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除省委领导外，还有省直机关各部委办、厅局级领导及军区领导扣地市州委书记、军分区领导，还有县委书记和县武装部长 地市州县共青团书记，早我们几天先在成都省团委开会 。我们南川县去开会的同志住在当时省里红照壁招待所，地市州委领导早一个星期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他们是开第一阶段会议，我们县上去的是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会议共开了20多天，我们于9月底才返回县里。
这次会议，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打闷棒”会。 我们参会人员报到后，首先宣布了会议纪律，规定不得外出大门、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寄信等，在大门口还增设双岗。会议很神秘，像是与世隔绝，带武器的同志必须将武器上交，由大会秘书处统一保管。大家住下来后，未见到先期来的地委领导和省委领导，只有办公厅人员在负责办理各种手续，其他地区同志也与我们一样，感到这次会议非同一般，有点反常，各人均心怀疑惑。晚餐后，地委领导的秘书何声伟同志来了，见到他大家倍感亲切，都争先恐后地探询会议开多久，孙书记他们在那里等等问题 。这时何声伟同志没有回答，只问大家收到文件没有？我们只收到两份文件资料我拿着手上的文件向他讲，只有彭老总给毛主席写的信和另一份东北区协作办公室李云仲同志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的一封信，大家才收到还未详看，没有看到中央和省上其他文件。这时，何声伟同志很关怀地对大家讲，晚上望大家好好看看两份文件，明天上午孙书记从金牛坝招待所搬到这里来住，我们几个秘书就是来拿钥匙安排房子，顺便来看看大家。 孙书记叫大家好好学习文件，全面领会文件精神，明天好讨论。大家再三询问孙书记他们是否也学这两份文件时，何声伟只嗯了一声“是”就走了，边走边回头向大家苦笑了一下，大家从眉间看出都觉得要慎重对待这次会议。第二天吃过早餐也未见到孙书记，其他地区同志同样未见到他们的书记，这时大家都是“人各有心、心心各异” 。来到各地区划定的会议室，才见到孙书记同何声伟、分区领导及办公厅两位记录同志默默无语地已先足登入会场，待大家坐定后，孙俊卿书记态度不像以前开会那样随和，而是比较严肃地询问了各县的“三秋”工作进展情况，随后又讲这次会议时问较长，家中工作要安排好从他讲话表情看有些耽忧的样子孙书记又问发的文件看了吗？接着就开始讨论，他说对两份文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我看到省上来记录同志也打开记录本，准备记录各位的发言 。孙书记一点也未讲他们前阶段会议情况，更没讲这次会议的开法及安排，这就更引起参会同志“居坐思危”，不敢先发言了。就像两军对阵，大战前夕每位指挥员、战斗员血管都绷紧了，等待指挥员下令一样这时孙书记督促了三次均无人先发言，第四次便指名叫我先讲。因我同何宗儒同志路过重庆时，听到重庆驻军同志告诉过老何，彭老总犯错误，被中央撤了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再问他犯什么错误，他表示也说不清楚，你们去省里开会就会全知道的。 到成都后，又看到会议这种严肃情景，晚上又看了彭老总和李云仲两位给毛主席写的信，使我二人目瞪口呆 。一边看一边小心翼翼地议论：彭老总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防部长，又是毛主席亲手授予十位元帅军衔的元帅之一，在朝鲜战场上当过志愿军司令员，把美帝侵略军打得不得不停战谈判；最近又指挥平息了西藏达赖喇嘛叛国集团的叛乱。地方上的事又不全面了解，怎么写这样的信呢？再加上当时“左”的思潮还在上升，所以我二人抱着既惋惜又不完全同意彭老总意见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当孙书记指定我发言时，我就临危不惊，比较严肃的表明了对这两人信件的态度：我是不同意彭总的看法的，这两人的信是不全面的、片面的。这两封信若发下去，不是鼓劲，而是泼冷水，对下边指责过多，是不利于“大跃进”和安定团结的 。我发言后，我看孙书记表情比较好，又督促各县同志发言。由于我的发言，孙书记虽未加评论，从表情上看没有刚开始发言时那样严肃了。后面的20多位书记、部长发言就同我发言近似。 只有一位县委书记和一位部长发言态度不明朗，特别是那位部长同志，还一口一个彭老总，怎样怎样好，又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防部长，了解情况全面，他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是正确的。
经过一天小组发言，第二天又发了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两个决议，孙俊卿同志还传达了他们第一阶段会议情况，并叫大家好好对照中央两个决议，认识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大家划清界线，投入大批判中去。在看文件的时候，孙书记又分别向县委书记详细讲了彭德怀同志在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所犯错误的前前后后庐山会议分两阶段召开，前一段是7月2日至8月1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一段是8月2日至16日为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前段会议，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中央局、省市委书记、省长、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就是在这段会议期间，彭老总在参加小组讨论时，听到有些同志发言，头脑还在发烧，并大讲“大跃进”的成绩，还有护短的情绪，不愿多讲缺点错误，更不虚心听取“大跃进”以来一些批评意见彭老总认为这种情绪，不符合政治局原定会议宗旨，更不符合1958年l1月郑州会议以来决议精神，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
于是彭德怀就于7月14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收到信后，于第二天7月16日就批示将彭老总的信发给到会同志讨论政治局常委先评论这封信，会议主题转入讨论这封信，因毛主席未加评论，所以小组会议对彭老总的信争论比较大，有许多人赞成，也有不少人反对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都表示同意，并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各自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及经验教训。许多同志不同意彭老总的意见，认为彭老总夸大了缺点错误，否定了成绩，有埋怨情绪，是泄气不是鼓劲。 会议中两种意见争论了7天。7月23日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现在全国形势是党内外有那么一批人，在紧要关头动摇了，有悲观情绪，他们虽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这样在庐山会议，由开始决定继续反对“左”的倾向，又转入批判彭德怀同志右倾错误上去了。当时由于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缺乏足够认识，足由于全党对毛主席在党内享有崇高的成望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再加上少数人的推波助澜，因此在毛主席讲话后，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对彭老总的信形成一边倒的倾向，集中批判彭老总的所谓右倾错误，接着又追查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 这就使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和同意彭老总意见的同志，如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均受到批判。还有一些同志被指名应作检讨。
接着在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处理决定》，决定撤消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后来到九中全会时全部撤消了）同时全会又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并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我党当前的主要危险，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当前我党的主要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中央八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发出通知，要把庐山会议的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党外干部。而四川省委9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整个文件并未发给到会人员，是不对的，而错在不先发两个决议，只发彭老总和李云仲二人的信，又不加任何意见就用“打闷棒”办法来考试干部，真叫人有一种诚惶诚恐，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省上两个阶段会议考试中，都有一些同志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发言同意和支持彭老总的意见，而受到批判和处分 特别是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除亲自向大会讲话批判彭老总错误外，还对本省会议所谓犯右倾错误的人指名批判，并要大家划清界限，把右倾分子批例批臭 。接着一个地区为一个小组，涪陵批判犯错误的两位同志，直到散会，检讨也过不了关 。在散会前宣布这两位同志停职检查，县上另派人去主持工作。
最后大会布置了回去贯彻的方法，先由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县上出席人员除县委常委、正副县长外，还有县委、县政府各部委及工青妇的部门负责人，各县留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也由地委来定 。会议开法同省上一样，用彭老总和李云仲的二封信来考试入会者 。地委会后，县上也用同样的办法来考试区、社（即乡镇）干部；区里开会又考试一般干部和大队（即村）书记、大队长和青年、妇女、农协、民兵四大群众组织的干部，层层的往下开，并在大会上讲“过去战争年代用打仗来考验干部，现在和平时期就得用这种办法来考验干部”，后阶段省上有关领导又布置1959年必须完成工农业计划及财贸、粮食入库等各项经济发展任务，同时，在会上又宣布了严守会议机密和纪律，任何人也不准泄露会议的情况，回去只传达工农业生产和粮食征购入库及各项财贸工作情况。
会议于9月底散会，散会前省团委负责同志专门找我讲了我们县出席省团委书记会议的同志，在考试时对彭老总意见书表示同情和支持因而受到批判，并让他同我们一起回去，先不准对外讲，也暂不处分他，在地委会议后再作处理 我听后心里更加沉重，特别是学习中央两个决议和参加会议的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让大家一定学习好中央两个决议，态度鲜明地同彭德怀反党“右倾”集团划清界线，站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上，保卫党中央、保卫大跃进，他还讲到这次会议用这种办法考试，确实有不少人成了“小彭德怀”，你们回去后一定把这场斗争领导好。
省上会议结束，我们于9月底回到县里，因大会宣布了纪律，孙书记也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谁泄露了要以党纪论处。 所以回到县上，我安慰了团委书记，叫他照常工作，地区会议就不去参加了，在家负责工作。我们又开了两天常委会，家里同志也很着急，因20多天会议，未接到电话和信件，不知会议一点消息，大家都盼着了解会议内容和情况由于纪律严格，我同何宗儒同志只把省上布置的任务传达了，并分头去检查，正好地委也发来通知，于十月初开扩大会议，于是我二人便借口地委要统一传达而搪塞过去。把工作安排好后，我又同在家主持工作的、我夫人武春荣同志讲了，除抓好工作外，让她多关注一下团委书记，不要出其他事情。我在检查1959年任务完成情况时，农工部长韦山银同志告诉我，从现在平坝地区收割情况来看，由于四川省委对今年4月29日毛主席为了纠“左”发给中央局、省地县、社“乡”大队“村”生产队六级领导一封信，统称（党内通信）要各级党委从积极方面去领会、去贯彻，不要给大跃进泼冷水。这份（党内通信）更要大家搞好大跃进、大发展， 地委更是强调l959年春季定的各项任务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能降低指标，还是本着省委指示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方针，所以水稻栽晚了，栽上后遇到伏旱必然减产．再加上钢铁、煤炭、上山砍树木、烧木炭及办大食堂、大猪场等占用了劳动力，而未放回来，不少生产队因男劳力少，不少农田没栽上秧，地里红苕也栽得少，怎么不减产 粮食征购任务到9月中旬才完成不足50%，据县长石德奎同志讲，这个指标比往年同期进度慢了30%。我在家的几天也下农村去了解了这些实情，又想到马上要召开的地委扩大会，真担心这些兢兢业业在下边干的同志去“赶考”会考不好，像团委书记那样说错话，怎么办？又不好直接讲，我只好分别地向常委的同志，要大家从侧面透了一点风。
十月初，刚过完国庆节，大家就一起到地委开会，报到后当晚就开县书会，孙书记问了各县的工作安排情况，又问了来开会同志的情况后，就直接布置了会议的开法，同省里一样，先发彭德怀和李云仲的意见书，一面看文件一面讨论，记录由县上和地委各派一人共同记录．会议大体先安排十天，纪律同样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写信等 地专、分区机关参加会议人员一律在招待所食宿 第二天早餐后，我就带领大家到地委安排的会场，由于大家心里已经有数了，所以看彭、李二人的信后，均以疾恶如仇的态度勇跃发言，一致批评两封信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应请中央把两份文件收回，并让他们作检讨才对，会议气纷很活跃，我内心十分喜悦，地委一位领导同志看到参加会议的20多人，没有一个表示同情和支持彭总意见的，很放心，下午就没来了。晚餐后有位地委领导找我询问，为什么你们县成一边倒，没有支持和同意彭德怀意见书的，而别的县和地专机关均有持同意和支持意见的，是不是你回县通了消息？我只好推说我们县离南桐矿区近，且南桐又是从我们县才划出去的，他们有些干部家就在南川，重庆传达得要早些（同省上差不多时间传达的）．我回到县上就听说重庆已经传达过了，他就没再询问了 大会转入学习中央两个决议和批判阶段，除批判彭总和李云仲的两封信外，还结合本地区和县上的活靶子。有的同志不但受小组批判，还遭到大会批判，有的当场就受到停职检查的处分。
会议开了10多天，于l0月中旬散会回县。县委包的一辆客车，由于都是坐的开会的同志，当车过了马武后，好开玩笑的韦山银同志开始讲话了，他说解放后参加不少会都没有这次难过关。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松辉同志便回答他说，又不是过鬼门关那样难。老韦又说，你没看到大会受批判的同志比过鬼门关还难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彭老总怎么写出那样的信来等等 。我怕开车的司机听到，忙制止大家别开玩笑了，回去任务还很重，别忘了会议纪律，有言在喉不吐为好。回到县里准备几天后，于10月下旬，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人员除区领导成员指定一人在家主持工作外，其他全部参会县直机关正副部委办、科局领导和中学校长、书记，县属厂矿的厂长、书记共500多人参加，也用同样办法考试他们。区里回去也照样考一般干部、小学校长和大队书记、大队长、青年、妇女、农会、和民兵队长四个部门的头头，也同样遭遇“打闷棒”。结果全县从县到村干部有265名同志，因同意和支持彭老总意见，而被定为右倾份子特别有几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同志，更是理直气壮的大讲彭老总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可抹杀的功劳，并讲他写信很对，就这样也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对农村的不脱产干部就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和处分。当时全国、全党贯彻学习了中央两个决议后，便掀起了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进攻的高潮。“反右倾”斗争成为全国全党的主要任务，并形成了一次大的群众运动 在南川也同样掀起了大批判、大斗争，上边有靶子，当地又有活靶子，运动热火朝天，在干部中形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批彭德怀”的现象，我作为南川工作多年的班长，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很了解，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们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提意见，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并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受到影响。有的在家庭关系上也受到了损害，更严重的是使党的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直到1962年的7千人大会（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做出了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受比判、处分的干部要鉴别平反的决定，当时县委接到平反指示后，常委领导作了研究，除纪委、组织部做具体工作外，县委常委分工找被批判和处分的同志谈话，宣布平反 当时虽平反了，但还留有尾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否定了“反右倾”。
在当时我分工向部分同志赔礼道歉时，自己也内疚的流了泪。265位同志受到批判处分，虽大部分系“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这里我特别说明，有两位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我是有个人主义成分的，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一位是县政府领导成员，他是分管财贸工作的，是个很不错的同志，也是县委成员。本来在地委“考试”时，是过关的从地委开会回来，他分工抓粮食入库和财政税收工作、当时常委开会正在研究扩大会议的开法，怎么“考试”干部 这时地委主要领导来南川检查会议准备情况，因事先未打招呼，我们听说领导来了都出来迎接 领导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讲正在开常委会，研究扩大会议的开法 他让我们继续开会 当我向他汇报我们县委常委和县府成员都还好，经过考试都合格，没有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同志错误路线的 这时那个领导很不客气地讲，你们县政府某人就是老右倾，属上次地委开会漏网的，这次应补上才行 由于我有唯上、唯书的个人主义，又参加省地两次会议，怕犯错误，成为反击“右倾”运动中的拌脚石，所以就未坚持原则和正确路线，更没反对领导的意见，其他常委就更不可能坚持了，就这样先将这位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布置收集材料，并令其检讨，在大会上受批判 经地委领导批准，撤消了领导职务~只是在对该同志处分后，我向组织部长予卜振堂同志交待，该同志身体不太好，不要下放农场劳动了（当时定为“右倾”的同志都要下放农场或生产队劳动改造）还是让他协助财委工作孙振堂同志也表示同意，在1962年平反时，我找这位同志赔礼道歉，并讲明1959年反“右倾”时，对其他同志的批判和处分是错误路线导致的，而对你的批判受处分，我有个人主义的原因，没有坚持原则，没有保护好同志，使你身心受到损害，望你批评，我沉痛地流了泪，这位同志也很难过的讲，这也不全怪你，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平反恢复工作后，这位同志一直不错 还有一位县委机关工作的同志，又是我们西南服务团战友，一同来南川工作的，表现很不错，又有文化，准备报请地委提为宣传部长的 因在这一年，他向毛主席上书，讲了“大跃进”大战钢铁、大办食堂等是错误的行为 当信转回县里后，大家看了都大吃一惊，都认为他已成了彭总路线的人了，又派人查了他本人的日记，更认为他不但是“右倾”，更像右派分子了。结果在批判斗争后，最后定为漏划右派分子。过了不久，该同志因表现很好，给他摘了帽子，但没有彻底平反，更谈不上提宣传部长了。他爱人也同他离了婚，使这位同志一生受到很大的伤害。 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彻底平反时，我向他道歉 。他很高姿态也很大度地讲到，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 。1959年你批判我、处分我：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也批判过你、斗争过你，也是不对的嘛。我们二人无怨无恨，又都是西南服务团的战友，一同来南川工作，合作很好，过去的事都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总之，1959年反“右倾”错误，使南川的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上的积极性和民主生活受到极大损害 这反映在实际工作上，使这一年工农业生产、粮食入库、财政收入均受到很大损失，仅粮食产量就比1958年减产30%，以致造成l960年至1961年两年里，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严重伤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从全国来讲，庐山会议后均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使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本着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责任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表达了对彭老总意见的支持，结果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还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场“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党内政治上一次大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同志，而相反支持了浮夸风和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的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给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至1961年造成严重困难，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党和人民遭到巨大牺牲和损失，除了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破坏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结果。
在四川更为严重的是，省委作为一级党的组织，对党中央文件决议，不从正面传达贯彻，而是对党员、干部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采用“打闷棒”的办法来考试干部，这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更加错误的是，在1959年春，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看到了“大跃进”的一些错误时，给全党发了一封信，简称（党内通信），号召干部要把头脑清醒起来，不要再发高烧了。而四川省委领导对“党内通信”加上要从“积极方面”去贯彻，还一个劲地推行“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指导思想，来指挥工农业生产，结果使四川造成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员死亡比全国那个省都多 这个历史上血的教训，我们应牢牢记住，今后再不能干那些不符合国法党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