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万晓塘出生于山东省鲁西平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0岁时才念上私学，后就读于齐河县立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父亲一心继续求学，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家乡，考入惠民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父亲在学校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父亲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到山东阳信、长清县一带建立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袭击日伪军，创建了鲁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父亲先后担任长清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长清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八路军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1939年初，延安中共中央派陈光、罗荣桓率115师主力进入鲁西，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父亲被调到泰西特委任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同年秋，父亲被选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1940年春天，他回到鲁西区党委，就一直担任公安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巩固和发展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父亲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公安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领导和同志们。1942年，他担任冀鲁豫行署公安局局长。有一次，日寇进行大“扫荡”，突然包围了行署公安机关所在的村庄。当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刚一发现敌情，父亲就跑到段君毅的住处，让他赶紧骑上自己的马突围。这时日寇已经冲到村边，父亲便和侦察科的一位同志步行突围。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却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
父亲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即使在父亲担任市委主要领导职务以后，虽然工作很忙，仍经常热情接待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并一再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不要阻挡来访的同志。因此，有些同志遇事都愿意直接找父亲谈。父亲有时也主动邀请一些同志到家中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父亲都注意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化。1942年，在日寇不断“扫荡”的艰苦环境中，父亲虽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仍同战士们一起吃高粱面饼，由于胃疼，吃得很少。全国解放以后，父亲都特别嘱咐秘书，所有送来的东西一概不许收。
1966年春天，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6月，在北京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时，由于发低烧、吐血，不得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当时，父亲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一面安排父亲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一面劝说父亲不要再带病工作，应该好好治病了。但父亲表示责任在身，不能休息。7月，父亲带病回津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愈演愈烈，不仅没有治病的条件，而且又要顶着华北局负责人的错误做法和政治压力，艰难地维持着市委的领导工作。9月19日，父亲终因长期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磕然长逝，年仅50岁。
我父亲万晓塘去逝后，蒙受了天津最大的“文革”冤案。但历史是公正的。“文革”后期，天津的干部、群众开始强烈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1979年1月20日，天津市隆重举行了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天津市委郑重宣布“文革”中强加给父亲的种种诬陷应予全部推倒，重申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文/万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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