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是山东境内的一座重要城镇，在军事上是个战略要地，古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侵入山东后，在兖州驻有重兵防守，不断地向我根据地“扫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也屯兵与此，经常向我根据地骚扰、进攻，对我鲁南、鲁中、鲁西及苏鲁豫根据地危害很大。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解放区抢夺胜利果实。他给日军下达命令：不准向人民抗日军队投降缴械，否则，不予遣返回国；并电令，将各地伪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于是一夜之间，各地伪军都扯下了太阳旗，打起了青天白日旗，都挂起了“中央军”的“招牌”。
原伪三方面军吴化文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中央军”第五路军，吴为总司令。蒋急令吴化文从敌巢徐州北上，迅速抢占山东省城济南。我山东抗日军队只知吴化文部是地地道道的伪军，吴是日伪的反共健将，我们理所当然地与其继续作战。在吴化文部出徐州北犯，进入滕县地区我军设下的“布袋”里时，被我击溃，生俘其旅长于怀安以下4000余人。吴化文率领残兵败将窜入兖州城，龟缩固守，不敢北进济南，未能完成其主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吴便在兖州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与我军顽抗。
1945年12月30日我军第一次解放曲阜县城，鲁南一地委、专署等机关移驻曲阜城里。1947年4月，蒋介石对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山东驻军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主动放弃曲阜县城。
我是1946年6月到达曲阜县城的。那时，我是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曲阜归鲁南军区所辖。当时，按山东军区的整体部署，调我军分区部队来曲阜，对兖州实行军事包围，掩护兖州周围解放区的我党、政机关开展工作。那时，我们军分区一分为二，由我带领司、政、后少数人员组成前方指挥部，并带有一个警卫连和两个团的兵力。机关人员和警卫连驻曲阜县城内，两个团驻曲阜以西靠近兖州一带，以监视兖州之敌。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来一位李参谋，带着一部电台，同吴化文的原旅长于怀安和赫鹏举的副司令毕舒贤来到曲阜县城。李参谋向我口头传达了上级给我的任务：“保证电台和所有人员的安全，特别是于、毕两人的安全。生活上要给以特殊照顾，协助李参谋完成工作任务。”李参谋向我透露：他是奉命来做吴化文的工作的；领来于、毕两人是准备进城去见吴化文，或让吴派代表来与于、毕会面。住了约五六天，我派便衣武装将李参谋护送至兖州城附近，让其化装只身进入兖州城。李在城里住了一夜，次日返回曲阜。据李参谋与我讲：他见到了吴化文，用的暗语是“我是南京冯先生那里来的；我是周先生的人（冯是冯玉祥，周是周恩来）。”吴化文听后，表情有些紧张，但对他殷勤招待，只是左顾右盼而言他。不多时，吴即派人将它领到吴的公馆下榻，并有专人陪同，每餐都是佳肴美酒，就是不谈正题。李参谋要求陪他的人向吴化文转达：再见吴一面就走，不能久留。陪他的人说：“吴工作很忙，实在难抽空会见先生。”又说：“吴的周围有很多蒋派来的特工人员，是专门监视吴的，故吴不便与先生接洽，请多多原谅，后会有期。”并传吴的话说：“我一定听从冯先生和周先生的指教，并请向贵军上峰转达此意。”李参谋见工作不能进行，就告辞了。吴即派专人将他护送出城，一直送到我军警戒区，我派人把他接回。李参谋并说：吴化文是周恩来同志在南京通过冯玉祥建立的“关系”，吴化文在南京亲自拜见过周恩来。李最后对我再三嘱咐：此情况一定不要向任何人讲，对你的上级也不能讲。我是很懂得这种保密纪律的，故长期守口如瓶；直至今天，才写出此事。
1948年6月11日，我军第二次解放曲阜县城。7月，鲁中军区、滨海军区、鲁南军区合并为鲁中南军区，下辖7个军区，原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改为鲁中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我仍任军分区司令员。
这时，我又奉命带军分区一部分机关人员组成前方指挥部。同时带两个团（三、六团）于6月下旬来到曲阜县城。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和副司令张光中于7月初亲临曲阜县城，当面交代我来曲阜的任务，他们说：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反攻计划，为夺取济南、徐州两大城市，必须首先解放战略要地兖州;解放后还要长期占领。我鲁中南军区根据这一指示作了全面的计划和部署，已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基干武装，配合主力包围、攻打兖州城。攻下兖州后，一切党政军工作完全由我区负责。给我的任务是：“配合主力对兖州进行包围。扫清兖州外围据点，做好攻城准备。”
兖州城内驻有国名党军第十绥靖区司令部和霍守义的十二军，连敌保安部队约有3万多人。敌人凭借其坚固工事，企图与我军顽抗。但这时我军已将兖州城之敌重重包围，7月11日前已将城外敌据点碉堡全部扫清，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我攻城部队已逼近城下，且攻城工事已备，攻下兖州城的胜券已操我手。城西面为我主攻方向，由“华野”山东兵团七纵担任主攻，十三纵在城东面和北面担任助攻，地方基干部队担任佯攻。我们的两个团（三、六团）在城北两端、七纵与十三纵之间担任佯攻。7月10日晚，傅秋涛将我叫到十三纵指挥所驻地西北店，研究解放兖州后的入城工作，首长对我作了具体、详细的指示，并说：“兖州解放后即成立兖州卫戍司令部，你为司令员，市委书记兼政委，高斌代理参谋长（高于10月到职），刘少傥任政治部主任（刘始终未到职），到时按此执行，不另行文。”
7月12日晚，我对驻守兖州城之敌发起总攻。我攻城主力军如饿虎扑食，一鼓作气，经不到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于13日下午解放了兖州城。共歼敌2.8万多人，除敌绥靖区司令李玉堂化装逃走外，活捉敌十二军军长霍守义以下官兵近两万人。
我于7月13日晚入城后，立即成立了兖州卫戍司令部，我为司令员，市委书记冯起兼政委；并经鲁中南区党委决定，组建了兖州市委、市政府。我与冯起同志、公安局长朱立权立即开了个碰头会，我将傅秋涛同志的指示简要地向他们作了传达，共同研究了必须马上做的几项工作：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清除危险物；清查户口；搜剿残敌；救济灾民。
14日，我们用兖州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在城内大街小巷及附近村庄张贴布告。布告是事先印好，经过傅秋涛同志亲自审阅、修改的。其内容主要是：约法三章、城市政策、对敌党政军人员的政策、防空办法和防空纪律等。这个布告起了安定民心，瓦解敌人的重要作用。隐蔽下的敌军政人员看了布告后，络绎不绝地来我市政府、公安局、军队自首登记。
进城后，我面请七纵二十师两个团帮助我们在全城进行了一次大清查，至17日城内治安、市面秩序基本上稳定了，夜间在城内外打枪、打信号弹的不见了；商店也陆续开门营业；市民和城外村民进城出城的除了可疑者外一般不再用盘查了。唯7月18日七纵部队全部离城后，城外百余名村民曾由西北角城墙爬入城内，抢捡敌人遗物，并有个别村民闯入市民家中，强拿群众的东西，我们闻讯后，立即派部队配合党政干部和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劝说。经宣传党的政策和城市治安纪律后，很快被制止了，并且以后再未发现这种紊乱现象。
之后，上级又派来一些领导干部加强兖州的城市工作。如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冯平和与李丰平等同志带领一批工作人员于14日陆续进城办公；鲁中南军区首长傅秋涛、张光中也亲自到兖州视察工作，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兖州城市工作在解放不久能得到很快的、有秩序的发展，是与主力部队的大力协助和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后来，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剿匪工作。上级划归我们的剿匪地区包括：兖州、汶上、宁阳、济宁、济北、曲阜、邹县、凫山。兵力部署是：三团、五团、十六团、二十一团和各县地方武装，归我统一指挥；限期3个月（8月中旬至11月中旬）完成剿匪任务，做到彻底肃清残匪，确保兖州社会治安，并控制运河沿岸地带。军区首长傅秋涛亲自向我作了剿匪工作的具体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如计划、部署、政策及注意事项等。8月10日，我在兖州召开了县团级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并提出：部队和地方干部要在卫戍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协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期完成剿匪任务。同时提出防止三种倾向：一是轻敌思想，以为阳沟里翻不了船；而是畏难情绪，认为土匪已打散了，找不到，打不着，他们有“群众“基础，隐蔽深，不易剿灭；三是注意团结协作，防止部队和部队之间、地方和部队之间不协调，闹宗派，遇事互相埋怨，推卸责任。会开了一天，所有到会干部都表示：坚决遵照上级指示，按期完成剿匪任务。
经过6次统一行动的大清剿，至9月25日，兖州战役中溃散的残余匪特，基本上被歼灭了。至9月底共捕获匪特1525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经瓦解工作，还争取了135人投案自首，并交出轻机枪4挺，长、短枪19支。
我们的主要经验有四条：一靠党的领导;二靠正确的政策和严格的纪律；三靠上下左右团结一致；四靠干部战士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在剿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好人好事。在部队刚进城时，敌人的遗物堆积如山，尤其城东门里衣物塞街堵巷，而我们的指战员有的衣破露体，也不去换一件。如卫戍司令部警卫连，从井内打捞出一个皮包，内有上海某金店480两黄金的存单，立即交公。又如三团三营直属班副班长，从敌人遗留的一双皮鞋里搜出5个金戒指和3个金镯子自动交公。上述两例都受到了华东局财办的通令嘉奖，兖州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也给予了通令表扬并为之各记二等功一次。
8月初，兖州卫戍司令部奉命撤销，新组建了兖（州）济（宁）警备区司令部，我为司令员，济宁市委书记韩去非兼政委，高斌任参谋长（这时高斌才到职）。我完成剿匪任务后，带领机关和三团于10月由兖州到济宁工作。
以上是我在兖州解放前后的一段工作经历。因时间较长，又加我年老记忆力衰退，难免有错讹。幸有当时的工作日记，又查阅了有关资料，如有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修正。对吴化文进行工作一事，我不是直接参与者，是听别人向我讲的，事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必须慎重对待。请知情同志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