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六十多年前，我们西南服务团五支队三大队共600多人，从1949年10月1日南京出发，经二十多天坐火车和行军到湖南常德我们三个大队人员组成是在湖南常德市休整后，根据工作需要，重新分配编队仍属五支队，任务是参加接管重庆市 。其成员是将原来干部大队（系华东支前司令部干部和从部队及苏南区党委调配干部）抽调的部分人员，以及从京、沪、杭、苏南、皖南等由地下党、工会、学生会推荐新参军的青年教师、学生、工人和技术人员共600多人组成，下编为四个中队，大队长是李久恒，政委高兰戈 。行军到彭水后，因重庆市已解放急需干部，李、高二位领导奉命率领l00多人，乘坐部队派来的车辆先接到重庆去了，其余400多人由韩书诚、冯立泰两位同志带领继续步行西进，我仍任行政科长。
西南服务团这支特殊队伍，由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二野军大学生、地下党员、地方干部6000多人，上至兵团、省军级，下至县区、团营连级干部为骨干和11000多名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专家教授组成共17000多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号召，进军大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以坚定的革命意志，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 在南京经过三个多月的政治理论、军事常识、形势任务和到西南新区后的方针政策及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等知识的学习，由二野首长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彭涛、万里、曾获秋等亲自授课，使广大战友特别是刚入伍的青年战友受益匪浅，对首长们那种以诚、以礼、以信、以师的教导，无不兴高采烈课堂上不时被潮水般的掌声打断，感人至深。
在南京组团不久，新老战友一律发了新军装，那时是供给制，不论地方上调来的和部队上调来的于部一律按原来职务定级别：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区营级、干事和乡级定为连级：新入伍的技术工人、学生、教师等一律定为正排级。 家庭均按军属对待并向家中发了军属证书 。大家发了新军衣后，南京各照相馆生意很红火，不论新老战士都要照张照片留念．南京学习期间不但使每位战友树立了参加革命必须具备的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人生观，还进行军事训练，每天同正规连队一样出军操：早晚点名，用餐统一号令。 为了锻炼体力，早操先慢跑1000米，逐步增到2000到5000米：开始徒手跑、后叉背负荷跑：又训练了急行军和行军中的防空演习，不论是何种环境、地形只要有命令都得卧倒，没有命令不准爬起来 。刚开始有部份新同志不习惯，后来在队长、指导员的说服教育下，大家都能自觉执行，并明白要做到平时训练时多流汗，行军打仗中就少流血，所以大家就虚心向老战友学习。
在行军前夕，部队要进行轻装，因我们这支干部大军比野战部队战士负荷重，这样重的负荷要行军到西南各地去工作、战斗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团部规定党团员、干部要带头，县团职干部行装不超过10公斤：营职不超过7.5公斤：连职以下不超过6公斤，每人也只能一床棉被、床单、两套军衣、三双军用胶鞋和身上穿的棉军衣，再就是一些少量日用品和学习资料，减下来的东西由自己寄存或邮寄回家。 在后来行军中大家才感到上级决定是正确的 。从南京开始在1949年9月30日晚（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们跟随二野指挥机关开始向西南进军。 从浦口坐火车经北上徐州，西进郑州又南下武汉到岳阳，铁路被敌人破坏，不能乘车就步行，基本上从长沙开始大进军完全是步行。 每人还要带上2.5公斤干粮袋、男同志100块银元、女同志50块（由于到新区后人民币还不能用，买东西只能用银元） 。因是在冬天行军，进入湘西山区后，阴雨连绵，川湘路当时是碎石路，道路泥泞难行，这对老战友来讲无所谓，但对一些十六、七岁的年青战友来讲可就苦了，这些同志入伍前都在大中城市生活学习，条件比较好，出门均坐车，有的家庭还有小汽车接送，从来未走过山路，行军很困难。 战友们顸烈日、涉冰河、淋雨、穿雾，披星戴月的艰难行军，每个中队每天均有人掉队 。有的脚上打起血泡，走路十分艰难，这时每个大队抽三、五个人组成收容队，还设法雇用私有汽车和马车送病弱同志 。每个大队领导同志配的马（按规定团职干部才每人配一匹马）也都让出来给病号同志骑，并提倡团结互助，女战友分散编到各班里，便于照顾。 在我们大队有不少班长如李太祥、王凤元、徐进、朱毅、李其凤、罗国安、杨春生、李国林等同志，每天都帮病弱同志和女战友背背包和干粮袋，有的同志用木棒挑四个人的行李。 在这7000里小长征中最艰苦的要算各中队炊事斑和打前站的同志，他们每天不仅和同志一样走路，还要起早睡晚的为大家做饭，肩上还要挑几十公斤重的炊事用具和油盐酱醋、粮食等物品；打前站的同志，要先到达目的地，找好住处，安排大家住下后，又要考虑第二天的行程。进入新区还要防止土匪骚扰，大队警卫排要放好岗哨。 到达常德整编休息期间，曾遇到过一个难题，这时不少情侣要在此结婚，还有原已结婚夫妇要团聚，各中队都有几对 。行政科同志找老乡借房子，当听说是要给新结婚和夫妻俩住时，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肯，因当地有个风俗习惯，如要作新房或夫妻房，必须在门口挂块大红布才行。 我知道后叫湖南籍战友罗同安、毕之杰想办法解决了此事。 常德整编后，队伍出发进入湘西、川东山区：翻越了雪峰山、武陵山、庙泉山、马鹿山、高坎子、梅子关、火石垭、白马山、鬼望山、从林山等十座大山，这些山高均在海拔1000米以上。 最难翻越的要算白马山了，海拔2000多米，盘山公路是上山18公里、中间18公里、下山l8公里，再加上从武隆县城到山底的4公里，共计58公里，一天又下不了山，找老乡询问后才知道只有中间的18公里走完后是车盘乡，那里是一个山垭可以住宿。 于是我们从县城出发，走了40公里用了一天的时间，但部队到达车盘乡后才发现，这里并没有几户人家，是个小过路场，而且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已放火烧掉了。这下可忙坏了打前站的同志，他们四处找不到住处，只好在公路边找了一间未烧掉的草房，给大队医生和炊事班的同志住下，用于做饭和看病 。大队部和警卫排同志住在房外墙根下，其他中队均在烧毁的房子边位下 。这时暮色降临，细雨霏霏，要做饭烧开水，只好依山挖个三边洞采做饭，由于没有柴火，只好发动身体强壮的同志到树林砍些湿枯木、枯草表烧，因柴湿不好烧，到晚上九点多钟还未烧好开水和做好饭，大家有些怨言 韩、冯二同志找各队长讲明情况，并介绍了大队炊事班伍班长砍竹子吹火，才把饭做好的事，各队回去也找了几个青年人帮助炊事班用此办法，很快就都喝上开水和吃上了晚餐，于是各队青年唱起了表扬炊事班的顺口快板来鼓励他们。这时老天真是不作美，在海拔1600多米的山垭里，又刮风下雨，还夹着雪花，大家冷得只好找颗大树坐在背包上，打着行军时发的雨伞等待天亮．到两点多钟时雨雪越下越大了，炊事班的同志冻得不能入睡，就干脆起来做早饭，我劝他们多休息一会，伍班长讲冷得无法入睡，不如早吃饭，下山再休息。 我与韩、冯两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早上五点钟吃早饭，然后开始行军，下午三点多钟就到了白马镇 。住下后，韩书诚同志叫行政科的同志买了几斤白酒，让炊事班的同志喝了解疲劳 。过了白马山，又上鬼望山，就进入南川水江镇，县城就是平坝了南川县城保护得好，未被敌人破坏，大部队在南川住了两天，备足了去重庆路上需用的粮食和副食品，战友们也买了一些日用品，继续向重庆进发，于十二月下旬到达重庆海棠溪川东区委驻地报到、全大队在海棠溪休息了几天，总结了两个多月行军中的生活，表扬了好人好事，还要求各中队编排了节目，开了一个文娱晚会。 三个小时的表演十分活跃，我记得女战友们的大合唱“进军大西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和彭大金战友的山东快书，表扬我们炊事班的同志，真是欢歌笑语，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晚会后不久，先到市区的大队长李久恒和政委高兰戈也来看望我们，还埋怨我们不该把部队带到川东来，应到重庆市委报到，我们倒埋怨他们走后就不管我们了，是川东区党委派人在綦江县城接我们的。 后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对全大队600多人除抽调100多人给重庆外（名单是两家组织商定的1余下的400多人中又留下150人充实区党委、行署机关，其余200多人编为区党委工作队到巴县开展征粮剿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