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梭，人生路漫漫。奋进在坎坷崎岖道路上，历尽万般曲折艰辛，不觉已八十余载。回首往事，感慨万分。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和我的大家庭及后来的小家庭的命运就与党紧紧的连在了一起。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实现那宏伟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目标，当不断学习进取，与时俱进。时时处处以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今天，在耄耋之年书写回忆录，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记录往事，也写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我们国家及我们家的巨大变化。既作为历史的凭证，也可启迪我的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为新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再尽微薄之力。
苦难深重的旧社会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招远市毕郭镇大沽河北岸的西杨格庄村，村东有一条小河，隔河与东杨格庄村相望。1947年土改，划定成份为贫农。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农历五月十五正午时分，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佃农家庭。上有祖父刘学道，祖母刘氏；父亲刘亭，母亲刘王氏。大哥刘云华（1898—1924）；大姐刘桂香（1900—1993）；二哥刘云兴（1903—1983）；三哥刘云同（1909—1967.8）； 四哥刘云高（1911—1981.4.14）；二姐刘桂荣（1916—1991.10）；五哥刘云丹（1920—1967）；七弟刘云瑞（1925-）；小妹妹刘桂花（1928—1930）；我行六。全家人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打工和讨饭度生。因荒年歉收，无粮缴租，地主逼租，祖父被逼得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大哥刘云华十七岁为逃生独身闯关东，历尽人间磨难，5年后身体瘦弱的他强撑着返回原籍，不久便含恨死去，年仅22岁。母亲刘王氏。小妹妹刘桂花，患病无钱医治，仅2岁便离开人间。
打我记事起，就跟随父亲、哥哥下地干活。三哥云同给东杨格庄村地主赵华亭做长工；二哥云兴、四哥云高在做完所租土地的农活后，还要四处打短工，有时也肩挑小担，叫卖些日用杂品。全家人终日劳作，却难得温饱。记得我五岁那年，和五哥云丹一起到大沽河南岸去放牛，忽然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平时十几米宽的河，不一会就变成了五六十米宽。河水卷着黄沙，夹杂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杂草、破烂家具和庄稼等，咆哮而下。为了回家，五哥在前面拉牛，我哭喊着紧紧攥着牛尾巴被拖拉过河来。每当看电影“南征北战”时，心里就会情不自禁想起那浪涛汹涌的大沽河。那时的大沽河，是一条见证苦难和载满了苦难的河。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欢乐的季节。同时也是最令人愤恨、难过的季节。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了秋天，满心希望能多打些粮食，除了交租子，还能吃饱肚子。可是不管是丰收年，还是灾年，地主收租用的大斗，几乎要比标准的斗大1/4。等交完租子，粮食总是所剩无几。因此，农民总是免不了挨饿的命运。
由于不识字，借据由得地主写，这也是总交不完租子、还不完债的原因之一。此外，遇到红白喜事，需要写文书字联，也只有请地主家的小爷，先抽大烟，再吃饭。酒饱饭足之后，才动笔给胡乱一写，写的什麽全家人谁也不认识，任由别人摆布。为了家中能有识字的人，不再受地主在文化上的欺压，父亲领着全家其他人扛活、要饭、街头叫卖，咬紧牙关，供我和四哥云高在本村小学读了几年书。农忙回家帮着干农活，农闲就上学读书。我兄妹十人，为何单单让我和四哥读书，据说是父亲请一算命先生算了一卦，讲十个孩子四、六将有官运，所以如此安排。其实，全部都上学，家中根本也供不起；此外，无论谁读了书，肯定要比不上学读书的要多知道一些知识，多见世面。所以建国后四哥与我都作了国家干部，便是出于这个道理，而非算命先生有什麽过人之处。
记得上学时的我也是非常顽皮，为了有烟盒叠宝、玩纸人，就偷偷拿压岁钱买哈德门香烟，与同学们一起吸烟。有一次被先生看见，狠狠批评了一通，从那以后，这一生再未吸过烟。
走向光明
此阶段简历：
1935年——西杨格庄读书，13岁；
1936年——西杨格庄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参加并任农民协会组长，14岁；
1937年——农民协会改为抗日救国会，由我任会长；
1938年3月——秘密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半军事性的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简称民先）；工龄计算自此时开始。
1939年6月——由王立、刘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秋天，西杨格庄请来一位年轻的教书先生李铭三。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以教学作掩护，来向学生和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白天教书，晚上走家串户，给大家讲为什麽地主不劳而食；劳苦大众要想吃饱饭，要想活命，只有打地主土豪，分田地，才能有出路。当年，西杨格庄就成立了农民协会，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并推举我作了农民协会组长，那年我才14岁。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大举侵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李铭三又领导将农民协会改为抗日救国会，由我任会长。1938年3月——秘密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此时期，杨格庄小学成了招远、莱阳地下党的联络站。学校经常来新先生教学（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逐渐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两县地下党的领导人），其中有庄先生（莱阳县委书记庄国瑞）、于先生（已记不清名字）、刘先生、王先生等。他们送给我们印有马克思头像的小册子；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等的道理。李铭三先生那时更多的是刻钢板，印发宣传品。在接受了长时间的锻炼和接受了大量的进步知识教育之后，我于1939年6月由王立、刘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哥刘云兴一直在家务农。
三哥刘云同也由参加农民协会、抗日救国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军到西海八路军兵工厂工作（解放后转业到招远县供销社工作，1968年病故，病因不明，可能为心脑血管意外）。
四哥刘云高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莱阳专署民政科长、烟台地区荣军疗养院党委书记，行政16级，离休后住栖霞县。在患结肠癌手术治疗后2年，于1981年4月14日去世。
五哥刘云丹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本村、乡工作，1967年病故。
七弟刘云瑞，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抗日大学学习后，在区中队工作。后转业任西杨格庄村党支部书记。
你是灯塔，时刻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从乡支部到县政府
1939年6月，在党组织安排下，我代表招远县青年到莱阳夏甸河南，参加胶东区青年代表大会。在7天的会议中，听取了抗战形势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报告。会后，带着会议的精神及必胜的信心，回到招远农村，到处召开农民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中投入到抗战当中去。
1939年7月初，与纪德庆、刘德全等人一道，到莱西张格庄参加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党校第七期（学习班）学习。临走前父亲对我讲：“共产党、八路军对穷人好，你去吧！八路好了你跟着好，八路倒了你就跟着倒。”学习培训3个月，期间，参加了选举胶东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区选举2名，凡具有2年党龄、政治进步的就具有被选举权。选举结果，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坦和党校的一名队长当选。二人立即被护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9月底，党校学习结束后，我们几人回到招远，到县委组织部报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前单线联系的组织领导方式已不能适应，党组织决定在毕郭镇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纪德庆任书记；纪学绪任组织委员（城子村人）；我当时名叫刘云龙，任宣传委员；刘德全任民运委员（西杨格庄人）。在返回毕郭镇的路上，先是在赤山前，遇上了国民党曲线救国部队赵保元、蔡振康的抗八连，他们由南向北行进。多亏我们发现及时，躲入树林得以脱险。当我们走到岭上村时，又被顽匪徐淑明部盘查，我们谎称在外打工回家骗过了敌人，安全脱身。
为了发展地下党组织，动员民众参加八路军，筹集抗日经费和宣传抗战，这期间我多次步行八里路到城子村去参加党支部会议。来回的路上，必须经过三区政府所在地陈家庄。我有时化装成拾草的农民，把文件放在草篓子底部，上面盖上草，用搂草用的竹耙子杆橛着篓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子下往来，安全地完成了任务。那期间到大曲庄乡一带活动则相对比较安全。因为地下党员杨道传在党组织安排下，担任了当时大曲庄乡的乡长，为地下工作创造了很大的方便。
1940年春节后，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地下党员刘云熙、刘德全作向导，带领胶东区八路军，一夜激战，将盘踞在招远南乡徐淑明部和蔡振康的国民党县政府大部歼灭，其残部落荒而逃，到了栖霞县牙山隐藏。从此，招远南乡解放。
1940年2月，我接任大曲乡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代表招远三区人民去陡崖曹家村，参加选举首届招远县人民政府的大会。大会由县委书记张子良同志主持，到会代表100名，王德安以99票当选为第一任招远县县长。招远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政府。此后，招远各地陆续成立了区政府。我所在的三区政府首任区长是陈谦同志。
1940年8月，我调任招远县第三区委为社会干事，做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因保密工作的需要，党组织给我起名李臣。主要工作是到各乡建立锄奸网络，发展保卫员，配合县社会部查捕日伪特务，侦察日伪新民会活动等。1941年2月，调到中共招远县委社会部任干事。部长徐兴华，干事有李光（真姓张）、李臣（我）、李杰、李九共5人。
1941年春天，县委组织工作组到招远、蓬莱交界处的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白天，到群众炕头、田间宣传共产党是为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谋福利，以及号召抗日。夜里为了安全，就到村外睡在山沟或树下。遇到下雨可就苦了我们，只能找山崖避雨休息。不仅如此，还要处处小心，避免与敌人遭遇。有一次，我和李九到招远九曲金矿附近村庄开展工作，在返回解放区的路上，见一个伪乡丁得意洋洋地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我与李九一商量，便笑着迎上去，问道：“伙计，上哪？”那家伙以为遇上熟人，下车答话。我们便拔出手枪，冲上前去，缴了他的枪。然后令其推着自行车，和我们同行，一来作掩护，二来对其进行宣传教育，给其布置任务，帮我们搜集情报。到根据地后，就把他放了回去。后来，这个人真还给搜集过一些有用的情报。
四月份，中共招远县委对第一季度工作进行总结，张子良书记要求各部写出书面总结。由于社会部部长及其他干事都不在，我作代表参加了县委会。汇报说因到社会部时间短，不了解情况，没写书面报告。包括其他未交书面总结的各部均受到了批评，并限时写好交县委。回到部里，我就翻出材料，自己学着写出了总结。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总结。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总结、报告等书面材料我很少用秘书，大都是自己写。就这样，干中学，学中干。我的文学知识逐渐提高，到现在，高兴时有时还要写几首诗。
社会部保训班学习 党校作锄奸保卫工作 （1941年7月—1942年10月）
1941年7月，组织上调我们社会部5人到胶东区党委社会部（在海阳）参加社会部保训班学习。我从招远南乡大陈庄出发，去西海地委社会部办手续。刚走到掖县，遇上日伪军大扫荡。炮弹不时从头顶飞过，在附近爆炸。我们立即穿山越岭，躲避敌人。直到天黑下来，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附近的村子找了点饭吃，又立即向目的地进发。路上，与一队八路军相遇，随同他们一起向西挺进。走到半夜，到了一周围有灯光的村外，八路军停下来，经过侦查，原来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我们立即绕开据点，继续西行。拂晓时，一位老大爷从路边跑过来，紧张地告诉我们：“你们怎麽还往前走，鬼子刚刚过去！”。我们仔细观察，果然地上有马蹄印，还有敌人丢的烟盒等杂物。谢过老大爷，我们立即向南上了山。碰巧西海地委机关就在山上。和社会部仲部长接上了头。天亮后，下山想到村里吃饭。刚进村，村东枪声大作，我们立即同地委机关的同志一起跑到北山松林内躲起来。这时，天下起大雨，我们只能蹲在树下避雨。下午，雨和枪声都停了下来，我们又回到村里。可还未站稳脚，村东枪声又响起来。没办法，拔腿向西奔去。直到黄昏，才甩掉了扫荡的□□□鬼子，在北掖县一个村子住下。第二天午饭后，仲部长为我写好介绍信，我便返回招远县委社会部驻地大陈家。第三天，一行5人动身去胶东。行至栖霞官道一带，又遇上外出扫荡的日、伪军，我们就混在群众中躲过敌人，直奔小凤山刘家村牟二黑子的粮库过夜。 记得过门坎时，得用两手扶着，才能跨过腿去。那时的地主庄园之大可想而知。进去后，找个草帘子一铺，除站岗的人以外，大家抓紧休息。天一亮，我们就出发。沿着方山西边向北走，然后绕向东北方向。到了烟青路西侧，得知鬼子已开始巡路，得等到第二天黄昏才能通过。大家想准备找村庄休息，听说有一支护送军火的八路军要过路，我与他们取得联系，跟他们一道，安全通过了烟青路。走到天亮，在蛇窝泊休息派饭。吃过午饭，向东南走，到徐家店住下。次日赶到了海阳发城东姜格庄，在胶东区党委社会部报到，进入保训班。原以为这一下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谁知当天日伪军的大扫荡就到了。为躲避敌人，我们又开始了不分昼夜的急行军。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从西海到东海，走了八个县。最危急的时候，4天4夜不能停下休息，实在困了，另一个人拉着手边走边迷糊一会算是睡觉。就这样，从海阳跑到栖霞，又从栖霞跑到牟平，最后到达文登的昆仑山前黄龙前村，远离了扫荡的日伪军，我们才住下来开始了学习、培训。就凭着那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我们的党和军队，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保存自己，等待和创造时机，最后夺取胜利。
保训班由东海地委社会部代替胶东区党委社会部管理。全班共有六十多人。柴满山任书记，展堂为组织委员；张少鹏同志任宣传委员；我那时仍叫李臣，任民运委员。我们四人共同负责保训班的领导管理工作。因东海一带局势动荡，我们的学习地点并不固定，先后在乳山、文登学习3个多月，结业时，又回到了海阳胶东区党委社会部所在地。
1941年10月保训班结业，开始准备派我去南海地委社会部任教育科长。后又因胶东区党委党校急需保卫干部，区党委组织部决定调我和丁玉章同志去党校作保卫工作，对外讲是组织干事。驻地是海阳倪格庄。书记鲁光，掖县（今莱州）人。当时是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条件极其艰苦，干部、教员和学员都是睡草地铺，没有被子。一身粗布棉衣，起来一身，躺下一铺。天冷了，大家就紧紧靠在一起取暖。实在冷了睡不着，有的同志就“烤炉子”。其实就是跑到屋外，连冻带活动，回到屋里后就会感觉着暖和些。大家就是这样，以苦为乐，坚持□□□斗争，坚持学习。没有课堂，几十个人挤在农民的场院上，腿为课桌，手中的笔什麽样的都有。常常是天上飘着雪花，天冷冻住了墨水，用嘴哈暖化开，再继续写。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对敌人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发动群众，和先烈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不屈的事迹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听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讲课的情景。
在党校学习工作的一年，是我一生中集中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文化等知识最长的一次。白天听课，晚上利用带班查岗的两个小时，认真的复习。一年中，全校同志们和胶东军民一道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三次大扫荡。生活十分艰苦且充满危险。正是由于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们全体学员和干部、战士。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能够坦然的对待人生的坎坷和挫折。
在党校期间参与处理的两起特殊案件
1941年11月的一天清晨，集合时发现警卫队一名战士夜间逃跑了。我们立即组织追捕。在去敌占区的路上将其捉回，立即进行审讯。这时吃过早饭的警卫队队员全部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经校部卫生员诊治，怀疑是砒霜中毒。那时根本没有条件，于是立即给队员们服绿豆汤，并找来中草药物给他们吃。所幸发现及时，队员们都没危及生命。
经过初步审讯，逃兵供认自己是特务。在水井以及警卫队食堂的水缸中投毒后，怕自己中毒和害怕暴露才逃跑。也证实了起初的判断和医生的诊断。当天，我与几个保卫人员一道，把特务押送到社会部，由于克部长派人负责看押、审讯。经过教育、攻心，逃兵交待他是烟台日军派来的特务，军衔为连级。通过栖霞桃村了然“和尚”安排，打入警卫队内，任务是刺探情报，煽动哗变，实在不行就实施暗杀、投毒。由于我军战士都对日伪军充满仇恨，加上党校组织严密，特务根本无法对战士们进行策反，最后只好投毒。几天后，社会部派人将特务押回党校，召开全校大会，校特派员李春芝同志宣布了特务的全部罪行，并宣布将其处以死刑。随后，由社会部的同志架起已吓的像一滩烂泥的特务，在倪格庄东河用大刀砍了。
第二件事是智破“黄先生”案。1942年春的一天，房东突然来找我们，说是这些日子，“黄先生”（黄鼠狼）经常晚上用石头砸他家的房顶，要我们搬走。我们感觉奇怪，绝不相信有什麽“黄先生”。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经过研究，我们几人在夜间轮流到房东家埋伏。第一夜，我带了两个战士守候一夜，平静无事。第二天晚上，丁玉章同志带战士们继续去埋伏、侦察。东北风刮得几人寒冷难耐，为完成任务，谁也不出声，警惕的观察着周围。大约10点左右，忽然几块石头砸在房东的房顶后坡上，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惊人。丁玉章和战士判断了一下石头飞来的方向，飞跑过去，爬墙进入一个小院子内，只见正屋房门还没来得及关上，炕上两个孤鳏老头和衣躺着装睡。此时飞石停了下来，而且院子里还有与房东房后收集到的一样的石头。初步分析就是这两人干的。问他们为何仍石头砸房子？二人直说不是他们扔的。于是决定留下战士看守二人。如果再看守期间不再发生投石头，说明此事即二人所为。结果连续看了3天3夜，平安无事。第四天，将二人押到校部审问，他们这才供出了实情：原来他们的侄媳妇人品不好，两人有气，就用小石头砸侄媳妇的窗子。后来他们的侄媳妇把窗户全都用砖堵起来，他们就用石头砸房顶，可石头经常越过他们侄媳妇的房顶砸到我们房东的房上，为了掩盖他们的行动，于是就编造了有人得罪了“黄先生”，“黄先生”来降罪的谎言。闹的全村人心惶惶。房东迷信，也信以为真，所以要赶我们走。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让两个老人把扔石头的事讲了一遍，戳穿了迷信和谎言，整个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在莱东（1942年10月——1945年8月22日）
随着形势的变化，区党委组织部决定把保卫人员从党校调往基层组织最需要的地方。二队党支部书记鲁光同志召开会议，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我们几个以前化名的同志改名还姓。因到农村去还是要做群众工作，所以为我改名为唤农，即唤起工农之义。接受了一年的教育，换上了党组织为我起的新名字，1942年10月，我奉命到莱东行署公安局（与专署平级）工作，任股长。经过几年的艰苦抗战，胶东敌伪24个土司令大部被我军消灭，只剩下曲线救国军、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二师赵保元部住在莱阳城东南万第，莱阳城和乔家泊是日伪军的据点。赵保元在莱阳城设有办事处。为加强边沿地区的工作，所以在莱东地区成立了直属胶东区领导的莱东行署。所谓莱东地区，其实是只有四个村，一箭之地的小根据地。位置在莱阳东部富水河东，南面是平兰，北是崖东夼，中为野鸡坡。南北8里路长，东西宽不足3里。由于敌伪军经常来偷袭，所以我们常在海阳县西边的王家山后村设防。在崖东夼西山顶上还设有岗哨和消息树，和电影地雷战中一样，村头岗哨远远看见树一倒，就立即通知我们转移。敌人走了，再返回村子办公。
我到莱东行署公安局工作没几天，恰巧胶东区公安局武功队到西海执行任务，我就请假随他们一道回家探亲。紧张的战斗、学习生活，不知不觉已离家3年了。一路西行，过了烟青公路，进入栖霞地界后，我便与武功队分了手，先到姜家庄二姐家。他们全家正在地里刨花生。姐姐留我住下，我归心似箭，坚持立即就走。少事寒暄，我就领着外甥，7岁的培关回了西杨格庄。
在哪个提着脑袋闹革命的年代，分别3年再见面，全家人，尤其是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听我讲在如何党校学习、怎样在日伪军扫荡中脱险，所有的一切，让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新鲜。谈话中，问及三哥的情况，见父亲突然沉默下来，知道可能有什麽事情。经过再三追问，才知道三哥在兵工厂自由恋爱，找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想领回家，老人由于爱面子、老思想作怪，就是不同意。因为三哥参加□□□前，家里太穷娶不上媳妇，老人包办给娶了个傻女人。什麽都不知道，不会作家务活。我便细心的做父亲的工作。从现实和长远出发，终于说通父亲，将傻女人送回其家中，在生活上继续给予照顾。同时迎新三嫂回家。全家人都对这时的解决非常满意。后来，三哥家庭美满，孝敬老人，也证明此事应如此办理。只是三哥去世太早，未能很好的享受天伦之乐，令人不能不感到非常遗憾。
在家住了三天，即离家执行任务，到莱阳西北找莱东行署所属抗日区政府。走到楼儿村，天黑了下来，便进村在村公所住下。夜里10时许，忽然听到村中狗狂叫不止，夹杂着杂乱的吵闹声。我判断可能来了敌人，于是立即爬墙上了屋顶。不长时间，就听到敌人进屋搜查。待敌人远去后，我不敢久留，立即向西赶往杨家洼村。后来听说敌人当晚两次突袭那里，多亏我及时撤离。在杨家洼村，找到区委书记，问其为什麽撤走，他说昨天晚上把伪乡长逮捕了，担心敌人报复，因此撤走。次日晚，他将我送到莱阳城东，我就向东南方向急忙赶路。小心地避开乔家洼鬼子据点，警惕的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日伪军。拂晓走到边沿区石朋，上午平安到达平兰公安局。
艰苦抗战——在胶东
为了及时、准确的掌握敌人的情况，1943年春节刚过，孙局长派我和武功队长王秉同，带领队员孙志明、于子良等，到敌占区搜集情报。下午从野鸡坡村出发，到南坞村时天已黑下来。派人把伪保长老曹叫来，一见面，这个大烟鬼就大咧咧地说：“又找我这个三面（八路、日军、赵保元）汉奸保长干什麽？” 。那个时期，在敌占区边缘地带的伪保长为了自身的安全，大都是哪方也不得罪，八路、武工队来了接待，日、伪军和土匪到了也照样应付，只有少数是我地下工作者。了解了最近的敌情后，让他给派了饭，在村外就地吃了，随后我们就沿清水河南岸，穿林过沟，大约半夜时分，到达第一个目的地，莱阳城东南大淘漳村。我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找到伪保长家，翻墙而入。敲敲窗，里面点亮油灯，通报后，伪保长把我们几人迎进门。安排好有关事宜，我们就到东间炕上挤在一起休息，他们全家在西间。天刚亮，大门口传来噪杂的嚷嚷声：“保长，拜年了！恭喜发财！”透过窗棂一看，原来是一个班伪军涌进了院子。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大淘漳村离敌人昌山据点很近，我们本身人少，武器差。枪声一响，就难以脱身。为尽量避免直接冲突，我吩咐伪保长出去把伪军领走。伪保长便疾步迎了出去，拱手说道：“有劳各位老总了！走，村公所喝酒去！”直到午后，伪保长才拿着几个小饼，醉熏熏的回来了。一连几天，我们昼伏夜出，夜间到附近田格庄等村子的地下党家中搜集情报，到村公所收集敌伪报纸。返回根据地后，当晚在海阳西边姜家山沟村住下。孙局长和局里其他同志押着犯人也来到这里。根据掌握的情报，得知伪一区区长元宵节准备回家过节，决定除去这个死心塌地追随日军的汉奸。正月十五夜，武工队员悄悄摸进大淘漳村伪区长的家，将其拖到村后执行了枪决。既为被他残害的劳苦大众报仇，也杀一儆百，对敌人加以震慑。
1943年春，孙逸民局长调走。原南海公安局局长周方接任莱东公安局局长。周局长原名战佐云，莱阳褚家疃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莱阳县农民协会干事。1934年国民党疯狂地镇压共产党，在胶东要捉的的第一个就是周方。他多次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抓捕，在招远、烟台与敌人周旋。最后由于情况所迫，坐船去了大连，以卖药维持生计。“七七”事变后，返回胶东。周方局长政治素质好，领导有方，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共事两年，受益匪浅。工作时他严谨务实；平时相处和蔼可亲；生活规律，讲究科学。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喊醒我们，一起跑操、爬山，锻炼身体。使大家能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神去应对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周局长还带领我们在驻地附近开荒种地。他衣着朴实，看上去就像个老农民。经常有不认识他的房东或上级来人把他身边的其他随行人员当作首长，而把他错认为是普通工作人员。
自1942年起，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整三风”（整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文风，反对党八股）运动。周局长和县委宣传部长每月给县直机关作报告。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形势，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奋斗目标任务。从那时起，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了终生为之奋斗，和终生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的信念。
1943年后，敌我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游击战加上胶东地区有名的地雷战，打的日伪军不能再组织大的扫荡。而我八路军、武工队、游击队和民兵则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各自为战，消灭敌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莱东根据地从原来的四个村扩大到十几个村。边界由莱阳东边向西推进四十多里。
1945年除夕，胶东军区八路军攻克汉奸赵保元盘踞的万第。初一清晨，我带领战士在清理战场，遇到胶东区公安局张建东科长。他请我帮忙去审讯俘虏。第一天审讯六人，竟全部是赵保元部徐副官的姨太太们。期间问她们徐副官到底有多少太太，她们讲已经娶了七个，原计划一年一个，连娶十二个。可见当时国民党、日伪汉奸的生活是多麽糜烂奢侈，旧社会是多麽的黑暗。
清理完万第，稍作休整，我们又随八路军、民兵一起攻打乔家泊据点。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残敌弃城逃往莱阳城，乔家泊即告解放。至此，抗日根据的扩大到莱阳城东。莱阳已成孤城。
为了接待从敌占区逃难的难民，莱东根据地在边缘地区设置了难民接待站。由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社会现实有巨大差别，加上同样的问题解释处理方法有天壤之别，日子久了，就遇到一些误解而产生的笑话。如一个笑话讲有位老农和老伴带女儿逃难来到接待站。工作人员迎上去问：“大爷你贵姓？”“现在不用称，进家硬挖（粮食）！”老人答道。工作人员又问：“我是问你的大号叫什麽？”老人赶忙回答：“那边没大炮了，都让八路夺走了”。接待人员见老人耳聋，决定先安排他们住下：“你们先进去住下吧！”老人还是没听明白：“你看看，我说不来，这不又给抓起来了！”
反扫荡历险记
1942年11月22日，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妄图挽回败局，集结两万余名日伪军，在胶东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我那时正在莱东行署公安局工作。全局当时五十余人。局长孙逸民，我和杨文广任股长，公安员闫学瑞和公务员小于等。公安队共三个班，武工队十余人，队长叫王秉同。
遵照毛主席“保存实力，发展自己，待机歼敌”的指示精神，针对敌强我弱的现实，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在押犯人先处理好。妥善安置不能跟随转移的人员，然后分散转移。待敌人扫荡过后再重新汇集。在敌人扫荡前几天，白天，突审在押犯人。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者，为了隐蔽和节省子弹，将他们以行军的名义叫出来，到事先在山沟里挖好的坑旁，用大刀砍头，埋掉。两天晚上共处决6人。对证据不足，罪行不清的，就戴上手铐，一人一个地瓜窖，用大筐放下去。把局里所有的文件装入缸内，埋到不易被人发现的秘密地点。又在驻地海阳王家山后村西坡地上，挖了个地下掩体，2米多长，1米多宽，伪装好。内铺干草，放进一筐生地瓜。11月21夜里，局长的妻子、儿媳和小儿子藏进洞内。我们在外面用草和沙石做好伪装，就踏上了反扫荡的艰难征程。
1942年11月22日，日伪军拉网式扫荡开始。莱阳城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其中赵保元部2个团），一过莱阳东富水河，就摆出拉网的阵型，一个班为一组，挑着膏药旗，气势汹汹地向东扑来。由于莱东就在敌占区边缘，首当其冲。我们立即按原计划分散转移。局长孙逸民，我和公安员一起行动。第一天，敌人扫荡到海阳林寺山西边驻扎休息。入夜后，一堆堆篝火和灯光从南向北连绵不断，一字排开，照亮了夜空。敌人在火堆边烤火、取暖、吃饭。我们忍着寒冷和饥饿，远远的观察敌情。远处不时传来枪声和噪杂的人喊声，估计是有人想从火堆间突围被发现。由于第一天敌人防守严密，加之情况不明，经简单研究，决定暂不突围，继续后撤。第二天傍晚，到了海阳青石山村西山，发现敌人的灯、火更密集，人更多了。如再不突围，包围圈越缩越小，就会更加危险。单就凭我们几颗手榴弹，几只破手枪，根本无法直接突围。于是在夜色掩护下，到青山村找来大橛和铁锨。到村后墓地，找了个大发楦的坟头，从后面刨了个洞。我先爬进去，摸了一下，棺材还没烂，就在里面用外面递进的谷草把棺材两边填平，这样人能躺在里面。布置好，孙局长、小于、司法科盛成科长和他的通讯员钻进去，我们在外面给做好伪装，就立即赶回村子，摘了四扇门板，找了些生地瓜。分析敌人特别注重搜山，对耕地搜查松一些。我们就来到村西找了个高地偃子，挖地窖。几个人轮流挖，腹中空空，又跑了一天，大家都又累又饿。不是为了活命，谁也挺不住。就这样挖到快天亮，窖子挖好了。留了个衣着农民服装的□□□员闫学瑞在外面把窖口伪装好，天就亮了。他混进村里的农民中随机应战，我们则藏在地窖内紧张的关注着外面。先是敌机从空中嗡嗡飞过、扫射，不久，就听见敌人从不远处喊叫着、打着枪，向马石山方向走去。枪声稀落下来，但谁也没动，咬着牙，挤在里面。直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才爬出地窖，观察了一下四周，除了三三两两返回的的农民，没看到敌人，就去与孙局长等人会合。孙局长看到附近的路上有头骡子，讲：“我去把它牵回来给老乡送去”。为了安全，我便跑到高处观察，发现敌人扫荡合围后又返回来了。主要是伪军，边打冷枪边撤军。我们几人静静地隐蔽在南山坡的树林中，看敌人远去，连滑带爬地下了山赶回村子。这时的青山村一片火海，人哭狗叫，一片混乱。帮老乡们救灭了火后，我们便摸黑向海莱边界走去。天刚亮，又有大队日伪军在附近活动，我们就再上山与敌人周旋。整整四天，终于胜利地返回海阳县王家山后村。扒出了局长的家人，把犯人也从地窖中带出，又开始了新的正常的工作。日伪军在这次大扫荡中，杀害我抗日军人和无辜平民数万人，我们全局人员能得以平安逃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回到海阳县王家山后村驻地的第二天，莱东行署主任王诺和特务员也回来了。还没等休息过来，大家都去探望，并问及扫荡中脱险的经历。原来王主任带领特务员在行动中遇到了八路军某部及一些民兵、群众，觉得人多能更安全些，就与他们集体行动。第二天夜晚，见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越来越多，决定突围。经过侦查，选定从火光弱，距离较远的地段突围。谁知正好中了敌人的埋伏。当八路军、民兵带群众冲到跟前的时候，突然枪炮声大作，手榴弹不断的在突围的人群中炸开。八路军、民兵和群众伤亡惨重，只有少部分人突了出去。王主任已冲到边缘，但敌人已围了过来，对着向回跑的人群边追边射击。他急中生智，立即躺下装死，随手拉了个尸体压在身上。不一会，敌人回来逐个检查，用刺刀刺，用脚踢。到了王主任这里，刺了一刀，就上别处检查去了。待敌人逐渐远去后，他才从尸体堆里连摸带爬地出了包围圈。最后回来的是公安员闫学瑞。当天他把地窖口伪装好后，就混入村民中。天刚亮，就被日伪军抓作苦力，牵着为敌人运物资毛驴。第四天行进至文登某地，趁过老母猪河时的混乱之际逃脱出来。第七天才胜利回到公安局。这次敌人拉网式扫荡，使根据地军民伤亡惨重，但莱东机关由于准备充分，全体人员和文件均未受到损失。
刘唤农（2003/03/05提笔至2004/03/28）
