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我栖霞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赶跑了日本鬼子。栖霞人民终于愈合了战争的创伤，洗刷了蒙受欺凌的耻辱。
县城解放后，党政军备机关相继迁到县城，我也从区上调到县干训班工作，负责培训干部为迎接将来的全国解放做准备。正当我们信心百倍地迎接胜利时，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大家得到这一消息后无法用语言形容高兴的心情，广大群众兴高彩烈、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人人扬眉吐气，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国民党全图抢占全国解放区，这是我党早已预料到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大批向东北调遣干部，开辟东北新区，建立东北根据地。山东离东北最近，胶东区党委便利用这一优势，组织大批乡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调往东北。
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夜以继日地从各地抽调干部。在这成千上万的干部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县委书记牟于敬同志找我谈话说：“惠文同志，现在霞要大批干部进新解放区。尤其是东北三省，日本统占了14年，现在全部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开辟工作，组织上考虑调你去。这次挺进东北，任何人都不能考虑个人的事，到东北后你可以重新选择。”子敬同志虽然只几句话，却决定了我的命运和爱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是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口我作为党员还能说什么？只能毫无选择地牺牲爱情服从组织。这时茹明伦（恋人）正在胶东区党委工作，他经常到各地去巡视，因交通不便又邮政不畅，我无法把调东北的消息告诉他。这样，因调动急迫，不仅不能面别，就连通告的机会都没有，这对我们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有谁能知道，这对恋人是否有缘再相会，是否从此永诀别。出发之前，我请了一天假回家向母亲辞别。那几年母亲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过创伤：因为我的哥哥（马水如）年仅22岁就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因儿子牺牲的打击不到一年也去世了。母亲是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她带着病体抚养着三个还不能自立的孩子，艰苦度日。我着着母亲那憔悴的面容，弟妹忧愁和留恋的目光，这次远去东北，真让我忧心和挂念。
临走那天，母亲和往常一样站在村东头小山丘上，以忧郁的目光选我。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母亲，母亲用那瘦长的手抹去泪水，我的眼泪也流淌着。当我的身影就要在拐弯处消失时，我最后一次回头看看母亲，母亲仍然目不转睛地伫立在那里右我大喊一声：“妈妈再见！”便嚎啕着疯狂似地头也不回向前跑去。
辞别母亲之后我立即到胶东区党委报到。区党委组织部对我们这批调东北的干郁谈话的口气和牺霞县委书记的口气完全一样。织部领导说，“因形势发展很快，时间紧任务重，这次所有调动的干部一体不照顾恋爱关系，这样大批地调动干部不可能照顾得那么周到。”要说原来对茹明伦的关系还报有一线希望的话，听了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的谈话之后，我完全失望了。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把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了党和人民。有什么爱情不能牺牲的呢？想到这些思想就通了，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山东。
从莱阳（胶东区党委驻地）步行四五天才到了龙口，因青岛、烟台都被国民党封锁，我们只能由龙口上船。临行时胶东区党委为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棉制服、一床被。我们在龙口休息了一天，每人又发了十个火烧、一块咸菜，几个苹果，这是全部的装备和伙食。我们乘的那艘小船只能容纳二十个人，其中有十四名干部和六名战士。船上的空气非常污浊，特别是那汽浊味够呛入的。上船之后，大家都盼望着能快点开船。可那天晚上只是机器呼呼隆隆的晌了一夜，船又不停地摇，船还未开大家已让汽油味熏得恶心。第二天船启程后又通上大风，这样一艘小小的汽船在海上一会儿被大风掀到浪峰，一会儿又被推下波谷。在大风大浪的颠簸下，大家都呕吐得一塌糊涂，从上船到下船五天五夜未吃一口饭，未喝一口水，最后连胆汁部吐出未了。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泊，终于在十月中旬于安东省（丹东）庄河县打拉腰港口登陆。下船后每个人都折腾得入不入鬼不鬼的，人人都说再也不坐船了。
下了船我们就被苏联红军的大卡车拉到庄河县旅馆，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又被苏联的卡车送到安东市。晚上还未进人市内，远远的就看到华灯闪烁；送到市内一看，处处流光溢彩，所到之处是一片灯的海样。这对于一个从山沟里出未的入未说真是眼花缭乱妙不可言。在华灯灿烂的海样里，汽车绕未绕去，不知烧了多久，终于在省委招待所的楼前停下了。这里从四面八方来了许多干部，整个招特所都住满了。省委组织部对新来的干部非常热情，安排一律休息三天。三天中除看电影、看戏，餐餐以丰盛的酒菜宴请。三天之后每人填写了一张履历表，然后根据经历及情况分配工作。我在填表时，看见“有无爱人”一栏，便填上了茹明伦的名字。填表的第二天，干部科长田村同志找我谈话，了解了明伦的情况之后他说：“这次分配你和刘华（我们同船去的女同志）到庄河县工作。你爱人我们想办法与胶东联系调过来，安东市委正好缺个秘书。你先到庄河安心工作，等明伦调来之后再调你来。”
抗战刚结束，当时庄河县外来干部只有六个人，即县委书记、县长王德真，各联会主任陶林柏，公安局长姜耀东，联中指导员赵鉴，加上我和刘华。刘华分配在区上工作，我留在县委作秘书。因党还未公开，所以县委以各联会名义开展工作。因缺干部，我在县委兼四项工作：秘书、机关总支书记、县妇联主任、联中指导员（赵鉴调区里工作后），工作异常繁忙。因为那时大批从山东及新四军中往东北调干部，大部分是从皮口、打拉腰港口登陆，路过庄河。所以无论工作怎么忙，每天我总要抽时间到招待处看望新未的干部。一是和胶东来的干部有天然的亲情关系，二是也想从熟人中多留些干部以便加强庄河县的力量。但因都是有组织的调动，大批干部都向城市进军，想多留较困难。尽管收获不大，但也留下一些，如从招远、掖县、黄县、蓬莱、栖霞都留下几个，其中有李香婷、史春英（后光荣牺牲）等二十名，大大加强了庄河县的力量。这些同志一到工作岗位都奋不顾身地投人了反奸反霸的斗争。国民党疯狂地抢地盘，先于我们在庄河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及其维持会等外国组织，我军进占后除了他们的“大头儿”被我们枪决外，大部分转入地下企图卷土重来。敌我斗争是非常艰险的，加上群众对我党不了解，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是正统的，所以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敌特分子相当猖狂。如我在联中兼指导员时，“五四”青年节组织师生游行庆祝，游行队伍中就有师生公开喊国民党万岁。我们新建立的区政府经常被国民党地下武装与土匪围剿。在这艰险的斗争中，我们的同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敌入越猖狂，我们越发动群众进行轰轰烈烈地反奸反霸斗争。到1946年春，我们才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建立起十四个区政府。我们的力量逐步强大起来了，敌入也消声匿迹了。
1946年春，国民党军以美式装备和数倍子我们的兵力向东北解放区进攻。正在这险恶的情况下茹明伦同志经联系从胶东乔装成商入来到安东市。之后，我也调到安东市委工作。在市委我俩结了婚。婚后，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参加了下乡工作队。因形势的严峻，为了贯彻中央建立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指示，市委派一名副书记、一名副市长为首的一百多名干部，其中包括一些教员深入农村。我们进农村还未站稳脚，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以强大的武装力量，首先向辽南、辽东城乡展开了攻势。我们下乡还来来得及开展工作，安东市委就开始撤退，从此敌入步步紧逼，我们边打边撤退，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常常被敌人包围。在东北高山峻岭大雪封山的情况下经常几天吃不上饭。东北的山高沟深入烟稀少，几十里我不到一户人家，即使找到了也没有粮食，就是有点粮食也无法加工。开始还能弄点苞米炒炒吃，后来苞未也没有了。有一次我们被冲散了，被敌人包围在山头上几天没有吃东西，衣服被荆棘、树枝扯得稀烂，又冻又饿。我正饥饿难忍时，突然听到一声，“马惠文快来I”回头一看是吴世民（她也是栖霞人），她捧着一个冻萝卜在啃，我惊喜得像捞着一棵救命稻草似的和她分享了口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遭到敌人飞机大炮的袭击，有时敌人的飞机飞得特别低，不仅能看见飞机上的青天白日旗，还能看见飞机上的人口有一次在风城某地行军中遭到敌机的轰炸，许多同志受了伤。有一个教员受了重伤失去知觉，我立即从身上把唯一的一件棉衣脱下来给他盖在身上，送往随军医院抢救。因我们还要继续行军，后来情况怎样我无法知道。由于敌人追击得凶猛。不步同志被冲散了。有的当了俘虏，被俘的女同志大部分被敌人分配给了士兵；有的卖给老百姓，其中有和我同船来的田甫昌、栖霞的张荣。当然还有许多同志宁死不当俘虏，如我们栖霞的史秀英同志掉队后藏在老百姓家里，被村长出卖，敌人来捉她，她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到大山上口那是寒风刺骨大雪封山的季节，她在大山里冻了一晚上，把双手冻掉了。还有史春英同志她也是栖霞人，在庄河县工作，后来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英勇栖牲。她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儿文，也是我们栖霞人的光荣。
东北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1946年底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姓利，彻底扭转了东北的战局，安东市也于1947年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之后，我军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以排山倒海之势乘胜遭击，解放了全中国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回家看到母亲时，她老人家几乎双目失明。她先握着我的手，因眼睛看不清我的脸，又用手抚摸着我的脸，我流泪了，她也流泪了，说：“这么多年，你到哪里去了？我的眼睛都哭瞎了。”如今母亲早已作古了，但这些情景一想起来仍使我泪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