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历史背景
回忆起50年代初，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那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干部群众无不记忆犹新。1949年刚刚建立新中国，取得了消灭土匪暴动，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大运动胜利：1951年7-8月份，抗美援朝战争又取得了五次大战役胜利，把美国侵略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地区，美国侵略军不得不同中朝军队展开了边打边停的阶段．当时我们的国力，在朝鲜战场上，是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彻底胜利的 。我们必须使我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继续支援国防，支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打胜这场战争，这就必须加大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我们的国家才建立两年多，财政经济虽有好转，要负担这样大的费用还有很大困难 。这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经深思熟虑，考虑到资金从何处来，国库又没有多的钱，又不能增加群众负担，怎么办？就是用开源节流的路子，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发动全国城乡、机关、工厂、企业、学校，挖潜力、搞革新、找窍门、查浪费、查铺张、堵漏洞的增产节支的群众运动。 各地在运动深八发动中，揭露了一些重大贪污和挪用、铺张、浪费公款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首先东北局（因东北解放较早）于1951年向中央报告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并讲了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己揭发出2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旧币（合当时5万人民币，以下类同）。 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上千亿元材料不处理华北局也向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两大贪污犯 二人均系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贪污、挪用公款、救灾款等共计人民币245亿多元（旧币）。 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西南虽解放较晚，“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制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2月8日向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发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特别强调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一样的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紧接着中央成立由薄一波和安子文为正副主任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开展工作 。中直机关于1952年1月9日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了运动进人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在运动中有打老虎之称）。当时规定贪污旧币l亿元以上为大老虎；I亿元以下，1仟万元以上为中老虎；l仟万元以下，l佰万元以上为小老虎 紧接着北京市举行公审，宣布了中国畜产公司一位处长、中央公安部一位科长两人均判死刑，还有三人判徒刑 。河北省于2月10日在保定召开了公审大会，对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判了死刑 。他们二人被处决，对全国震动极大 。当时也曾有不少刘、张的老领导、老战友为他们求情，考虑到他们二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革命立下功劳，在干部、群众中影响较大，可否向毛主席请求不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当时毛主席接到请求信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在干群中影响较大，党中央才下决心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甚至更多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人。 从处决刘、张二犯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如何维护党的事业、国家政权和法律，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毛主席还讲过，我们共和国建立来之不易，决不让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我们决不做第二个李自成。
根据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50年代初，四川省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重庆、西康六省区，加上云南、贵州、西藏统归西南局领导）也公布抓出了一批大老虎，川东区党委抓出了木材公司经理，是位老红军，因贪污腐败、吸鸦片烟被处决：贵州省一位县长因讨小老婆（现称包二奶）被判刑。 地委成立了由副专员赵一川和组织部长王磊为地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正副主任，并于1951年12月10日- 17日召开了全区财经工作会议，各县县长、县委书记、财委主任及地专部门各部、局、科长均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先由龙光赢书记传达了川东区党委召开的扩大财经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县和地专机关尽快把“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投入这一运动中去，要自已引火烧身，向广大群众、干部检查自己是否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情况，要刺刀见红，有问题检讨后可以从轻处理；若被群众揭发出来，则要从严惩处。 龙书记还根据地委前段时间学习中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处理 。同时龙书记和专员王子清、副专员赵一川也在地直机关召开的大会上作了检查，要机关干部和参加大会的各县同志提意见，并布置各县同志回县后要尽快把运动开展起来，要传达到区乡、城镇，让城乡一起来揭发 各县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哪一级抓不起来，就拿一把手是问，并严格检查汇报制度 地区派人到各县督促，并规定三天向地委“三反”办公室汇报一次开展情况，在展开“三反”同时，农村土改要分出领导来抓，做到“三反”、土改、生产三不误 这样全国、全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了。
南川县“三反”运动的开展
南川县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是在涪陵地委1951年I2月中旬县书、县长会议后，于12月20日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和各区土改工作队长会议 在此先开了两天县委会（那时未设常委），孙俊卿书记传达了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文件 接着又传达了川东区党委和涪陵地委的具体部署，县委又详细作了安排当时全县土改工作正进入高潮那时县委人数较少，除县警卫营长外，只有书记、县长和四名委员，一名还兼职任区委书记未上来，公安局长又是“三反”的重点对象，宣传部长因涉嫌任县粮食局长时有问题，就在下边领导土改工作，因此实际委员只有我一人，还兼职任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和土改办公室主任 。为了把“三反”运动尽快开展起来，县委决定县区力量进行调整，土改工作由我和北京土改工作团长张杰如完全负责；孙俊卿、姜海汝县长重点抓机关“三反”工作。各区也由区委书记和工作队长负责土改工作，区长抽出来负责“三反”工作 有些重点科局的负责人原在下边参加土改工作的也抽回本部门采参加“三反”工作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是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除由孙俊卿书记作进一步动员外，为了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还表示了县委对中央指示贯彻的决心 。根据机关前段学习文件时初步揭发出来的问题，在大会上宣布了对县公安局长及武装科长停职检查决定、并对“三反”运动发展慢的粮食、税务、工商等科局领导点名批评，要他们尽快赶上。 还要求各部门在前段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要刺刀见红，领导要带头检查，发动干部、群众提意见，揭发问题，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这个会是火线动员大会，会后各区、各部门部连夜开会动员，在下边参加土改工作队人员属重点审查对象的，要报告土改办公室并找另外的同志去顶替，本人要回来参加“三反”运动 。县委还对几个大局和进展慢的部门派工作组去同该单位积极分子一起，成立“打虎队”。 这样“三反”运动在县直机关和区所在的镇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各部门都揭发出了不少“老虎” 。这时上级下达了贪污定性标准：贪污受贿l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l亿元以下、I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1千万元以下、1百万元以上为“小老虎”：其他为小贪污。动员中还提出对贪污党团费、救灾费、移民费者更要从严处理。当时县上揭发出的大案有：县公安局领导及派出所干部等十多人，除局长撤职检查外，其他十多人都隔离审查。县粮食局长及各区粮库干部等二十多人贪污几百万斤粮食的一个贪污集团，除原粮食局长因缺少证据未停职外，其余二十多人部隔离审查；其他的如税务局、武装科、贸易公司等部门也都揭发了一些人的问题，均采取了停职受审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揭发后，大部分同志通过自我检查和说明群众揭发的问题来拢去脉．一个部门领导先由部门群众背对背揭发，个别问题大不便在会上讲的，可以写检举材料或找县委派去的同志讲，也可以到县委“三反”办公室讲，对一般的问题，部门领导检讨后，再面对面提批评意见 检查群众通不过的，就必须再检查，直至通过为止。我记得税务局一位局长，是个非党员同志，因系旧政权过来的，“三反”问题不大，因为不敢大胆领导开展工作，税务部门又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检讨三次都过不了关，最后县长姜海汝同志去帮助才过了关。 县委书记、县长均检查了两次才过关的 。我因刚到没多久，检讨一次就过关了，但群众还是提出要求“三反”办公室到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去调查，是否有问题，后经证实无问题后才算正式过关。在领导干部检查后，群众意见不大的就算解脱出来，参加到积极分子队伍中去领导运动。当时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都要经过自查自律，就是没有贪污多占，也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或对农民、工人同志办事不热情接待的也是属于官僚主义，经过群众评议通过后，还要经过“三反”办公室和领导批准才算过关。部科局领导干部，在本部门检讨通过后，还要经过“三反”办公室审查批准才算解脱。 整个运动中干部都经过排队，分为四类：一类是无问题和基本无间题的为好干部；二类是有公私不分和小问题的为基本好干部：三类是有小贪污、浪费行为的为可教育的干部：四类为贪污在100万以上的为“老虎”。对有些部门主要领导有问题的，县委及时派人去主持工作，领导“三反”，如公安局、武装科等。 全县揭发为“老虎”的l00多人，由县“三反”办公室统一集中到张家花园院子里（原县师范校内）进行审查定案，让一个有“老虎”的部门派三位积极分子去帮助，陪同到定案为止。“三反”运动进入定案阶段，县委通知我去地委参加“三反”追赃和定案组织处理工作会议走时孙书记同我讲，本来土改也正是紧张阶段，但因这个会关系到组织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还是你参加为好，土改工作由办公室及时了解情况，有什么问题有张团长和我可随时顶着，我表示了服从。 第二天便到地委开会，这个会由赵一川（他专管“三反”工作）和组织部长王磊主持，会上除传达了中央和川东区党委关于“三反”中追赃和定案及组织处理工作的一些政策和原则外，赵一川同志还专门讲了地专机关定案工作的一些情况，他讲了前段运动中有一些逼供信的问题，所以这一段定案一定要实事求是。 最后王磊同志传达了川东区委规定的五条原则：一是定性一定要实事求是，定性准确：二是赃款全部或大部要追回采，挪用的要定出归还计划；三是党内党外要区别对待，对统战人士要采取保护政策；四是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要分清，区别对待；五是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要处理，但要和贪污受贿分开；最后处理面一定不要过大，要实事求是，不能下处理人的名额、任务。 回县后，我向县委和“三反”办公室同志作了汇报，孙书记联系当前实际，因土改已进入后期阶段了，“三反”任务重且又要进行组织处理，对工作又作了分工。让我从现在起抓“三反”定案、追赃和组织处理工作：考虑到人手少，又决定从快要结束土改的乡镇中，抽调部分工作队的同志来加强“三反”办公室工作 在机关又作了分工，我重点抓粮食、税务和工商等经济部门的“三反”工作：公安、法院等由办公室于书翰同志负责。在审查粮食部门的几个大贪污犯时，我亲自找几个区粮库主任查对，鸣玉粮库主任被揭发贪污粮食100多万斤，该同志系地下党员，为人很正派，才当主任一年多时间 。当我了解到至今并未追回多少赃款，又说不清赃款的下落时，决定要搞清楚。于是我与负责他案子的同志商量，再找他来追问一下，因是在隔离审查，有两位看管陪同，当时我一看这位同志不像很狡猾的人，于是我先请他坐下后，很随便地问到：你交待贪污了那么多粮食到哪里去了。他声音很小地答到把l00多万斤都卖出去了。我又问他，你当了多久主任，他回答才一年整 。我又问你们一年征收多少粮食，他答500多万斤谷子，合350多万斤大米。我问到：你贪污100万斤大米背到那里去了，他吞吞吐吐的说卖了. 我又问他，卖的钱哪里去了，你是共产党员要向党老老实实讲清楚才是出路，他听后哭着说他没有贪污，是他们逼我说的。我严肃地教育了他几句，叫他回去好好想想，老老实实有就有，无就无，不要说假话，回去写个材料交来。我又询问了负责他专案的同志，他们讲材料是自己交待的 。我又问有无逼供情况，这位同志讲，叫他老实站了一天一晚上就交待了，也未去他工作单位查对。我便立即找二位同志去查对粮站一年来粮食出入账。 当时该区未通公路，也没有水路，两年征粮基本不少，粮库职工也反映该同志很认真负责无问题，说明这l00多万斤完全是逼出来的。 对其他几位粮库主任，通过内查外调，除个别有些小贪污外均无大问题，很快把粮食系统这一大案完全搞清楚了。我向孙书记、姜县长汇报后，他们讲一定实事求是，这才把宣传部长背的黑锅弄清楚，县委解除了对他怀疑，使他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到土改工作中去。税务部门经过几个月内查外调也只定了几个小贪污分子 。对县武装科长的定案工作。“三反”办公室同志不好作主，此人在战争年代是位打游击战的英雄，受过表彰，来南川后任过区长。土匪暴动时，土匪打到区公所把大印和部分文件都抢去了，当时他在区中队开会，听到报告后，他马上布置在家队员拿起武器同他一起打出去 。他叫通信员帮他提一箱子弹，他端一挺轻机枪在前头冲锋，硬是把打进区政府和街上的土匪打出去了，为此还受到过表彰我提到县委会上正式研究，大家都觉得有些惋惜这时孙书记也很难过的讲，此人我了解，过去战争年代是位好同志，南下来后，虽有功劳，但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垮下来了，犯了错误。 我们应像毛主席处理天津地委书记、专员那样才行，不能将功补过 。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在井岗山建立根据地开始，对腐败分子从不手软，只要触犯法纪的干部，毫不犹豫地举起严惩的大棒。 如1934年就判处了负责基建的工程处长左祥云，因贪污银元1oo元被处死刑， 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挪用50元作生意，被撤职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县委书记因包庇熊也被撤职 。在延安时期有一位很有战功团长，因婚姻问题违法打死人，也被判处死刑 所以我党在后隶各个时期都是严格执行党纪国法的，只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挽救更多犯不同错误的同志所以我是主张处分他的我当时同孙书记开玩笑说：“你是挥泪斩马谡”，孙书记说，我们虽不是诸葛亮，但我们共产党人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能战胜任何敌人的，所以你负责组织处理工作，根据上级规定政策，大胆心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处理，大案件和区级以上干部经县委讨论定 。整个“三反”运动后期定案追赃处理都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该定的就定，错了的就改正，没有问题的就解脱 经过半年多工作，最后“三反”办公室上报县委，定为有贪污行为贪污分子的小老虎共63人，共计贪污人民币38亿元。当时38万元也是个不小数字，那时一个工作人员一天伙食费才l角5分钱，当时是供给制，一个月一人才发五角钱津贴费 那时物价也便宜，猪肉才一角钱一斤，鸡蛋一角钱10多个。定案后该处分的处分了，应退赃物也退了，使绝大部份同志放下包袱，投入到工作中去，许多同志通过“三反”运动教育，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都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
“五反”斗争
1952年春节刚过，农村土改和城镇“三反”运动也进入高潮之时，县长姜海汝同志去地委参加布置城镇开展“五反”运动 。回来传达了中央决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运动，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解放后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这场运动的由来是在“三反”运动中引发出来的，从全国揭发出一些大的贪污犯，无不同不法资本家有联系，特别有些大的基建工程（因解放两年多来已开始了一些大项目建设），和在抗美援朝中大量购买一些军用器材和生活用品时，一些不法商人又趁机偷税漏税等，就必然采用拉拢、行贿、请客等手段，有的还找舞女及令自己姨太太、妓女来引诱、拉拢、腐蚀干部 。从中央转发的东北局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干部中蜕化分子勾结在一起，共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借当时我们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的情况下，来拉我们干部下水。如报告中所例举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位处长，叫李迁琳被沈阳市一不法药商拉下水后，在定购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急需用药品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抬高价格，偷税漏税等不法手段，使国家财产损失人民币6I亿元。 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北京、上海等市揭发出一些不法商人的“五毒”行为之为严重这时从中央到川东区党委、地委要求结束土改的县，除工作队留下少数人协助区乡处理好善后工作外，其他人应全力抓“三反”、“五反”斗争 土改结束的县，抽调部分力量加到“五反”运动中去 南川“五反”工作除原姜县长负责外，又把我抽出来，把“三反”办公室同“五反”运动合在一起办公在“三反”告一段落后就全力转向城里的”五反”运动行业、街道组成工作组下去发动工人、店员及居民群众先背对背宣布运动目的和意义，号召大家起来揭发不法商贩的“五毒”行为，也可找工作组同志讲，也可交材料，后又面对面揭发批判，并查账，查伪劣商品 经过一段内查外调揭发后，又对犯有“五毒”商人排出”老虎”对象来，集中到工商联进行“打虎” 即令其交待不法行为，因打虎队员大都从党政机关及工商、税务、粮食等部门抽来的，这些同志又从农村土改和机关“三反”积极分子抽采的，所以火药味很浓 。不几天南川小城就打出几十条“老虎”。重点是商业、化工方面的，如新光、利民、大华、开远等几家工厂再就是炼铁厂、锅铧厂和十几家小煤厂。当时这些企业和厂都是私人企业，这些资方老板大都被打成老虎。当时老虎标准为l亿元为老虎，数量多的为大老虎。这一运动是由上而下发动的，也传来了某市某地抓了好多好多大老虎，这些简报一旦传达，就必然迫使下边有过火行为。 我发现越打越大了，如一个厂一年总销售量也没有1亿元，而被打成10多亿元大老虎。 我把这一情况向孙书记汇报后，他说已接到地委赵一川专员电话中讲了，“五反”一定注意政策，定案要实事求是，要我马上把赵专员意见传达给全体打虎队员，一定要按政策办。 不要忘了我们南川城只有l万多人口，工厂也就那么几十家，要及时在打虎队员中纠正一些过火行为，认真学习中央定性标准，这样经过几天政策学习，最后定案阶段，一要重证据，实事求是：二要允许人家申诉：三是定案要合情、合理、合法：四是对资本家兼地主的不能同地主那样对待，对资本家本着既团结叉改造的方针；五是对民主人士要实行保护政策．根据以上五条政策，把工商户划分为四类：1、守法户；2、基本守法户：3、半违法户：4、违法户 经过向打虎队员交待政策后，就基本克服了那种多“打老虎”多没收、多补税和加快公私合营的过左作法 特别对几家化工厂和煤厂的几位老板，如霍丽生、鄢孔章等人，他们解放前完全经商，解放后表现也好，又是各界代表大会代表的统战人士（那时还未成立人代会和政协会） 大华化工厂又是抗日战争时从沿海内迁来的，一直经营很好，对南川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又没违法行为，有些小事在工商联检讨下就算了，保护过了关。后来这些厂经营很好，在公私合营中部起了很好作用。这样全县“五反”工作，经过“三反”办公室严格审查．经县委j}E准定为半违法户和违法户的只有33户，加上几十户小的偷税户补税，共计总金额57亿元这样定案后，虽开始火药味很浓，打虎阶段有些过火行动，发现后及时纠正了。最后的定案工商界比较满意，工人、店员和居民打虎队员们也高兴。这样打击面不大，又使广大工商户受到教育，运动后期工商联主任黄延宾向我讲，开始时认为工商界同农村一样要没收财产，要挨斗，有的要去坐牢，经过后期工作，大家认为共产党真英明，分清了好坏 正当经营者高兴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问对促进合法经营，按时纳税、正确处理劳资双方关系起了很好作用 使一些在市场经营中乱要价、少斤短两、伪．劣产品、欺骗行为等大大减少了。“五反”后，工商联又进行了改选，并开展争创守法户活动，树立新社会的好作风，为后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
永远牢记历史教训
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三反”斗争时，曾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斗争，务必取得胜利（贺龙当时任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南川当时是认真贯彻了中央指示开展“三反”及随后的“五反”运动的， 这两个运动是在解放两年多来取得了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完成减租退押和土改同时进行的，对全县干群的教育和影响是极深刻的。因这个运动采得很猛烈，前几个运动未联系每个人，这两个运动却联系到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肃的向本单位的群众检查自己进城后的思想变化，有没有不符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发生 在班子检查后，再向广大群众检查，就是没有贪污，也要检查是否有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和其他不遵守党纪、政纪行为，公开检查后，群众还有背对背提意见领导干部检查后，再到基层干部到一般于部检查不少同志还联系毛主席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照检查自己，毛主席讲：“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己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其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不少同志通过检查，都作了自我批评，各机关还根据县委部署在本单位订出各种廉政制度，并表示坚决肃清贪污腐败现象。我记得当时“三反”办公室收集起来大家提的意见，其中对孙书记，主要提他态度不好，批评人多和不客观地方不少针对这些意见，他除在县委班子里和县委机关检查外，又在召开的区书、区长和县直机关部、局长会上作检查 当时有位部长同志讲：孙书记希望你今后一定改掉官气作风才行，不要来运动了就虚心检查，过后叉诚心不改 孙书记当即表示一定改正。在县委机关有位领导看不起农村原来的爱人，当爱人带小孩来看他时，他借口工作忙，叫她们当天就回去，他爱人、孩子哭着走了。 这事机关反映很大，在机关他检查后，当即有位同志批评他进城后有“陈世美”思想，过去在农村两夫妇很好，孩子都有了，现在进城了就想离婚，太不像话了，若不改正，我们就不拥护你当领导这位同志当即表示一定改。因我主持会，我当即表示派一位通信员同志到他家去接她们回来，后来两夫妇很好了。各机关本着边反边改的精神，表示为群众办事要及时，时时处处都以刘青山、张子善为反面教员，要遵纪守法 由于党风正，社会风气也好，“三反”、“五反”、土改过后的几年，不论城乡都成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秩序，市场活跃，生产也发展了。当时南川两位党外朋友张德福（南川中学校长）、张祥书（后为县政协副主席）同我交谈中，当谈到“三反”成果时他们讲，共产党，毛主席真了不起，我们在旧社会是亲眼看到旧政府、旧军队那些腐败、压迫群众行为的 现在解放才两年多，开展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消灭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匪患我们在南川住几代人了，解放前可以说天天防盗、夜夜防匪，现在真是家不关门，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 农民又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使党和国家干部不走腐败之路，使商人公平买卖不违法，真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部注意抓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各级领导也调整了多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不少人特别一些年青人从学校到工矿企业、机关，不用说没经过“三反、五反”和三年困难时期，有的连“文革”和下放当知青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一旦提拔重用没多久就有贪污受贿。最近几年破获的大案、要案中，不用多说，如2003年河北省判处死刑的税务局长李贞，就更证明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任人唯亲的行为，在党内的蔓延。李贞大学毕业，不但未经过任何运动，就连到基层锻炼都未去过，只给省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就三年时间才30多岁，当正厅级干部就成了大贪污犯．真是到了目无法纪党纪，肆无忌殚的程度了，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邓小平同志健在时讲过，不惩治腐败，我们党确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同志这句话决不是危言耸听，他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及世界一些其他执政党领导人严重腐败，使执政党脱离了群众，给反对派以口实，结果丧失了政权，这些沉痛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