动不充分分，所建村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仍为地主阶级所掌握。后来虽经调整土地，民主建政等项工作的调整，但对地主阶级没有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他们还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有必要开展一次土改复查，进一步发动群众，着重从政治上清算他们的罪行，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建立或改造村政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会议分析了全县村政权的现状，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村政权基本由我掌握，地主没有完全被打倒，有的还在兴风作浪；第二类村干部不纯，村政权基本由地主掌握；第三类村政权完全由地主所掌握。三种类，型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三类偏多。
根据这一情况，县委决定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组训强有力的复查工作队，当即从县直和各区抽调一些干部，从第一类村抽调部分骨干，从小学教员中抽调一些积极分子，经过集中训练，然后在各区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先从三类村入手，分三批进行。从此，县委工作便以土改复查为中心，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齐打。声势大，力量足，中心突出。一个时期内，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都深感末日来临，纷纷向群众低头认罪，坦白自首。曾经被地主利用过的村干部，也不得不表示：要彻底与地主划清界限，积极向贫下中农靠拢。群众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农村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地委分析的那样，尽管在复查中没有多少经济油水，但从政治上打倒了地主，使基本群众掌握了基层政权，当家作了主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农民深感扬眉吐气，斗志昂扬，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
在第二次动参时，县委接受了第一次不敢宣传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召开了专题会议，强调这次必须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报名参军，不准带有任何强制性。这样做的结果，比上次顺利得多，在动参过程中很少有开小差的，出现了成批的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景象。事后同志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不是群众不爱国，而是我们的宣传发动工作没有做到家。再是工作方法不对，不应采取强制性办法，思想工作没领先，群众很反感。另外，也由于过去国民党拉兵对群众造成很坏影响，解放后是动员群众自愿参军，他们一时划不清两者是非界限等原因造成的。
大家从两次动参中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如关防区某村一个农民有三个儿子，都够参军年龄，第一次动参时，这个老头子得到消息后，将几个儿予都留在家里。动参同志去他家时，他把斧头、棍子之类的东西摆在桌上。全家都坐在桌子周围，动参干部一去看到势头不对，没有敢说参军之事就走了。第二次动参时，由于事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宣传教育，他认识到了参军的意义，于是主动找到区上的干部说：“保卫祖国，人人有责，自愿当兵我干，拉我的兵我不干。你们上次要象这样做，我保证没意见，这次不用你们说，我自愿送儿子去当兵，看哪个够条件，就送哪一个去”。这一典型而生动动的事例，对我们的教育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三次动参时，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有的父亲送儿子，有的妻子送丈夫，有的兄弟争报名，有的推迟结婚期。很多青年争先恐后后跑到区村政府报名，要求去当兵，个头小的怕验不上，踮起脚尖量尺寸。有些青年在村上报了名验不上，感到不光彩，又到区上苦苦要求收下，甚至有些青年妇女也要求去当兵。各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次动参从动员到交接，没有一个开小差。县委曾对这项工作向地委写了“两种做法，两种效果”的总结报告。地委认为这个报告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1951年前征收公粮难度很大。1952年夏征前，县委找财粮部门作了调查研究，询问公粮完不成任务是否因负担过重。据调查,1948年是重了一些，以后随着陕南地区的扩大，已大大减轻。县委认为既然不是负担过重，就是工作问题了。决定结合宣传抗美援朝，在夏粮征收前开展一次交纳爱国公粮的宣传活动，并提出三个条件：一、交纳公粮不留尾欠；二、去年秋征尾欠今年要补交清；三、以能否完成任务和质量的好坏看其爱国行动。工作做在前面，到夏征时各区、村掀起了一个踊跃交纳爱国公粮的热潮。各户根据公粮质量要求，事先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个别没准备好的，临时在晒场晒干扬净后再交。这次夏征为以后征收公粮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解放初期的几年里，县财政收入来源很少，一是从公粮中提取一部分地方粮；二是靠税收中的提成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收入。根据情况分析，税收尚有潜力，主要是干部少，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在土改复查中，县委决定从县直各单位抽调干部时，财政部门叫喊干部少，困难多，思想有些不通。但不抽调又完不成中心任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县委决定“一般服从中心，中心结合一般”，以中心工作带动各部门全面工作的开展。这一决定贯彻执行后，不仅中心工作抓出了成效，其它工作也带动起来了。如税收工作，在复查中人人作宣传，人人协助摘税收，不但税收没减少，反而成倍的增加。这是原来没有估计到的．
1951年，以生产为中心时，开始我们没有经验，许多同志只凭过去对华北老一套生产经验的一知半解，或学习了几篇有关生产的文章，号召农民组织互助组，没有明确的部署和具体要求。因此，有的群众说，你们要我们组织互助组，我们真办成“糊涂组”了。经过一段“糊涂”，才逐渐摸索到了组织互助组的门路。由于土改复查工作的开展，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群众对生产互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水到渠成，互助组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由于互助组的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风调雨顺，这一年的粮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
郧西解放初参加革命的干部不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随军西进，留在县里工作的不多。1950年县委机关不到20人，各区也仅有10人左右，区里的主要干部还在不断上调，因此深感干部不足。复查结束后，便将条件好的树干部和小学教员中的大部分留了下来，充实了县区机关。后来听县里的一些同志说，五十年代中后期，各区的主要骨干多系复查队员提起来的。
在郧西解放初期的两年中，斗争极其尖锐，工作甚为艰巨。据早到郧西的同志们回忆：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从客观上讲，国民党对我军外线出击，实行战略反攻不理解，作出了错误判断，误认为我是迫于敌人“军事压力”而“逃跑”。因而，敌人嚣张一时，一些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兴风作浪。从主观上讲，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推行急性土改，忽视了策略，打击面过大，树敌过多，给以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后经县委数年的努力调整，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形势有所好转，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直至1951年地委提出以土改复查为中心（郧西主要是复查），“三套锣鼓”一齐打的工作方针，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树立了群众的优势，建立与巩固了基层政权，使以后的各项工作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讲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话，永远是指导各项工作的座右铭。
（作者王伯华，解放初任房县县长，继任郧西县委书记，离休前任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等，材料1982年7月初座谈整理于郧西，8月中旬修改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