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孟宪礼（整理/谭玉玲 陈光荣）

　访：孟老，我们在一些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中看到过您参加革命工作的事迹，今天专程来拜访，想请您谈谈您的家庭及自己的革命经历。
　　谈：我生于1926年7月，老家是山东省掖县张家村。我的父亲叫孟长发，母亲叫王喜凤，家里兄弟姐妹12个，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因操劳过度病逝了，家庭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家里的生活日渐困苦，无力供我读书。
　　我的大哥孟宪章在本村念过私塾，接受革命思想较早，1935年从哈尔滨师范毕业后，到北京东北大学学习，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东北军学兵队学习期间，参加过“西安事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委派在东北军做兵运工作。“七七事变”后，奉调到新四军黄克诚师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公安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病逝。据大哥生前回忆，我们老家掖县早在1933年2月就建立了中共掖县县委，当时烟台、蓬莱、龙口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二哥孟宪仁在大哥投身革命离家后，负责主持家务。二哥在掖县城上过学，参加过学潮，1937年入党。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胶东后，二哥率领游击队打鬼子。1942年，他受派到哈尔滨恢复党组织。东北解放后，任东北总工会劳动保险部部长、副省长等职务。
　　三哥孟宪义在上世纪30年代加入党组织，五弟孟宪智与我一起做情报工作，六弟孟宪信在上世纪40年代加入党组织，也做地下情报工作。我的姐妹们先后出嫁，有的投身革命工作，有的在家务农。
　　访：兄长们先后参加革命，一定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吧？
　　谈：是啊，我的思想变化确实受到哥哥们的影响。现在我谈谈我的个人经历。
　　1935年，我9岁了，还从没上过学堂，大字不识几个。二哥孟宪仁当时在掖县城上学，他参加学潮，常领着一些大哥哥（后来知道有的是共产党员）到家里开会，他们觉得我是小孩儿开会讨论事儿时也不瞒我，我就坐在一旁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当听到“革命”、“共产党”等词儿感到很新鲜，听他们讲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杀人放火时，我怒火中烧，对日本鬼子真是恨之入骨，听他们讲东北人民义勇军马占山等抗战打鬼子的事，我很高兴，握着拳头说：“等俺长大了，也要拿起枪把日本鬼子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
　　我当时年纪虽小，但对母亲却非常孝敬，因看不惯二嫂对母亲不敬，二哥对二嫂的话又偏听偏信，我与二哥发生激烈冲突，一时气不过，赌气离家出走。漫无目标的上了一艘大帆船，不知过了多久，下船才知到了大连。
　　在大连我举目无亲，饿了就讨饭吃，困了就在墙角旮旯迷糊。难受的是，满大街到处挂着的是日本膏药旗，日本人在咱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一天，我在甘井子火车站附近，遇到了一位掖县同乡。他说：“这不是孟家老四吗？……”我说：“大叔，我就是孟宪礼呀！”他问：“你怎么跑到大连来了？”我就把在家因为二嫂对母亲不敬，推倒二嫂挨了二哥打，赌气离家的事告诉了他。一肚子的憋屈终于吐出来了，心里感到轻松了。最后我说，不想回去了。他觉得我小小年纪就敢独自外出闯荡，很有志气，就托人介绍我到大连西岗云井町永丰铁工厂干活。我干的是铁匠活，整天不是焠就是敲打，还要给在旋床上操作的张师傅掌灯。这活一站就是一天，吃的是橡子面和发霉的豆面，连上茅房的功夫都被领班盯着，稍不留神就会挨打。这样干了4年，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私下串通十来个小伙伴（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五六岁），给他们讲在家时从二哥和他的同伴们那儿听来的话，“老板是资本家，他们发财了，吃饱了吃肥了，那可都是工人的血汗，咱们要抱成一团，和老板斗，这样才有出路……”明明白白的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嘛！小伙伴们觉得我说的很有理，又悄悄地说给一起干活的大伯、大叔们听。大伙儿听了一琢磨，可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嘛！大伙儿团结抗争的心思有了，现在就像是一堆干柴只需烈火了。恰在此时，大连爆发了反剥削、反饥饿工人大罢工。永丰铁工厂的工人在我的串联下，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后来，老板知道是我起的头，就报了警。关键时刻，一个小伙伴给我通风报信：“孟老四，你快跑吧！老板把大门都锁上了，让警察来抓你……。”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麻利地爬上房，跳到墙外撒腿跑了。1939年秋，我辗转回到了掖县老家。
　　访：您回到家乡，家乡当时的情况怎样？你又是怎样参加革命工作的？
　　谈：我回老家的头一年，日本鬼子就占领了胶东。掖县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游击队。1942年，南掖县委一区委书记王仁卿（化名程敏）经常到我家，我跟他要求参加游击队。他说：“老四，你还小。”我说：“俺已经16岁了，你只要叫俺参加革命，俺就干出个样儿来给你看看。”禁不住我死磨硬缠，他答应我先学着做跑交通传递情报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情报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地下工作，跑交通的同志既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还要有灵活善变的脑子，必须胆大心细。这传递的每一份情报都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一份情报的分量都很重，既能致敌人于死地，也会把我们拖入困境，使党的工作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交通员要有随时为保护情报而献身的精神。接着，他又交待了一些具体工作方法，如遇事不慌、不要乱拉关系、不轻信别人等。
　　访：您还记得第一次送情报时的事情吗，当时情况怎样？
　　谈：记得我第一次送情报是在1942年初夏的一天，王仁卿交待我送一份情报到平度情报站。从掖县到平度北要经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出发前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这是一份关于日军调动的重要情报，你要灵活地迷惑敌人，不能让鬼子发现破绽。我琢磨了好一会儿想出一个办法。我买了五个大锅饼，把中间一个锅饼里面的瓤抠出来，把情报塞进去再用面糊上，用挎篮装上。第二天，我挎上装锅饼的篮子，用白毛巾盖在锅饼上面就上了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封锁线，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跑到车门口一个一个地查看《良民证》，还逐个搜身。等搜到我时，那日本兵刚一摸到身上，我就嘻嘻哈哈地说：“太君，怪痒痒的，我的什么也没有，请你吃锅饼吧。”这时，一个日本兵翻我褂子上的小兜，并嘟哝着说：“你的《良民证》的有？”我赶紧答：“我16岁的不到，小孩子没有《良民证》，但我会唱日本歌。”那日本兵笑眯眯地说：“你唱一个，我们的听听。”于是，我强打精神，干咳两声，用手打着拍子唱起来。也许是我唱的歌勾起了日本兵的思乡之情，又过来几个日本鬼子和我一起唱起来。唱完日本歌，那日本兵很高兴，拍拍我的后脑勺说：“你的大大的好！”我摇晃着脑袋哼着日本歌上了车，等关上车门后，我心里恨恨地骂起来：“小日本鬼子，看我不打回你老家去！”就这样，我成功完成第一次送情报的任务。向王仁卿同志汇报后，他说：“你完成的很好，就应该这样，既要胆大心细，还得能灵活机智的想出办法掩护好自己！”
　　此后，我一次又一次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多次受到区党委的表扬。由于我的工作突出，能力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肯定，王仁卿交给我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到掖县城策反伪区长毛学敏（叛变后改名毛文斌）。毛学敏原来是我党的同志，与我家还沾点亲戚关系。日军占领胶东后，他当了汉奸。可他的老家在解放区，想到自己以后的日子，他也是整天提心吊胆。我到掖县城区公所找到他，对他晓以利害，希望他悬崖勒马别再当汉奸，做一个“红瓤萝卜”，为老百姓做点事。毛学敏听后连连点头说：“我早就受够小鬼子的窝囊气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父老乡亲呀！我一定立功赎罪……。”
　　我回到区党委，向王仁卿汇报了与毛学敏策反谈话的情况。王仁卿指示我要继续做毛学敏的工作，争取他早日为我们服务。此后，我又多次找毛学敏谈话做工作，他诚心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站到人民这边来。此后，他不仅提供了日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还主动做了伪军吴凤池（日本据点里伪军中队长）的反正工作。在毛学敏的安排下，我与吴凤池见了面。我对吴凤池说：“日本鬼子的尾巴是长不了的，我们中国人应当团结一道，把欺压我们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经过我耐心地帮助教育，吴凤池坚定了反正的决心。此后，不仅毛学敏暗地里给我们送枪支弹药和情报，吴凤池等伪军得知日本鬼子要扫荡根据地的消息后，也及时将消息提供给我们。
　　1945年4月的一天，毛学敏急匆匆地找到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掖县城的日军要带伪军前往青岛和当地的日军汇合，准备对青岛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鬼子即将出发，已将县城封闭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这样紧急重要的情报，我必须在天亮之前送到西海独立营，否则，青岛地区的军民将遭受重大损失。当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把情报藏在鞋底，在腰上绑好绳子爬上城墙，固定好绳子飞快地从城墙上溜下去，快落到地面时，我不慎摔了一个仰面朝天。顾不上疼，我迅速爬起来，飞跑了10多里路找到西海独立营驻地，将情报送到负责人马杰手中。西海独立营派人和青岛地区的抗日队伍取得联系，根据情报提供的掖县城日军的行军路线，做好打伏击战的准备。第二天凌晨4时，当日军进入西海独立营设伏点时，我抗日部队趁着黎明前的黑暗，从一条干枯的河道里呐喊着冲出来，打得日本鬼子和伪军喊爹叫娘，这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大部分鬼子，也俘虏了不少伪军，粉碎了掖县城日军与青岛地区日军汇合进而进行大扫荡的阴谋。
　　访：现在请您谈谈，你是怎样做吴化文部队策反工作的。
　　谈：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我仍做地下工作，我的上级领导是南海特委书记姜志仁和胶东情报站站长辛成学（解放后曾任崂山县县长）。1947年初，领导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到蚌埠去争取吴化文的父亲以及他的二姨太林世英，争取通过他们策反吴化文。
　　吴化文（1904--1962），掖县李家村人，与我家张家村只隔一条河，也就半里路。我父亲与吴化文的父亲吴成功是干兄弟，与吴化文二姨太林世英的父亲林正榜也是老朋友。林世英饱读诗书，很有涵养，长得如花似玉。林世英由我父亲做媒嫁给吴化文，婚后吴化文对知书达理又漂亮聪慧的林世英十分宠爱。吴化文当过土匪，练得一手好枪法，干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勾当。他16岁从军，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团长。1930年，韩复榘任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收编了吴化文，委任他为骑兵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抗战爆发后，吴化文任国民党苏鲁豫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驻守沂蒙山区。抗战初期，率部先后在泰安、万德、虎门、柳河等地与日军作战。1939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他率部在临朐与敌鏖战数日，重创日军，受到八路军的赞扬。1943年1月，吴化文投靠汪伪政权，任伪山东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协同日军进攻八路军。在八路军连年打击下，吴化文所部损失惨重。1945年5月，吴化文率部南逃至安徽蚌埠。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投靠蒋介石，出任第五路军司令兼津浦铁路南段司令，执行蒋介石“防止共军占据铁路交通”的命令。1947年3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吴化文任国民党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同年秋，解放军一举解放了莱阳、昌邑、掖县、栖霞、威海、牟平等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吴化文奉命率部进驻济南，归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同年7月，被王耀武保荐为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防守济南西线。
　　此时期，我在中共青岛工委领导下的一个秘密情报小组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我的直接上级是胶东情报站站长辛成学。1947年春节后，我化装成商人，怀揣全家人的照片来到蚌埠。我思考着如何完成党交给我的策反吴化文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利用好我父亲和他父亲（吴化文是一个孝子）以及二姨太林世英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用目前战场上的形势来劝导他，劝其走向人民的一方。
　　当我找到吴化文家门口时，只见几个国民党兵在站岗，我上前通报要求面见吴老太爷。这时一个军官走上前来，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陪笑道：“我是来走亲戚的，看望吴老太爷……”他见我身穿一身黑色长衫，头戴黑礼帽，不像官场上的人，就不由分说地要赶我走。正在这时，院里走出来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问起缘由。我赶紧上前自报家门，并从怀中取出全家照片给老人看。他认出我的父亲说道：“这不是我的兄长孟大哥吗，他还好吗？”我赶紧回答说：“回吴大伯的话，您指的正是家父，只可惜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就撒手人寰了……”
他又指着照片中一个小孩子说“你就是孟家老四吧，十多年不见，都成大小伙子了！”“是呀，承蒙乡亲们的厚爱，俺都22岁了”。
　　接着他对那军官说：“这是我老家的大侄子，你们就不用多问了！”说完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领我进客厅，忙叫下人上茶、备饭，热情招待。与我边吃边唠家常，非常亲切。吴成功虽然长年随儿子住在外地，但还是很重乡情，当得知我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十几个孩子生活艰辛时，他落了泪。接着，他又问起家中哥哥们的事，我说我也不知详情。我把自己9岁闯东北和编好的学做生意等事情讲给他听。他叹道：“现在战局这么紧张，兵荒马乱的，你还到处瞎跑啥呀？没钱用说一声，我叫家人给我大嫂子你们一家捎过去些钱不就得了……”不知不觉唠了快两个时辰，吴成功说：“大侄子，你这么老远跑来看我，路上一定很累了，今晚就赶紧歇着吧！”于是叫人安排我住下。
　　孤身在外，还有任务在身，我提醒自己须得提高警惕，所以只是和衣而睡。吴老伯虽与父亲交好，但毕竟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且他随儿子离开家乡外出多年，吴老伯现在什么心思，我也猜不透。万一明天做不通工作，怎么办？我越想越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借着窗外的月光，只见一个人影在我窗外走来走去，我悄悄挨近窗边一看，原来是吴大伯，莫非他也有心事要告诉我？我索性又躺回床上假睡。过了一会儿果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确实是吴成功，我赶忙笑着说：“吴大伯，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找我有急事？”吴成功点点头：“是呀，心里有事，睡不着。这不，想找大侄子再唠唠。”他进门后，就坐下来向我问起掖县老家的情况以及我对时局的看法，言语中表露出对儿子吴化文前途的担忧。我将掖县老家解放后的巨大变化讲给他听，他连连点头称好，表示想要回老家看看。对于时局，我也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吴大伯表示赞同。他听我分析的头头是道，就试探着问：“大侄子，你不像买卖人，是共产党派来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了，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来看望吴大伯您和世英大姐的，同时也是受共产党派遣，为了吴大哥前途来的……”
　　吴成功迫不及待地说：“大侄子，我也不拿你当外人，那你就说说怎样做才能让他回头呢？”我说：“听我娘和老家的老人们讲，吴大哥虽然在外头当这么大的官，可他在您二老面前是个大孝子，最听您的。” 他点点头，靠近我轻声说：“化文确实是对我和他娘很孝敬，在家咱叫他跪下，他不敢站着。叫他往西，他不敢往东。可这等大事情，咱们当老的也不敢替他做主啊！再说，老蒋、王耀武还在重用他……”
　　为打破吴成功对蒋介石的幻想，我直接了当地说：“蒋介石对下属向来猜疑，再说他的气数快尽了，如果继续为他卖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吴大哥不是他的嫡系，这些话望你转告世英大姐和吴大哥。力争吴大哥能在战场上起义，也好给自己和全家找个出路。”
　　此时，外面传来敲打三更的声音，吴成功说：“我的好侄子，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俺全家好呀，我一定跟世英说，让她替我好好劝劝化文。我想让你也和她见见面，把这些道理也说说。咱们双管齐下，共同让化文回心转意，但这事也不能太急，要随机应变。时间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
　　第二天下午，吴化文的二姨太林世英专门来找我，我和她长谈了一次。她说：“四弟，你跟我公公说的那些话，他老人家都告诉我了，你不顾自己的危险，跑这么远的路来这儿，完全是为我家着想啊，可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时候。其实对现在的世道，我也有数。国民党败局已定，将来江山一定是共产党的。我曾劝过化文，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不要跟着老蒋走到黑，弄得身败名裂。可他对老蒋还有幻想，觉得老蒋把几万人马交到他的手上，自己不能背信弃义。他觉得现在国军是全副美械装备，不会那么快被共产党打垮。尤其国民党现在仍有大半江山，最后的胜负难测，他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上次我回娘家，俺娘家兄弟们就叫我好好劝劝他。一天夜里他回来时唉声叹气的，我看出他情绪不好，就跟他说为了咱自己和孩子们将来的前程，应该想一想后路了，是不是该找一找共产党的门路呀？我话还未说完，他就勃然大怒，拿出枪来逼着我，非叫我把说这话的人说出来。我说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从广播里听到的，他不依不饶地闹腾到天亮，直到我公公知道了，将他大骂一顿，强迫他给我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我说：“大姐的心事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要你看准时机再劝劝化文大哥，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早一点反正起义，站到人民这边，不仅是挽救了自己，也为人民立了大功，这是功德无量、名垂青史的。”
　　林世英微笑着说：“四弟，我会见机行事的，你放心吧！到时我怎样与你们取得联系？”
　　我说：“到时我们会派人来找你的！”接着，交待了联络办法。
　　我在蚌埠又住了两天才离开，虽然因时机不成熟没见着吴化文，但为杨光天、李昌言（林世英的表弟）到济南再做林世英的工作，以及李如刚（外号小李逵）“三闯火线”送情报，促使吴化文最终战场起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8年9月19日晚，吴化文率所部2万余人在飞机场附近的狭小地区战场起义。吴化文部队起义打乱了济南守敌的防御体系，动摇了国民党军队坚守济南的信心，缩短了济南战役的时间；济南的解放为华东野战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同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的内部分化，越来越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逐步认识到在国民党军接连惨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只有反戈一击投向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吴化文率部起义，为我党我军通过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里应外合，攻占并保护大城市提供了一个范例。
　　10月22日，毛主席向吴化文发来贺电，朱德总司令和华东野战军首长也向吴化文致电。10月29日，解放军总部宣布吴化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2月，吴化文率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1月，鲁中南纵队与三十五军合编，大大增强了三十五军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五军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转业，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交通厅厅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因病逝世。
　　访：孟老，在战争年代，您长期做地下情报工作，一定经历了许多，请您谈一谈给您留下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谈：要说记忆深刻的事儿啊，就是因为我长年从事地下工作，始终处在斗争第一线，所以曾三次被抓进监狱。
　　第一次是1943年春，我在做伪军策反工作时，被日本宪兵遇到而抓进大牢，在酷刑面前我咬紧牙关，依仗着当时年龄小，大哭大闹，拒不承认，他们也没有抓到切实的把柄，把我折磨了一个多月放了出来。
　　第二次是1947年春，我送一份绝密情报（用避孕套吞进肚子里）到平度情报站，半路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我被吊在房梁上毒打逼问一个多星期，我挺住了重刑，而且特务们也未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只好将我放了。
　　第三次是1947年秋，我奉命在青岛敌占区购买了一批平度解放区急需的物资，准备偷偷运回去。不慎被国民党巡逻队抓住。敌人对我严刑拷打，我始终坚称自己就是做小买卖的，倒腾点东西好赚点钱上学，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不承认是给共产党运送物资，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监狱里。60多天后，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单洪培来查监，我趁机向他喊冤，他得知我与吴化文的二姨太林世英是亲戚，几天后我被转到青训大队，定为“共党嫌犯”，后来被岳父保释出来。
　　解放战争期间，我和张耀山等同属中共青岛工委军事组的秘密情报小组。当时，国民党联勤司令部青岛水陆军运办事处负责运送兵力、弹药等军用物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我们发展了该办事处的通讯兵张永年和联勤司令部第四十四兵站的文书班桥（他是我妻子的二哥）。我弟弟孟宪信打入青岛第十一绥靖区青训大队当勤杂兵，他们以合法身份，窃取了许多敌人调动、《青岛联勤粮秣计划》、绝密文件等情报，及时转送党组织，为革命早日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9年5月27日，我从青岛水陆军运办事处得知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琪从上海运来20000公斤炸药，企图炸毁自来水和发电厂的情报后，立即报告给上级领导王世昌。我和第44兵工厂的技术员黄希君赶到大港，将那些准备炸毁码头的炸药全部处理了。当我从弟弟孟宪信那儿得知国民党军撤退的时间最终定为6月2日10时10分的情报后，立即向王世昌报告。6月2日晨，我和张永年等4人赶到青岛海关大院，见到还有关警十余人。我们迅速翻过铁丝网，大喊“解放军打来了，缴枪不杀！”他们变得惊慌失措，趁他们还未反应过来时，我们缴获了2挺机枪、13支步枪。我们拿起武器，追击逃跑的敌人。停泊在大港的国民党兵听到枪声，以为解放军已经打到这儿来了，顿时乱了阵脚，慌慌张张地开船逃走了。
　　6月2日上午10时，我们看到整齐威武的解放军战士，身着军装雄姿英发的经齐东路自北向南开进青岛，一面鲜红的军旗在信号山升起，市民们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热烈地欢呼：“青岛解放了！”我的心里也在高呼：“党啊，我们终于胜利了！”
　　青岛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奉命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以“灰色”面目继续战斗在侦查、捕抓匪特的隐蔽战线上。1950年，破获了国民党第32军一个营长山寿夫诈降我军，搜罗散兵游勇搞暗杀破坏一案；同年5月，国民党保密局派遣郭立茂带130人妄图在胶南县大珠山登陆，5月15日晚遭我剿匪部队的痛击，匪首郭立茂被生擒，匪特崔学功漏网，趁乱潜伏在市内，我化装与他在金口一路接触，在战友们的配合下，将他活捉归案。1951年，我巧妙打进反动组织“中国革新党”中，将其妄图上崂山打游击的首脑人物周寿亭（掖县人）等人一网打尽。1952年，我侦悉破获了跟随我烟台地区部队李起明团长的一个女特务……这样，从1949年6至1957年，我经办的案件逮捕104名特务，追查缴获了他们大量的非法枪支弹药，我先后五次受到表扬和奖励。以后，虽然我的身份公开了，但仍戒骄戒躁，努力工作，直到1986年离休。
　　参考书目：
　　1、《中共山东地方史》
　　2、《中共青岛地方史》
　　3、《青岛革命回忆录》（1）
　　4、《孟宪礼的传奇故事》（陈英）
　　5、《难忘的岁月—我的回忆录》（辛成学）
　　6、《济南战役—修订本》（济南战役纪念馆编）
作者：谭玉玲  陈光荣（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原四方机厂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