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民公社化
1955-1956年批判“小脚女人”后，南川全县在初级农业合作化后不到一年时间，又很快全部转为高级农业合作化，这时就感到压力很大 接着在1957年又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 我个人来讲，虽带领县委一班人渡过了两大关，但也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讲南川县工作有些右倾，特别在1955年末万盛区3个乡（石莲乡未划）划给重庆市成立南桐矿区，因该矿区是由南川、秦江、贵州桐梓三县划出的区乡组成的1956年初，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龙渝生同志参加交接会回来向我讲，南川县不但有自留山，而自留地也比那两个县多，工作上右了些 。又加上1956年5月南川县第一次党代会已选我为第一书记，会后地委领导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地委农工部工作，我准备办移交了，不久又找我谈话说不去地委农工部，今后工作要胆大些，仍在南川县委工作。 谈话的同志也讲到，今后工作要胆大些，注意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还鼓励我说：全区l0个县委书记中，你最年轻（当时只29岁）干劲要大些 。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 。自我感到任第一把手几年来是够苦了，没休息过星期天，每天工作l0小时以上，白天晚上部办公，吃饭都在食堂，得出了一个右倾保守！从此，工作就更加劲了，怕犯右倾错误。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接着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大跃进”就全面发动起来了。 所以公社化运动一来，我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地委部署，首先于9月26日在文凤乡成立了地委、县试点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先锋人民公社 。开成立大会时，除请地委领导外，县里领导和区乡领导都参加了。会后又召开区乡书记会，讨论了怎样很快实现全县公社化的问题 。因当时都没有经验，基本上是按照《红旗》杂志1958年第7期发表的《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那篇社论和《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去办的 ，即公社按乡的范围建立，一乡一社，实行政社合一，乡长即是公社长，乡书记即是公社书记，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乡上信用社和供销社下放给公社，村为大队（有的叫管区），过去的高级社为生产队，是组织社员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 公社成立后，过去乡、村和高级有社的一切公共财产，统归公社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乡、村学校、医院、卫生所等一律成为公社所有；合作社社员成为公社社员 。在高级社时的自留地、自留山、私人宅基、大牲畜、大农具等均收归公社 ，社员只准留自用工具和饲养鸡、鹅、鸭等小牲畜及家禽 大队是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 社员实行工资制，粮食实行供给制（不收费），以生产队（个别是大队）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福利事业 ，按社论所讲，公社化后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作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生病有公共医疗，生死教养部有依靠。 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衣食住行，无所不管，无所不包，这就显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由于有以上优越性，哪个还敢落后。 区、乡书记会后不久，全县于1958年10月初，就成立了36个人民公社（含城关镇东方红农场）。 基本上是一乡一社，换名称就是 。真是雷厉风行的完成了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大家思想上认为，只要生产关系一改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会实现 这真是太幼稚了 各公社开成立大会，随即实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社制。
在一段时间，各乡党委抓得很紧，报刊、广播宣传舆论也在大鼓干劲，真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了的样子。 先锋公社作为地县的试点公社，地委领导同志经常来检查工作，第一任社长向光弟、书记陈现勇及驻社工作组长陈光明（县委副书记）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时，地委领导思想更解放，他向我们提出：能不能象河北省徐水县那样，实行一县一社，全县统一指挥生产，统一实行核算，统一实行工资制……并讲省委李政委（李井泉）有这个意思，一个地区先办一个县，再全面实现 。接着又问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县的经验没有？我们答看是看了，没有详细研究 他见我们都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坚持要我们马上办，只叫我们研究一下作些准备，看全省其他地区办的情况再定 。事后我同陈光明同志商量，觉得现在一乡一社才成立，有些问题都心中无数，再成立一县一社，那就更不好办了， 再加上徐水县的作法受到各方面批评，就不再提此事了， 哪时若再办县一级公社，那问题就更大了。
农业“大跃进”
党中央于1957年9-10月间召开八届三中会全，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发出了在1957-1958年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大积大造肥料的指示。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从1957年起，用五年时间，全国人平粮食达到两千斤或亩产两千斤，并要求五年内扫除文盲等高指标 。《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并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要求1958年粮食指标在1957年3700亿斤基础上，达到8000亿斤，增加一倍以上：棉花在1957年3280万担基础上达到7000万担，也是增加一倍多，全国“大跃进”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总的指标那样高，我们也不甘落后．地委于1957年l0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区认真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动大生产 南川在地委扩大会后，一连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人代会、政协会，都是在整风反右的精神下召开的 并提出“苦战1958年，实现双千县”（亩产千斤粮，人平千元钱）的口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县委在先锋点上，从文华大队和县农场划出一千亩好田，作为千斤亩丰产片，搞小麦一早稻一晚稻三季。 3月份，地委组织各县分管农业书记去湖北省江安、麻城两县参观，南J是石德奎同志去的，带回他们小麦丰收的经验，小麦一季亩产可达一万斤 县里这时小麦已返青了，就一面在南平区加强这一季的管理，争取高产；一面为下年作准备，决定成立小麦万斤亩丰产片，秋季大干 ，深翻土三尺，底肥下十万斤，选用良种，每亩密植用种300斤，以1斤种子产30斤计算，300斤种可达产量9000多斤，到来年麦收放卫星 。1958年以来，报刊宣传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日报刊登的照片：在麦田快熟的麦穗上，放个鸡蛋在上边也掉不下去：还有一位小女孩座在金黄的稻谷穗上，放个鸡蛋在上边也掉不下去；还有一位小女孩坐在金黄的稻谷穗上，笑嬉嬉的向人们召手。《人民日报》8月27日还发了一篇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报刊上也不断报道各种农作物高产卫星在这种“大跃进”冲击下，把我们指挥机关县委的头脑也冲得不冷静了。我也不断找一些农枝干部和公社干部座谈，如县农场场长鲍生丈、农技站吴崇民、公社干部向光弟、韦思清等同志，他们也觉得惊奇。鲍生文同志讲，亩产小麦一万斤，水稻三万斤，在地坝上铺也要铺很厚一层，从科学上讲，是不可能的 。向光弟同志拍着头皮说：“我们费一伙力，种一亩麦子只收两三百斤，水稻也只收四、五百斤哟！”（那时是老品种，还没有杂交种）我同陈光明同志天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办好 。不久，省上开县书会，我去报到后，会议先组织参观了郫县县委的水稻高产田 。参观的一亩高产田．水稻叶子上的泥巴还未干。我问带队的省委农工部部长尚化雨同志，他告诉我，是把附近二十多亩快熟的稻子拔起来合并在这一亩田放卫星的。 我说，那我们也可用这种办法了！他讲，看会上省委布置搞不搞，若搞，你回去做几亩样板，不能搞多了，那是劳民伤财的。省上会议结束，我回县向常委通报了会议情况后，即同陈光明同志去先锋公社找向光弟、陈现勇等同志研究郫县那个办法，向光弟同志讲，先去八角庙生产队靠马路边那几十亩长得好水稻组织劳力扯出来，再合并到一块田里去，弄个小女孩放在上边，保证掉不下来， 大家拍手大笑，都说行接着就商量怎么操作实施，我们一起去看了地方后 ，我回城里组织机关干部和中学师生来参观，陈光明和向光弟先组织社员把这片田的水放了，组织好社员来挖。这样，用了三天时间，才把生长得好好的三十多亩稻子挖起并在两亩田里去了。 照相时，小女孩坐不上（因才并栊不结实），只好叫她站在中间照了两张照片。后来，收割时社员十分费力，不但没有放卫星，还抛撒了不少谷子。后来各级都发现这个“秘密武器”是劳民伤财的事，才停了下来 。幸好，南川只在先锋搞两亩 。现在回想起来，又内疚，又好笑 但那时就那么狂热地去照搬 。结果“大跃进”第一年，1958年粮食产量远未达到计划指标8亿斤，只完成了3.62亿斤，只比1957年增产6000多万斤，比1956年只增加2000多万斤，这一年投资大，浪费也大，又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际农民收入大减少了。
大办钢铁
在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也跟着“大跃进”1957年l1月，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十五年后主要工业指标可超过美国 。毛主席也向赫鲁晓夫讲，我国十五年后钢产量也能超过英国。 毛主席回国找各方面商量后．1958年5月底中央建议把钢产量指标由2月全国人大二届五次会议通过的620万吨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 。6月，中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8年8月，党中央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指示。 为了完成这翻一番，光靠洋炉子不行，党委和政府必须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 认为土炼铁炉子在我们国家还要保留一个时期，要求全党全民用最大努力来完成这铜产量翻一番的任务 ，就这样全国拉开了大战钢铁序幕。
地委于1958年6月召开了分管工业书记、县长、工交部长、工业局局长参加的工业工作会议，计划全区建68座小洋炉和一批土高炉. 会后，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并要求各县、区都成立钢铁指挥部，开展全民大战钢铁，为完成全国1070万吨钢任务而奋斗县委赓即成立了以梁延德为指挥长，聂槐臻、韦山银为副指挥长的钢铁指挥部和办公室。 县委常委十人中，一个抓农业、一个抓财贸、一个抓武装外，其他七人全力抓钢铁 。县委办公室一分为二，抓农业一半，由陈光明同志带领在先锋公社办公：另一半留县城里，由我和梁延德同志带领，同钢铁办公室合署办公，抓钢铁。全县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动员的大战钢铁运动就展开了。 机关干部大都投入了；农村青壮年男女劳力，投入13万多人；中小学师生也动员起采，为大战钢铁出力。全县十四、五万人投入大战钢铁中，为完成找矿、挖煤、烧木炭、运木炭、修公路、建土、洋高炉等任务而战。 地委在水江办工业区，建了水江钢铁厂，修建两座33立米洋高炉。 在点火开炉前，为了能早出铁，出好铁，当时地委分管工业书记李华舫同志，叫我去綦江县请了四位炼铁有经验的炉前工、炉后工师傅来开炉，来的四位系綦江县老厂师傅，他们的到来，对水江两座洋高炉出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地区还建了水江煤矿、水江铝氧厂、大修厂、汽车队等企业。还修建了九矿公路及水江钢铁厂到骑龙铁矿山的小铁路 。这个工业区，归地委直接领导，地委派工交部副部长郑作春到水钢任书记、刘东升任厂长，叉调南川县委副书记梁延德兼任副书记。县上也先后在水江区、城关镇、南平区、东胜乡等地建起820多座炼铁炉（内有12座小洋炉），当在大建炼铁炉时，聂槐臻同志就向我提出，要建几座炼焦炭的小洋窑，不然完不成炼铁任务，当时县委常委都亲自挂帅掌握一个示范炉带动一片。县委除在东胜建一座12立米小洋炉外，又分县委、政府、青年、妇女、武装等部门各建一座炉子，由部门领导挂帅 统战部负责带一些党外人士及工商联干部，去三汇、小河山上组织烧木炭、运木炭。梁延德同志在水江除协助修建水江钢铁厂外，主要抓水江土炉群工作。他和水江区委书记杨明二人搞了一个5立米小土炉群工作，请了几位水江过去私人办铁厂时的师傅来具体操作，每天出5-6吨铁，又是质量很好的灰口铁地委在那里开现场会，都叫它“神炉”省委分管工业书记陈刚和工交部长刘文珍去参观时，去看了小“神炉”，并详细询问了这座小土炉情况，也给予好评又问杨明同志过去炼过钢铁没有？杨明回答只当过志愿军炮兵连长，转业回来 陈书记表扬他有志愿军的战斗精神，又指示叫我把全县的土炉子排一下队，那些不出铁或出铁很少的炉子，可停止炼铁，集中人力、木炭，保这些好炉子。但这时钢铁任务向下一压再压，我同梁延德同志找聂槐臻、韦山银同志商量怎么办？他们一再向我们两人建议建几座小洋炉，在东胜已建的一座外，还可以南平、县城、水江等地再建几座 。不然光靠土炉子一来完不成任务，二来南川没有那么多木材烧 。韦山银同志讲，土炉子老百姓叫它“吞山虎”，一片土炉子，没多久就把一座山的木材吞光了。我同梁延德同志商议，支持他们两人的意见，叫聂槐臻同志负责筹办，不久就建成了11座小洋高炉，为南川大战钢铁出了不少力。尽管这样，还是完不成上级天天追加的任务。 地委分管工业书记李华舫同志常住南川，孙俊卿书记也因其他县任务完成不好，一再要求南川加任务。这时为了完成任务，除推广长寿县建小化铁炉（用小土炉化碎铁）外，还积极准备推广地委钢铁办公室介绍的广西省的大窑炼铁经验。《人民日报》介绍了广西省一个县用大窑子炼铁的经验，李华舫也来南川安排搞。 我因心中没底，当即派县委秘书陈沛林同志带领技术人员乘飞机去参观。回来介绍了几种方法：一种是利用过去的土碉堡来炼铁，另一种是利用山沟炼铁 。县委研究后，即由王松辉同志去鸣玉区找间大土碉堡来炼铁老王去后，同区委书记杨中民同志在沿塘乡利用过去地主一间大碉堡，掀掉楼顶和楼板，并利用那些楼板作为垫底，架起一个大拱门，上边一层木炭一层铁砂石，把土碉堡装满，下边利用门口作好点火孔和出铁口，就点火烧 ，又在水江区的石墙乡，找了一个口很小的山沟，把沟口堵好，把山上砍的大木材架在底下，也是一层木炭一层铁矿石堆满，再点上火烧。我同李华舫书记去看时，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是否能炼出铁来，我两人都有疑问。李书记也讲了涪陵也用这个办法，点上火几天了，也只看到冒烟，上边矿石都还未烧热。 他很客观的讲：“看来这个办法不科学，不会出铁的，你们再别搞了。 我也通知地区钢铁办公室，转告各县停止用这种办法，但是已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在大战钢铁后期，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省委钢铁指挥部设在重庆，省委副书记阎洪彦同志坐镇 。1978年12月份，全国钢铁任务完成了，他看到用木炭炼铁划不来，便开了一个钢铁产量多的地、县领导干部会议。涪陵地区是地委李华舫书记去的，县上只我和涪陵县委书记参加 。会上，阎书记布置把那些不出铁和出铁少的炉子赶快停下来，不要劳民伤财了 。我听了很高兴，当即打电话回县，要聂槐臻、韦山银审查后赶快停下那些废炉子。 他们二人很高兴的布置下去了。待我开完会后回到县上，又接地委办公室转孙书记意见：土炉子不要下，省委李政委指示。1959年任务还很重李华舫同志也是从重庆回南川的，我让他看了通知，他很难过地说：“老宫，你按地委指示办，我马上回涪陵向地委汇报”。结果还是不同意停止土炉子，又烧了半年时间，才算清醒过采，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大战钢铁运动。
随着“大跃进”步伐，大办中小学、托儿所、幼儿园也在全县铺开除县上学校外，各区办中学，各公社除普及小学外，还建一所农中，大队有幼儿园、生产队有托儿所，各公社还连敬老院、卫生院等福利事业还有大办养猪场、养牛场、养羊场及万鸡山等等，名目繁多。大办都办了，条条大路通北京，样样大办到县上 。幸好，当时常委9人都分工担当一面，使这些大办不只压在一把手身上。从这些大办来看，有些大办以后来的工作有好处，有些大办是加重公社负担，造成农村更加困难。
在这期间，1959年7-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 但在会议后期，成了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会议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副总理、国防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肖委第一书记）进行批判，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这就使1958年以来所犯“大跃进”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反右倾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使1959年的工作，更加左上加左了 。于是，从省到公社、大队层层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倒不少干部，真是“越批右，越是左化”，农村大部份劳力都投入“大办钢铁”，结果这一年蒙受重大损失，粮食只收到两亿多斤，比1958年少收1.4亿斤。
总之，1959年的反右倾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讲到“1959年7月中央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及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完全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悲剧。从南川县来讲，这一年工农业生产大大减产，造成“三年的大灾荒”，广大农村人民吃了大苦头，肿肝病泛滥，非正常死亡发生了 。严重地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